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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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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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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而清晰的记忆

除夕,如约而至,过去那些神韵鲜活的吆喝,触发快门瞬间的世界,都将带给我们一种遥远而清晰的记忆。

——题记

1. 纸质的风景

除夕将至,我们老家是年年都要贴年画、挂灯笼的。家家户户都需把年画贴在门上、室内,不贴年画,这春节好像就缺点儿什么。年画一贴,家里就多了一份喜庆、祥和,多了一份热闹。一张画,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折射。

年画,古称“门神画”,传说,“关羽”和“张飞”就是门神的原型,目的是趋吉避凶。唐五代之后,画目就较为繁多,题材丰富,主要是为了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随着商业的繁荣,现在的山水、人物、鸟兽、福寿喜庆的年画,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八九十年代,贴年画的不少,卖年画的却不多,这到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卖年画的机会。一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穷的叮当响,实在是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买一盒十多元的奶粉都得给朋友借钱。无论在什么职位的人,年收入都少,没有钱消费,不敢消费。我们确实没有八零后、九零后喝咖啡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么幸福。闲暇时间,实在无聊也去商场走走,奢侈品店看看,就是不买。我占用你的店面和时间,但是,我坚决不买。

幸好在新华书店有个早已相识的好友,每逢寒假,约上家境贫寒的同事老赵,计算好乡村赶集的日子,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我的一辆自行车比老赵的还土,一上路,到处都响,就是铃声不响。买一包“大前门”香烟,大清早赶到书店,说是批发,实际上是返利百分之十五,挑选出几百元的年画、对联,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赶到集市。

对于年画,我可以算是内行。我们是先作了一番市场调研的,卖画,也算是一种传统行业。明清经济最为繁荣时期,这个行业也特别繁荣,文人画家也借此糊口。现如今,农村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心情也格外阳光。过大年需要画,餐馆、茶馆开个张需要画,新居房子需要画,结婚寿宴等等都需要画。汉族的家里门神、喜字、福字和对联是必须的。小孩喜欢金鱼、胖娃娃;年轻人喜欢歌星、电影明星;老年人喜欢刘三姐、五朵金花。回族同胞家里一般不能贴人物画,大多以山水、草木为主。虽然老赵和我都不是令人羡慕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也不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齐白石。不过,我们没有古代画家的那种清高自傲。还有,他们的画,是小众的,先是艺术,才是商品。而我们的画,是大众的,我们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正宗的流动摊贩。

三九严寒,一般是很少有晴天的。有时,阳光是暖暖的,而有时北风呼呼的响,路上结层厚厚的冰,下点小雪,自行车根本不听你使唤,运气不好可能要摔几跤才能赶到集市;一场雪,雪花飘飘洒洒在空中飞舞,年画铺在地上,雪花铺在画上。雪变成水,打湿了年画,也打湿了我们的心。特别是偶然间来一场冰雨,你根本来不及收摊,冰雨落在年画上,落在黄土上,落在灰尘里,也落在我们的心里。地上的画,如果气温不低,基本上就化了,皱巴巴地卷缩在一起;如果气温太低,基本上就成了一张牛皮。遇到这样的天气是最倒霉的,所有卖年画的都哭不出什么好声气来。

老赵自然也是一个老师,课堂上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可在生意场上和我一样,放不下面子,吆喝不成。集镇上,往往是凸凹不平的一两条土路,路旁几十间小平房或瓦房组合在一起,也算是乡村的街道,差不多有十多个是卖年画的。赶集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多少都要买点过年货,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有钱的卖几包糖果,几条香烟什么的。没钱的也得买个气球,卖几幅年画。你必须大清早就赶到集市,简简单单地吃点早餐,占到地方,就开始忙碌分类摆摊。一般情况下,中午12点左右开始,是卖年画的高潮时间,人们置办好了其他年货,需要返回家了,顺便买几张年画带上。特别是小年之后,买年画的人很多,从上午到下午,货摊前总是人流如梭,应酬不暇。

地摊一摆,其他的摊主吆喝声此起彼伏,嗓门都喊破了。只有老赵和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观者多买者少,多的是在看热闹。“老人家,买一幅吧,你看,有华贵的牡丹,有挺拔的竹子,有怡人的风景,有壮观的瀑布。买一幅吧,高山流水,财源滚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也大胆地吆喝起来。特别是我们对面的几个年轻小伙,一样的装束,白衬衫、喇叭裤,手提一条白围巾,显得规矩、文雅,而且精神十足,对顾客和颜悦色、谦恭细致,深知生财之道。他们嘴咧得很开,“哎,卖年画了,卖年画了。买幅财神爷,一年发大财;买幅刘三姐,欢欢喜喜过大年……”。他们的神态表情,他们吆喝声比我们更胜一筹。

还是老赵机灵,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特长,咱们也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嘛。是啊,我们的特长是书法。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中小学时期老师教过几年的书法,经常练习毛笔字,艺术说不上,但在农村还基本上看得过去。老赵便带来笔墨纸砚,摆个方桌,现蒸现卖,他写个“改革春风吹大地”,我来对个“富民政策荡乌蒙”,现场为村民一显身手。不到十分钟,几幅鲜红的春联就被人带走。老赵的女儿在云南艺术学院,绘画专业,衣着朴素淡雅,在地摊前一站,就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她用一把剪刀,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剪些“福”“寿”“喜”“羊”等象征吉利的字和龙凤、飞鸟、彩蝶图案,不收钱,白送。你别说,效果不错,对面的几个小伙吆喝声再大都没有我们的生意红火呢。

2. 行走的风景

玩摄影,也始于八十年代。摄影是用心去看世界,是行走中的艺术。只是那时我们只说是照相,感觉照相简单一些,易学。摄影是高标准,高要求。要有好器材,好技术,还要有好的后期制作,不像现在有数码相机。大凡喜欢摄影的人,一般也喜欢旅游。寒假,除夕之前,与家里来个简单的告别,就开始一次简单而短暂的旅行,走进久违的村庄,浓浓的年味,红红的春联,红红的鞭炮,红红的蝴蝶结,红红的辣椒,红红的脸蛋,红红火火的生活,心情也变得轻松和随意。

老赵早就有了一台上海照相机总厂生产的海鸥4A相机,可摄影技术比我还差,只会按快门。其实,我们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连倒影的表现力、背景的虚化、慢门的视觉效果、线条的引导作用及拍摄角度的选择等等一些基本常识都一知半解。不过,有时候抓拍到的一些画面到还的确漂亮、精彩。有小孩得到父母压岁钱的欣喜,有表现农村妹子可爱、俏皮或是一朵杜鹃、桐花的特写,有妇女嘻嘻哈哈纳着鞋底的悠闲,也有大街小巷油糕饵块、凉粉烧洋芋摊点的繁忙。你在人群中,照一张,两张,也妩媚了他们宁静如水的时光。

八九十年代,一部120海鸥胶片照相机还是安徽一个亲戚送我的,使用黑白胶卷。后来有了彩色胶卷,之后又有135胶片照相机。有一部相机,就有了那瞬间的乐趣,那份快感,想拍就拍,没有顾忌,随心所欲。有一部相机,就会迷恋于拍照时的心跳与快门发出的“咔嚓”声。简单地学会了构图,光圈的大小,焦距的选择,光学的使用等等,就大胆地走村串寨。

老赵毕竟是我的合伙人,他是一个力求活得生动、潇洒的人,不懂照相,就算和我做个伴,拉几个人缘也好。那时,依山伴水,景色宜人的小村;古朴、幽静,蜿蜒曲折的老街;斑驳沧桑,绿苔重叠的木板房、茅草房;还有洒渔烟柳、珠泉涌碧、利济浮光、凤岭飞霞、龙洞吸月,还有龙卢故里、鹤乡文化,喧嚣的都市,葳蕤的草木,等等,都是我们极好的摄影对象,只可惜我们真的还不懂摄影。我们大多数情况只喜欢照人物,我们只知道,照一张照片需要的胶片费用是4角左右,冲洗照片又需要5角左右。除去材料成本和效果特别差的照片,一张照片大致还可以赚取3角钱,3角钱大致可以买10斤白菜了。也许是物质条件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限制了我们的摄影艺术。

那个年代,在农村平时大家都很少见到什么相机,更不知道相机的档次。一个结婚照,一个六十岁大寿,要跑几十里去城里的海鸥相馆、马勇相馆。特别是春节期间,倦鸟归林,村里男女老幼都喜欢照相,随便照几张,谁也不愿意跑几十里地,再说,八九十岁的老人又怎么跑?一辈子没有照过一张像那怎么行?我们就一天跑几个村子。一到村口,最好是找个熟人,递上一个微笑,一支“大前门”或是“金沙江”,请他通知一下,照相的来了。不到半小时,小姑娘涂点胭脂口红,梳妆打扮一番;小伙子换换衣服,涂上一层发油,系上一条领带;老者老妈些就比较随便,懒得去打整。宝贝满月了,周岁了,照一个;小姑娘十八了,变大姑娘了,照一个;老人八十高寿,也需要照一个;一家春节人好不容易聚集在一起,更要来个全家福。

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农村楚楚动人的女孩羞怯的目光,破烂的衣服,中年父母粗糙、龟裂的手指、手掌,变形的肩胛和腰背。不止一次看到儿孙搀扶着驼背的爷爷奶奶和襁褓中面黄肌瘦的孩子。不止一次看到瘸腿的爷爷奶奶摇摇晃晃地捡拾破烂的背影。对于他们隐忍生活背后的赤贫与艰辛,坚持心灵深处的渴望与奋争。我们只能怀着虔诚和敬仰,与之擦肩而过,一瞬间,用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一切。

世事变迁,今昔异然。几十年来,恍然如梦,岁月静好。社会发展了,变化了,城镇化了。农村、城市都现代了,红红的灯笼依旧挂在沧桑的檐角,随风摇曳,年味却渐渐的淡了一些。作为这个地方曾经拥有的文化、历史,除了看得见的古朴的乡村小巷,代代相传的习俗,还有一些令人回味的声音、影像故事。农村集镇上那些抑扬顿挫、百转千回的吆喝声,成了年画的一个无形的标签。偶然留下的几张摄影作品,往往都在一念之间,像是一个不经意的转身,就遇到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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