母亲的葬礼

立夏的这天，母亲走了。从此，我的人生中少了一份责任和牵挂，而在这个世界上，也少了一个爱我的人，我也不再是有妈的“孩子”。

3月12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之后的两个月，我广东湖南两地来回奔波，身心疲惫。幸运的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我们兄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父亲因为祖母去世时未能在身边而终身遗憾，因此，命令我们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而且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厂里月末月初的事情很多，周末两个孩子在家没人管。一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不近人情，不体谅女儿的难处。但现在我很感激他，因为我不用留下和他一样的遗憾。

母亲最后的日子非常痛苦。十八天未上床睡过觉，只能在椅子上坐着，否则马上呼吸不了，氧气也几乎起不了作用。十多天里，几乎不能进食，只能喝一点水，靠针药维持生理机能。最后一周，母亲呼吸困难，全身疼痛，昼夜不眠，需要我们24小时轮流陪护。母亲生前，多次苦求我们姐妹，让我们不要再给她打针，让她早点走。我的内心很是煎熬。一边是父亲的以生命为本，不忍母亲的离去。一边是我们姐妹的以人为本，不忍母亲这样绝望地受病痛折磨。哥哥是中立的矛盾态度。我们准备了麻醉的针剂和特效的止疼药，安眠药。但最终，我还是怀着矛盾和歉疚，看着母亲自己熬到了生命的终点。最后一天因迷信什么农历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是诸事不宜的“三黄日”，是凶日。母亲已经无力抬头，说话已含糊不清，熬得特别的苦，总盼天快点亮。看到她那么难受，我也心如刀割。总忍不住偷偷抹去泪水。第二天一早，母亲自已要求到床上去。妹妹过来了，她和父亲看护母亲，我们出去购置即将到来的葬礼用的物品。回来吃了中饭，我和姐姐给母亲擦身换衣服。发现母亲任我们摆布，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其实这时她已是昏迷状态，而我们竟然以为她是睡着了。忙完一测脉搏，我发现母亲的脉搏时有时无。无论怎样都唤不醒。除了呼吸，好像已没有其他的生命迹象。妹夫赶紧打针，针扎进去，才发现母亲的血液已凝固，药已进不了血管了。下午三点半，哥哥贴着母亲的耳边说，让她走。因为算命的说，下午五点到七点间不能走。如果在这个时间走，会对后代不好。我不信这些，但为了这个事，朋友特意打过电话给我，劝了我十多分钟，要我一定要信。于是我也没作声，只能“入乡随俗”了。哥哥第二次跟母亲说时，母亲紧闭的眼里竟渗出一滴眼泪。也许母亲听明白了哥哥的话？然后她的呼吸开始卡，卡了几下，安静下来了。就像一辆长途负重而行的车，终于耗尽了最后的一滴油，稳稳地刹车停住了。在母亲停止呼吸前，我含泪为母亲做了最后一件事，为她戴上了耳环。母亲在病势沉重时，说耳环太重了，要取下来。我跟她说，让她戴着去，她说等她要去了，再给她戴上，我遵循了她的意愿。

快四十岁的人了，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全程参与一次葬礼，第一次目睹亲人的离世。从这一点来说，我的人生是幸福的。

母亲去了，第一件事是通知三位舅舅和组长。很快来了十几个人。大家似乎分工明确。我们在卧室的门口给母亲烧纸钱，烧了很久很久。一边有人叫我们喊：妈妈你收钱啊。可我只是默默流泪，始终没有喊出一句。然后我们去“抢水”。有人拿手敲的锣鼓开道，有人扛着母亲的铺盖，我们身着孝服，去村里那条最大的溪里取水。来到溪边，打了一些水，然后点燃了母亲的铺盖。回到家，早有人准备好了烧水的器皿。在大门口烧我们“抢”回来的水。然后，我们姐妹三人帮母亲擦了身子，开始按“上七下五”的规矩给母亲着早已准备好的“寿衣”。给母亲穿好衣服，鞋袜，戴好帽子，手套，披好围巾。有人将母亲的遗体抬到一张临时取来的门板上，盖上了绿色的“寿被”，脸上还盖了一张黑色的绸布。然后，有人拿来纸笔，让我跪在地上，在安放母亲遗体的门板上，写上：“易母欧阳氏老孺人之位”旁边写上我们兄妹的名字。这张纸后来在母亲的灵柩前摆了几天，直到烧“灵屋”时烧掉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棺材里已铺好了木炭和石灰，安放在堂屋了。又有人把母亲的遗体用白布包裹，抬进了棺材。之后，他们往母亲的遗体上倒了好多的陈年石灰，但头部上方没被石灰掩盖，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有人抬来棺材盖，盖上了，但用一根短木棍在头部位置隔了一条缝，没盖严。这个过程，原来叫“上棺”。

晚上，棺材前的桌上摆上了母亲的瓷相，香台点上了油灯。接着由组长带头，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了葬礼的程序和下葬的日期。还成立了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账房”。整个过程是由“账房”成员，和舅舅们决定的。我们兄妹的意见好象没人在意。这些复杂的事情大约包括了“喇叭”，“厨师”, “道士”，“锣鼓”，“放冲”，“腰鼓”等诸多事宜的负责联系人及进门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哀乐声由喇叭传出，整个堂屋棺木前挂上了一幅彩色的布，有人送来了“灵台”，一切就像“灵堂”的样子了。侄儿帮我们姐妹买来了花圈，我特意交代他买的是价格最贵的那种。然后由父亲写上“挽联”：一边是“沉痛哀悼岳母大人”，一边是落款。下午，账房们开始商议具体事宜。包括具体需采购的一些物品，还有要杀几只公鸡，什么时候杀猪等等。我整日茫然中，帮着做饭，打扫卫生。

第三天，大家忙着买东西，我忙着帮母亲清理遗物。帮父亲整理衣物。晚上，侄儿用摩托车载我去了新市网吧，用公司账户在网上银行给供应商汇款。刚一坐上椅子，突然“砰”的一声响，原来门口马路上出交通事故了，一个过马路的中年女子被一辆小车撞飞，听侄儿说，她落地后，头部流血，估计凶多吉少了。生命是这样的无常。想起一分钟前，我也横过了这条马路，真有些后怕。惊魂未定中，完成了汇款的任务，从电脑上拔下“UKey”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在颤抖。

葬礼的第四天，5月8日，家里开始热闹起来了。大舅命令我们兄妹不能再出门。因为，道士在早上进门了。这五个道士，折腾了我们整整一天。上午，先是拿着香围着房子转一遍，然后到厨房“请灶神”，到水井边“请井神”，再到母亲生前睡觉的床前跪着烧纸钱，这叫：“请灵”。下午开始“戒灯”，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印象中，“戒灯”应该是在晚上啊。就像做喜事租的碗由瓷碗变成了不锈钢的碗一样，我很不能理解。这让我明显地觉得自己真的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用孩子的话说，就是“OUT”了。不容我多想，后面是“参庙”。参完庙后，是烧“灵屋”。就是将五个人花了两天时间扎成的一座称得上“富丽堂皇”的纸房子连同母亲生前的部分衣物用具等一起付之一炬。晚上，道士和亲戚们走了，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第五天，5月9日，早上六点，我的女儿青青和她爸爸过来了。在他们到前的十多分钟，在大舅的指挥下，哥哥他们帮母亲完成了“封棺”的项目。女儿未能见到外婆的最后一面。我心里很想儿子也能回来参加他外婆的葬礼。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中，只有儿子在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到东莞带过他半年多。但是儿子面临中考，连续请几天假很难。因此，我曾经在让儿子“五.一”假期回来探望外婆，还是等外婆去世后回来参加葬礼的事情上有点纠结。但最终我听了父亲的话：他说“在生杀一只鸡，比死了杀一只牛更好”，因此，我让儿子在外婆生前来探病。那天，我让他守着外婆打了几瓶吊针，算是聊表了孝心。其实，在上棺的头两天，妹妹还总是怀疑母亲只是昏过去了，她说好像还能听到母亲的呼吸似的。事实证明这只是她的幻觉。但我们每天都会偷偷抬起棺材盖，看一下母亲的脸。

七点钟，锣鼓进门了。七个人敲敲打打了大半天，而我们必须坐在棺材边陪着，差点没把我的头震昏。下午三点，由十五个人组成的腰鼓队进场了。看那气势，穿得跟海军似的，我突然觉得滑稽可笑。那天的节目原来主要在傍晚和晚上。傍晚，开了追悼会。会议是由我们珠形村老龄人协会的人主持的。追悼会的章程是由女儿执笔写在绿色的彩纸上的。追悼词是由我起草，后经别人稍作修改而成的。简述了母亲一生的岁月历程。晚上，锣鼓队和腰鼓队的人组合进行了文艺节目表演。虽然个别节目有“少儿不宜”之嫌，但总体还可以。特别是那个演杂戏的，有货真价实的本领，大大出乎我预料。大约凌晨时分，大家各自散去，我们为给母亲守灵，席地而眠。很多的蚊子，蚊香根本不管用，把女儿咬得很惨。但我们都坚持到了天亮。

5月10日，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母亲在这一天安葬，真的让我感慨世事之无常。我曾经反对过，但舅舅一锤定音，没人理会我。

天一亮，家里就来了很多的人。我看见姐姐哭，也忍不住伏棺落泪。整个葬礼，只有姨妈哭出声，而我们兄妹几乎没人哭出声音。这真是一个安静的葬礼。要出门了，我们围在母亲的棺木前，陪母亲吃最后一餐饭。吃完饭，哥哥挨桌去“搭礼”，我们静待出殡。九点钟到了，女儿被安排跟她表哥一起抬“像亭”去了，而我们被人扶着出了门，跪在大门外，等待中，天下起了雨，我感觉衣服淋湿了。大约跪了半小时，“金刚”们总算开始行动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母亲的棺木一出大门，天上有红光闪烁，天也开始放晴了。真是奇妙，也许是母亲的英灵在保佑我们吧。我们倒退着走在棺木前，跟着哥哥三步一跪，一直到坟前。路上有人放鞭炮，还得跟着“搭礼”。扶我的人是从小就熟悉的可仔，她很体贴我，一路上总把脚伸出来，让我的右膝跪在她的脚上。我有时有意跪地上，因为觉得不忍心。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到了坟前。有人将母亲的遗像交给我，我捧着遗像跟着敲锣鼓的人回家。在家门口，跪着把相片移交给了姐姐。就这样，整个葬礼对于我来说，结束了。

因为照顾母亲和为母亲办理后事，两个月中，我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在家乡度过的。亲戚和乡邻们的热情，在我生活的城市中是见不到的。这种生活曾经那么熟悉，今天却觉得既亲近又遥远。我曾经那么想要逃离的农村生活，今天看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可怕。如果生活在农村，没有压力，没有喧嚣，我也许比现在要幸福快乐。人在年青的时候，总容易迷失方向，我现在觉得父亲当年的话也许是对的。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自己想要过的日子。而这对于我，将是永远的梦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