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家堡

把青春放进滚烫的岁月，烘烤、揉制、密封……捻一撮置于记忆之杯，一叶一叶涅槃如新，用心酌饮，微微苦涩中透着醇香。

                 ——题记

驻足邬阳街头，向东北眺望，遥见一堵峭白崖矗立于云天之际，那便是其境内最高处——大门岩。大门岩半山腰有一村子，交通不便，比较落后，但村名却富诗意——“金鸡村”，孕育着“报晓”的期待。王家堡小学便是该村唯一的一所学校。

1994年8月，一纸介绍信将十六岁的我“发配”邬阳，再由邬阳教办“流放”至王家堡。

那天，陪我去报到的是教办的罗会计，一位慈霭的长者。秋日的阳光其实很温馨，我却满眼苍凉，四周的山越看越逼促，像要拼命集拢似的，令人憋闷。连续干旱，挂坡地里的玉米杆如脸色蜡黄的病人颤颤微微。前行的脚步有些僵硬，不甘心怀揣着美好憧憬的教书生涯就在本县的蛮貊之地拉开帷幕。

一

那时，王家堡小学仅有5位教师，除我和建始师范毕业的阿韬刚分配到这儿，剩下的就是本地教师了——两位民办教师，一位代课教师。80余名学生，五个年级，设四个教学班，二三年级采用复式教学。山大人稀，很多学生在校寄宿。

周末比平日里难熬。学生回家，本地教师农忙，我和阿韬便守着那歪歪斜斜的两层木楼，看群山静默，鸟雀逐飞。寂寞暗袭，如层云蔽顶。

有人说“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那时的寂寞只属于我和阿韬两个人。

寂寞会让我们神经质般的疯狂。我和阿韬会顺着逼仄的木楼梯倚着栏杆拼命地敲打生铁铸成的铃铛，一遍又一遍，单调的声音就在山谷中波荡。用来敲击的，是悬在铃铛下面一铁坨，像颗睾丸。长时间发狠地敲击，它的表面却愈加光滑。乏了，我们便手做喇叭状，扯起喉咙对着大山叫嚣，阿韬会拖长声音模仿领导致辞：“……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向你们表示亲切慰问，你们辛苦了……”扯淡，一年中连村干部的影子也没见到几回。阿韬还会模仿刘欢把头使劲往后一甩，深情款款演唱“弯弯的小桥下面，是那童年的阿娇……”他那时戴个深度眼镜，多才多艺，普通话，唱歌样样棒，模仿力极强。后来，我们会回到各自房间，他看书，吹口琴，写文章，我也看看书，练练毛笔字什么的，直到星宿高檐，月拂竹尖，影伫床前。

一般不去镇上，难以搭车，偶见拉煤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也是稀罕。如果步行，须下山涉水，攀岭过谷，到镇上要花大半天时间。

特意去镇上买回一副乒乓球拍和一筒乒乓球。也就是为打乒乓球，我和阿韬在学校唯一的那张缺角的水泥乒乓球台旁，突发冲突。好像是为一个球是否过网而争执，后来他用球拍砸了我的背，我去踹他，他把我抱住，然后忿忿然转身回房。第二日，两人又开始一起做饭，偶尔吵闹一下，反而暂缓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压抑！

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一百七十多元。有一次，心血来潮，我和他凑了六十元为全村老百姓包了一场电影。放电影的人住在金鸡口，老早就得派一拨学生跟着老师去接，学生高兴地不得了，扛着拷贝箱也能飞奔。

暮色降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拥向学校凹凸不平的土坝子——在我记忆中那是学校乃至整个村子里最热闹的一次了。影片的名字我忘了，反正我和阿韬中学时代就看过了，照样很兴奋，就喜欢看人头攒动。村民们看电影，我们看村民，在人群中搜寻着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后来有几个后生、女子到我们宿舍里和我们打扑克，好像有一个女孩长得蛮清秀，忍不住多瞟了几眼，电影散场后就再也没见过。

二

学生都穿得很朴素。有家长在镇上工作的，穿得好一点。三年级有个学生冬天还赤着脚，但不见感冒。我和阿韬给过他几次零钱，有时喊他吃顿饭。

课间，常有学生把我们叫住“老师，给！”，递过一捧爆米花或干薯片，我们便在阳光下一起“咯蹦咯蹦”地嚼着。午休时间比较长，学生把从家里带来的土豆扔进灶膛，过一会儿刨出来，叫我们一起吃。等到上课时，师生嘴边都长出一圈“黑胡子”。

有一天上午，有个小男孩从教室里跑出去了，我发动全班学生漫山遍野寻找、呼唤，也难见其踪影，顿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他父亲闻讯赶来，要我带学生回教室上课，他一人去找。不知道家长在哪儿找到他的孩子，下午，那孩子到学校来请我和阿韬到他家吃饭。我内心难安，执意不去。他父亲又来了，说“不吃饭，我就告你体罚我孩子。”家里早已摆满了一桌子菜，火锅里堆满了腊蹄子和腊排骨，家长“威胁”我得喝点小酒才肯罢休。后来，这孩子的姐姐到学校不时给我们送点蔬菜或鸡蛋，阿韬暗地里笑我要当那孩子的姐夫了。其实，她每次把东西放下，说一声就走了，很少停留。

入冬以后，一到周末，家里杀年猪的学生就会把我们拽去。开始还试着推辞，后来邀请的学生多了，我们也欣然坦然了。饕餮一顿，走的时候还得拎上一块瘦肉。学校方圆几十里，都快踏遍了。本地老师也常邀我们做客。时隔二十余年，那些山野小径、竹林人家还悠悠浮现。

三

阿韬任五年级班主任，教五年级语文、五年级自然、四年级数学、四年级思品。我任四年级班主任，教四年级语文、四年级自然、五年级数学、五年级思品。两个班的课程全由我们俩交叉完成。

学生们开始用普通话朗读和回答问题，学着老师的腔调诵读文章；学生们开始知道学自然不能死记硬背，要学会实验与操作；学生们开始琢磨怎样写毛笔字，他们围在身边屏息凝视老师挥毫；阿韬吹口琴时，身后总蹦蹦跳跳着一群学生。

那年全乡的期末统考，阿韬和我所带的科目都在全乡同年级居第一，在年度考核填表时我们把什么及格率，优分率用工整漂亮的阿拉伯数字写在总结中，如农人把粮食堆成小山放进大仓，把猪肉块子熏在架上。我们一边埋怨不公，一边自强进取。阿韬的多篇文章见诸各级报刊杂志，新千年后在州晚报社当了几年记者。我也试着思考农村教育的现状，撰写了《换汤不换药的忧思》一文，获得了一个州级奖项。现在重新审视那篇论文，不堪卒读。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遇见成片的樱桃花绽放在乍暖还寒的早春，第一次观看原汁原味的跳丧舞“撒尔荷”……

年少气盛的我们，固执地认为绵亘的大山挤兑了我们的青春，贫瘠的土地廉价了我们的汗水，内心躁动，终想逃避。一年后，我们离开了王家堡小学。

“叶子的离去，不是树的不挽留，而是风的追求！”像阿韬唱歌时潇洒地一甩头，以为王家堡从此将从记忆深处消失。

然而，这些年来，王家堡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却如野草般在我记忆的山坳里疯长。

听说王家堡小学在后来的布局优化中撤并了，它的消失是一种必然，然而却无法将我的记忆连根拔起！

（初稿于2008年，修改于2019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