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我骑着一辆二手的重型东方牌自行车,车后绑着一个木书箱,就这样骑入了桐峙中学。在这里,我遇见了影响我一生的老师余海鸥。
语文老师余老师戴眼镜,平日里很古板,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他常被同学们逗笑。
余老师的笑声后劲很足,文雅瘦弱的脸庞笑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好看,但他灿烂的笑容,却给同学们带来了求知的乐趣。
高二结束,语文课代表小方同学因故遗憾辍学,我接替了这个位置。此后,我经常钻进余老师的宿舍到半夜,看一些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看到余老师背着相机出去采访,看到那种潇洒劲,我内心充满了渴望,想当记者的理想油然而生。
一个周末,学校附近的一个乌石头村举行开桥仪式,余老师带我参加,那种说不出特别的感觉,我至今难忘。
高中三年,特别是高三,学校的校刊和广播室,我乐此不疲地参与。油印的校刊《桐中魂》和《校运会》,我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在余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获得了两次市级征文二等奖。这两本奖状,后来居然异想天开,想到市广播电台办理所谓的通讯员证不慎丢失,甚感遗憾。
还有更遗憾的。1991年老家发生水灾,远在云南服兵役的小青年给父亲发了四个字的电报“速告近情”,结果邮局错译成“速来近情”,差点让乡邻连夜买机票去云南。当时我化名青橄榄写了一篇题为《军营孝子问灾情,邮局烽火戏老农》的新闻稿发到《台州日报》。
见报后,邮局脸丢大了,马上到乡邻家致歉,乡邻满世界找青橄榄,我一直不敢承认,报纸也没有收藏,怕邮局找我麻烦。
虽然那篇新闻我死不认账,但是知情人都知道出自我的手笔。这是我第一次见报的处女作,当时把时间记错成1989年,所以一直查找不到这张报纸,非常遗憾。
2022年7月,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1991年香港百位明星为华东水灾义演的视频,我突然想起自己记错了台州日报的刊登时间。我一直以为是1989年,因为当时自己在临海市区参加高考复读班时,开学前后在路上看到过这张报纸,浏览了一下因为这张报纸沾满泥土随手丢掉了。
我于是让余老师再帮我查一查,时间确实是1991年9月1日台州日报刊第2版刊发的,题目是《电文译错一字,险酿“烽火戏老农”》,和我记忆中被报纸录用的题目《军营孝子问灾情,邮局烽火戏老农》不同,估计其他报纸也刊登过,却永远找不到了。
高中三年,对于普通的乡下学生,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写作方面能有这番小成就,也很不错了。
高中三年弹指一挥间。高考落榜后,家里发生变故,我不得不随父亲去建筑工地搬砖。期间,我断断续续搬砖的时间应该超过五年,手掌上的老茧至今隐约可见。
搬砖的日子度日如年,我苦中作乐,看到废旧报纸捡起来看看,写点日记消磨时间,买几本名著度过漫漫长夜,写作的老本行总算没有丢掉。
搬砖期间,余老师结婚还邀请我和小方同学参加,那时,余老师已经在报社做记者了。
2000年后,已近而立之年的我下决心离开工地,在民办学校做了两年教师。春节期间,我在临海市区遇到余老师。他将我带到办公室,我看到几个记者正将自己发表的新闻作品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当时我就涌上一种强烈的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剪报本。
2000年前,我也偶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有一次,我坐长途车遇到了车匪路霸,回家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停车场乎?盗匪窝也!》的文章寄到当地报社,文章发表后,这个盗匪窝很快被端掉。
2003年做民办教师期间,有校友问我,愿不愿意去公安系统干宣传。我巴不得马上就去。当时却因为“非典”耽误了大约半年时间。
我进了椒江公安局干起了专职宣传工作,余老师就在报社做记者。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三天两头往报社跑,经常“倚小卖小”,在报社见人就喊“师叔师伯”,其实好多记者年纪比我还年轻很多。
记得一个冬夜火灾现场,还是下半夜,我拿着自己买的凤凰205A胶片机,拍摄了救火的新闻照片,全身被消防水枪打湿。
第二天,我洗了照片骑自行车送给报社编辑,编辑老师说图片拍摄很一般,根本就不能用。天哪,那可是我在火灾现场冻了两个多小时的劳动成果呀,我站着傻了。
站了半个多小时后,编辑说给我用个文字稿,问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我一下子开心地跳起来,跑出报社。
在椒江公安局第三年,余老师又陪我一起去路桥数码城买了数码相机和二手笔记本电脑,自己出资配备了新闻人的必备工具。也因为余老师的关系,我在台州公安宣传界站稳了脚跟。
十年后,我离开了椒江辗转来到临海,还是一直干公安宣传工作,一干就是21年。逢年过节,我总要给余老师发个信息致谢。遇到一些自己不满意的文章和图片,一如既往地请教老师。
每年教师节,我都精心编制问候短信发给余老师致谢。我记得2018年教师节,我苦思冥想了一句“让搬砖的手再握笔杆”的致谢词,还将这句话刻在陶瓷杯上,做成个有意义的纪念品送给恩师。
今年教师节后,余老师就要退休了,谨以此文感谢让我那双搬砖的手再握笔杆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