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的枣树

在北京西边的魏公村，枣树上的花年年盛开。一到九月，树上就结满了枣儿。它们你挤我拥，香气扑鼻。

20多年前，我在云南当兵。那时，当然不知道北京的魏公村生长着枣树。

告诉我那里的枣树连叶子也带着香气的，是一位祖籍江西、出身云南保山的女军人。她高挑的个子，俊丽的脸庞，让人看一眼便印象深刻。

在昆明干海子，因为军区组织的一次创作活动，我们如期而至，还相逢了军旅作家彭荆风老前辈。彭老写的《驿路梨花处处开》，我在中学课本上就读过，故事特别感人。

彭老60多岁了，精神矍铄，白发些许。这次，他未着军服，而是穿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大家对他十分敬慕。

第一次见面，我怯怯的望着“两杠一星”的她（其实是少校），叫“首长好”。她爽朗一笑，马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哪只手掌（首长）——掌好？你说说！”

随后，她又拿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训诫道：“小子，还是别叫首长！姓王，叫我王老师。”

这句像认真、又不像认真的话，让我心里一下子没了忐忑，大家瞬时变得轻松起来。

不久，我就把“王老师”三个字叫顺口了——只是，嘴上这么叫，心里呢（或者在本子上作记录时），其实还是喜欢简捷——称“王”、或“曼”。心想，反正她也察觉不出来，而且感觉这个人有点傲慢，没必要对她“毕恭毕敬”。

接下来，这个人不但让我知道了北京的魏公村长有枣树，而且还知道那枣树下，往来着一群热血沸腾的人。

即使今天，提起这些人的名字，仍令人高山仰止：莫言、徐怀中、朱苏进……当时这帮文学劲旅，聚集在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撑起一片人文价值的天空。

 “小伙子，赶紧写吧，拿出作品来，你也可以上军艺……”第一次见面后，她在“小子”中间加了一个“伙”，消除了我先前对她的疑虑，彼此逐渐变得亲切了起来。

少校嘴上的“军艺”，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学院专门开设了一个文学系，在军内大家都把它叫着“作家班”。那时，无论军官或战士，只要写出了好作品，都可报考。而我见到她时，她刚从军艺毕业出来，整个人正散发着枣树的清香。

参加这次创作的，还有原成都空军创作室的张子影。她们当时都十分年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予人的印象蓬勃、激越，上进。

此前，我读过少校写的中篇小说《梦中的鸟》，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头条号上。只是，那个时候彼此还不认识。不过也是因为这个作品，大概得知她在部队陆军医院长大。她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她在与人交流方面的“直”，我已慢慢变得能够接受。

她告诉我说，莫言就是凭着一个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敲开了军艺这座艺术殿堂的大门。徐怀中是莫言上文学系的老师，当年莫言去军艺报到迟到了几天，莫怀中曾破例让他进校。莫言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正式踏上了博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生跑道。

一天，她拿出几张与莫言的合影来，激励我说，“这是我们的大师哥，知道《丰乳肥臀》吗？那就是大师哥的杰作。” 我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头，内心涌起无比的感动。但又突然觉得文学离我很远，远得让我遥不可攀，自觉以前自己写过的那些东西，与人家建立的人文高度相比，简直差了很大一截。

文学这等事，就好比天上摘星，有时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天上也尽管有那么多的星星，可到头来未必会有一颗垂青于你。

红土高原的风，在营房外的大树枝桠间，跑来跑去，有时传出哗哗声响。而树，却依然坚定地屹立。漫步在干海子的部队营区，我们有时会去遥望夜空，甚至愿意花一点时间作一些无关紧要的遐想，以此来培养搞创作所必须的艺术想像力。

当然，也说一些打趣的话，包括谈论某个师长在农村老家的一段爱情。而当话题一旦转向严肃，王老师便会感慨：“看见了吧，军人就要像一颗树，无论刮风或下雨，仍百折不挠。”

这时，又会使我想起她《梦中的鸟》来，想起小说中那个当兵的小护士，对春天的无限向往。

从此，魏公村的枣树，带着一种隐喻，成为我追逐文学梦想的一根标杆。

在干海子完成一个多月的基层部队生活体验后，王老师立即投入了创作。我也没有回原部队。

记忆里，张子影好像风风火火跑回了成都。

这位才女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顺便也去寻觅一些地道的美食。不然，像《卖馄饨的夫妻》那样的佳作，就不会出自她手，不会横空出世。

留下来的，还有当时云南省军区的尹瑞伟。他可是个大笔杆子，写东西可以一边和别人吹牛，一边把文章顺利结尾。

那时，我一个小兵，来自农村，还不会喝酒。有一天，当听说晚上有茅台喝后，突然地兴奋起来，血液也开始沸腾，觉得胆儿也陡然变肥了许多。

先是找班长喝，接下来和排长喝、和连长喝，和旅长喝。反正喝的官越来越大，酒量却是越喝越小，后来竟醉过好几次。酒后，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聊唐宋，聊唐宋那些诗人，聊唐宋的诗人谁喝酒最行、喝了酒后写的诗最好，等等。

一次，王老师嘱咐我：“这次部队安排你来，别光顾着去贪喝茅台，你也必须得拿出一篇。不求有莫言同志的水准，够发表水平就行。”

听了，我哧哧地笑。之后，表现出一幅莫可奈何的样子。最后，还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当时我已到部队三年，完成新兵连和军事班排最基本的过渡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领导“慧眼”相中，调至机关担任部队专职报道员。

说实话，到机关可比连队好玩了。除了照常出操，可不用训练，成天除了写新闻稿和从事一份内部报纸的编排外，偶尔还创作一点“豆腐块”。不管水平如何，当时自恃时间充裕，加之“初生牛犊”，反正什么小说啊，散文、诗歌都敢写，可偏偏就是没有涉足过报告文学。

这次被“侥幸”派来写大部队，反映全局工作，而且要求以文学形式美化，说真的，我还的确有些胆怯。一度，曾想找借口早早归队。比如随便编一个“屁股疼”或“肚脐眼发烧”之类的谎言（这种谎言在连队时经常拿来当笑话讲），溜之大吉。

但转念一想，喝了人家的茅台，部队有严明的军纪，“溜”的念头只好一闪而过。

再说，小兵的那点花花肠子，又岂能逃得过王老师的眼睛。觉得人家写“鸟”，可以梦中相会，云上接吻，春天里开花、秋天结果，多高的智识啊。

她用一种逼视的眼光，扫我一眼，以命令的口吻道：“你，啍！真不想去魏公村读两年？”接着，还编了一句顺口溜，“那里‘枣儿香、枣儿甜，枣树下的人开大船’。”

后来，我绞尽脑汁思索了好几天，当为这次宣传确立选题感到实在为难时，王老师真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作家，她立即帮我出主意：“你就写写爬坦克的那些女兵吧，你这个年龄，写女兵准有感觉。”

一听，我脸顿时不由红了一下，感觉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流经身体。

她说得不错，这段时间，我都跑了不下十趟女兵班了。女兵们漂亮，我的确年轻……但这些都绝非“故意”，甚至“处心积虑”。

实际情况是，受尹老师所支。尹瑞伟一次饭间开玩笑说，“唉，人老了。如果叫本尊去找小女兵搜集素材，不相称啦——不相称！”

不过，接下来在王老师的指点下，我开始动笔，在创作过程中果然写得还不算吃力。我写了坦克旅的三个女兵。她们第一次真实地“活”在了我的文字里。据说，收到那期刊物后，三个女兵心里特别激动，人人怀里像揣着一只蹦跳的兔子。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现在连她们出生哪里、叫什么名字、哪年离开的部队，都一概忘记了。

当期《西南军事文学》推出了装甲兵成立二十周年专辑，除了有王曼玲、张子影、尹瑞伟的中篇纪实外，就数我那篇“雄风柔情”最短，短得不足一万字。

“这是你日后准备上军艺的开始，好好珍惜吧！” “王曼玲”就是王老师。

她说话爽言爽语，不喜欢和人绕圈子，有时，甚至还故意打击你一下。她这次说的话，又一次在我心头激荡。她对文学和对扶持文学新人的态度，令我至今铭心刻骨，影响着我在后来的军旅人生中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写出东西来。

值得一说的是，后来虽然有像《调蛋》这样的短篇在全军大型文学刊物《昆仑》上发表，但还是由于努力得不够等各种原因，我的“军艺梦”最终未能如所愿——魏公村的枣树，就这样无情地与我走远。以致到今天，我都无缘同它一见。那个神秘的所在，成了心头永远的一个结。

退役回乡时，我本想急匆匆赶回老家第一时间见到母亲，但又一想：文学梦虽然可以重拾，军旅却是就此一别。于是，选择了辗转成都，去军区创作室见王老师最后一面，以示告别；也为自己终究没拿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向她当面表示惭悔。

我的突然到来，令王老师感到有些意外。

坐在军区大院办公桌前一张木制椅上，她说：

　 “你就这样回去呀？”

我说，“娘在家盼我！”这句话令所有的悲戚都凝聚在了那一刻。

王老师眼里有些湿润，带着同情，沉思了一会，长叹了一声：“难道只有这样了吗？”

临别，她又说：“只有这样了吗？”

送我至楼下时，她才终于安慰了我一句：“那好吧，你就回去好好生活吧！记得活出个样子来。”

回转身出门，我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眼泪哗哗地流……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第一眼见到母亲，我立即上前扶住她颤抖的身躯，说：

“妈，我回来了……”

那一刻，恍恍惚惚中，突然觉得大地很安静。母亲激动得无语，我保持着沉默，心头却特别懊悔——一个人的军旅青春，就这么翻过去了，总归是带着一些遗恨。

回乡后不久，我拿着一摞立功和嘉奖证书，去一家报社谋得一个职位，心里略微感到一丝慰籍。后来虽然转战了好几家媒体，但始终以文字工作为业。

一晃，便是二十年过去。这当中，无论社会如何物欲横流，文学梦于我依旧不曾泯灭。回头望，王老师就是影响我做这个梦的人，当年带着一片纯净……

今年，她快七十岁了吧，两鬓也可能长出了许多的白发；当年的飒爽英姿，被时光磨蚀，步履也肯定变得蹒跚了；住进北京从事自由写作后，生活得又如何呢，我无从得知……

想必，随年轮越老，她也开始去惦念魏公村的枣树。而我，此刻，在遥远的南方，越加怀念起红土高原上那个叫干海子的地方——我的梦就是从那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