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证词

时间证明了生命的循环往复。光阴半百，渐渐看淡了许多事情，年轻时追逐的爱情，在生活的锤炼下，只剩下亲情，至于财富、地位、健康及其他欲望，也只剩下健康值得关注了。秋日，踩着满地黄叶枯草回到那个叫泉溪的小镇。父亲看到我，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我的到来，给他增添了几分面子。这个时候，我瞬间理解了父亲的牵挂，血脉亲情犹如大江大河在眼前翻滚。

我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底层。五十多岁的时候，第一颗牙齿脱落，他就预感到晚年已经张牙舞爪地赶来。这颗牙齿松动了半年，他倍加小心，日日呵护，终究还是未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当时，我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见他夹起一小块鸡肉往嘴里送，刚嚼几口就停了下来，脸上挂着尴尬，别过脸去，手指伸进嘴里，然后捏住一个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放到鸡骨头中间。我看见了他所有的动作，不说穿，给他保留男人最后的尊严。他卑微地折腾了一辈子，年过半百之后仿佛顿悟，不再折腾，回到湘南小乡村，谨小慎微地侍弄农作物，水稻或者西瓜，或者茄子、辣椒、油菜、芝麻。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他回乡种地之后的口头禅，他像回到了童年，回到那个大饥荒从泉溪街上搬到乡下的年份，十一岁的他对谁都小心翼翼。不久之后，他送走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呆滞的目光里，宣告了他一辈子的雄心壮志就此终结。他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期望自己重振父辈的雄风，在泉溪那个地方，弄出大的响动。可是，直到知天命之年，在吃过无数的亏，对自己的人生或者对生活彻底失望之后，看着镜子里眼窝深陷和两鬓摧枯拉朽般噌噌噌滋生出来的白头发，他苦笑着摇头，对自己说要收心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便毫无悬念成了他的口头禅。

我那时年轻，取笑他开始颓废，人还没老，就丧失了斗志。我取笑他的方式是把他的口头禅改为“不怕一万，只怕一万一”。这句话显然刺痛了他。他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天狗吞月般黯淡无光。一万一，是他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又从亲戚家借了一些钱，凑出来实现理想的本金。他前几年和我母亲一起去镇上贩米，从泉溪早市上收米，随身携带两个蛇皮袋或者麻袋，两分钱三分钱讲价，从蹲着或者坐着的农民兄弟那里五十斤一百斤买米，差不多一百七八十斤的时候，就把沉重的米担子压在自己矮小的身体上，他咬紧牙，脸憋得通红，一步一挪往耒水河方向走去。我的母亲挑着一担米，比他的担子不轻，却比我的父亲从容得多。俩人挑着米渡过耒水河过渡，到对岸的解放大队坐10路车，去衡阳城里卖。那时候，我父亲的信念就是早点把房子建起来，有个像样的窝。村里大多数人家拔了茅草屋，新建了红砖房，有的还是二层三层的楼房。他经常去别家帮忙，一天忙到晚，带回来的除了满身的痛，还有被刺激的雄心。在做什么生意这件事上，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出奇地意见一致：卖米。选择卖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舅舅也在做这个营生，还有一个，就是大米不会像鸡蛋一样打烂，不会像蔬菜水果一样缩水，更不会腐烂。这个营生，适合承担不了风险的老实人做。做了几年大米生意，攒下一点钱，我的父亲不满足，想干一单大的，就凑了一万一千元本钱，跟别人合伙去火车站搞车皮，把米贩到更远的广东去，赚更多的钱。可是，他的算盘落空了，那个合伙人自称是广东的，在大米上火车的前一个晚上，喊了几辆大货车，把仓库的大米全部拉走了，自此音信全无。我的母亲这一次出奇地冷静，并没有用骂人的方式来发泄她的不满，更没有哭，她怕我懦弱的父亲想不开，而是淡淡地说：“算了，钱没有了再赚。”母亲不愿我的父亲出意外，不想当寡妇。在农村，当寡妇不但被人瞧不起，还会被欺负。“一万一”成了父亲心中永恒的伤疤，所以，晚年的时候，我把他的口头禅改为“一万一”，他眼神里满是委屈，只是结发妻子不在了，自己又江河日下，不敢跟儿子们顶嘴，把满肚子的话咽了下去。

他和我的母亲一辈子生了四个子女，幸存下来的却只有我和我弟弟。他二十二岁就和还只有十九岁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叫王永兰，后来成了我母亲。我父亲二十三岁的时候生下了他这辈子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我这个姐姐，只在人间活了不到十个月，甚至连父母的脸都没看清楚，就在一场大病中匆匆结束了短暂的旅行。第二年，他们就生下了我。第四年，我的妹妹降临这个世界，也只是来人间稍稍溜达一圈，就永远留在一个叫作“月塘”的水塘里。第六年，我弟弟出生，开启他跌跌撞撞的人生。算命先生说，我父母命中无女，只有两个将军守在床前为他们养老送终。现在我才明白，当年算命先生其实是为了讨巧，连蒙带骗说几句好听的话，哄我父母开心。我们兄弟二人，哪里有什么将军命，只是在芸芸众生中，用尽全力活着。

在世人的目光里，我父亲和我母亲并不合适。我父亲身材矮小，小身板，性格懦弱，母亲却人高马大，长相白净，性格倔强。我母亲经常说，要不是她要强，在那个叫王瓦屋的小村子里，我父亲早就被人活埋在田了，哪里还有命活到今日。母亲说这个话的时候，父亲总是眼睛望天，不反驳，不吱声。在以力气论英雄的农村，小身板是受人欺负的必选对象。但他运气好，娶了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脾气挺温顺，但在欺软怕硬的农村，她被生活毒打过许多次之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笑脸是换不来脸面的。她开始防御性进攻，每一次进攻，都要搞赢。打是打不赢的，她要骂赢。谁欺负了我们家，一定会骂得对方服气。

王瓦屋的人以王姓为主，其他的几户人家姓宋和姓曹，是小姓，只有我家姓殷，我爷爷是在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从泉溪镇上搬过来的。王家人向来没把我家放在眼里，没想到我母亲后来会变得强势，吓得他们不敢轻易惹我们家。

我的父亲赔光了一万一之后，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一心想着的是早点把房子建起来。他的这个想法，跟我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他本来不想那么早建房子的，我的母亲总是逼他，“你爹是建房子的，带了那么多徒弟，怎么没把你带出来？”她的疑惑，也是我父亲的疑惑。我的爷爷作为泉溪一带有名的泥瓦匠和木雕匠，带了很多徒弟，在吃大食堂的时候，这些徒弟的能耐没显示出来，到了分田到户各干各的时候，他们的能耐都显出来了，纷纷走出农村，拉起自己的队伍，干起了包工头。在东风刚吹遍神州大地的年代，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建房子，干工程吃香得不得了。没几年光景，我爷爷的这些徒弟腰包就鼓起来了。说话硬不硬气，全靠腰包撑着。我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别人腰包鼓起来，自己却没皮没脸要找人借钱，心里很窝囊。加上我母亲三天两头催促，他就更加心烦气躁，有时候他回的话就像67度衡水老白干，很冲，“他们有本事，你怎么不嫁给他们？”我的母亲就白他一眼，说：“当时我要是晓得你这么窝囊，死都不嫁给你。”我的父亲只有说一句话的能耐，被我母亲呛了之后，找不到第二句话来回她，最多只是对她翻白眼，然后，低下头，老老实实烧火做饭。

我的父亲对我母亲翻了几次白眼之后，心里就琢磨开了。建房子这颗种子在他心里像肥料一样，沤得太久了，开始发芽、生根，搅得他心神不宁。更让他难受的是，还欠别人几千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他借钱的对象当然是我爷爷的徒弟。殷高云的大名，在老辈人那里如雷贯耳。虽然他砌的房子大多数已经被拔掉了，但是他雕刻的那一对边狮子，到现在还被大家“耍”。耍狮子舞龙灯，是湘南大地春节一项重大而神圣的活动，讲究很多。我们村的边狮子，出自我爷爷之手，就是把狮子头分为左右两边，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狮子头造型，分开来，左边为大走前面，右边为小紧随其后。耍边狮子一般是从正月十二耍到正月十五。后来，农村的人逐渐进城务工，留守村子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但边狮子不能不耍，就改到正月十四到正月十五，只耍两天。我爷爷带的那些徒弟，至少有十个，他们都已经腰缠万贯，我的父亲找他们借钱，好不容易才凑够了“一万一”，被骗子一锅端了。这些债，成了他喉咙中的鲠，时不时冒出来，刺他一下，让他难受得就像针扎在心窝子上。

老话说，族旺留原籍，家贫走四方。我的父亲从借钱时就深刻理解“族旺不等于自家旺”的道理，他和我的母亲商量，去衡阳城里做米生意。为了心中那个建房梦，我的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一答应，开启了他们长达二十年的衡阳城漂泊生涯。

既然打算去衡阳做生意，租房子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他们舍不得出中介费，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才在衡阳医学院旁边找到一间地下室，作为安身之所。摊位一时找不到，他们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到各个小区叫卖大米。我曾经无数次走进那间地下室，里面除了一张床，一个煤炉，一辆三轮车，全部是米。因为是地下室，要想把三轮车顺利推进推出，在我看来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对父母来说不是问题，不知我的母亲从哪里找来一块大木板，搭在阶梯上，推三轮车出去的时候，夫妻俩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推，把三轮车推到马路上，再把一袋一袋米背到三轮车上，装得满满当当才出去，开启一天的叫卖；回来的时候，先把没卖完的大米卸下来，再一个在后面拽，一个在前面扶。干的都是力气活，好在他们正值壮年，不怕费力，就怕赚不来钱。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衡阳读中专。我读的护士专业，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开学一个月，我就要退学回去读高中，向来不吭声的父亲，一巴掌掴在我的脸上，骂道：“多少人想读中专考不起，你作死呀。”我捂着脸争辩：“我要读高中，考大学，我要读衡阳医学院。”父亲扬起手又要甩我耳巴子，被母亲拽住：“有话好好说，崽大了，不要打了。”母亲的话起了作用，我得以把理由说下去：“这个专业我不喜欢，读了以后我也不会做这事。”我母亲怔了怔，放下炒菜的锅铲，问：“你想当医生？”“当然。”“你有这个本事？还想当医生，做梦吧。”我父亲数落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对我读高中考大学，顶了他一句：“你自己没本事，怎么知道我不能当医生？”父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母亲又问：“早点赚工资不好吗？”我终于明白，他们的心思是让我早点赚钱，那样他们就可以不用每个月给我生活费，每学期给我交学费了。尽管那个时候生活费不高，每月五十块钱，但那个时候的米也不贵，五毛钱一斤，他们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我还有个弟弟，他们还要砌房子，压力大呢。

我想当医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村子里有人考取了衡阳医学院，正在读临床医学专业。他读本科，我读中专，自己觉得难受。可是，伸手向父母要钱的我，并不能自作主张退学。父亲那一巴掌带来的痛还残留在脸上，我没有能力赚钱，也不敢脱离父母的手掌心，只能乖乖拿着生活费返回学校。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我命有时候并不由我，而是由父母、由生活、由家庭条件决定的。我微不足道的反叛精神，并不只是体现在从中专退学去读高中这件事上，还体现在我不敢打架上。我跟我的父亲一样，小身板，小胳膊小腿，还没出拳，就被别人打回来了，我奶奶罗氏不识几个字，但她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常常告诫我不要打架，最后还加一句：轻拳博重拳，拳拳加利拳。我弟弟不一样，经过几年野蛮生长，已经长成了男人样，背像一块门板，走在南方人堆里，很有辨识度。我的母亲经常说，满崽以后没人敢欺负了，像我。我的父亲不敢还嘴，就撇嘴翻白眼。我的母亲说，怎么，你不服呀？自己个子矮，还不准崽长得比你高。嗤。父亲又被噎住了，张了张嘴，到后来，只见他喉结上下动了几下，啥都没说。

我父母推着三轮车每天在各个居民小区叫卖大米，有的小区不让进，尤其是小区的保安，经常像防贼一样防着农村人，少不得要推搡几下、辩驳几句。进不去小区，我父母就将三轮车停在小区门口叫卖，保安依然驱赶，说是不允许停在小区门口，影响小区形象。我父母不理会，保安就上来推车、搬米，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母亲当然不同意，当场就争执起来。保安是故意刁难，几个人合伙，把三轮车掀翻在地，米撒了满大街。我母亲不干了，拽住其中一个保安，要求赔钱。保安见一个妇女和一个矮个子男人，他们觉得好欺负，将我们父母围起来打。吵架没人管，一旦动手，还是有人出来打抱不平的。父母在这一带卖米已经有些时日，一些老主顾也觉得他们价格公道，为人善良，就出面制止保安，并有人报警。我父亲这次伤得不轻，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出院。那几个打人的保安，自然被拘留了，而后被解雇，保安公司迫于压力，还赔偿了医药费。此事过后，父母在这一带卖米，再也没有人去刁难他们，算是站稳了脚跟。

我曾经不明白，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去城市做点小生意，为什么会受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保安欺负？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充当打手欺负底层人的，本身也是底层人。他们地位卑微，收入微薄，平时缩在不起眼的角落，但在欺负同样也是底层人的时候，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能享受到虚幻的快感，感受到城里人的优越感，仿佛只有欺负比他更卑微的人，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1989年，我读中专第二年，父母终于开始请人做红砖、烧砖窑。上半年开工，因为雨水丰沛，断断续续用了半年时间，才烧成四万多块红砖。砖窑点火，是在有火烧云的黄昏，整整烧了七天，窑火才完全熄灭。那几天，父母天天到砖窑旁边转悠三四次，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就像自己摇身变成了这块土地最大的王。终于等到建房子的时候，父母请来施工队，扒了摇摇欲坠的土砖稻草房，一家人住在用塑料搭起来的棚子里，开始挖地基。我记得，由于泥土松软，新房子的地基打得很深，靠近池塘一侧的基脚挖了七米多深，光挖地基就花了两个多月，房子的造价远超预算。因为钱不够，我父亲的两层楼梦想泡汤了，看着别人家都是两三层楼房，心中有些失落。母亲总是自我安慰，把地基打扎实，先砌一层，过几年有钱了，再建第二层。新房建好了，搬进去的那天，父亲挺高兴，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见父亲喝酒，而且喝得那么多，拦都拦不住。这一天，母亲竟然破天荒头一次笑眯眯给父亲倒酒——终于有自己的红砖房了，喜悦之情必须要用酒来表达。

我爷爷从泉溪镇搬到王瓦屋的时候，建了三间土砖茅草屋，到被红砖屋替代，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我爷爷的晚年、我父亲十一岁之后的漫长岁月，当年，还留下了我和我弟弟年少无知的快乐。几十年抬不起头的岁月，在我父亲手里，实现了根本性改变和历史性变革。后来，父亲回忆这段时光，眼睛里盈满了压抑不住的泪水。这泪水里，包含了自豪、委屈、压抑，也包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理想。当然，他们这一代人理想的实现，并不单纯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产物。我父亲明白这个道理。在房子建好之后，他就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爷爷坟上，摆好祭品，点上香烛，炸响鞭炮，父亲跪在坟前，告诉自己的父亲，家里建了红砖房，以后再也不会被人看不起了。

父母依旧念念不忘住楼房。他们咬紧牙关，省吃俭用，用了三年多时间，攒够了加层的钱，实现了住楼房的理想。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和精力，推着满满三轮车的米到处叫卖了。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做生意，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不久，父母从衡阳医学院附近的地下室搬到牛角巷的出租屋里，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终于不用推着三轮车满街跑了。

父亲无意中跟我提过，想在城里租一个门面房，把生意做大一点。可是，没等他的目标实现，我的母亲就患上了重病，辗转几家医院，也没有治好，半年不到，就撒手人寰。

母亲离开的那天，父亲呆呆地立在母亲床前，看着医生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医生好几次叫他，他都像丢了魂魄，毫无反应。等他反应过来，我已经按照医生的吩咐，完成了应该做的一切。我是握着母亲的手，眼睁睁看着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从我记事时开始，母亲就一直忙忙碌碌，像个男人一样要强，忙了农活忙家务，给我们缝新衣做新鞋，都是她自己动手，每年过年，我们都有盼望了一年的新衣服新鞋子，我们哪里知道，是她熬了多少夜，一针一针缝制的。她就像一个陀螺，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旋转，努力和命运抗争。她的身上，集结着所有农村女人的善良，散发着积极向上的光芒，但她也像刺猬一样浑身上下长满了刺，她用这些刺本能地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瘦小的男人。

母亲走后，父亲忽然间就衰老了。他分明还不老，却常常独自发呆。他退掉了衡阳的出租屋，回到王瓦屋，回到他亲手砌下的这栋两层楼房里。房子虽然砌得有些年头了，但是他一辈子的劳动成果，见证了他的努力和抗争。现在，陪他一起与命运抗争的那个女人走了，他也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他常常自言自语，我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问他，他自己也愕然，不知道说了什么。我忽然涌出一股心酸：父亲老迈了，不可抗拒地走向人生的黄昏。他的这种状况令我非常不安。我母亲离世三年后，我说，“爸，你再找一个吧，老伴老伴，有个人一起说话也好。”父亲并没有回答我，让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那个叫王永兰的结发妻子。没想到，他却走到堂屋，取下挂在墙上的照片，用衣袖将相框和玻璃擦了又擦，说：“永兰呀，你走三年了，现在还好吧？如果不好，托梦给我，我烧纸给你。”我心一颤，自此不再提给他找老伴这事。

父亲七十三岁了，话越来越少，却依然坐不住，每天都要侍弄他的菜，每年都要种油菜、芝麻，送几十斤菜油、香芝麻油给我。昨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一个堂伯去世了，让我回去一趟。在他心目中，家族的观念越来越重了。或许，一个人老了，过去的事儿都成了过眼云烟，真的可以一笑泯恩仇。他说：“头上顶个殷字，能回来就尽量回来吧。亲戚，只有一生，没有二世。”我想起，有一年春节，我和他站在王瓦屋的家门口，望着一垄垄碧绿的油菜感慨：人这辈子，多像地里的油菜，眼见着绿了、黄了、枯了，榨出油供他人享受，过了一年，又一茬新的油菜种出来了。这一次，父亲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希望你能走好自己的路，干好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我答应父亲，一定回去，尽一个殷氏家族晚辈的孝。

在时间的光晕下，我亦在循环父辈的衰老和孤独。历经生活的摔打，不再惊乍，不再惊心动魄，是时间让我学会了从容。让自己静下来，在生活的影子里，静心品茶，安心读书，读苏东坡的诗词，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修炼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境。每每咂摸生活，总能感受到父母这辈子的不易，更能体会父亲在衰老中的沉默。

原载《散文百家》2023年第12期，2024年1月9日中国作家网新作品·报刊在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