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的三件宝物

叔父的三件宝物

李阳忠

叔父出生于二十世纪40年代。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他曾用一把铁锤在铁匠铺那座火炉上雕刻生命的诗，他曾用一樽酒壶，盛满几代人的喜怒哀乐，他曾用一副棺木埋葬了一位穷困潦倒的亲友。

——题记

1. 一个色泽斑驳的铁锤

叔父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战中后期，其身世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叔父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铁匠，他曾用一把铁锤在铁匠铺那座火炉上雕刻生命的诗。

据八十多岁的父亲说，叔父11岁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父亲在金沙江与牛栏江交汇处赫赫有名的乐马厂当采矿工人，患了十几年白内障的祖父因病不幸离开人世，父亲便回来料理祖父的丧事。

丧事完毕，家里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幼小的叔父被一个亲友引荐到城里的一个铁匠铺。北门有个李子园，李子园附近有个胡同，胡同里有个铁匠铺。铁匠铺的师傅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面黄肌瘦的叔父，说，没问题，试试看。于是，叔父就掀开了他几十年的铁匠生涯。铁匠铺不大，不到十个人，仅有三五只炉子、几个风箱，身材矮小而瘦弱的叔父开始只能拉风箱或者用一把钳子夹住铁饼，师傅一铁锤下去，火星四溅，衣服不像衣服，裤子不像裤子，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脱去衣服，全身上下都是疤痕，几天痊愈之后，又增添不少新的疤痕。意料之外的是一次叔父手一松，铁饼瞬间向脸部飞来，“吱”的一声，脸上差不多巴掌大的一块肌肉就没有了，鲜血汩汩的冒出来。叔父住了几天院，还没有彻底痊愈就出院，继续干活。右边的脸部一辈子都没有长平，还得了个不雅的绰号—李疤子。没几年，将近18岁，叔父臂力渐渐增大，终于可以代替师傅了。叔父押上一口酒，接过师傅那把沉重的铁锤，然后将铁锤高高举起，重重地砸下去，响了，火星四溅，铺子也跟着重重地回应了一声。

俗话说：“泥瓦匠盖草房，铁匠师傅没衣裳。”叔父攥着他那把铁锤几十年如一日，从初一敲到十五，从大清早就敲到深夜，一年365天，几乎都没有休息日，敲出了成千上万的镰刀、锄头、菜刀和斧头，铁锤换了一把又一把，而家里5口人却仍是粗茶淡饭，破房一间。

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我平时乖巧，不小心就考上了全市的重点高中，全乡也没有几个考上的，学习也不错，可能会有点出息吧。所以，叔父一直非常喜欢我，甚至比父母还爱我、疼我。叔父的铁匠铺也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上百人，最后变成了五星农具厂，人数越来越多，规模不断扩大，厂长说，叔父机灵而又诚实，当了个采购员是绝对没问题的。时来运转，叔父也就当了个采购员，因为工作需要，厂里补足了一部分钱，买了一辆洋马儿。那个年代，有一辆洋马儿实在是很了不起，几百人之中也就一两个能够骑上个洋马儿，不是当大官的，就是有极为钱的。有时候星期六放学，叔父竟然偷偷地叫我骑上他的洋马儿回家，一路上男女老幼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简直是幸福得流泪。叔父还常常请个驾驶员拉上一车镰刀、菜刀、锄头和斧头，如果是寒暑假期间，无论是上昆明，下四川，还是去东川，跑会泽，都把我带上，说是出去见见世面。其实，叔父并没有什么钱，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有时饥一顿，饱一顿，可叔父一直没有让我饿着。即使在那些年代，成都的担担面，昆明的过桥米线，贵阳小吃丝娃娃（春卷）都给我品尝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叔父到昆明市区办完业务，气温骤降，大雪封路，我们只能从贵州毕节地区绕道回来。到毕节的时候，已是晚上八九点，找了几条街，不少店铺已经关门，饭店里都没啥吃的（那时只有国营饭店），一粒米饭都没有。走到一个转角处，只见一位老太太躲在一个狭窄的巷道卖糯米粑，叔父眼睛一亮，叫老司机把我照顾好，就像是发现了一块珍贵的黄金，急速地跑过去，老太太全身冷得瑟瑟发抖，讲好价，叔父双手凑在嘴边，半天才从衣袋里摸出一元钱，然后双手捧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糯米粑跑过来，递给我一个，糯米粑其实不大，也就是一二两的重量。也许是我太饥饿，也许是我不懂事，几口就把整个儿米粑粑给咪西了，吃完后才发现三个人只有两个糯米粑，叔父和师傅一人一半分了吃，刚到嘴边就不见了。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极为简陋的旅店住下，半夜，迷迷糊糊地听叔父说：“师傅，睡了吧，明天起早一点，找吃的去，哪怕几个烧洋芋都好。”

叔父去世的那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泪水模糊了双眼，双脚也不听使唤。他平静而安详地躺在一块陈旧门板上，瘦骨嶙峋，脸色铁青，右边脸上的疤痕深深地凹陷下去。当我跪下去给他敬香、烧纸、磕头的时候，我又一次在房屋的角落里，矮小、陈旧的饭桌旁，模糊地看到那一把湿漉漉、锈迹斑斑的铁锤，那把敲打出一代代黎民百姓的酸甜苦辣的铁锤。

2. 一个饱尝世态炎凉的酒壶

叔父的酒壶谁也说不清具体是啥材质做的，完全可以装下三五斤酒，有点像是铜制品，金黄色，圆弧状，像个葫芦，高贵而典雅。关键是他的来历，一樽酒壶，盛满了几代人的喜怒哀乐。

据说，这酒壶是朝廷的一位官员赠与曾祖父的，说的是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兵南征，三十万大军金戈铁马，风尘仆仆，先后征战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远征军抵达贵州安顺，便屯军安顺，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周围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内的村寨都属于屯堡地区。之后，又一批人马到达威宁，曾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位将领，他们都用大石块建房，碉堡式的，到山上引下山泉，开荒种地，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生活，发展经济。曾祖父在当地娶了张氏的曾祖母，就地安了个家。他身材魁梧，头戴青白色头帕、身着天青色斜襟大袖长袍，整天挎着一个金黄色的酒壶，一天一壶酒，不多喝，也不少喝。曾祖父去世后，这个金黄色的酒壶又传给祖父。酒壶自然一代代的往下传，最后传给我的父亲，父亲说，我不喝酒，叔父嗜酒如命，自然转给他了。岁月悠悠，人世沧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江南应天府(今南京)汉人的文化生活习俗和特征，沿袭着自己淳朴、自然的生活习惯。清世宗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祖父又到昭通府任职，祖父的几个兄弟也都迁到了昭通府。难怪祖父说，我们的祖籍是江苏南京白马街柳树巷。去年特意到南京察看一番，才知道现在这个地方在紫金山和玄武湖的交汇处，已经变成了白马公园市民广场，异常繁华。

叔父年幼时是不喝酒的。一是祖父、祖母不到六十花甲就不幸离世，心理有说不出的痛；二是铁匠铺的师傅好酒，叔父实在累了，他就说，烟是和气草，酒是和气汤。来，干一口，来劲。叔父的酒量越来越大，也来个一天两包烟，一壶酒。当然，其中一半是师傅喝的。父亲和师傅喝酒的姿势都很豪爽，常常是左脚跷起，踏在炉子上或风箱上，双手曲起，托着酒壶，目光慈祥地注视着铺子的石棉瓦屋顶，先用鼻子嗅一嗅，酒香扑鼻，然后再轻轻吸入一点点，最后才咕咚咕咚地几口喝下去，直抵肠胃。几口酒下去，铁锤敲的叮当作响，震天动地，酒，成了叔父在铁匠铺里疲乏和困顿的最好解药和兴奋剂。

深夜回家，昏暗的灯光下，摆个小方桌，一支烟、一壶酒、一杯茶，或者再来一个小炒，那种惬意、自在和畅快是用言语无法传递的；亦或与三五知已，炒一盘茴香豆或者来一盘凉拌猪耳朵，就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侃个痛快。你讲个清朝末期昭通柯四先生的故事，我说个民国时期昭通龙云、卢汉的传奇；你讲个先秦时期僰人悬棺的典故，我就说个望帝杜宇的传说。你唱个“赶马调”，我来个“爬山调”。

只是，这样的生活时光并不长久，由于叔父长期酗酒，出现血糖下降，胃出血，特别是肝脏严重受损，心律失常，在医院一住就是几十天，家里的一点点积蓄全部用光，还给师傅借了一千元。出院以后，叔父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脸色铁青，一年多时间也没钱还给师傅，尽管师傅没有问他要钱，可每次见到师傅就觉得自己矮了半截，言语越来越少。昏暗的灯光下，叔父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这个几代人传下来的宝物，仔细地打量着他那金黄的色泽，打量着他那每一条纹路，抱在怀里，然后起身，杵着拐杖，挎上酒壶，蹒跚地走到师傅家里说，师傅，这酒壶，有历史，有整场。酒，以后，我不敢喝了，你就收下吧。

3. 一副珍贵难求的棺木

叔父辛苦了一辈子并没有购买过什么像样的家具。家里一直都摆放着一个上百年的橱柜，那是我木匠二大爹做的，虽然不那么美观，可坚固、板扎；一个旧沙发，也是我木匠二大爹做的，耐用、舒适，十几年没有变形。除此之外，也就是几个木凳、一个饭桌而已。

幸好五十岁不到的时候积攒了几个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心想为自己买一幅好棺木。方圆一两百里地都没有恰当的，他需要上好的木材，还需要上好的木匠来做。寻到金沙江河谷的时候，恰好看上了两截阴沉木，这是在药山脚下的山谷底，张大伯放羊偶然发现的，张大伯早年听人说过，这深沟里有阴沉木，但不容易得到。据说前些年，十几个人躲在沟底挖掘阴沉木，干了半月还没有挖出来，刚挖出半截木料，一股巨大的山洪就把他们十几个人全部卷走，亲友们沿金沙江哭声震天，连续寻找了几天，就找到两具模糊的不完整的遗体。张大伯算是幸运，他发现的阴沉木不在沟底，而是在一个侧坡坎上，隐隐地露出一端。一家人偷偷地挖了十几天，竟然挖到两截。叔父历来就信奉“黄金万两送地府，换来乌木祭天灵”这一民谚，一见这东西，两眼发红，直勾勾地盯了半天。主人说，这是乌木，金丝楠木，自家用的。他说，这是麻柳，不，也许是红椿，也许是杉木。管他红椿黑椿，我买去做个马槽，耐用。你开个价，男子汉做事，一口价，多了我不要，你留着用。主人说，无论怎么说，管他是什么木，据说他在地下埋藏了3000年到4000年，就凭这点，一口价1680元。叔父说，好，吉利，成交。走，都请大家进馆子，喝酒！那个年代，我根本就不知道“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之说，1680元大概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叔父真的好大方啊，我一直这么想。

叔父把两截阴沉木拉回家，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两截阴沉木质地都比较均匀，每块的颜色变化不大，完全可以做两副上好的棺木。棺材的档次分好几种：我们这里一般是四个头和六个头的，那肯定是四个头的最好，重底重盖，高大结实。叔父第一个想到的是赵木匠，没想到他遇到一个蹩脚的木匠，几扁斧下去，一截阴沉木瞬间变成几截，还真的只能做几个马槽了，叔父气得直跺脚。从此，再不与什么赵木匠来往。剩下的一截，他不得不认真思考到底谁来做的问题，想来想去，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我的薛二大爹，他的表哥。那锯子、斧头、推刨的声音足足响了半个多月，叔父的好烟、好酒全都拿出来款待一番。

薛二大爹果然是做棺木的老手，做出来大气、平整，上几道尚好的生漆，光溜溜的，泛着紫红紫红的色泽，光可鉴人。叔父家也就50多个平方，墙角再放一口棺木，光照更加昏暗，空间更是狭窄，可心里很是舒畅，棺木上用棉纸盖了一层又一层。叔父还叫我去欣赏欣赏，记得他揭开棉纸的时候，就像展示一件昂贵的古董，可以鉴赏，可以炫耀，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叔父给足了薛二大爹工钱，还特地买了几斤叶子烟（旱烟）。薛二大爹盛情难却，又把赵木匠搞砸了的木材，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个凳子，对叔父说，用一百年没问题，乌木，这东西，冬天坐上暖和，夏天坐着凉快，难得啊。

不幸的是没几年，薛二大爹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儿子从浙江打工回来，半文钱没有，要多窝囊就有多窝囊。薛二大爹闭上眼已整整三天，就一直躺在一块木板上，秋天，天气不算热，但一进屋子就有一股难闻的怪味。众亲友感到心寒，亲友们说，凑合一下，给老人家买个棺木，都八十高龄，人生也就这么一回。儿子说，棺木这么贵，随便一幅就是几千，实在没有钱，再说，老者当一辈子木匠，房子没有给我修一间，车子没有买一辆，还是不用了吧。叔父听到这个情况，急匆匆赶到薛二大爹家，把那个不孝之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当天就安排几个人把他那幅准备给自己用的棺木拉来，对着薛二大爹的遗体敬上三柱香，含着眼泪说，薛表哥，这口棺木，你亲自做的，难得啊，还是给你用吧。

说完，叔父便放声大哭起来。他，一辈子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