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北

 1941年8月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同时发起了洪水。家禽家畜被大水冲走，房屋倒塌无数，庄家几乎颗粒无收，而当时的政府根本不管我们这些苦难灾民的死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全县黎民百姓卖儿鬻女，逃奔他乡，路有饿殍，道遗白骨，哀鸿遍野，不堪入目的惨状随处可见。

天庆隆是旧时盘山城内的四大商号之一。财东杨宇庭（东北军总参议）被张学良处死后，他弟弟杨宇衡从沈阳来盘山代管天庆隆。他勾结官府献媚日本人，腾出最好的房子给盘山县公署参事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石丸三郎住，石丸三郎免除了天庆隆一切捐税。另外，他们还将大斗买进的粮食用小斗卖出，克扣斤两，垄断粮价，勒索百姓大发横财。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控制伪满洲国粮油，实行了农民“出荷”粮食政策，居民人等所需粮油实行“配给”制度。这一政策实施后，天庆隆成了“出荷”粮食的存放地，村、街居民的“配给”物资由天庆隆承担。他们得手后，便将好的“出荷”粮留为己有，把发霉的粮食配给居民；把应“配给”的面粉改换“配给”苞米面；把农民交来的一等“出荷粮”划为三等付钱，把三等粮磨成所谓“文化米”高价出售，仅仅这一把戏，天庆隆盈利就高达20万元（伪币）。

我们家人口多，在那个年月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记得父亲领着我经常来到天庆隆排队领苞米面，这仅有的救命粮有时还领不到。父母整天为一家人的吃饭发愁，粮食不够只好用野菜来凑。大哥二哥整天房前屋后转悠找吃的，野菜挖没了他们就开始扒树皮。所有的树皮中榆树皮是最好吃的，把它放在大铁锅里再放些苞米面熬得黏黏糊糊，那吃上一碗真是香甜可口啊。终于有一天这样的日子也维持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卷起铺盖卷向江北逃命。有钱的人家可以到沟帮子火车站坐火车，没钱的也只好靠步量到江北了。我们家不属于有钱人家，但亦非属于极穷的那种，所以父亲思来想去决定分两伙儿出发，老妇幼坐火车，壮年男子靠步量。我当时只有十六岁父亲把我编排到了壮年组。我虽然非常想坐火车，但看了看父亲那为难的表情母亲那痛苦的泪水我终究没有吭声。

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问话：“老孙…阿就大哥阿，阿就你…还磨蹭啥呀？”不用看就知道这是田贵叔。他是个磕巴，人倒是老实厚道可是由于家穷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至今仍然是光棍一根。“田贵阿，快进屋，我正有事儿想找你呢”，父亲那几乎麻木的脸上稍微显出一丝宽慰的笑容。“有啥事儿，你…阿就…说呗，跟我还客气啥，阿村东头…阿就老赵家…阿还有村西头…阿就老常家，阿就都，阿就走了”。“我也想马上动身，可不行阿，这全家老少十来口人都得我来照应，哪一张嘴都得动弹阿。老田大兄弟阿，你不是在杨大老爷府上当伙计吗，见多识广。我想托你帮大丫找一户人家，咱啥彩礼都不要，只要能添饱肚子就行。如果能行我这次下江北不也少带一张嘴吗”。“可是，大…阿就大丫才…阿就才多大呀？”“不小了，这过了年就十六了”，为了能尽快把大丫嫁出去以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故意把大丫的岁数多报了一岁。大丫听说父亲要让自己出嫁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我的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母亲在一旁只是不住地摇头，后来她搂紧大丫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孩子，任命吧，这都是命阿……”田贵叔在天庆隆给人家当伙计，没过几天田贵叔说父亲托他办的事儿有眉目了。再过几天就要把大妹娶过去，父亲似乎显得很高兴。

在那样的岁月里谁管穷人的死活阿，人们为了活命出嫁女儿还是比较体面的活法。更有甚者遗弃孤老残幼，那真是路边白骨相藉，哀嚎村舍相闻。

大妹出嫁那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我一个人来到辽河大坝上，远远看着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父亲虽然没要什么彩礼可是人家为了显摆自己的阔绰还是送来了不少的彩礼，有肉、面、糖、布匹等，大妹是到杨府给人家当小老婆去了。大妹夫是杨宇衡的侄儿叫杨承祖，是个瘸子，年龄和田贵叔差不多。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或许是田贵叔打人家的溜须，不然就是杨承祖威逼利诱，当然这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大妹出嫁后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父亲对母亲说：“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人家，如果不是田贵她叔跑上跑下，这门亲事还能轮到咱。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阿，快别整天哭丧着个脸”。于是母亲也不再哭了，父亲开始设计下江北的计划。还是分两伙儿出发，只是把大丫坐火车的名额让给了我。虽然父亲这次准许我坐火车，可是我心里依然乐不起来。我想大丫在杨府还不知受啥样的罪呢，给人家当小老婆那是享福吗？我把一颗爱心深深埋在恨的土壤之中。

那天我们起的特别早，蒸了很多苞米面饽饽。大包小裹各自收拾随身的物品，能不带的尽量不带以减少路上的负担。我和母亲、二妹、三妹还有四弟去沟帮子坐火车；大哥、二哥和父亲步行。临行前大家抱头痛哭，真是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最后还是父亲坚强，他擦了擦腮边的泪水对大家说：“好了，都别哭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江北克山县双河镇南岭村，你大舅叫刘凤廷，他会在那边接应我们，他们要问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说:‘里城孙家湾’，问你爹你娘都是谁你就说‘我爹叫孙玉良，我娘叫刘凤兰’，另外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千万不能忘，以免走失找不着”。父亲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他迅速摘下挂在四弟脖子上‘长命百岁’的银锁，急匆匆来到外屋拿起斧头从正中剁开，他把‘长命’那半留给自己把‘百岁’那半递给母亲说道：“如果咱两伙人走丢了，将来这就是凭证”。

母亲抱着四弟，我领着二妹、三妹在前面走。父亲、大哥和二哥他们背的背扛的扛也从后面追了上来。走在天庆隆路口大家都停了下来，谁也没说话，但心里都不是滋味。父亲喊我：“根生，这是你们的包裹，你拿好了，所有的盘缠可都在这里了。一路上要听你娘的话，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这时天庆隆的大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我一看就认出来了那是大妹和田贵叔。大妹原先的单辫子变成了齐肩发，额前还留有一绺“刘海儿”，身穿一件通红的旗袍，脚穿一双圆口绣花鞋，大妹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田贵叔还是老样子，上身穿灰色的家织布对襟小袄，下身穿一条大抿裆裤，脚穿袼褙做的“便脚鞋”。大妹面容枯槁目光呆滞好像刚刚哭过：“爹，娘，非走不可呀？你们这一走我身边可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田贵叔，你劝劝我爹留下来吧”。“傻孩子，不走这一大家子人就得饿死。她田贵叔，你带大丫快回吧”，父亲木讷地指了指田贵叔说道。“老…阿就孙大哥，以后可…阿就别…阿就‘大丫，阿就大丫’地叫了，她…阿就已经是出阁的人了，另外叫阿就…杨府的人听见也不…阿就雅观。她大名…阿就不是叫孙素梅吗，以后阿就…就叫素梅。这上玄阿就…就没有回头的箭，走就…阿就走吧，到了那边常阿就…捎信儿回来省着我和素梅…阿就惦着”，田贵叔怕耽误了我们的行程故意这么说。大丫从腰间掏出一个用手绢抱着的东西递给父亲，父亲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一只大手抢了过去。父亲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姑爷杨承祖，父亲差点儿气死。手动了动又放了回去，他没敢打眼前这个穿‘协和服’（伪满的官服）的瘸姑爷。

原来昨天晚上杨承祖一宿都泡在赌场里。这是刚刚从赌场回来正巧碰上大妹往父亲的手里塞东西，他打开手绢一看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大妹的鼻子就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昨天，老子去玩牌九从你借你不是说没有吗，这会儿咋有了？你说呀”。大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捂着脸扭头便向大门跑去，田贵叔这时立即过来劝杨承祖：“少…阿就东家，这…阿就大街上…阿就人多…阿就嘴杂的，有话…阿就咱回家再说……”，没等田贵把话说完杨承祖便大骂道：“他们老孙家有个狗屁呀，这钱全是我叔赚的，我咋娶了这么个败家的玩儿意……”,杨承祖愤愤地向大门走去。父亲猛地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问道：“你个小鳖羔子，你叔的钱是咋赚的？你们老杨家赚的全是黑心钱，将来肯定不得好报……”。“你个老不死的，穷得都去要饭了还这么横”，说着便推开了父亲的手。田贵叔看事不好忙过来拉开他们，杨承祖一瘸一拐跑进了天庆隆。田贵叔说了声“这…阿就才是的”，留下来又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家不欢而散。

我和母亲带着四弟、二妹、三妹从天庆隆门口一路向北直奔沟帮子火车站。父亲和大哥、二哥向东北走直奔高平（现在的高升镇）黑山一线。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累了就坐在路边树墩上歇歇脚。母亲给四弟喂喂奶，三妹走累了我就背她一段，傍晚时我们到了沟帮子。火车站的人这个多呀，人声鼎沸异常嘈杂。等车的人们各式各样，或坐或卧或蹲或站。每经过一趟车只要是向北开的，人潮就涌向车门，紧接着就哭爹喊娘什么声音都有。我们是半夜才挤上火车的，车厢里的人也他妈贼多。木座上、过道里、甚至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腥臊恶臭什么味儿都有就是没人味儿。这样的火车是不对号入座的，即便有座号你也无法找到。我们没抢到座位，在车门的拐角处坐在自己的包裹上。一路上我们伴随着火车那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困了就睡，饿了就吃从家带来的饽饽。火车经过三昼夜的行驶途经大虎山、新立屯、彰武、最后到了通辽。

通辽是终点站再往北就不通火车了，因为当时关东军正在吉林演习，所有北行的火车只能到通辽。我们也只好下车，由于下车的人太多我和母亲挤散。我领着二妹、三妹到处喊娘和四弟，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见着。我们仨抱头痛哭，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两个妹妹托付在一家小旅馆里。自己白天找母亲和四弟，晚上还得照顾两个妹妹。

真是在家天天好出门处处难啊，没过几天我们带的饽饽就吃没了，随身带的钱也花得没有多少了。为了能让两个妹妹吃饱饭，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地主家死了一口猪，于是我找来一些穷孩子半夜来到那地主家的院墙外，听听院内没有什么动静，我们便从一个往墙外淌脏水的洞钻了进去。每人弄到一小块死猪肉，兴奋地跑了回来。我们仨算是美美地解了一把馋。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住的这家小旅馆还三天两头要住宿费，为了不至于挨饿我是一拖再拖。贫穷让我变得没有了信用。我知道欠钱不给是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在饥饿面前道德变得一文不值。为了生存我把良心藏在了道德底线之下。

也许是水土不服，二妹喝了通辽本地的水就拉起了肚子，可能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痢疾吧。先是拉稀屎，后来就变成拉水，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她一直蹲着，只要起来就想去茅房，浑身高烧不止。我跑到当铺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当了出去，又去药店抓了两服药，可二妹喝下药根本就不见效。没过三天二妹的眼窝就塌下去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像火柴杆儿似的，三妹急得“哇，哇…”直哭。我说：“三妹呀，你就别哭了，你要是哭出个三长两短我的心可就更没有缝儿了”。 三妹听了我的话真就不那么大声哭了。这时二妹眼光迷离地说：“哥呀，我们还是回里城吧，江北有什么好的，我恐怕是没有几天活头儿了，咱还是回里城吧”。“不行啊，二妹，回去我们就得饿死，你坚持一会儿，哥正给你想办法呢”，我打断了二妹的话。这时有个好心人说：“小伙子，赶紧请大夫来看看吧，再晚恐怕这个丫蛋儿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一听也是阿，但转念一想我们哪有钱请大夫，现在我们连东家的房钱还都没付呢。女东家心肠挺热，帮着忙里忙外的。那男东家可是认钱不认人的主儿，整天板着个脸像谁欠他八百吊似的。他见我们身上没带多少钱就说：“小伙子，我看你还是换一家住吧，这钱不钱的倒是小事儿。如果你妹子真死在我这里，官府拿我问罪我可吃罪不起呀”。这分明不是撵我们走吗，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可往哪去呀，但不走还不行人家已经把我们的包裹扔出了大门。

我只好背着二妹一手领着三妹一手拎着包裹向火车站走去。火车站的人依然那么多，因为往北去的车次全部取消了。人们都只好堵在这里，所以人越聚越多。刚到火车站二妹便开始抽搐，我把二妹放在地上自己跪在她身边向过往的旅客求救：“各位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你们行行好吧，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这可怜的二妹吧！她快不行了，求求你们……”，这时人群中有人说：“小伙子，起来吧，没用的。这年头像你这样遭遇的人多了，谁能管得起呦，你妹子是死是活就看她的造化了”。过一会儿二妹不抽了，他慢慢睁开了眼睛声音微弱地说：“哥，咱还是回里城吧，我不想死在这儿。哥，我不想死……”。我为了安慰二妹顺口说：“好，咱现在就回里城，有往南去的火车，咱就挤上去”。一会儿二妹几乎像蚊子那么大声说：“哥，我想拉屎，你扶我起来”。我和三妹把她架到一个没人的墙根底下她又开始拉，最后只听二妹一声剧烈的惨叫，瘫倒在了地上。

我忙跑过去抱起二妹。这时她的呼吸已经停止了，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一堆火柴杆似的身体蜷成了一团，二妹的肛门和肠子耷拉到了地上，可能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脱肛吧。眼睛直挺挺地向上翻着，那惨状挺吓人的。当时我真是欲哭无泪阿。我感觉二妹的体温在慢慢地变凉，身体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变硬。我把二妹放到一块比较宽敞的地方。从包裹里取出她的一件新衣服把她的脸包住，怕她的脸让太阳照到后去了阴间忘不掉阳间的事，那样她在阴间也不会安生的。

我又一次跪在人群中。这时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说：“哪位好心人，借我一把锹吧。我把我二妹埋了就还给你，我不愿让我二妹的尸首叫狼给掏了……”，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哽咽了，我和三妹抱头“呜，呜，呜……”哭了起来。正在这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抱小孩的女人，我立刻认出那是母亲。母亲看到二妹的尸首抱起来摇晃了几下放声大哭:“我的二丫啊，你咋死得这么惨呦，我听说这里有个死孩子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了，没想到真的是你呀，呜，呜，呜……”，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人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疼痛。“娘，你别哭了，小心哭坏了身子，是我没照顾好二妹，我对不起爹娘阿。娘，你打我吧”。哭过之后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掩埋了二妹的尸首。我用锹从一棵树上砍下一节比较粗壮的枝桠，又用锹刃在上面刻下“二丫’两个字插在坟头上算作二妹的墓碑。当时我想将来情况好转我一定把二妹的尸骨迁到里城以完成她死前的心愿，可后来还是没能实现这个愿望，解放后我去找过二妹的坟，可那里已经盖起一幢幢的房子了。

其实，自从失散之后母亲也一直在找我们。有几次我和母亲就擦肩而过，因为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彼此无法一一辨认。这次要不是二妹死围观的人多恐怕我们母子还要擦肩而过了。这回我们终于团圆了。母亲伤心地对我说：“咳，根生阿，这没到江北你二妹就走了，我可咋向你爹交代呀。咳，也不知道你爹他们爷仨到哪儿了，咳……”。我安慰母亲说道：“娘，你不要着急，反正到江北我大舅家就能见面了”。“咳，傻孩子，江北那么远我们啥时候才能到阿……”。

在那个时候江北成了我们全家人最后的精神寄托。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再苦再累也要走下去。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一路向北……

二妹的死对母亲的打击非常大，她就像当年的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每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目光呆滞，我和三妹尽量不提二妹的事好让母亲尽早忘掉这段伤心的记忆。一路上我们猜测着大舅家能是什么样，设计着各种见面时的镜头……到榆树县的时候我们身上带的钱全花没了。我们便开始挨家讨饭，那年月想讨到一顿包饭真是比登天还难啊。母亲总是把讨来的饭先让三妹吃再让我吃，最后自己连汤带水的舔一舔碗底。母亲吃不饱没了奶水四弟饿得“嗷，嗷…”直哭，我和三妹轮换着帮母亲抱四弟。母亲连累带饿再加上思念二妹急火攻心病倒了。母亲的头疼得烈害，抱着头直往墙上撞。我想母亲一定是饿的，于是我让三妹看好母亲和四弟，我跑到日本的一个拓荒团驻地向里面大声的喊：“有人吗？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我娘快饿死了，求求……”,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十多岁的日本小女孩，手里拿着两个雪白的白面馒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爸爸去前线打仗，妈妈去田里干活。我自己在家，这两个馒头你拿去救你妈妈……”，没等她把话说完，我接过两个馒头深情的看了一眼那个女孩，长得还真他妈的挺好看。要在平时老子才不要你日本人的馒头，可今天不同，救母亲要紧，我撒腿就往回跑。

等我回来时母亲的眼睛已经瞎了。现在我想当时母亲患的可能是急性青光眼。我把两个馒头放在母亲手里便放声大哭:“娘，你吃吧，你肯定是饿坏了，呜，呜，呜……”，母亲强忍着疼痛说：“根生啊，我们再穷也不能去偷呀，你跟娘说实话，这馒头是从哪来的？”。我就把要馒头的过程跟母亲说了一遍。母亲这才把馒头吃了下去，过一会儿母亲的体力恢复了一些我们就上路了。没走多远那个日本小女孩领着她妈妈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心想“坏了”准是她妈妈向我们要馒头来了。我正想死不认账的时候，小女孩的妈妈说话了：“你好！你妈妈病得这个样子为什么不送她去医院？”“我们没有钱看病，请让开，我们还得赶路呢”。我没好气的回答。母亲问我在和谁说话，我说就是给咱馒头那个日本女孩和她妈。母亲急忙说：“谢谢你娘俩了，如果没有你的馒头我可真要饿死了”。“不要客气，你的眼睛需要包扎一下，如果感染那可就麻烦了”。“我们是穷人没有那么娇贵，这头疼脑热是常有的事，大妹子，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们还得赶路呢，你的大恩大德以后再报吧”。“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我们都是穷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日本的老百姓和你们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我们都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我丈夫去打仗也是被逼无奈，如果不嫌弃就住在我们家等养好伤再走”。都这步田地了我们还客气啥呀，于是我们就住在了日本人家里。

原来这家日本人是被日本政府以欺骗的手段骗到东北来拓荒的。日本政府所答应的优惠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兑现。那个小女孩叫合子，非常天真和善良。她妈妈懂得一些医护知识，家里也备有一些常用药品和一些简单的医疗用具。她为我母亲包扎了眼睛，可是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期，母亲的双眼还是没有保住。

合子母女非常喜欢四弟，整天给他做好吃的又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榆生。既有劫后余生的意思也有在榆树县生根的意思，并且提出要收养四弟。母亲的眼睛瞎了照顾不了四弟，只好答应暂时把四弟寄养在合子家。合子和她妈妈非常高兴，她们对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大约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开始出发了。四弟还小根本不知道分别的痛苦，只要有人带他玩儿他就不找母亲。临上路前，母亲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怀中掏出那半块银锁递给合子的妈妈说：“大妹子，这东西你替榆生保管好，将来这是相认的凭据”。我们和合子一家洒泪挥别。一路上我和三妹轮换着领着母亲，一路讨饭北上，那艰辛劲儿就别提了。我们走到嫩江时正赶上日本关东军和马占山的队伍打仗。一枚炮弹在离我们不到十米远的地方爆炸，我本能地捂住母亲耳朵卧倒，可是三妹没反应过来，只见她身体摇晃了两下就倒在了地上。我放下母亲赶紧抱起三妹，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就是听不见我说话。我示意他往回跑，他好像领会到了我的意思，于是我领着母亲在前面跑三妹紧紧跟在后面，一口气我们终于跑到了安全地带。这时我发现三妹聋了，我和母亲说啥她都听不见。等战火停止的时候，我领着母亲和三妹向克山县奔去。

快到克山县的时候路边躺着一个老头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女儿趴在他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听声音挺熟，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老常大爷的女儿英子。我立刻蹲下身抱起老常大爷就喊：“老常大爷，你醒醒啊！你这是咋的了？”。我感觉他的身上很烫，大约超过了40摄氏度。英子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扑向了我：“根生哥，你咋到这来了？快救救我爹吧”。我们没有救活老常大爷，埋了老常大爷又把英子送到她亲戚家，我们就继续赶路了。

终于到了双河镇南岭村大舅家。大舅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让我们一一见过大舅妈和表姐妹。大舅家没有男孩，大舅妈就给他生了三个丫头。大丫头叫山杏比我大，我管她叫表姐。二丫头叫菊花。三丫头叫春草。她们都比我小我管她们叫表妹。大舅看道母亲眼睛瞎了三妹耳朵聋了他非常的伤心。大舅流着眼泪疑惑地问：“凤兰啊，你这是咋整的?玉良咋没和你一起来呀？”母亲就把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在大舅家我们待得踏实多了，于是我每天就盼望父亲他们能早日到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伪政权建立，日本政府向东北派遣大量开拓团。大洼地区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为了保证日本军队和政府大米的充足供应，日伪政府到处抓劳工拓荒、开田、挖渠、修坝。父亲、二哥、大哥他们刚刚走到高平（现在的高升镇）就被抓去修建疙瘩搂水库。他们一天三餐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睡的是简陋的工棚，干的却是超强的体力劳动。他们整天都在汉奸的监视下，这帮狗汉奸各个心狠手辣如狼似虎。他们手拿镐把，如有怠工者被他们发现就是一顿毒打。有一次父亲亲眼看见，陆家村小赵屯的赵老蔫爷仨由于疲劳过度，在回工棚子的途中躺在路上睡着了。这时正好有一辆日本开拓团的汽车开过来从他们身上轧过去，那惨状把父亲惊呆了。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命运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大哥干活不会藏奸，整天不声不响傻拉巴叽就知道干活。人家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从来不跟人家理论，所以最累的活儿总是他干。有一天，他往大坝上扛草袋子。那装满土的草袋子足有二百斤重，他一口气扛了十来趟，最后活活被累死在工地上。当时父亲、二哥和大哥不在一个工地上，晚上收工回来听工友说大哥累死了。父亲和二哥像疯了一样冲出了工棚，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大哥的尸首已经被日本的狼狗给吃了。父亲眼前一黑瘫倒在了地上。二哥忙抱起父亲大声喊：“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父亲慢慢醒过来，爷俩抱头痛哭。

日本人坚信只有吃过人肉的狗才是世界上最上等的狗。这样的狗毛油光锃亮，狗眼会发出两道绿光。据说一般的狼也不是它的对手。不管咋说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转眼工夫变成了几块白骨，父亲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哭过之后，他慢慢地蹲下身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铺在地上，又把大哥的骨头一块一块捡起来放在褂子上包好。然后两只眼睛直盯盯看着褂子包大声骂道：“小日本儿，我操你祖宗。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畜生……”。父亲的精神有些失常，周围好心的工友把他搀起来，劝他别再骂了怕他引来更大的麻烦。二哥去找人家理论被人家一顿胖揍，差点连小命也给搭上。日本人自觉理亏，另外父亲和二哥也确实不能上工了就把他爷俩赶出了疙瘩搂水库工地。

二哥的脸被日本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领着父亲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工地回到家里。用家里唯一的一张炕席把大哥的骨头卷了起来，把它埋在辽河坝外一块高岗子上。父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趴在坟头两手高高举过头顶放声大哭：“木生唉，你死得咋这么惨啊！老天爷呀！你咋不睁睁眼啊！如今的世道我们穷人可咋活啊！……”。二哥跪在一旁也吧嗒吧嗒掉眼泪。爷俩哭了好半天，父亲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了回头问二哥：“柱生阿，下一步咱爷俩可咋办呢？咱还下江北不？”二哥说：“先养好伤再说吧”。爷俩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家里。可家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这可把父亲和二哥愁坏了。二哥想去天庆隆找大妹，可是一想杨承祖狗眼看人低那熊样还是没去。正在爷俩一筹莫展的时候，田贵叔手里拎着从天庆隆偷来的半小袋大米来了。这可把他爷俩给救了。他进屋就说：“我阿就…早上阿就…去田庄台阿就…拉大米，阿就…人们都在议论木生的事，我就知道…阿就…你爷俩准在这儿。就…阿就…急忙跑来了”。经过一番嘘寒问暖后，知道大妹已经怀上了，再过俩月父亲就要抱外孙子了。杨承祖在外面还是整天的鬼混，天庆隆的生意有日本人罩着还算不错。

没过几天大米吃完了，二哥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父亲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爷俩最后决定还得下江北。这一来是因为我和母亲这伙人他们总惦记是回事儿，这二来是因为不走也确实没有活路。这回他们准备不走高平黑山一线，因为那里日本兵关卡多不容易脱身。这会改走沙岭辽阳一线，那里有抗日义勇军，日本人很少去那里碰这颗钉子自找苦吃。

这一天，父亲和二哥刚刚走到沙岭地界就听到前边有密密麻麻的枪炮声，于是爷俩在路边的芦苇荡里躲了起来。二哥用随身带的镰刀割出一小块空地，准备在这儿歇一会儿再走。正在这时，有一个浑身带伤的日本兵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看样子他已经跑了好长一段路了上气不接下气的“扑通”一声趴在了路边。父亲观察周围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和二哥战战兢兢地走出芦苇荡来到日本兵身边。那日本兵看有人过来先是一愣，紧接着把手伸向他俩有气无力地嘀咕着：“老乡，水，水…”。父亲明白他是渴了。二哥喊道：“有水也不给你喝，小日本儿，你也有今天，老子今天非砍死你不可”。说话间二哥眼睛里充满怒火，左手紧紧拽住日本兵的脖领子，右手高高举起镰刀就要下死手。可是他毕竟从来没杀过人阿，他狠狠地咬了咬牙，那把雪亮的镰刀在空中划了个弧线就再也没往下落。虽然他恨透了日本人，但是当日本人真的出现在眼前时他却下不去手了。那日本兵以为二哥真的要杀他，于是他便跪地求饶：“老乡，别杀我，我还有妻子女儿等我回去，求求你们了”。父亲说：“你也知道有妻儿老小啊，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妻子女儿吗？小日本儿，我告诉你，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见死不救非君子’，今天我们爷俩不会杀你。但是，也决不会放了你”，说完父亲对二哥说：“柱生，拿根绳子把他捆上，等一会把他交给义勇军。义勇军咋处置他咱可就管不着了”。那日本兵听说要把他交给义勇军吓得都尿裤子了，挣扎着想要站起来逃跑。二哥一个扫荡腿就把他撂倒了，爷俩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了起来。连推带搡把他带到芦苇荡里，那个日本兵脸吓得煞白。他心里明白义勇军那是好惹的吗？交到他们手里那还有个好，于是央求道：“老乡啊，放了我吧，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在他语无伦次的讲诉中知道，他在榆树县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还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他的女儿叫合子，天天盼他回去。

枪声停止的时候，义勇军的人马巡了过来。父亲和二哥把那个日本兵交给了义勇军。义勇军的头头说他们父子立了大功，让他们留在沙岭当义勇军，父亲婉言谢绝了。于是义勇军赏给他们每人两块银圆。父亲和二哥有了钱走到辽阳就改坐火车北上了。火车经过五昼夜的颠簸途经沈阳、铁岭、昌图、四平、最后到了长春。下了火车他们又改为步行到了克山县双河镇南岭村的大舅家。

一家人团圆悲喜交加，总有唠不完的嗑。大舅、大舅妈还有表兄弟姐妹相处的也都挺融洽。但我们家这五口人不能长期挤在大舅的两间房子里呀，于是我们就靠大舅家的西山墙暂时压了两间茅草房。过两年，母亲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妹妹。父亲、二哥和我没日没夜下地干农活，收成还不错。三妹在家照顾母亲和小妹，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总算能填饱肚子。这样平安祥和的生活没过两年，家里出了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儿。

我们家地里的活儿多，有时忙不过来，于是表姐山杏经常过来帮忙。山杏一来二哥干活总是特别卖力气，后来我发现他们俩眉来眼去的有些不对劲儿。我告诉父亲：“山杏和我二哥可能是搞上了”。父亲骂我：“就你小子花花肠子多，没事儿净他妈地扯淡”。

果然不出我所料，山杏老往我们家地里跑。这一来二去的村里就传出风言风语，有人说山杏和我二哥经常去高粱地幽会。父亲问二哥他矢口否认，大舅问山杏她也摇头不认账。终于有一天山杏的肚子大了起来，这下他俩可瞒不过去了，只好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下可把大舅、大舅妈给气坏了，大舅妈整天骂：“你们老孙家门风不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家柱生连兔子都不如。这才叫好心不得好报，没想到你们老孙家是这样的人品。当初收留你们真是引狼入室，迎鬼进门啊”。大舅妈有时觉得骂得不解气还用条扫敲两下门框。父亲整天听大舅妈骂实在是挂不住面子，于是把二哥狠狠的揍了一顿。二哥一气之下竟然不辞而别领着山杏私奔了。二哥在走前偷偷在我的衣兜里放了一张纸条说他们去了里城，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一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说出这个秘密。

二哥走后，父亲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长满了疥疮。我想可能是我们住的茅草房潮湿引起的，也不知是谁出的偏方，说用水泡可以把疥疮泡掉。于是那年夏天父亲几乎天天泡在河沟里，用手一层一层往下撕脱落的皮。可是旧的一层揭掉又长新的一层，最后长满了全身，父亲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父亲躺在炕上浑身痒痒得难受，整天总是喊：“凤兰，快给我挠挠”，可是母亲看不找。他又喊：“三丫，给爹挠挠”，三妹又听不见。只要我在家他准喊：“根生，给爹挠挠”，我过去给他挠，他才能睡个安稳的觉。

日伪政府实施“征兵制”，凡年满20岁男性青年一律为应征对象。我在应征之列，说是自愿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日本少兵向赶鸭子似的把我们赶到村公所一个大房子里面，我一进屋就觉得不对劲儿。外屋两口大锅里蓄满开水，两个灶膛里干树枝子噼里啪啦山响，那火旺得像炼尸炉。南北两个大炕让我们去坐，有的人心眼实进屋就往炕上爬，我急中生智马上挤到炕梢挨着炕沿边坐下。当大伙都坐下的时候，有个人开始宣读征兵条款。最后说：“凡愿意为大日本天皇效命的就自动站起来”。这时候屁股烙得受不了的，只要一欠屁股就被带走。对外还说是自愿的，不到半个小时绝大部分人都被带走了，只有三五个还在那老老实实坐着。其中就有我一个，无论他们怎样开导，我就是不动，后来没办法也只好把我们几个给放了。

就在日本少兵把我带走时，父亲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呢。于是上了很大的火，他的病就怕上火，一上火那疮红得像鸡冠子似的。他一遍又一遍地和母亲叨咕：“我呀，天生就是没儿子的命，这老大死了、老二逃了、老三被抓走了、老四送人了”，他反复说着这句话。当我回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我抱起父亲大声地喊：“爹，你醒醒啊！我没让他们抓走，爹，你醒醒啊，我是你的根生啊！”此时父亲的呼吸和心跳都极其微弱。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睁开眼睛看着我，嘴唇微微动了动：“根生啊，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做梦，我真的被放回来了”。“回来就好，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照顾你娘和三丫。另外，等将来条件好了一定把爹的尸骨背回里城”。他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使出浑身最后的力气从怀中掏出那半块银锁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你还得帮爹把榆生和你二哥找回来”，说着把半块银锁塞在我的手里。接着无论我怎样呼喊，他就是不睁眼，最后他脑袋一歪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在大舅的帮助下掩埋了父亲。

在父亲去世不久江北流行天花病，小妹也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当地日伪政府规定谁家有患儿必须交出来由政府统一管理，如果隐瞒不报格杀勿论。小妹的脸上出的全是水痘，家人愁得团团转。如果把她交出去那肯定没有活命，如果隐瞒不交那就是死罪，情急之下我想出了一个两全的计策。大舅看没有别的好办法也只好同意试试，我们全家口风一致就说小妹昨天晚上已经死了。让大舅求个木匠打一口小棺材，趁人不注意在里面放一个枕头，这样棺材里像有个小孩似的。埋时也不会有人怀疑，这样我们就不用交出小妹了；在埋小棺材之前，我偷偷把小妹抱回里城，他们看不到小妹就不存在隐瞒不报的罪责。

于是我抱着小妹奔向里城。一路上我不敢走大道，更不敢坐火车。经过千辛万苦我总算回到了里城的家。这时二哥和山杏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是个大胖小子，叫孙思江，可能是思念江北的意思吧。虎头虎脑的挺着人喜欢。我这当叔叔的穷也没给孩子买点儿啥，孩子叫我叔叔我还怪不好意思的。好在二哥和山杏也没有那些说道。二哥听说父亲已经去世了流出了愧疚的眼泪，我问他：“你还恨咱爹吗？”他摇了摇头说：“人都已经没了，还恨啥呀”。二哥又问我：“咱爹去世前都说了些啥？他是不是一直都不肯原谅我？”，我说：“他啥也没说，只说让我将来把他的尸骨运回里城”。我问：“大妹现在咋样？杨承祖还打她吗？”“咳，别提了，咱在江北时大妹就死了，是生孩子时难产死的”，“啊！你是听谁说的，能不能是杨承祖害死的”。听说大妹死我吓了一跳，“不能，这都是田贵叔告诉我的”。“那孩子保没保住？”。“也没保住，娘俩全死了”。我的眼里顿时浸满了泪水，这老天爷咋净可穷人坑啊！

小妹的命可真大，经过这么折腾他竟然活过来了。脸上的水痘下去了，但是变成了一个个小坑儿，也就是平常人们说的麻子。从这以后小妹孙麻子的外号叫人们叫开了，因为满脸麻子所以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光棍腿子。婚后也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还得说下江北的事儿吧。

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把小妹交给了二哥和山杏。准备回江北，二哥说：“根生啊，我看还是把娘和三丫接回里城吧，咱都回来了他娘俩还留那儿干啥。另外，我和山杏的事儿都已经把大舅一家人的心伤透了，再留那儿也是吃人家下眼食”。我说：“行，过一阵子我回去和娘商量商量”。

我想尽快先把父亲的尸骨运回里城以完成他老人家最后的心愿，以后有机会把二妹的尸骨也运回里城。

二哥东挪西借为我张罗来盘缠让我坐火车去江北接母亲和三妹。我很快回到了双河镇南岭村的家。母亲虽然是个盲人，但是三妹把她拾到得干干净净。三妹每天忙完家里的活儿还要下地干活儿，她的身体棒得像头牛。整天就知道闷痴闷痴干活，像从来不知道累似的。我跟她比划说带她回里城，她显得非常高兴。母亲说：“这回咱一走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根生啊，把你爹的坟迁到里城去吧”。我说：“娘，我这次回来一是接你和三妹，二就是想把我爹的遗骨背回里城去”。母亲又说：“那迁坟可不是件小事儿，明天你找你大舅请个风水先生掐算个日子，免得日后出啥大事儿”。我说：“行，娘，我明天就去找我大舅”。

1945年农历7月15这天是传统的鬼节，这一天最适合迁坟。早晨卯时刚过大舅放了一挂小鞭儿，在大舅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挖开了父亲的坟。我把父亲的遗骨一块一块捡到一个小木匣里再用一块白布包好，所有的亲人象征性的哭两声。然后大家一起喊：“西天大道走中间，小妖小鬼别上前，卸掉江北千斤土，魂归故里得团圆”。临走前大舅一家人和我们依依不舍，我双手捧着装父亲遗骨的匣子跪在大舅面前给他磕了三个头。大舅扶起我说：“根生啊，回到里城你告诉山杏就说我和你大舅妈不怪她了，将来有空让她回家看看”。说完大舅的眼圈红了，我说：“我记下了，大舅，这些年我们全家给你添太多麻烦了，你的大恩大德将来我一定报答”。“傻孩子，快别说这些，趁早上路吧”，我们洒泪告别了大舅一家人。

我们来到长春火车站，这里人山人海，通过打听才知道小日本打败了。苏联红军控制了整个东北，这里所有的火车都停运了。无奈之下我带着母亲和三妹只好步行来到四平火车站，这里虽然还通火车，但是拉的全是日本拓荒团的人。他们有的人挤不上火车就沿着火车道逃命，看这种情况我想坐火车回里城恐怕没希望了。正在万般焦急的时刻一双脏兮兮的小手伸向了我：“大哥，给我点吃的吧！我弟弟快饿死了”。我一听生硬的中国话就知道她准是个日本小孩，于是我没好气的说：“饿死也活该，谁让你们日本人来我们中国瞎折腾的……”。我话没说完扭头一看竟然是合子。几乎同时她也认出了我，合子喊了声：“根生哥，……”就扑在我怀里放声大哭，我的泪水顿时也涌了出来。

原来，二哥和父亲把合子的爸爸交到义勇军的手里，义勇军并没有杀他。他们利用他诈开了盘山日本驻军的大门，放火烧了日军的仓库。日军发现上当就一枪打死了合子的爸爸。当苏联红军打过来的时候，合子她妈妈把那半块银锁塞到合子手里让她带着榆生逃跑，自己怕受辱跳井自杀了。合子带着榆生跑到四平火车站准备逃回日本，但是人多挤不上火车。她和榆生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今天真是苍天有眼让我们相遇。合子从榆生身上取下半块银锁递给母亲，母亲从怀中取出另半块正好合并成一个完整的银锁。母亲知道合子是个好姑娘准备收养她做干女儿。于是便说：“合子跟我们走吧，如果有人要问你就说是我的女儿”。合子跪地给母亲磕了仨响头喊了声妈妈，我们一家人逃荒似的回到了里城。一家人总算团圆了，我们把父亲的遗骨也安葬在辽河坝外埋葬我大哥的那块岗子地上了，这样他们爷俩儿在阴间也算是团圆了。

日本投降了，没有日本人撑腰天庆隆的买卖很快萧条了下来。于是杨宇衡收买了当地恶霸齐云葛、伪军少将杨子新、报号“大云字”胡子头高广占等，他们纠集200余人与人民为敌想死灰复燃。他们迫害了中共盘山县委干部。1948年1月31日盘山县解放，天庆隆的全部财产被民主政府没收。

一天，田贵叔慌慌张张来找我，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阿就根生啊，这下…阿就可好了，共产党把老杨家…阿就给分了。咱穷人…阿就真的翻身了”。我半信半疑地问：“天底下竟然有这等事儿？自从盘古开天辟地还没听说穷人能把富人给分了的，田贵叔你八成是疯了”。“我…阿就才没疯呢”，田贵叔拉着我和二哥就往天庆隆跑。一到天庆隆我们简直都傻了，原来不可一世的杨家大院，现在到处是穷人出出进进。每个人手里头还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我们刚进屋就看见有两个小战士抱着枪坐在炕沿上，炕里还摆了几只手榴弹。只要我们不碰他们的枪和手榴弹，我们拿什么他们都不管。田贵叔带着我和二哥直接来到了大丫的房间，这里只剩下了一件小炕琴柜。我和二哥把它抬回了家，田贵叔来到后院，那里有好几口大缸，上面还扣着大铁锅。他揭开大铁锅从里面拎出一提溜猪肉。人们看见田贵叔拿到了肉，就纷纷过来掀掉锅拎肉。

我和二哥把炕琴柜摆在母亲的炕头上，母亲用手摸着它问：“这是从哪弄来的？”。“这就是当年大丫用过的…”我说一半话又咽了回去。这时母亲显得似乎非常激动，她那干瘪的眼窝中浸满了泪水。双手颤抖着不停地摸着，嘴里嘀咕着：“大丫啊，娘做梦都在想你啊！你咋就没挺到今天啊！今天你要是活着，那老杨家也不敢欺负你了……”

工夫不大田贵叔也回来了，他手里拿着肉和面。三妹、合子和山杏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三妹因为耳聋整天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她只有用不停地干活来排遣内心的寂寞。大家看他辛苦示意她歇歇，她摇摇头笑了笑又闷痴闷痴干了起来。

田贵叔没地方去只好住在我们家。他整天忙里忙外不着闲儿，放下锄头就是笤帚，和我们家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他心眼好看三妹干田里的活太累就经常帮助她，三妹也经常帮着田贵叔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一来二去俩人慢慢产生了感情，母亲觉得三妹也老大不小的了，就找我和二哥商量：“我说柱生、根生啊，这一晃三丫就到了嫁人的岁数了，你说这要是嫁得远吧，娘又不放心，要是嫁到本村，哪家肯娶一个聋媳妇。我看你田贵叔人实在，心眼又好三丫跟了他娘放心，不知你俩啥意见？”。二哥说：“行是行，就是岁数大点儿”。娘说：“岁数大知道疼人有啥不好，根生你看呢？”我的意见和二哥一样。见娘愿意我只好说：“行啊！只要三丫同意我没意见”，过了俩月请个媒人，最后田贵叔竟成了我三妹夫了。

合子和我是患难之交，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心地又善良。我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恋人了，甚至我都忘了她是日本人。每天我们早出晚归，一天见不着心里就不知道是啥滋味。合子在心里早就许下非我不嫁的诺言。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的心终于紧紧贴在了一起。合子把她的一切都给了我，我用发烫的嘴唇亲吻着她的脸颊。她轻轻地说：“根生哥，你流泪了，你泪水的源头是在江北吗？”，我先是点了点头，后来我又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