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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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沧笙踏歌。如果你去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许多已经湮灭在脑海中，然而在丰利区中心供销社工作的十年，所经历的一些事与人，犹如平静的水面下，流动的激流在脑海里涌动，荡起一层层的波纹，揉碎岁月的峥嵘，蓄起亘古的情愫，历史已经远去，味道依然清香。现撷取几叶片段，串起我与供销社这一人生第一站永恒的故事。
1、考上土畜产收购员
1980年，全县全民单位招工，我和众多高中刚毕业的城镇户口的同学报了名。不少同学有的报了邮电系统、银行系统、粮食系统，有的报了县国营企业，比如，如东县酒厂、农药厂，等等。
在镇缝纫社打（做）衣服的母亲说，还是考供销社吧。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提起供销社，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尤其是90后、00后，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供销社。但是对于我们60后这一代人来说，供销社在记忆当中的印象特别深刻。童年那个时候吃的、喝的、穿的以及文具用品和小玩具，基本上都是在供销社里购买的。记得，当年，母亲为了和供销社一位当营业员的阿姨搞好关系，能买到一些诸如中华牙膏、洋皂、“的确良”布等紧俏日常生活用品，常常连夜帮她及家人做衣服，不收工钱。有一次，母亲带我到亲戚家喝喜酒，还到她家借了一件她儿子的灰色“的确良”衬衫给我穿，让我兴奋了好几天。后来，母亲终于从阿姨柜台上买到一匹同款“的确良”花格子布，给我做了一件衬衫，吸引了学校里好多同学羡慕的目光。
到供销社做一名营业员多神气啊，甚至比上大学还更有吸引力！当时的我对供销社充满向往。
当年县供销系统招收的是土畜产收购员，我以丰利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考进了供销系统。记得当时到地处掘港镇东大街县供销社大楼三楼人事股拿介绍信时，那位女人事股长带着掘东话音说，伊考得好咯唻，就分配你到丰利区中心供销社工作吧。
当时，丰利区除了丰利镇外，还有凌河、五义、光荣、环农等八个乡和一个洋口农场供销社。我如愿以偿进入了镇上的供销社，其他考上的同学分到了乡下供销社，当然没有考上的同学就只好分到大集体或镇办企业了。
记得我考上了供销社，父母自然高兴，在家商量要不要给供销社的主任打个招呼，送点礼。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的父亲说，儿子是凭成绩考上的，以后再说吧!母亲说，官不打送礼的，礼多人不怪，再说主任老婆和自己也是好朋友。当晚就抱着家里养的一只老母鸡和几十只鸡蛋送到主任家。一会儿，妈妈拎着两瓶洋河普曲回来了，笑眯眯地说，主任硬是不要，说，都是街坊邻居的，不要客气。后来主任老婆收下了，回了两瓶酒。要知道，当年不要说拿钱买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洋河酒啊！
丰利土畜产收购站，其实就是废品收购站。站长徐宗林是位老供销，因脸上长满胳腮胡子，人称“毛胡子”。当然，称他“毛胡子”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他还是位只讲原则不讲情面的供销人。除了解货到县公司外，他全天都在收购站，对收购的废品严格把关，对一些故意在废品里藏杂物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把装废品的竹篮子扔到门外；对前来出售羊皮、猪皮、狗皮、黄鼠狼皮等畜产品的顾客，无论是老客户还是新客户，是什么等级就什么等级，铁面无私。由此，人们也送他“毛胡子”的称号。
他成了我师父。
当好一名畜产收购员，其实很不容易。其主要任务是为县外贸公司收购羊皮、黄鼠狼皮、猪皮和狗皮、猫皮、獾子皮以及兔毛等动物皮毛。
徐师父告诫我，要做好一名真正的畜产收购员，除了不嫌脏、不怕苦外，还要学习基本知识，多看、多实践。他的口诀是三字经：一看二闻三摸。为了提高我的能力水平，他多次送我参加了市供销社和市外贸公司组织的在南通市和如皋供销学校举办的畜产收购员培训班。
我的职业人生由此开始，供销社成了我人生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2、收羊皮的日子
收购羊皮，不仅要有技术，还要不怕脏，不嫌臭，要承受一般人不能承受的那种刺鼻的腥膻味。
供销社畜产收购站，每年都要为外贸公司代收生羊皮。生羊皮就是刚从羊身上剥下来的鲜皮。屠宰户送来时，有时几张，有时几十张，一股股羊腥膻味扑鼻而来，熏得人恶心、反胃，直想吐。
徐宗林师父收羊皮时，总是身穿一件“劳动布”做的藏蓝色长衫，上面油渍斑斑，看得出，他早已经适应了这种腥膻气味。收羊皮时，不像有些收购员要戴一副浸过胶的纱线手套，考究的人戴的还是橡胶皮制成的手套，而他则是赤手抓羊皮，用他的话说，不要那么娇情，羊皮上的油脂，不比那些高级润肤霜差。其实，他不戴手套的目的还是觉得赤手灵活、有感觉。羊皮的等级，一看面积，这个不难，用手中的尺一量就知道了。当然师父无需用尺的，他的眼睛和手掌就是尺寸；二看皮质，主要是检测皮上有无伤痕、切口，最难检验的是有的羊出了水痘或生了疥疮后，在皮层上会留下一个“痘钉”，不细致看，是看不出来的，但用手可以摸到。
每当屠宰户送来羊皮，师父立马从地上拎起羊皮的两条后腿，抖动几下，将羊皮舒展开来，然后手臂一提，羊皮从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检验台上，有羊毛的一面朝下，平铺开来。他戴上老花眼镜，像画家铺宣纸那样，用手把羊皮轻轻地抚平。这时，屠宰户会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静静地等待着从他周边布满胡子的嘴巴那里冒出自己期待的等级来。
老顾客会适时递上一支香烟，大前门烟几乎没有，或雪峰或飞马牌，但大都是红山茶、光荣、五朵金花牌烟，师父不看牌子接过香烟直接叼进嘴里。羊皮抚平后，等级就从嘴里出来了：“一级面积达到，但有疥疮，是钉板，降为三级！”屠宰户这时会堆上笑脸打火点烟央求道：“徐站长呀，面积达到了，就一个疮，不在关键部位，帮帮忙！”又抽出一支烟递过来，师父照常接烟，但态度仍然坚决：“不行，一级够不上！”“帮帮忙吧！算二级吧！”屠宰户再次央求。“这个忙帮不了，实在不行，你拿回去，到别的站上去出售吧！”说完，师父会毫不客气地抓起台子上的羊皮扔到屠宰户的脚下。这时屠宰户也没辙了，只好点头哈腰地说，行行行，三级就三级。
趁没有人时，师父告诉我说，这些屠宰户精明得狠，其实他们心里知道这个皮是什么等级，你不能心软，被他们一求情就提级，到时候解交到县外贸公司是过不了关的。
收来的生羊皮由站上工人崔哑巴和老蔡拿到后面院子里处置并晒干收存，然后解交到县外贸公司。由于师父把关严格，解交到县外贸公司的羊皮，从没有降级的，有时反而还有升级，带来升溢。
这带来的升溢，弥补了我后来的一次损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克服了心理障碍，也适应了这种羊腥膻味，算是出师了。到了第二年收购季节，根据中心社领导的安排，准备在洋口农场购销站设一个羊皮收购部。师父让我去，说，年青人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怕我担心又安慰我说，有什么事，他担着。当年，我确实年青才19岁。于是在师父关注的目光中，我来到离镇十多公里的洋口农场购销站收购部，挑起了羊皮收购的重担。
洋口农场的场员是从内地迁移过来的移民，除了开垦种田外，饲养山羊是主要的副业项目，因此收购和屠宰山羊的专业户不少，其中也有不泛被人们称为“小混混”的羊贩子。
我也学着师父的模样，做了一件“劳动布”的藏蓝色工作服，像模像样地上岗了。和师父不同的是，我手中多了一把黄颜色的长长的木尺，戴了一副纺纱浸胶手套。
一些前来出售羊皮的屠宰户见我是嘴上“不长毛”的刚工作的小“嫰泡”（其实我嘴上的胡子，如果三天不刮，也和师父的胡子差不多了），就软磨硬泡，甚至蛮横粗暴要把等外的说成等内的，三级的要二级，二级的要一级，一级的要特级，但我也不畏惧，拿着手中的尺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看，符合不符合尺寸。大部分的屠宰户自知理亏，不再纠缠，但还是有一些“小混混”的羊贩子死皮赖脸地纠缠，甚至要和我动手，当然，我当时也是血气方刚的，袖子一撸，先从气势上压倒他们。幸运的是，羊皮收购部是和生资部合在一起营业的，生资部发货员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我称“阚阿姨”，她的爱人在场部做人武部部长，场员都认识她。有时，她看见羊贩子纠缠不休，就跑来帮我解围，对“小混混”说，人家才来的，你们不要欺负他，不要蛮不讲理，再闹下去，我让我家部长来收拾你们。她这话还真管用，那些“小混混”还真的识相，不敢胡搞了。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也许受当时播放的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的影响，正好认识了一位练少林十八爪的场员，他不仅拳打得好，还能五米飞刀，腰间常常佩带6把小匕首。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就跟他学习打拳、练飞刀。当年，购销站东边桥头有一家铁铺，就请铁匠范师傅打了两把小飞刀。晚上下班没事，除了到场部看电影，就是打拳、练飞刀。至今我都记得，到食品柜要了许多箱板纸盒子，挂在宿舍门后，躺在床上练飞刀的情景。
当然练飞刀的功夫没有用上，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一些屠宰户明里不计较，暗里就使了坏主意。他们把小羊皮剥下来，用竹棒横着把羊皮四个脚撑开，纵的从羊皮颈部撑到尾部，硬生生的把羊皮面积撑大。由于没有经验，虽然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没有看出来，只是按部就班用尺子量，长度超过一尺四，就达到一级标准。羊皮上的疥疮或水痘，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法子遮盖的，看不出来有“钉子”。
那些日子，一天天的收购量成倍翻番，连沿南、袁庄，甚至还有如皋东部的屠宰户都来出售羊皮。
就在我为能收购到这么多的羊皮而高兴的时候，师父来了。他拿起一张张晒干了的如纸薄的羊皮对我说，怪不到，这几天到他那里出售羊皮的屠宰户明显减少了，原来他们是把羊皮撑大了卖到你这里来了。
师父的到来，无疑是“亡羊补牢”，及时止住亏损。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师父将我收购的这批羊皮与他收购的羊皮一同解交到县公司，统一结算，用升溢部分弥补了一定的损失，将降级的损失率控制在合理的允许范围内。
师父再次告诫我，每个等级虽然从理论上有规定，但还要灵活运用。比如：一等羊皮，不能单纯的从理论上看是不是超过规定的面积，还要检验有没有洞孔、切口，甚至羊皮的重量也是检验的范畴。其实，这些道理平时徐师父多次讲过，在培训班上也学习过，但在实际中，如何掌握洞孔、切口，如何检验羊皮的纹理缺陷或破损纹理以及深痕或凹沟，却大有文章，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经验来。
为此，师父又专门带我到一屠宰户家现场看屠宰山羊，对生羊皮作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原来获得一张合格的羊皮是多么的不易呀。
从羊圈里选一只健壮的山羊，男主人将它四脚绑定后，拿起一把尖头双刃刀，沿着它的颈部纵向快速切开，一股冒出热气的鲜血就从山羊喉部喷涌而出，女主人早已把一只盛着清水的塑料桶放在下面，血在水中激起一股股气泡，“咕咕咕”地冒着热气。我有点不忍卒看。那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羊就这样被放到一块油光光的案板上，被人开始生生地剥皮。
剥皮的火候是在血放完后，趁羊体温未降低时马上剥。这时候剥，羊的身体还是软的，容易剥。男主人把羊仰卧在案板上，将四肢分开，用尖刀在羊的腹部中线先挑开皮层。师父告诉我，这是收购一张完整合格羊皮的关键，挑斜了，或者位置不准，都会影响羊皮的等级。
看得出，男主人是位熟练的屠宰手，在挑开羊腹部皮层后，他紧握尖刀沿着胸部中线向前挑至羊下颚的唇边，干净利落。然后再回手沿中线向后挑至肛门处，快速准确，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这是剥皮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两前肢和两后肢内侧横着挑开皮层，直达蹄间后，从垂直于胸腹部再纵向挑开皮层。用刀沿着胸腹部挑开的皮层向里剥开5厘米左右，为正式剥皮做准备；第三步开始剥皮。不能用刀剥，容易划伤皮层，只见男主人左手拉紧被挑开的羊胸腹部皮边，把右手捏成拳头击打皮层下面的肉，边拉边击打，整个羊皮很快就被剥下。剥下羊皮后，男主人拿起另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刮去皮板上的肉屑、脂肪和凝血以及杂质。最后，又去掉口唇、耳朵、蹄瓣、尾骨及有碍皮形整齐的皮角边等。做完这些，男主人把羊皮拿起，对师父和我说，怎么样，一级皮不成问题吧？！
临走时，男主人切下两只羊后腿要让师父带走，师父眼睛一竖，说，干什么？我们是收羊皮的，不是收羊肉的。这张羊皮我收了，一级皮！
回来的路上，师父抺了抺自已的胡子告诫我，屠宰户送来的羊肉，千万不能要，收下了你就成了案板上的山羊，任人宰割了。
有了这样的现场感受，加之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已，我终于成为一名技术和思想都合格的羊皮收购员。后来，在徐师父的传授和指导下，我还学会了收狗皮、猫皮、猪皮，甚至黄鼠狼的皮……
习总书记曾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徐师父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
3、善良的农民朋友
80年代，供销合作社真正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既不买伪劣假货，也没有价格欺诈，完全和老百姓心连心，做农民朋友的贴心人。而农资供应则与农民利益休戚相关。
根据中心社领导安排，我在丰利供销社生资部先后工作过一段时期。
我在生资部担任化肥发货员期间，那时农村还没有实现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改革，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体制的组织架构还是公社、大队、生产小队。
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民都是以集体的名义来购买。我们生资部地处镇北的马丰河畔，有一个大院子，碳酸氢铵、磷肥还有竹片、竹梢等堆在院子里的露天场地上，在几间平房仓库里堆放尿素、农药、农膜等物资。
记得是一个夏天，骄日似火，气温酷热，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提货的农民络绎不绝。生资部开票室门前的马丰河里停满了前来装农资的船只，门口也有拉木板车前来提货的农民。我一会儿要发碳酸氢铵，一会儿又要过磅称磷肥，有时还要协助发尿素，忙得晕头转向。
一次，几位装碳酸氢铵的农民看我汗流浃背的样子，就说：“会计（那时候的农民称供销社职工，都尊称‘会计’），你数好数，就到阴凉地避避太阳，我们搬，不会错你的。”
当时碳酸氢铵是50斤一袋，在场地上横竖各平放两袋正好组成一个正方形，然后叠加6层为24袋成一堆。听农民这样说，我数好了数量，就站到树荫下休息，让农民自己搬。正巧又有农民来装磷肥，要过磅。等我发完磷肥，装碳酸氢铵的一拔农民已经装船离开了，我也就没有在意。
晚上下班回到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满头大汗的农民，告诉我说，他们回去后发现多搬了24包碳酸氢铵，怕我着急便连夜赶来说一声。我这时才意识到，下午因为粗心多数了一堆。望着满脸是汗的农民，我的心一阵颤动，多好的农民朋友啊，从他们黝黑的脸上，我看到了真诚与善良！
后来，他们来装碳酸氢铵时，虽然扣除了上次多搬的一堆，但却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淳朴！影响至今。
4、上电大的岁月
1983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招生的启事，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要重新上学的冲动，当然冲动的最活跃的“基因”，还是想尽快从洋口农场购销站走出去。
那时的洋口农场，大片土地还是盐碱地，长不了庄稼，杂草丛生，不时有野兔、野猫，甚至有野獾出没，荒凉，人烟稀少，几里路也没有一个人家。特别是到了晚上，外面黑灯瞎火，偶尔传来阵阵野狗的狂吠声，让我青春的心仿佛要被黑夜吞噬似的难熬，一个人躺在宿舍床上寂寞无聊。而所谓的床其实是用生资部出售的竹筏子架在四个用红砖头搭成的床脚上。桌子也是用红砖垒成的，上面铺上箱板纸，再用一层塑料薄膜遮上，就成了记账、吃饭、写信的办公桌。
找到中心社主任，说明了报考电大的愿望。当时，电大还不被许多人理解或者说知晓，因此主任说，我们单位已经有了修理电视机的维修部了，这个电大是不是学修电视机技术的。我忙说，不是，是通过电视进行教学的，可以学经营管理，学习会计知识，有很多专业的。主任点点头说，你有这个志愿非常好，年轻人多学点，支持，你去考吧！
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优秀的，高考也只是差几分而落榜。所以，考电大很轻松就被录取了。1983年6月份，我与全县供销系统20多名同学，成为了83级商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电大生，同班的还有20多名粮食系统的同学。
当年的如东电大地处掘港镇南面，离掘港镇老影剧院虽然直线距离也只有三四百米，但已经是农村了，四周全是农田。学校教室和宿舍全是平房，条件简陋，一间宿舍上下铺8个学生，虽然拥挤，但大家毕竟来自一个系统，却也其乐融融。
县供销社对我们这班学生很重视，不仅让我们带工资上学，还给我们每天4角钱的伙食补贴。这让同届工业管理班的同学很是羡慕。要知道，我1980年参加工作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8元，第二年21.5元，第三年1983年工资也只有24元。学校食堂1角5分钱就能买到一碗红烧肉，有了每天4角钱的伙食补贴，吃饭几乎不要自已掏钱。有了积蓄，逢周末，有时到附近小店打几斤老黄酒，买点猪耳朵、花生米回来，与宿舍里的同学们放松一下一周紧张的学习氛围。
在县社秘书股工作的吴延卿，原是我们丰利供销社的文书，因工作出色，几年前调至县社工作。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做了我们的班长。他诗赋书画样样精通，常常带着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艺比赛，累获佳绩，在一定的程度上激发了我文学创作的热情。
出于对单位的热爱，每逢春节放假回家期间，我都要到单位帮忙卖年货。我记得，我和单位的同事，到老街上摆过地摊，卖碗、碟、杯等瓷器，也卖过烟花爆竹等。30年前的春节，传统的过年氛围很浓，老街上到处是购年货的人。“到街上买年货啦！”农村里的农民们一年忙到头，只有到过年前夕才稍作休息，从四面八方涌到街上购置年货。这个时候也是供销社最忙碌的日子，碗碟这些瓷器和鞭炮烟火是最受老百姓喜爱的商品之一，我和同事们要忙到大年三十的中午才收摊。遇到认识的乡邻会热情地和我打一声招呼：“大学生回来啦！”听到这样的招呼声，心里甜蜜蜜的。有时社领导到摊位前慰问，看到购货的顾客特别多，也会主动加入帮忙的行列，搬货收款。到收摊时会说一句：“小袁不错，早日学成回来，供销社需要你这样的大学生！”听到领导的赞扬，我心里就像驻进了春风。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要交毕业论文了，学校规定，论文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来，并且要有一名指导老师。论文好写，找指导老师不易，同学们各显神通，县社吴锡生、陈悦恩等几个业务股室的股长，被几位同学捷足先登，成了他们的指导老师，就连时任县社主任的陈石泉也成了几位学会计专业同学的指导老师。在吴班长的帮助下，我请到了县社基工股的于长根股长做我的指导老师，于股长提供了很多资料和业务数据、实际案例，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写下了《刍议基层供销社经营模式》的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老师的好评，顺利过关。
1986年，电大毕业后，同学们回到了自己的原来供销社继续工作，有几个同学选调到县供销学校当了老师。后来吴延卿、田忠祥、曹建荣、叶建华、刘国峰、仇峰等同学都成为县级机关领导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供销人应有的贡献。我也成了丰利供销社第一位拥有大专文凭的毕业生，先到生资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商品核算员。不久，中心社文书徐家军又因工作成绩突出，调至县社秘书股工作，我被领导选中，走上了中心社文书的岗位。
正由于上了电大，走上中心社文书岗位，才有了三年后有资格（大专毕业，企业中层干部）参加国家干部招考的机会，走进县级机关。是供销社这个大家庭成就了我的梦想与追求！
5、做文书的美好时光
电大毕业后不久，1988年，在中心社分管人事教育工作的何君佩主任的推荐和安排下，我成为丰利区中心供销社的一名文书。
脱离了灰尘飞扬、腥膻味不断的土畜废品收购站、告别了心灵寂寞的洋口农场购销站、离开了枯燥乏味的生资部打小票的结算员生涯，坐到窗明几净的区中心社办公室，我的心情格外清朗。
中心社主任一正三副，年富力强。一把手顾成如主任是老供销，眼光独特，思维敏锐，经营有道；赵国安副主任，总账会计出身，做事严谨，周到稳健；何君佩副主任，唐宝玉副主任都是行伍出身，从部队转业而来，率真耿直，做事雷厉风行。与我同办公室做人事教育工作的叶相山，也是部队回来的转业干部，人称“叶干事”。
我担任文书期间，正是供销社最红火的时期，在顾主任为首的几位主任的带领下，丰利供销社连续三年创建了省级大社（记得有几个主要指标：年纯销售额1000万元、利税30万元以上）经济效益名列全县榜首，被南通市供销合作联社评为“明星企业”。于是撰写各种申报材料、汇报材料和经验介绍都落到了我这个文书头上。那时还没有电脑，全是手写，写完后，还必须重新誊写清楚交领导修改审定，工作效率自然不会很高。于是主任会研究决定，买一台油印机，并从洋口农场借调了一名会刻钢板的姓万的场员过来，配合我做文字工作。后来，又购置了打字机，设备不断更新，为我做文案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没有材料写的时候，就跟着领导下乡调查、督查。当时丰利区有凌河、石屏、丰西、五义、光荣、环农、环港7个乡供销社和一个直属洋口农场购销站。各供销社独立核算，但行政管理上受丰利区中心供销社领导，并给予业务上指导，每个月轮流到各乡社开一次工作交流例会。虽说乡供销社离中心社距离也就六七公里，放到现在，汽车油门一踩，10分8分钟就到了，可当时没有汽车，要开会，大家都是骑自行车下乡。一只黑色公文包挂在车龙头上，如是夏天，就头戴一顶三角草帽，冬天则围一条横条纹的围巾，戴上一副耳套。环农、环港远一点，有二三十里路，也是骑自行车前往，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当时的路还是沙石公路，有拖拉机或者装货的卡车驶过，扬起一阵灰尘，常常搞得大家灰头土脸的，于是到了目的地，我会立刻打来一盆热水，给大家洗脸擦汗。当然，第一把毛巾是递给一把手主任的。洗了三四个人，一看脸盆里的水脏了，我再去换水。这时，没洗脸的领导看到了就客气地说，没事，没事，不要换，擦擦汗就行了。平时喜欢说点顺口溜的唐副主任还会来一句：“人厌水，水不厌人”的话来，调节气氛。
但如果遇到一些要到各乡集中巡回检查的活动时，骑自行车就显得时间很仓促了。我在排初步计划时，常常是分组安排，比如，把相隔不远的凌河与石屏，丰西与五义，光荣与洋农，环港与环农各分为一组，每天上下午各跑相邻一家，这样仍然需要四天时间，才能检查完。领导有时感到时间太长，但也无奈。当然也有一天骑自行车跑过四个乡，里程达到一百多华里的特殊情况！后来中心社领导开主任会研究决定，买了一辆双排座1.5吨的小皮卡，既可以装货，又可以坐人，很实用。
虽说是双排座，但驾驶室载客也只能连驾驶员在内6人。我见证了那段6人车厢挤坐9人的峥嵘岁月。有了小皮卡，一天跑四个乡变成了现实，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车厢里领导们虽然拥挤着侧着身子，有的甚至半站着趴在前排椅子靠背上，仍然谈笑风生，一路欢歌。
我们文书这条线上，全区也经常开会，刚上任文书时，我资历尚浅，同办公室的叶干事就为我助阵，把文书、职工教育和人事工作联合起来开（乡供销社文书与教育干事一般由一个人兼任），有时还会请来分管的何副主任讲话提要求。从部队营职干部回来的何副主任，平时平易近人，对待下属和谒热情，但工作时却严肃认真，作风严谨。转业到供销社工作不久，主持召开一次全区的职工教育培训和档案工作会议，有一个乡的文书迟到了十分钟，他表情严肃，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出去，喊报告再进来。这个文书只好退到门外，连喊三声报告，才得以允许进会场。也正是有这样严明的纪律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全区的文书与职工教育、人事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的，获得了县社的肯定和表彰，多次被市县社评为先进单位。当然，后来，何副主任也慢慢适应了地方工作，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适应地方特色的调整。
“我们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一切都要为农民着想！”这是主任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讲的话，也是我写各项工作报告的主格调和实际工作的主旋律。
为了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走副业致富之路。我也常常陪主任深入村组，到贫困户家慰问、到养鸡、养蚕，培植蘑菇等副业专业户家了解情况。到了中午时分，主任一般不会在这些人家吃饭，但也有实在盛情难却走不了的，就和主人面对面一碗老黄酒，就着诸如鸡蛋炒韮菜、水煮花生米的几盘家常菜，吃一顿午餐，吃得津津有味，喝得心心相印，扎实的工作作风，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
基层供销社主任的级别虽然只有股级，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其权力与威望在农民心中却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能和供销社主任面对面喝一口酒，那是无上荣耀的事。
回忆这段做文书的往事，供销社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脚踏实地的干劲和与农民朋友打成一片的那种真挚的感情，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中，其情其景，难以忘怀，使我终身受益。
6、迷恋上了新闻写作
我至今还保留着两本烫金的证件：一本是1989年入会的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会员证；一本是1990年获得的《江苏供销合作报》特约通讯员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供销社发挥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最鼎盛的时期，我常常被那人声鼎沸的购销场面所震撼、也常常被那浩浩荡荡运送农资的船只所吸引，更为供销人为农民服务的真诚与热情所感动，情不自禁会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那如火如荼的宏大场景和感人肺腑的精彩瞬间。
翻开厚厚的剪报收藏本，发表在1986年12月17日二版《南通日报》的新闻《丰利供销社开拓经营广辟财源》跃入眼帘。不由得让我的思绪回到三十多年前。
那年，丰利供销社在巩固传统经营的基础上，开拓经营，广辟财源，利用开拓创新建立的贸易贷栈，不仅增设了建材供应站，而且在兔毛收购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积极外出联系，拓展外销渠道，大量收购养兔户积压的兔毛，既解决了养兔户卖毛难的困难，维护了养兔户的利益，又增加了经营收入，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刚从电大毕业回单位工作的我，据此写了一篇消息，成为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这篇报道，得到了主任的高度赞赏，极大地激发了我采写新闻报道的热情。
我迷恋上了新闻写作，只要单位取得一点成绩，或者感觉到是件新鲜事，有新闻价值就按捺不住写作的心动。《丰利供销社售化肥让利，农民反映：“我们对化肥专营的顾虑消除了”》《如东县丰利供销社重视职工教育鼓励职工岗位成材》《农民好后勤种田好参谋丰利供销社科技兴农服务周到》《丰利中心社科技兴棉行动早》《大力捐献钱粮物帮助灾区解忧难》等一篇篇新闻报道在《南通日报》《《江苏经济信息报》》《江苏工人报》《江苏供销合作报》等报纸发表。
丰利镇登丰村村民於松林是丰利中心供销社的扶贫对象。1990年，为帮助他脱贫，供销社发放了扶贫资金帮他修建了磨菇棚，并经常派副业辅导员冒国权到他家指导，送肥送药。就在他准备扩大蘑菇种植方的时候，连续一个多月的大雨淋坏了他家的菇棚，他49岁的妻子又不幸病逝，真是祸不单行。在他患难的时候，冒国权等人上门帮他修好菇棚，还提供了无息贷款筹备蘑菇原料，帮他渡过了难关，靠长蘑菇有了收入，达到当年脱贫标准。正好县广播电台与县社联合举办“为农服务”征文，那时没有专业的采录设备，我就拎着结婚时买的“燕舞”牌双卡录音机，在冒国权的陪同下前去采访，录下了他发自心底的感谢：“供销社就是我的恩人呀！”这篇现场录音报道，获得了全县征文一等奖，我应邀到县电台参加颁奖大会，并作了获奖感言。由此，我与新闻写作，与县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电视台，如东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但写中心社的工作，也写全区基层社的工作。《走五乡购棉种》写的是五义乡树庙村的农民李庆阳，当年（1989年）春天，与乡供销社签订了5亩棉花的种植合同。由于误听他人介绍83881棉种出苗率高、收成好，就购回育苗。后来，因不熟悉生长习性，一株也没有出。在他焦急万分之时，五义乡供销社收花站的严道立，帮他跑了五个乡的农技站，最后在丰利供销社棉花服务组的帮助下才买到新阳48棉种，冒雨送去，还亲自帮他制钵，赶上了农时。
当年的供销社，不仅为农民提供物资保障，还从生活上给予农民关心。《雨中修危房》写的是丰西供销社副业辅导员蔡子成帮助华严村刘四义家修危房的故事。当年一个多月的暴雨，使刘四义家三间破草屋西北角倒塌了。在这紧急关头，蔡子成赶来了。他安慰刘四义说：你不要急，有政府在，就不怕！老蔡向丰西供销社领导汇报后，社里研究决定：动用部分基建材料帮助老刘家修房！两名社主任和蔡子成带着泥瓦工，经过一天的艰苦奋战，将倒塌的房屋加固修复了。刘四义望着整修后的房屋，拉着老蔡的手说：“要是在旧社会，我们碰到这种灾难，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在新社会，才有帮我抢修房子的好事啊！”通讯发表在1991年8月1日的《江苏供销合作报》四版。
1989年6月30日，县供销合作联社邀请专家举办了一期经济应用写作知识研讨班，全县供销系统72个基层单位的文书、信息员和经济学会会员参加了这期研讨会。又激发了我对供销社经济论文写作的欲望，开始尝试调查报告、时事评论以及经济报道方面的写作。
针对供销社收花站在收购棉花时，有些棉农包头包底质量不一的情况，我撰写了《用专人倒花包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当时大部分收花站的做法是先将花倒出来检验，然后上秤称，再由棉农入库倒花。由于检验倒包工作量大，特别在棉花涌期以及在棉农一次售棉较多的情况下检验倒包制度很难执行，而丰利中心供销社收花站采取专人倒包制度，就是在每个收购窗口配备二名专职倒包人员，棉花称完后由他们负责倒包检验，发现包头包底现象及时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能防止混等混级；二、能及时发现损害国家利益的包头包底、质量不一的做法；三、能防治事故隐患，避免将火种等危险物品带进花仓。在《江苏经济信息报》等报刊登载后，得到各收花站的响应，中心社领导在全区棉花收购大会上进行了推广。
针对当时基层供销社农资仓库设备简陋，甚至是简易工棚，对农资供应造成很大影响的状况，撰写的《农资仓库基本建设亟待加强》的调研报告，刊登在1991年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主编的《供销合作经济》专刊上，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职工教育，是当时供销社富农强社的重要举措，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我又通过对全区职工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撰写了论文《供销社职工教育激励模式初探》，在南通市供销系统职工教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并获得了三等奖，得到当时市供销学校邓新教授的肯定，邓教授专程到丰利调研，并推荐我加入了南通市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后成为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会员。
通过调研，我对供销社有了更深的认识。无论是传统的零售批发服务，还是农副产品收购；无论皮棉单产名列如东县榜首，还是化肥专营、科技兴农；无论是帮困扶贫、抗灾救灾，还是职工教育、公益活动……都成了我笔下源源不断的素材。就连丰利供销社通海门市部，开拓玻璃加工业务效益高的消息也上了《江苏供销合作报》。
除了采写供销社的新闻，镇上发生的新鲜事也成了我笔下的新闻富矿。那时候冬天居民在家洗澡还不方便，丰利镇商管会拨款1500元，又得到如东生化总厂等单位支持，投资近万元，对镇上的一家老浴室进行了修缮，还从理发店里挑选了两位老师傅到浴室为顾客理发，增添了擦背、修脚、供应茶水、提供指甲剪等服务项目，解决了居民们洗澡的难题。为此，我采写了《丰利镇人洗澡已不难，美中不足的是女浴室太小》的消息。那年，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视察丰利镇幼儿园，我据此采写了《夕阳古枫丰利镇》的通讯。这两篇新闻报道，在《南通日报》驻如东记者站孙怡新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在《南通日报》得以发表。
新闻与供销经济的写作，增长了我的知识，锻炼了我的脑力、眼力、脚力和笔力，为我后来成为一名专职的新闻工作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难以忘却的几位故人
上世纪80年代在供销社工作了十年，结识了很多人，遇到过很多事，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已经淡忘，有些事已经模糊，但总有一些人与事还在脑中难以磨灭。
丰利区中心供销社农村集体商业总店辅导员张牧，原在渔委和区委当过秘书。我调至中心社做文书时，他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平时喜欢戴一顶淡黄色的鸭舌帽，穿一件浅米色的长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红黑相隔的条纹围巾，脚下正常穿一双黑色的布鞋，文质彬彬的，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他的办公室与我办公室相邻门靠门，每天早上上班后，他总会跑到我的办公室发布昨天收听（看）到的新闻。谈论国内外大事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无形中拓宽了我的视野，也丰富了我的知识。我刚做文书时，不懂的地方，常常请教他，他会点燃一支香烟，摘下看报纸的眼镜，慢条斯理地讲开来，说到兴奋处，会猛吸一口烟，然后把烟从鼻孔里悠悠着排出。他总结的秘书工作三字经：稳（做事要沉稳）、准（领导意图要吃准）、忍（受委屈时要能忍耐），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他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看书读报看基层商店发来的工作简报和统计报表，有时也会骑一辆半成新的自行车带队下乡检查工作或者到老街上的几个门店转转。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忽见一青年男子在一角落里鬼鬼祟祟地向一位农妇比划着什么。作为共产党员的他，立刻警惕起来，便走上前去察看。原来，那个男青年正在向农妇兜售假银元。他上去与那个男青年巧妙地周旋了几个回合，然后大喝一声“你这个骗子，还想骗人，跟我走！”把这个从浙江流窜来的毁币造假银元的骗子扭送到派出所。据此，我写了一篇小通讯《老张牧火眼金睛抓骗子》，很快就在《南通日报》《江苏工人报》等报纸上发表，他哈哈哈一笑，自豪地说：“这些骗子还想在我这个老供销面前耍花样，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只能骗骗农村里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我们是做农村工作的，这种事，我们理应得管！”
当年，供销社为了帮助农民走致富之路，发展养鸡、养羊、养兔、养蚕等多种经营项目，想方设法以副业增加农民收入。
刘义和，是丰利供销社贸易货栈的一名职工。虽然50多岁了，但仍然精神抖擞，干劲冲天。特别是他身材高大，剑眉横竖，给人一种精干的感觉，大家都称他“老刘”或“刘大个”。他通过联系，与海门几家养鸡大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正常从海门拉回苗鸡给当地农民饲养，长大后再回收销售，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的一个致富项目，也为供销社增加了经济效益，成为供销社为农服务的“金牌”项目。
为了总结其做法，现场体验生活，我随老刘去海门收购了一次苗鸡。
记得是一个下雨天，主要是为了赶上出苗期，时间不能耽误。我们乘坐单位里唯一的一辆双排座卡车，从丰利出发。开始时还是一段沙石路，路面虽然坑坑洼洼，也不宽阔，但车子还算平稳，行驶了两个多小时，进入了乡间小路，那是泥泞的灌溉渠，车子就像飘落在大海里的一叶小舟，剧烈摇晃，我甚至担心车子会不会翻到渠里去，可老刘却镇定自若，对我说，没事，这条路，张师傅跑熟了，放心，一会儿就到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辆手持拖拉机从对面驶来，张师傅忙打方向盘，也许好天不会出问题，但便便是下雨天，右轮还是有一半轮胎滑进渠边。见此状况，老刘并不慌张，他跳下汽车，从车厢里拿来一根挑鸡笼子的扁担，跳进灌溉渠，把扁担一头插进右轮下面，另一头搭在自己的肩头，这时他的高个子起了作用，借势使劲一撬，我在车厢后面推，张师傅稳住方向盘，有惊无险，汽车重新上路。老刘抹了抹脸上的雨水，宽慰地对我说：放心，没事！
到了养鸡大户家，一条拴着的大狼狗先是“嗷——嗷”“嗥——嗥”地叫了几声，然后又“呜——呜”了两声,吓得我不敢向前。老刘还是那句话“没事，跟着我！”。等老刘靠近了，狼狗真的温顺地趴了下来，应该认识老刘。已是中午时分，在养鸡大户家匆匆吃了午饭，就抓紧时间装苗鸡，没有请工人，全是老刘和张师傅加上养鸡大户把一笼笼的苗鸡装进车厢，拉上防雨布，驶上返程的路。然后还要一家一家地送给养鸡户，一趟下来，要到半夜时分才能休息。
虽然只跑了一趟，却累得我精疲力尽。但想想老刘他们却天天在这样奔波，身上也有了精神，连夜写了一篇通讯《“鸡司令”刘义和》，在市县相关媒体登出。
与高大的刘义和相比，丰利供销社土畜产废品收购站的工人崔哑巴却显得特别矮小了。事实上崔哑巴身高不足1米6，年龄也近六十。我在收购站工作虽然只有两年时间，却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身躯内爆发出的巨大能量，把收购站看成自己的家的那种精神，不能不让人记住他。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站上工作的，只是记得我小时候到废品站买家里的旧破布、碎玻璃等废旧物品时，就看到他在站上，那个时候特别怕他。他嗓门很大，“啊啊啊”的叫起来，胆小的小孩子会当即吓得“哇哇哇”的大哭。刚开始工作时，我发现他的两只眼睛，不像正常人那样黑白分明，目光有神，而似乎有点混沌，有时还会流眼角水，尤其瞳仁好像是掺和了水的墨汁画的画，显出淡淡的墨黄色。可后来我发现他的眼睛特别灵光，能看到废品里掺和了其它东西，比如，破布里有鞋底，箱板纸里有酒瓶，甚至他能看到报纸里包着砖头。因此，我在司磅时，他会站在磅秤旁边严格把关。一旦发现废品中夹着杂物，他会对买废品的人大声呵斥，当然他的呵斥声是通过“啊啊啊”的愤怒声体现的。
其实他的工作是整理废品仓库，把废品分类然后和另外一位临时工老蔡一起打包。遇到收购了羊皮、猪皮等动物皮张后，再进行后期加工。比如，羊皮经过处理后放在院子里晒干；收到猪皮，把猪皮上的一层肉刮下来，熬成猪油。整天生活在满是灰尘、散发腥臭味的空间，有时分不清他的头发上是因为落满了灰尘而发白，还是头发原本已经发白了。
他不允许任何人拿废品站收购的任何物品，那怕一本旧书，几张旧报纸。混沌的眼睛就像现代的探头那样灵敏，不时地扫视着站内的每一个角落。站上还有一位收购员老陈和两位女发款员，也是他的监控对象，谁要是迟到或者早退了，他看得清清楚楚，会向站长徐宗林比划着汇报，他只服徐站长。
早上开门，晚上打烊，他全包了，在我工作的两年里，他从不过节假日，也似乎没有看到他生过病，不知道这与他经常生吞蛇胆有没有关系。一段时间，收购站收购活蛇，他能一刀下去，取出蛇胆，生生吞下，然后用袖子把嘴角边上的血丝擦掉，我们看得是目瞪口呆，他却若无其事。有时看到我们惊讶的神情时，还会耸起两只大拇指，表示吃得很舒畅。他很孝顺自己的妈妈，每天都要煮饭给年老的妈妈吃。因此，我看懂了，只要他一捋自己后面头发的手势，就知道在说自己的妈妈，还懂得了双手合在一起，把头侧过来枕在手背上，就是睡觉的意思。有一次，他捋了捋自己头后的头发，然后用右手两个手指摸着自己左手的静脉，告诉我，他妈妈生病了，他要回去照顾两天。
几十年过去了，张牧、刘义和、崔哑巴已经作古，我记录的只是他们在供销社工作的点点滴滴，是凡人小事，但我相信供销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凡人小事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