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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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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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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从天上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梦见了你。

梦里,我用轮椅推着你到校门外边吃完早饭,再推你回病房去。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你都闷闷不乐,眉头紧锁着,跟你说什么都懒得理。经过一座小桥,桥头上零散地放着一些健身器材,一单元的杨叔和二楼的朱叔在走太空步,看见你,杨叔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前滚翻。你指着杨叔笑道:这小子,还前滚翻,还一百八十度。说着咳起来,咳得惊心动魄。咳着咳着,你开始吐,刚刚吃下去的蛋汤,没有嚼碎的包子,一股脑儿全吐出来,我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还没有收拾出个名堂,“噗”的一声响,你又拉了。你好像没有穿裤子,或者裤子开了裆,总归,你的排泄物无遮无拦,全喷到了轮椅和我身上。我急得大喊:妈!妈!快点,我爸又吐了!我爸又拉了!

这一喊,把我喊醒了。暖气烧得不好,临睡前我开了半个多小时空调。一冬无雪,嗓子里干得冒烟。我起床把电脑桌上放着的茶杯端过来,一口一口慢慢啜着喝,梦中的情形过电影似的在眼前回放。怎么可能呢,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你都不肯让我给你洗内衣,更不用说替你净身。你怎么会容许自己在儿媳妇面前狼狈到那样的程度?你不会,肯定不会。

你看,我还是不习惯用“您”来称呼你,还是这么没大没小。早在二十年前,我母亲第一次跟您见面之后就告诫我必须孝敬您,因为您的年龄足以做她的父亲。也就是说,从年龄上来讲你完全可以做我的祖父,尽管这些年来我一声声喊你爸,尽管我已经习惯生活中有你。不习惯就不习惯吧,我知道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知道我这人嘴不好,不会来虚套子,更不会甜言蜜语。生活中,怎么做永远比怎么说更重要,不是吗?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我们成了一家人。

靠在床头,我开始回想这二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我第一次见你的情景,想你怎么拖着因为脑梗行动不便的腿脚照顾怀孕的我,想你生病之后我怎么想着法地骗你,想你临去前怎么眼不错珠地盯着我看,我走到哪里你的目光就追随到哪里,眼睛里满是生的渴望和对我们的不舍。我知道你舍不得走,你想让我设法救你。这些年来,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做主,你想让我送你去医院。当然,我也想起了你离开以后这个家里发生的种种,想起了因为你的离去带给我的几乎崩溃。我想啊想,能想的都想了,以至于忘了时间的流逝。

这个早晨我差一点迟到。

天欲雪,天空阴沉沉的,冷风刺骨。我拎着包急匆匆往出走,羽绒服的拉链都没顾上拉。同事照例在路口等着,没等她上车坐定,我就跟她讲起了梦里的事情。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流泪!竟然没有了那种心痛到无法呼吸的感觉!

那就开始写吧。算算时间,你离开我们已经两年零九个月了。历经三载,我终于可以平静地坐到电脑前为你写点什么了。

应该是九八年的夏天吧,对,没错,九八年。婆婆有事到大连去住了几个月,家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不对,应该是四个,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你的孙子。那一年你七十二岁,因为多年的脑血栓(脑部有三个出血点),影响了运动神经,走路的时候你迈不开脚,小脚妇人似的一点点往前挪。每天早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你已经颤巍巍地下楼打来牛奶,煮好鸡蛋,逼着我吃下去。我晚上贪看小说,又贪睡,早晨你一次次地敲门我都醒不来。我代两个班的语文课,一周有四次早读,如果迟到了,就会被黑着脸站在校门口的校长堵个正着。我可不想在全校例会上被人骂,尽管不指名,跟指着鼻子也没有啥两样。我急急忙忙往出跑,你不让,就那么站在门口,非要我喝了奶,吃了鸡蛋。我说来不及了,你说没关系,迟就迟点吧,饭总得吃好。小新在一边吃吃地笑,说爸你怎么了,年轻的时候你自己站讲台,天塌下来都不肯迟到半分钟的啊,怎么轮到她就不一样了?你也笑,但还是不让我走,直到我两口吞下一个鸡蛋,噎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都知道你一辈子没进过厨房,家务事几乎不插手的。我上班前发好面,准备下班回来蒸馒头,结果没等我下班面就发好了。发了就发了,大不了我们吃酸馒头,或者干脆扔了,你不干,自己跑到厨房里蒸馒头。你哪里会干这个啊,碱放多了,白面变成了玉米面,所有的馒头都咧着嘴笑。我下笼的时候,你站在旁边不好意思地笑。

我喜欢听你讲以前的事情,尤其是你年轻时候的事情,你却不肯多讲。关于你的事情,我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渐渐地总算是有了轮廓。你出身于江南世家,家世显赫,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公子。你的家族人丁不旺,作为长房长子的你父亲生了三个女儿之后才有了你,之后又有了小妹,你是唯一的儿子。听说你出生后,家里为了确保你的营养,一个接着一个地给你换奶妈,让你吃奶一直吃到六岁。零七年查出肺癌之后你又坚持了八年,直到一五年春节期间才离开我们,临走前头脑都异常清楚,是不是跟这有关?你自幼聪慧,黄岩中学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荣毅仁办的江南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未及毕业,时值抗美援朝战争,你拿着学校提前下发的毕业证弃笔投戎奔赴战场,战争结束,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兵又成为刚刚组建的总后防化学院第一批学员。当时防化学院创建伊始,连校舍都没有,只好借清华和北大的教室流动上课,借地利之便,一有时间你就跑到这两所学校旁听,一不小心就修够了学分,到毕业的时候,你同时拿到了防化学院、清华和北大的文凭。别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大学,你一读就是四个,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你吃了太多的苦。有一年春节,你接到了来自上海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你当年的战友,你们一起转业来到山西,他留在太原,你到了临汾。因为单位待遇太差,你的战友什么手续都不要,一转身回了上海,几十年过去,早就成为一家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而你蜗居临汾,兢兢业业几十年,临退休还是个副教授,一家六口挤住在师大南区七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那天接完电话我看你情绪有些低落,故意让乐乐去找你玩。乐乐小时候很顽皮,也爱笑,他在你身边跑过来跑过去,还爬到你膝上去摸你的脸,你被逗笑了,乐乐呵呵地逗着他玩。后来你跟我讲过一句话,说是跟文革中屈死的那些人比,你已经够幸运了,你不亏。

怎么能不亏呢。前些日子临师百年校庆要出一本纪念文集,你的一个学生来电话来让我写写你。他说你得好好写,别给你爸丢人。我没法推脱,一口答应下来,之后到处找你的老朋友老学生了解情况,这一了解才知道,文革前夕山东大学要调你过去,因为种种原因你被阻拦,没有走得了。这种种原因里,据说出身问题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去了山东大学,你的老境断不会如此颓唐,毕竟那是全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上班时你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退休后你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可你硬是被卡住了。这事你从没有跟我提过,问小新,他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情,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文革后期,学校受管制的基本上都解放了,只有你还迟迟落实不了政策,你的一个朋友跑去打听,工作队的人告诉他,他们收到一封来自你老家的信,信上说你藏有两支枪。兹事体大,该好好调查才是,但当时形势混乱,没人顾得上管这事。你的这位朋友急了,天天跑过去催,学校这才派人到浙江老家去调查,一查,写信的是公社的一个干部。他因为私事跟你有一点小矛盾,就写了这封诬告信,想趁机整你。事情弄清楚了,你终于恢复自由。按说该找这人算账才是,至少臭骂他一顿,可你呢,你说应该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最终说了实话,事情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弄清楚呢。

你是太善良了,你的善良让你只看得见别人的好。你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你看到曾经流离失所的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曾经食不果腹的人们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仅凭这些,你就感念不尽。

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出生于富庶的江南,少年求学杭州,青年负笈京沪,半生辗转都是繁华之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复员转业到山西,蜗居小城平阳,一呆就是半个世纪。本以为你会抱怨,你却一次次地对我们说临汾是个好地方,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还没有洪涝灾害,虽说在地震带上,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受到过地震灾害。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宽容,豁达,知足。二十年相处,我没有听见过你说谁不好,更没有见过你跟任何人恶语相向。你就像旷野里的一棵树,被人从遥远的江南连根拔起,移植到这贫瘠的北方黄土高坡,你却依旧挺拔,依旧平和,只管静静地伫立,伫立成永恒的风景。

天渐渐亮了,太阳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躲着,天冷得厉害。

嫁到你们家,是同事介绍的。介绍人是你的老朋友,她告诉我,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快结婚了,我还没有见到你的女儿,心里难免觉得奇怪。婚礼将至,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你我姐什么时候回来。你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笑过了,你告诉我,那个在你家里长大的女孩子不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侄女,也是你的外甥女。因为历史原因,陈牟两家亲上加亲,总共成了三对,你的姐妹同时是你的两个妻嫂,你的两个大舅哥同时是你的姐夫和妹夫。你们家这种复杂的关系,一开始真把我搞糊涂了。

也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关系,你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教养下一辈的责任。大连的表兄和表姐,武汉的表姐,都是在临汾考上大学走的。尤其是武汉的二表姐,小学三年级就来到临汾,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以至于介绍人都把她当做你的女儿。你也确实把她当女儿看。每年过年,你都早早地坐在电话机旁等着电话,最盼的就是她。她的电话来了,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叫舅舅,你急匆匆地走过去,起先还能自己走,后来不得不拄着拐杖。走得那么急,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她再一次叫舅舅,你答应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一直流,一直流,话筒都放下半天了,你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她的身体不好,据说是胃癌,你吃不下睡不下,眼泪更是流了一箩筐。她动手术,她休养,她被抽调到苏州去工作,她评上总工,你都流眼泪,一流就是半天。

你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她,那个让你流了那么多眼泪的人。我的眼泪流成了河,她却一滴泪都没有。那一刻,我好为你不值。我甚至恨那个你抚养了十年却一滴眼泪都不肯为你流的女人,虽然她据说是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虽然她跟我素昧平生。我叫不出一个姐字来,一次也叫不出。

还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家里,那是你的姨姐,我们的大姨。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加上先天的疾病,她终生未嫁,1984年外祖父去世以后就被婆婆接到山西,直到2006年离开,她总共在家里住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的光阴,足以使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孩长成即将成家立业的大小伙子,也足以使一个成年人垂垂老矣,你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无怨无悔。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如果有谁对她说话声音大了点,你就会温和地说:怎么那么对大姨说话呢。你不生气,也不吵,但你的声音里自有一种威力,让我们没有人敢违背。

不止是大姨,还有你的姨妈,也是你给养老送终的。听说你的姨妈也是一个孤老,当她无法独自生活的时候你把她接到了临汾。那时候家里还住在临师的小平房里,冬天需要自己生炉子取暖。老人家大小便失禁,经常弄脏了厚重的棉裤,是你跟婆婆一起为她净身,清洗衣物。那时候你还奋战在教学一线,趁着下课的工夫跑回家帮婆婆清洗满是屎尿的棉裤,弄得自己一身臭味,又匆匆忙忙赶到教室里去。她百年后,又是你抱着她的骨灰盒不远千里送回老家去安葬,以至于你当年的好多学生,时至今天都还以为那是你的母亲。

还有大姑,她青年守寡,独自抚养四个儿女,你年年月月寄钱去,直到她的儿女都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你还在寄,直到我坚决反对,婆婆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你在跟我们生了很长时间的气之后,最终才答应我们不寄。不是我心疼那些钱,实在是不应该再寄。大姑的儿女早已自食其力并且成家立业不说,他们的儿女也都事业有成,难道还需要他们八十多岁的舅舅来替他们养着母亲吗?

同样的,我也从未见过他们。这些在你的帮扶下长大的孩子,二十年来从来没有来看过你一次,甚至你去世,他们都没有参加你的葬礼。你冤不冤啊?

我知道你不觉得冤,永远不觉得。你告诉我们说,照顾姐姐是你的责任,跟他们没有关系。可是你忘了,在你看来这是一份责任,在他们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你寄钱给他们的母亲是理所当然,他们因为分家不公吵吵闹闹,你把自己名下的房子拿出来送给他们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来看看你,看看他们风烛残年的舅舅,不管他健康还是疾病,不管他生还是死。

现在你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殡仪馆冰冷的铁柜子里了,逢年过节,除了你的儿孙,除了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记得你,给你烧上一张纸,供上一碗饭,以感念你的养育之恩?

不能想了,再想,更替你觉得寒心。天空越来越阴沉了,雪已经在路上,马上就来。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的淡定和从容始终让我震惊。零八年除夕,家里意外失火,我们手忙脚乱的把燃烧着的沙发往楼下拖,你走过来看,我说,爸你到阳台上去吧,省得再把你给碰了,你果真就去了阳台,直到我们把火扑灭,才走进屋烧水给我们喝。

可是一到大年初一,你就不淡定了。一大早,你就逼着我们赶紧准备早饭,吃完了,又逼着我们赶紧收拾。家里房子窄小,你住的屋子兼做我们一家人的餐厅和客厅。等我们把碗筷收拾走,你就开始忙活了,换床单,铺新的沙发巾,整理果盘,泡茶。这些活,你从来都自己做,直到你去世的前一年。一切都收拾好了,你坐下来开始等待。

你要等的,一是电话,二是人。

打电话的,大多是你远方的亲人和老同事。浙江老家的大姑,大连的二姑和小姨,福建的二姑,武汉的小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天各一方,初一早晨的拜年电话雷打不动。老同事里,上海的魏叔叔和刘姨,太原的牛叔,是你经常联系的,多年不见,一根电话线维系着你们彼此的牵挂。

你等的人,是你的学生。也只有学生,才会在这特殊的时刻上门来,给他们最尊敬的老师拜年。

你的学生里,有我们这座城市里声名赫赫的政法委书记,有市教育局局长,还有教育局各个科室的主任,以及一些学校的校长,至于各个中小学的教师,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大都是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了,在单位他们大多执掌一方一言九鼎,在家里也是儿孙满堂说一不二,可在你面前,他们一个个谦恭得像个孩子。

我只有惊叹。更让我惊叹的,是他们对你几十年恒久不变的爱戴和尊敬。从他们的谈话里,我得知你曾经留他们在你简朴的宿舍里住,把你从教工食堂打来的饭菜分给他们吃,他们生病了,也是你用自行车驮着他们到医院看病。有个男生夜里有遗尿的毛病,他尿湿的被褥经常是你帮他晾晒;有个女生家里出事一度想休学,是你跑了几十里路到她家做工作,才使得她顺利完成了学业……

这些都是我在端茶倒水的时候无意间“拾”来的,虽然零散,但足以使同样为人师的我警醒、奋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正是在你的身上,我认识到了一个老教师的情怀,明白了为人师者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的牵挂和惦念。乐乐学会走路以后,我带着他,在小新的陪同下去看望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范西虹先生。从高中毕业,这是我第一次去看他,尽管不断有同学告诉我,老人家在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当我们一家三口出现在他面前时,年近八旬的老师双眼含泪,紧紧拉着我的手摇啊摇,久久不肯松开。从他慈祥的笑容里,我分明看到了你,看到了你们那一代人对待事业的执着和忠诚,看到了你们身上共有的善良、真诚和无私。

你八十岁的生日快到了,按照习俗,这是个大事,得过,得好好庆祝一下。我跟小新一直犹豫着,到底过还是不过,是大过还是小过。大过得发帖子请客,在饭店里摆上几十桌;小过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比平时多几个菜而已。说过当然是应该,你一生经历传奇,吃了太多的苦,实在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说不过,也说得过去,当时家里房子太小,客人们来的一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正在犹豫的时候,你的学生们打电话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如果我们不组织的话,他们来给你过这个生日。这下我们不能犹豫了,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到了生日这一天,你换上我给你买的新衣服,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等着你的学生们到来。他们来了,有些个多年没见的,让你猜他们的名字。谁都没想到,你张口就来。有几个女生,你都快四十年没见了,当年的小丫头都已经当了奶奶,你却想也不用想,张口就叫出了她们的名字。你的学生流泪了,我也惊呆了。我也是老师,年龄不过是你的二分之一,刚刚教过的学生,再见面我就叫不出名字了,更搞不清人家到底是哪一届的,哪个班的。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跟你相比,唯有惭愧。

在讲台上你长袖善舞,待学生你如兄如父,到了校办工厂,你依然是一把好手。九八年临师八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出过一本校史,其中“临汾师范校办工厂简介”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九七五年,为了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在陈福章老师带领下,学校又重建了校办工厂,当时设有电器装配车间,铸造加工车间,金加工车间。一九七九年试制教学仪器,并纳入山西省教学仪器设备公司生产计划,校办工厂改名为“临汾师范教学仪器厂”,本厂生产的教学仪器“简式电阻箱”,经国家教委教学仪器监测站抽检合格,发给“产品质量监督合格证书”,并颁发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本厂生产的“简式电阻箱”、“ 演示电阻箱”、“ 电铃”等教学仪器除供应本省外,还供应到天津、河南、安徽、辽宁、贵州、新疆、内蒙、四川等省市,试制的小学教学仪器“小学数学教具箱”、“ 捕捞工具箱”、“昆虫盒”等产品获得山西省教学仪器设备公司的开发新产品奖。

用语寥寥。可是有谁知道,当初为了重建校办工厂,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牛叔叔告诉我,铸造厂筹建初期,无技术无装备无人才,仅有的,就是你的一股子热情!你想办法借到临汾车轮厂一个报废的小高炉,自己修好了用。不懂技术,你亲自上门去求学生的父亲,让人家利用工余时间来做师傅。你领着学生自己挖坩泥制化铁炉,七天七夜,历经多次失败,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水,铸成球磨机的零件向学校报喜。往学校送产品的时候,学校的汽车不给拉,你跟其他人带领学生,硬是用二十辆小平板车把产品拉到指定地点。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厂里添置了五吨气锤,足足五六百斤重的大家伙,没有运输工具,你和学生们采取最原始的运输方式,在马路上放置圆木,用撬杠一点点往前移动,最终把这个大家伙从红卫路(今鼓楼东大街)大礼堂运到了南党校。南党校校门口有一个垂直距离两三米的大坡,你们想办法找来两段火车道轨拖着走,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气锤弄进校办工厂院内。为了取得协作单位的支持,你又求爷爷告奶奶,让音乐班的学生去帮人家排节目搞汇演,好话不知道说了几箩筐。好多次,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你就躺在车间的工作台上过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干。这些,校史上那寥寥数语概括得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那年冬天你腿疼得走不了路,我求一个同事的老公来为你打封闭针,他是一家骨科医院的院长。事情结束,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同事的老公突然问我你是不是临师的,我说是啊,在临师干了半辈子。他激动起来,说你是他的老师。当年在校办工厂参加劳动的时候,他见过你很多次,知道你是南方人,特别能吃苦。没有他,校办工厂哪里办得起来!同事的老公感慨道。

你在校办工厂十几年,直至一九八九年学校在你的举荐下,正式任命你的学生担任校办工厂厂长,你一直都是校办工厂负责人。只是个负责人。

天气更加阴沉。今年的暖气烧得不好,我敲键盘的手冰凉冰凉的,需要捂着玻璃水杯来取暖。你冷吗,躺在那冰冷的铁匣子里?

接下来,我该写写你生病的事了,尽管我很不愿意,尽管这三年来每一次想起来我都忍不住难受,还是得写。这是你留给我们最后的记忆。我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生命之火一点点黯淡,微弱,直至最后消失,其中的苦痛,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零七年,单位例行体检,片子显示你肺部有一块阴影,问你,你说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那是肺结核的钙化点,没事,我们也没在意。时隔两年,单位再次组织体检,这一回,阴影直径增大了两公分,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按照单位医院的嘱咐,得到太原一家医院去做伽马刀治疗。你不肯去,婆婆和小新都劝不动你,我说,权当去旅游一次吧,你也好几年没出门了。你几乎从来不反驳我的意见,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知道你是迁就我,不愿意让我为你操心,毕竟我只是个儿媳妇。我们连夜联系车子和朋友,第二天一早带你直奔太原。

临行前,我给远在美国的表兄发了求助邮件,他是医生,第四军医大的高材生,曾经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工作过的,既懂医术又有人脉。车到平遥,表兄打来越洋电话,询问我们如何知道你得的是肺癌,切片了吗。我们说,医院的CT报告单上就这么写的,肺癌晚期。他说我们胡闹,没有切片或者穿刺,怎么就做伽马刀呢。他介绍我们去找他的同学,那家医院的眼科主任,让他帮忙尽快搞清楚病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到了医院,我的同学卢卫红已经在等着了,他帮我们联系了一个老乡,是这家医院的急救室主任,由他带着,直奔伽马刀治疗室主任办公室。我把表兄的意见讲给两位主任听,他们听了,交换了一下意见,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做切片不可能。既然不能确定,不如先做伽马刀,只要把肿块消除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是不是癌也就没关系了。 我听了,觉得有点道理,征求小新的意见,他当时完全懵掉了,什么主意也拿不出,只好先听医生的。

做伽马刀,第一步是定位。小新去办手续,我用轮椅推着你进去,隔着玻璃,我看着你瘦小的身躯被庞大的机器一点点吞没,直到只看得见两只脚。定位时长二十分钟,隔着玻璃,我眼不错珠地盯着仪器上的数字,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定位结束,你被推出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我给你穿衣服的时候,触摸到你的手,你的手冷得像铁。这才是定位啊,每次二十分钟,真正的治疗每次半个小时,一个疗程十二天。你那么瘦小,那么衰弱,你撑得下来吗?我害怕了。

通过医院的值班电话表,我们联系上了表兄的同学,他跟表兄通了电话,决定自己亲自来给你做穿刺。机器拿来了,一看,你的肺部有一层气泡,穿刺没法做。表兄的同学又帮我们联系省三院,那是专门的肿瘤医院,设备相对要先进一些。因为是周末,对方让我们周一再过去。把这话告诉你,你脸上的表情轻松了一些。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决定带你到迎泽公园里走走。听说,公园里的牡丹开得正好。出租车一直开到公园门口,下了车,走了不到五十米,你走不动了。歇了半个小时,再走,你还是走不动。距离牡丹园还有一百来米,我很想让你去看看,可是你走不动。我说去找个轮椅,你说算了,回吧。于是又回到医院。漫长的两天,你几乎不说话,我们买回来食物,不管是什么,你总是只吃几口就说是饱了。我看着你,心里沉得像坠了铅。尽量找话来跟你说,你也答应,但始终神情黯淡。

周一到省三院,表兄的同学陪着去。我们刚把你推进去,就听见三院的人说:你们疯了啊,什么钱都想挣?这么大的年龄了做什么穿刺?几个人又商量,最后的结果是,不做了,回吧。八十多岁的人了,就是确诊了,做了手术,老人说不定连手术台都下不来,伽马刀也是一样。干嘛非要让老人挨一刀?不如带老人回去,想吃点什么就给吃点什么,让老人好好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我表弟开车来送我们回临汾。我们在楼上收拾东西,办手续,你在楼下对我表弟说:他们非要说我是肺癌,要带我来看病,我知道我不是,也只能由着他们。我们一直瞒着你的,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医生的诊断结果,可是根本瞒不住你,病区的墙上写着“肿瘤科”,床头的牌子上也有同样的字眼,你啥都清楚。你不想来的,可还是来了,为的就是让我们安心!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走,远远的看见霍州的招牌,看到巨大的“临汾人民欢迎你”,你的眼睛亮了,神色也活泛起来。到了楼底下,你不用人扶,自己扶着楼梯爬上了三楼。想起你在迎泽公园里跟我说过,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着回到临汾,我泪流满面。

此后一年,我们跟没事人似的,该上班上班,该出去出去,不再刻意地为你的病做任何事情。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一三年的冬天,你夜里开始大声地哼哼,婆婆催我们带你去医院,我们是能推就推。一四年春节过后,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们带你到卫校医院找你一个老同事的女儿,她带我们去做CT。你刚进去不久,CT室的医生出来招手让她进去,一两分钟后,她出来招手让小新进去。我心说坏了。隔了一会儿,小新出来,找个借口把我叫到外边,告诉我说情况很糟糕,你的肿瘤直径已经到了五公分多,已经扩散,胸腔内都已经出现积水了。怕婆婆知道,我们商量好,由我先开车带你们回家,小新留下来等片子出来,再跟大夫商量治疗方案。

时间还早,我开车带你们到了滨河路。新修的滨河西路上,碧桃开得正艳。柳绿桃红,春光无限。我把车开得非常慢,非常慢,一心只想让你多看看。我是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情感的,从来所有的悲喜都挂在脸上,可那一天我做得很好。我若无其事,云淡风轻,告诉你们医生说了,老年人到了冬天呼吸都会有问题,天气暖和了就没事了。真的没事吗?我不敢想,更不敢想春天。

时间一天天流逝,你的病也一天比一天重。天不垂怜,年轻时得过的病,本来早就好了的,这时候又一桩接着一桩来惩罚你,其中折腾你时间最长的是前列腺,尿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一样。我们带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只能插导尿管,半个月换一次。换了三次,到第四次,导尿管插不进去了,家门口那家医院的大夫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无奈地让我们去另一家医院,说是那里有胃镜,操作起来方便一点,我们匆匆赶过去,医生用手指粗的钢钎(不知道具体叫什么,不锈钢的)从你下体插进去疏通了一下,导尿管倒是插进去了,流出来的液体红得吓人,明显是带着血。管子一插好,医生就要求我们离开急诊室。我央求让我们再呆一会,等你的尿液不红了马上就走,医生温和地笑着,说出来的话却是斩钉截铁。不行,必须马上离开。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到所谓“微笑的冷漠”。无奈,我们只好连扶带背,带着还在流血的你回家去。你靠在我怀里,我能感觉到你瘦小的身体在瑟瑟发抖。身为子女,我们不能让你少受一点点病痛的折腾,实在是欲哭无泪!

有天早上临出门的时候,你还口齿清晰地跟我们说话,到中午下班,你说不出话来了,吃饭的时候,勺子也拿不起来了,米饭撒了一身。一家人手足无措,我赶紧打电话给作协的张大夫,他是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全科大夫。张大夫听完我的诉说,在电话里就开了方子,我们赶紧买来药品,请楼下诊所的大夫来输液,一瓶液体没输完,你又可以开口讲话了。这样的情形出现了几次?记不得了,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每次都是张大夫的方子救了你。另外还有一次,他亲自来给已不能下楼的你插导尿管。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清醒的时候你一次次地告诫我们。你放心,我们都记得,永远会。

国庆小长假,你的生日也快到了。都知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过这个节,也是最后一次过生日,就想着好好过一次。我开着车,车上坐着你,妈,还有小新和乐乐,后备箱里放着轮椅,我们一家人到刚落成不久的涝洰河公园里去。阳光灿灿地照着,花儿遍地开,孩子们的笑闹声在园子里飞。妈和小新轮流推着轮椅,我和乐乐拍照。不知道是不是在屋里呆得太久了,你的脸上绽开了难得的笑,那么灿烂,跟天上的秋阳似的,足以驱散我们心头的雾霾。从公园里出来,我们一家在街上吃饭。为了那一份热闹,特意要了摆在饭店门外街沿儿上的桌子,你吃的很少,要么看着我们吃,要么盯着街上的行人看。一顿饭吃了近两个小时,桌上的盘子早就空了,谁也不说走。

要过年了,照例在你住的屋子里包饺子。你已经下不了床,就那么靠在床头上看我们忙活。知道你看重过年的那些讲究,尽量想弄得隆重些,可谁都没心思,只好草草炒了几个菜。饺子煮好了,菜也都上了桌。先喂你吃。你很努力,嘴巴张得很大,却怎么也咽不下去,一个饺子没吃完,挥挥手让端走。喂你吃菜,你摇头;喂你喝粥,你摇头。再问,你烦了,生气地把头扭到墙那边去不理人。都知道是你的最后一个年了,没人说话,电视里那些人在唱,在跳,我们家却是冷冰冰的,死寂寂的,努力找出来、说出口的几句话,听起来是那么别扭。腊月中旬又输了一次液,张大夫的意思,是不要让你再遭罪了,液体该停就停了吧,我们坚持又输了五天。总得让你过了这个年。

过了年,孩子开学,我上班。你的状况竟然一天比一天好,饭量也一天比一天大。正月十八那天中午,我下班回家,小新回来给你做红烧肉。你想吃红烧肉了,真好!有那么一瞬间,我们都以为没事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过去了。我甚至对小新说,再观察一两天,爸要是没事的话你就上班去吧,都请了几个月的假了。小新点头说好。红烧肉做好,他骑车去给你送,我接着吃饭。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在上班的路上接到电话。你走了。

雪花开始飘了。天还是阴得很重,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却像是将要黑天的样子。我站起来,走到走廊上看雪花飞舞。楼前的雪松越长越高,快要高出楼顶了。我一伸手,摘下挂在松针上的一片雪花来,看着它在我的指尖慢慢地化成水,一如我的心。

你静静地躺着,面色青灰,形容枯槁。

来不及哭泣,我飞奔到对面的超市里去给你买袜子和内裤,婶子大妈们告诉我的,这些东西只能等人没了才能买。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超市里的服务员奇怪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的亲人没了。

东西买回来,我打来热水,给你擦脸,净身。你没有女儿,这些事情得我来做。你安详地睡着,无声无息。我的泪终于流下来。陆续赶来的朋友们从我手里夺过毛巾,把我推出了屋子。我趴在墙上哭,哭声压抑,你听得到吗?你不会回答我了,更不会来劝我了。

他们把你抬走了。我不能跟你走,有太多的事需要我料理。就连每天到你灵前上香都不能够。咱们家人太少了,我们忙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只能抽空去看你一眼,其余全权委托给殡仪馆的朋友。你就这样一个人被扔在外边了,再也不能回家了。

送你走的那天,太阳白生生的,明亮,但却没有一丝儿温暖。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小新和我,以及乐乐,还有从大连赶来的表哥表嫂,从武汉赶来的表姐。我们六个人,分成两行跪着,男左女右。我的哭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我知道他们几个心里跟我一样难过,甚至比我更难过,尤其是小新和乐乐,你的儿子和孙子,可他们没有泪。我的哭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旋,小新念悼词的声音我都听不见。说好了悼词由我来写的,可事到临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只好由作协的贾老师代劳。感谢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看了你的简历,还到网上查了老家的资料,把悼词写得那叫一个情深意切,小新念的时候很多人都流泪了。这些都是后来朋友们告诉我的,感谢他们。

还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去却无计可施更让人绝望?你的离去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说躺在病床上你不舍的目光已经让我深感无助,那么现在,我感受到的是无法言说的绝望。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动作是多么粗鲁!他们那么粗暴地把你从灵床上移下来,搬到他们专用的推车上边去,丝毫不管你会不会疼。我冲过去要跟他们吵,被人拉住了。他们说得对,这些工人见惯了生死,躺在灵床上的,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物件。你已经变成了物件。几分钟以后,你被推进炉门。炉门关闭,青烟升起。你走完了你九十年传奇而苦难的一生,化作青烟永远离去。

世间再没有你,婆婆相依为命半个世纪的老伴,我们的父亲,你孙子的祖父,你的学生们爱戴的老师。

你走之后,我一直想写篇祭文,聊表我的哀思。哪怕我的一支秃笔,只能写出你浩荡人生之沧海一粟,也是一份寄托。可我不能。两年多以来,无数次坐在电脑前,每一次都是苦泪涟涟,泪眼看不清屏幕,思维被哀伤淹没,词不成词,句不成句。只好一拖再拖,一拖就是将近三年。

再过三个月,就是你离去三周年的日子了。这三年里,家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最想告诉你的是,你最疼爱的孙子到南方去上大学了。苏州,距离杭州一个小时的车程,距离台州老家也不过四个半小时。要是你在,该多么高兴!九月份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原想带你一起去,送你的牌位进老家的祠堂,因为孩子的时间太紧,只好等明年了。毕竟,你最盼望的是让你的儿孙一起送你回去,不是吗?至于你的骨灰,生前征得你的同意,就留在北方罢,我们祭扫起来也方便一点。老家的亲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族人倒是不少,但终究没有自己的儿孙靠得住,你说对吗?我知道你不会反驳,生前不会,现在更不会。

你走之后,家里人梦到你的,只有我一个。婆婆没有,小新也没有,乐乐就更没有了。不是他们不思念你,为了梦见你,婆婆还专门睡到你睡过的床上,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一次都没有。

我总共梦到过你三次。一次是你走后半年,我梦到你走后我们把你放到我睡床下边的大箱子里,半夜里听到床板响,掀开床板一看,你醒过来了,说憋得难受。醒来后我真的掀开床板去看,里头塞得满满的,都是衣服,哪里有你?第二次是去年一次午休,时间紧,就睡了二十分钟,你就在这二十分钟到我梦里来,什么话也不说,像生前那样靠在客厅窗前的沙发上,静静地看着我们忙碌。时隔一年多,你又来了,这一次却这么狼狈,又是吐又是拉的,莫非在那个世界里,疾病又来找你的麻烦了吗?真要如此,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

梦里头,你穿的还是那件土黄色的夹克,那是我的一件旧衣服,因为款式过时,我扔到家里不要了,没想到婆婆拿出来给你穿,你竟然不嫌弃,一直穿,一直穿,我们带你到涝洰河公园那一次你就穿着,现在竟然还穿。你走的时候穿的是我亲手买的衣服啊,崭新的中山装,黑色的呢子大衣,里里外外三套,七件呢,你怎么还穿我的旧衣服?这么冷的天,毛衣外边套一件旧夹克,你不冷吗?

抬头看天,雪花在空中翻卷。这些雪花从天上来,是不是它们把你带回来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里会有暴雪。如果你来,请换上棉袄,穿上大衣。

等着你回来,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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