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一段时光,我是和家人在甘肃玉门度过的。
我们住在玉门铁路电务段分配的职工大院里,一家四口生活靠爸爸的工资绝对是够了,但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时代,我们的日子并不舒适。
我虽生在甘肃,但父母都是无锡人,骨子里有着江南人对大米的依恋。当时分配的小麦、大麦、玉米、高梁等各类面粉我们一家都吃不惯;至于大米,只有过节才能分配到每人一斤。这无比珍贵的米,常被我妈积攒起来,我和哥表现好了,妈才拿出来做一顿大米粥或大米饭作为奖赏。
平时尽管我妈每天变着法子拿麦粉做花卷、包子、油炸饼等各种“好吃的”,但我就是吵着要吃米饭。我妈找了好多人想办法,最后等中午时光拿着小铝锅步行好几里去火车站。玉门的火车站食堂里有米饭供应。
每次我妈从火车站回来,都是我们兄妹最开心的时刻,半碗米饭,盛在带花边的瓷碗中,晶莹剔透,似碎玉生光,油亮饱满、香味浓郁,口感香糯柔软,那就是一种享受啊!
我妈连去了几次,被火车站食堂的工作人员记住了样貌,以后再去就遭到了婉拒。工作人员说,大米饭是为了招待南方来的旅客,不能随便卖给当地居民,你真要买,凭火车票。我妈拿不出火车票,只能作罢。
后来我就把吃米饭的希望寄托在每年的生日上。
在无锡,生日宴肯定会上一大碗面条,谓之“长寿面”讨吉利。但在玉门,生日那天常常是爸妈和哥替我吃生日面,我则香香地吃完半碗大米饭,外加一个肉圆子和几棵小青菜,那是我最美味的食物,就如当今孩子们面前的巧克力水果蛋糕。
由于我的饮食一直无法适应当地习惯,爸妈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1966年,除了我爸留在那里工作外,我们三人终于从玉门迁回了无锡前洲老家。可是居委不接纳我们,要我们选择把户口迁到农村。当时城里户口多吃香啊,居民户口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我妈征求我和哥的意见,迁到农村就意味着今后要种田,我们坚决地说不怕吃苦。为此左邻右舍常取笑我们,为了吃大米饭,城里人不做做乡下人,傻子啊!
从此我们成了标准的“乡下人”,我妈天天早出晚归和其他妇女一起在场地上干活,我们住着农村的简陋房子,喝着门前河里挑的水,下雨天和表兄弟一样脚下绑着两块大砖踩着深深的积水去上学,但每天能吃到白米饭,还是觉得很幸福。
学校放了农忙假,我到田里学锄地学割稻,中午回家累得不想动,可一碗米饭吃下去,又恢复了体力。下午约四点时,生产队长一声哨响:“吃点心了——”,然后大家或蹲在宽一点的田埂上,或坐在河边的树荫下,白开水浇在大米饭里,就着几根自己腌制的萝卜干或中午吃剩下来的一筷子韭菜,呼呼啦啦一阵响,“点心”香香地吃完了,然后舔舔嘴唇,在河里洗了碗,又掬捧水洗把脸,往草地上一躺或往船仓中一钻,掀起衣角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无比惬意。“水为乡,篷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
晚上收工去河滩洗干净了脚上的泥,回家端起大一碗米粥,边喝边走乡邻,唠叨着家长里短,嘻嘻哈哈中碗空了再盛满。待洗完澡与好友坐在门板上抓起蒲扇摇出天南地北时,腹中的米粥也开始酝酿,美丽的神话和爱情故事,醉了柳笛晚风。荻花秋,锦绣夜,浮舟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随时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度假,但即便吃尽山珍海味,如果一天尝不到米粒,就觉得哪里不对劲。所以但凡外出,我们总是随身带一只小烧杯和几斤优质大米,每天必在酒店旅馆里自己做一顿。熬粥,碗碗琼浆;蒸饭,粒粒白玉。入口润糯香甜,感官一天舒畅,赏景时时芬芳。
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江南人有大米情结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华夏大米历史厚重,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大雅》中,“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就已经描述了蒸饭场景。数千年的沉淀,国人并没有丢弃老祖宗的饮食习惯,不管西餐、韩食、日料如何花开满地,我们的生活总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
米饭的意义已经远不止是果腹的食物,还是家的象征。
“中国人的饭碗要拿在自己手里。”先祖筚路蓝缕,经几千载培植;袁老精筛细选,沐风栉雨心系黎苍。如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方,而无数人的大米情结却弥久愈深。
大米饭,家的味道。禾下乘凉梦,今日再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