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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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天的时光太短。其实，人生也很短。
有人说，当你开始回忆过去，就证明你已经老了。
往事如烟，红尘如梦。临近耳顺之年，已没有浓密的长发，蓬勃的激情，也没有了持续的愤怒和亢奋。该忘记的早已忘记，忘不了的，似乎有点必要把记忆注入文字，与时间对抗，也不至于永远地泯灭或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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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学校，我刚好7岁，那时候没有什么幼儿园、学前班，让我最纠结、最困惑就是读书还是不读书。吃炒饭省钱还是吃洋芋省钱。
学校是由土坯房逐渐改成的砖瓦房，五间教室，非常简陋，一个学校一两个混泥土夯实的篮球场，一两排破破烂烂的教室，有门没有窗子，有窗子也没有玻璃。
冬天，一个个学生被冻得大红大紫，一个教室就一块黑板，刷上黑漆的大木板。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黑板擦或者抹布。没有课桌櫈，两边用几个土墩垒起来，搭上一块2米左右的木板，就是我们的公用课桌。
课桌上“三八”停火线应运而生，常常会引起领土侵犯时的纠纷，成为焦点和热点问题。从家里带来一个草墩，就算是櫈子，好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一般不会产生纠纷问题。有的教室雨天漏雨，晴天太阳直晒，更不要说有什么实验器材、音体美器材、音乐教室、图书室等等。操场周围杂草丛生，学生不得不自带镰刀为操场“整容”。没有沙坑，不得不自己挖。没有篮球，不得不滚铁环、打沙包、打角板、打陀螺、跳房子、抓石子、挤油渣。跳皮筋的花样倒是非常多，一般都配着童谣，“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清新到忘记年龄，忘记饥饿、寒冷。
班主任老师好像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当时也算是大学学历，整个村子根本就没有一个读过大学的。他身材高大，朴实、憨厚、善良，同时有一种非凡的气度。总是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抑扬顿挫的昭通方言。上身穿一件咔叽布蓝色对襟衣服，裤子是一条山里人穿的那种非常宽大的黑色布料，裤脚可能比裤腰还大。我们几个同学怎么也想不通，一条裤子的布料完全足够改做两条，多一条裤子有多好，非要穿一条这么宽大的裤子，一穿就穿几个年头。
最要命的是他经常穿的一双鞋子，足足三四斤，厚厚的，四桥车轮胎的鞋底，足足有两公分厚度，鞋帮是棉布的，很大，很重，一穿就是三五年，走起路来“踢嗒踢嗒”的响。我们都怕惹恼了他，一脚踢将过来，比他手里的那节教鞭厉害的多。他饭量不错，声音大，力气也大，可一个月才供应二十五斤大米，有时还只供应面条。有时，放学后他就带几个同学去山上挖柳生洋芋，拣菌子、摘野果，学生、老师都可以吃个痛快。吃完，就叫我们唱歌，什么《小白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都是千人一面，千人一声，登不上大雅的舞台。
那个纯朴的年代，中小学课程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丰富，学制也只有10年，但每周都有一节劳动课，不是搞校园建校劳动，就是组织学生到村里进行劳动锻炼，拔豌豆、割麦子、搬包谷、插秧……，好在大家都会做。劳动课成了大家最开心、最积极的一件事情。班主任一声令下，路上、田里、地里，一边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边是老师、学生嘹亮的歌声。戴在脖子上的红领巾，已经不仅是一条红领巾，而是一种正义的精神，一种向前的动力，一种空前的荣誉。戴上它，感觉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有纪律的人，一个有组织的人，一个优秀的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农村的学生或者城里的学生，在那个年代，不管是男是女，没有统一的校服，但着装几乎是一个颜色，一个款式，对襟衣服，布疙瘩纽扣，不是灰色的就是蓝色的。如果是男生，再配上一顶军帽。这样的穿着打扮，也算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标配。衣服的布料基本是白布染的，家庭好一点的极少数学生，一年可以穿一两套新衣服，很多很多学生家里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补丁摞补丁的。实在是不能穿了，父母也舍不得丢掉，把它洗净、剪裁，小块小块的破布就用玉米糊一块一块地粘起来，成为厚厚的一层，晒干后，做成鞋子。大块的布料，就几块拼凑成一块，做成小孩的衣服、尿布。父母总是说：“多一根线就遮一股风”。所以，无论是积肥还是锄草，我们根本不怕脏、不怕累，也不怕苦。说得直接一点，到田地里去干活，还可以饱餐一顿，吃大米，享享口福。城里的学生也一样，离不开田地，不会干农活的就学，农民伯伯会不厌其烦地、手把手的教，一学就会，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就像在圈里关了几天的牛羊。
也许是因为平时在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见什么都想吃，饿很了，板櫈脚都想去啃几口。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得很香、很甜、很有滋味。只要学生下去劳动，生产队长就会安排几个村里饭菜做得好的年纪较大的村民，为我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学生做好饭菜。等田地里的活计干完了，田边地角的空地上，上百个大瓷碗，一只大木甑子，满满的一甑子饭，要么是大米饭，要么是两掺饭（包谷、大米），都是在家里很难吃到的。大多数人家吃的都是包谷饭，或者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早上一锅洋芋，下午也是一锅洋芋；一大锅菜，菜虽然不多，就一两个，且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鱼大肉，但也是家里很难吃到的。要么是洋芋酸菜汤，要么是酸菜红豆汤，酸菜比红豆多，汤又比酸菜多，但感觉爽快、香甜。没有一个学生会把饭吃剩了的，连汤都不会剩下一滴。我敏锐地观察到，任何一个学生，即使有一粒米、一颗红豆掉在衣服上，掉在草皮上，也会用手指轻轻地捡起来，放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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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纠结我的最大人生困惑就是吃炒饭省钱还是吃洋芋省钱。
一年下来，一家人的口粮最终只能分到几十斤谷子，几百斤包谷，几百斤洋芋，半个月吃不到一片肉。隔壁老王买了两斤猪蹄回来，在门前支个三脚，架上柴火，炖了半个多小时，那香味居然像狗舌头一样撩涮着我的味觉。
也怪，越是没有粮食，越是遍地的小偷，真的是印证了老人们说的“饥寒起盗心”这句古语。人生不易，狗生也不易。越是没有粮食，越是遍地的野狗。包谷刚刚成熟，野狗就一大群一大群地在地里啃食包谷，村民往往就在每一块地里安置几个炸弹。第二天早上，到地里一看，到处充满血腥味，有的小狗嘴没有了，有的脑袋开了花，有的少了两只腿，浑身发抖。还有的奄奄一息，血肉模糊。
越是没有粮食，家里的老鼠越多，家家如此，户户一样。老人们都会想方设法地买一个竹编的大箩筐，用稀泥拌上牛粪，糊在外面，等到稀泥、牛粪干了，再把谷子或包谷装在里面，盖上一个大大的木盖。一定要等到春节期间，父母才会把木盖揭开，把谷子或包谷拿出来。如果是平时招待贵客，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个小碓窝（也叫石臼,木石做成的捣米器具），一节木制的碓棒。把谷子倒进碓窝，然后用碓棒使劲地舂，去掉稻壳，直到谷壳全部褪去，再用簸箕簸去谷壳，这米粒圆滚滚、油亮亮的，用水淘洗干净，放在砂锅里煮熟，吃一碗想吃两碗，那种清香味，没有谁不味蕾大开的。
一个村里，一般情况是在村子中央地段安装一个舂米的大碓窝（石臼），碓窝是石制的，圆圆的，安放在土里，周围需一块平整、光滑的地面，不能有任何沙粒。旁边架一粗大木杠，木杠中间穿过一木方，两侧镶个石槽，杠端装一节木杵，几个人一起用脚踏动木杠的另一端，木杵自然就上下起落，慢慢地脱掉谷皮。一旦进入腊月十几，回汉彝苗，全家老小必须天不亮就起来，大箩小箩地背到舂米的地方，有时是几家，十几家排队等待。你帮我家踩几脚，我又帮你家踩几脚。吱吱嘎嘎的“歌谣”，更像是村民舒缓的呻吟与呐喊，个个都干廋如柴，没有体重，男男女女干脆背上孩子，粗大的木杵匡嘁、匡嘁地叫，孩子饿的哇哇的哭。宣传队的美少妇刘三妹一边背着一个娃，一边踏动木杠，一边唱到：“二毛二毛你别哭，半夜起来舂糯谷。舂出米来熬米汤，一锅熬出三大碗。二毛吃了快快长，长大去当放羊郎”，惹的一群人哈哈大笑。村东头的王二憨也抬着一升米，傻傻的跟着夸奖，“这婆娘还真是文艺宣传队的料”。
再后来，各家各户都分到几亩田地，基本上吃穿不愁。有了更多的稻谷、玉米、洋芋和荞麦，父母的眉头也舒展开来。馋嘴的孩子也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满足自己欲望，春天，凡是蜜蜂采过的花朵，我们便摘下花朵，从花的底部轻轻一吸，就品尝到新鲜的蜜汁；冬天，把糖水放在室外，一会儿便有了冰块来解馋。一到春节，村里就会跑来一位大爷，马路对面，搭个简易的帐篷，一天到晚炸爆米花，空气中伴随着一阵香甜，惹得几十个小孩整天围着他转，紧紧盯着那黑乎乎的爆米花炉子。或许是因为好奇心，也或许是对零食的执着。一碗大米，一勺白糖或者几粒糖精，装进爆米花机，随着风箱一前一后抽动，爆米花炉按顺时针转动，等到大爷起身，把一个大袋子接在爆米花炉子后面。右脚一蹬，“砰”的一声，几个孩子就会把掉在地上香甜的米花捡起来，塞进嘴里，丝毫不逊于如今的薯片、虾条。
在我们村，田里种植的稻谷一般是两种：籼稻和糯稻。逢年过节，正月初二三的，就得去走亲串友，哪家要是吃不上大米，人家就会说你怂、懒，拖连二杆的。我家还好，不仅有足够的大米，还有黑糯米（紫米）。这种“长寿米”是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姨妈从千里之外热带地区寄来的，颗粒均匀，颜色紫黑，产量高，味道又好、又粘，还有补血养气之功效。要是在我们乌蒙山地区也种植出来，那我差不多可以成为乌蒙山区的袁隆平了。借叔父去元江出差之际，我去带回了10斤紫米谷种，父母专门隔出一块秧田，精耕细作，施足底肥，秧苗绿油油的，比谁家的都壮实，稻穗也照样长出来，丰收在望。可惜的是，秋收时节，谷穗不少，却几乎没有一粒是饱满的。幸好父母并没有过多地责备我，他们把秕谷照样拿到村里的加工坊，先用风柜煽除秕谷，再把饱满的倒进碾米机。一百斤秕谷最多也就十来斤大米，不，是小米、碎米。母亲用一只攀枝花树的木甑蒸出来，竟然比本地的大米好吃多了，只是第二天，母亲惊奇地发现，攀枝花树的木甑成了变形金刚。
这些年来，一种叫岁月的东西在我们的指间悄悄地滑过。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能发生什么，就像谁都没有想到今年春节会与一场新冠状肺炎相逢。但大米已经成了农村人的主粮，苞谷、洋芋、萝卜、白菜成了牲畜的饲料，家里的白米，白面，剩饭、剩菜最多吃一两顿就倒进了垃圾桶，这是现实。“舂米”“碾米”这两个词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那“吱咯吱咯”地延续了几千年来的舂米工具已经很难见到，就连后期机械化碾米机“轰隆轰隆”的机械声也消逝的无影无踪。走进“农耕文化馆”， 抚摸着那些带着温度的锄头、风柜、犁头、犁耙、石磨，我那不离不弃的目光，似乎还在寻找它们的过去，寻找那个时代的标记。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多么艰难的生活处境，无法过去的坎儿，过上几年突然就风轻云淡了。如今，每天四平八稳的睡到太阳出来，下雨有伞，炙热有阴凉，有二两小烧，一碟花生，打开微信朋友圈，一看同事邀你去徒步，老同学请你去喝茶，或者在朋友圈分享一两篇文章、一段视频，也自然多了一些留白，多了一些转身的空间，即使无声的流泪，都是一种风景，一种惬意的生活。
或许，正是这些古老的农耕文明的痕迹，让我回味起那一段渐行渐远的生活经历，也更加体察到上一辈人在面对时代境遇时的那份从容、那份坚守。如果没有父辈们经历过的冰与火，没有他们的“吝啬”“小气”，没有那些曾经的“疯狂”与“尴尬”，向着阳光生活，我们又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