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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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杆是我家邻居，也是我表哥。王二杆比我大三岁，六零后，属鼠，人说胆小如鼠，可他竟然比我属虎的二杆。
其实，王二杆是他的绰号，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上年龄最大的，成绩不好，又不守规矩，一天吵吵闹闹，打打杀杀，喜欢出风头。土地下户的时候，恰好高中毕业，在家种地，五大三粗的，天生种庄稼的老把式，有的是一股牛劲。只是父母最担心的是家里特别穷，全家六口人，两间破瓦房，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父母、兄妹四人，一年到头很难吃得上几顿象样的大白米饭。逢年过节才可以买几斤肥肉来打牙祭、待客。王二杆排行老大，二十四五了，胡子拉碴的，一直找不到一个媳妇。
那时，土地刚下户，每逢赶场的日子，村里男女老幼在忙都可以暂时放下手里的活计，聚集在村子的小河边与贵州威宁的男男女女对山歌，条件是如果任何一方唱输了，就得满足对方提出的合理要求。唱了多少首歌？记不得了。反正是唱到太阳落山，唱得倦鸟归巢。王二杆竟然赢了，带了个媳妇回来。后来才知道，王二杆早就看上了这个美女，这美女虽然输了，也有点很不情愿，是几个兄弟帮忙，拉拉扯扯地从小河边把人家给抱过河来，捆在背上背回来的。生米煮成熟饭，尽管对方的父母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从此，村里人也就一直叫他王二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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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杆的媳妇叫小翠，聪慧、机灵，勤快、节俭，长的苗条、细嫩，瓜子脸，长发飘逸，细皮嫩肉，水灵灵的，就像鲁甸小寨刚成熟的樱桃，还长颗美人痣，一点不像是山里人，只有脆生生的山歌能够证明她是一个山里娃。
王二杆有个这样的媳妇，父母就像吃了开心果，脸上堆满了笑容，春风得意。一家人守着几块水田，几亩土地，早出晚归，耕田耙地，施肥浇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王二杆和我家不到一支烟的路程，知道我大哥给我一台日本东芝单卡RT-3110收录机，很是时髦，他和媳妇劳作了一天，晚上还常常到我家来听流行歌曲，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听张明敏的“故乡的云”，听侯德健的“酒干淌卖无”。王二杆只感觉这些歌曲有些伤感、煽情，却无法知道，“一无所有”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更无法理解“故乡的云”所承载的太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量。他们更多的还是喜欢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山歌小调，喜欢在田间地头的即兴对歌，想咋唱就咋唱，可以随意发挥，通俗、直白、自然。
四月八，大水发。只要下一场小雨，刚刚在分到户的地里种下洋芋、包谷、蔬果，稻田里就开始酝酿夏季的农事。昭鲁坝子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阡陌交通，土壤肥沃，上万亩水田纵横交错，烤烟、稻谷、苹果一直是当地的一个主打特色产业。
端午前后，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田野绿了，花开了。和风细雨，麦浪滚滚，正是昭鲁坝子插秧的好时节。村里大多数是水田，一年四季都有水，没有水的，水库的水一放，田里就灌满了水。王二杆一家人便吆喝着牛儿，拖着犁铧，驾上牛车。耙田的耙田，散粪的散粪，拔秧的拔秧，插苗的插苗，抢的是时间，赶的是季节。一块水田就是一个生育旺盛的女人，半年能够生出白生生的大米来。水田装下的是一年的希望，也装下了一家人的期盼。一到秋天，黄澄澄的稻谷收割起来几千斤，两年都吃不完。他很难想象当年合作社时期，母亲偷偷地去水田里拣稻穗来维持生活的情形，小翠更是没有见过这么多金灿灿的稻谷，威宁那山卡卡的女孩嫁到这些地方，还真是从“糠萝跳进了米萝”。
小翠卷了裤脚、衣袖，白嫩嫩的脚踩在泥水里，灵巧的小手拿一把秧苗，跟着王二杆学插秧。弯腰。低头。后退。苗在手上。水在田中。天在水上。王二杆在身旁。白云，从远方飘来；山歌，从另一块水田飘来。
另一块水田里，插秧人十几个，一会儿一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左手握一把秧苗，右手如小鸡啄米，一边栽秧，一边拉家常，或者打情骂俏，美女们衣服薄如蝉翼，伸个懒腰，一首山歌就甩过来。
“大田栽秧行对行,一对秧鸡来歇凉，秧鸡要找秧鸡伴，唱歌要找唱歌郎。”这原生态的山歌，清脆、甜美，淳朴悠长，乡味十足。
王二杆几个月没有过瘾了，哪里还耐得住寂寞。
“大田栽秧行对行哎，栽了一行又一行啊。要想同妹交朋友哎，亲手过来栽一行啊。”王二杆声腔高亢豪放，旋律婉转悠扬。
“大田栽秧沟对沟，捡个螺丝往上丢，螺丝晒得大张口，情妹晒得汗水流……”，歌声穿过王二杆的耳膜，回荡在一望无垠的稻田间。
“老远望妹笑呵呵，脸上么有对小酒窝，我要早点认得你，把你讨来做老婆。”聆听对方小伙的歌声，小翠也触景生情，情不能自已，与一个帅哥对上了。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你在这边唱，我在那边对，你来我往，别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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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一晃十年过去。小翠还真的就像家里的那块水田，生育能力不是一般的强，连生两对双胞胎，都是男孩，白白胖胖的。一家人其乐融融，父母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王二杆更是暗暗地在心中窃喜，连村里大人小孩直呼他王二杆，他也从不计较，嘻嘻哈哈地发几支“大中华”，就说，我去村委会，有事。大家才知道他成了村委会的一员，至于是什么官，有多大，很少有人知道。渐渐的，王二杆的对襟衣服变成了中山装，变成了西装；村里的混泥土球场变成了水泥球场，变成了集镇街道；村中的老戏台改成了村公所食堂，改成了学校；几栋豪华的房子装修成歌舞厅，街上还零零散散地开了几个茶室。夜幕降临，歌舞厅、茶室就成了王二杆和小青年们的俱乐部。茶余饭后聚在一起，扯开嗓子，唱得村后的大黑山回声不绝，唱得村前的石水井泉水叮咚，唱得邻村的小青年、小姑娘们心痒难耐。渴了，买瓶可乐，抱一件啤酒来；饿了，骑上几辆摩托，去城里吃宵夜，半夜三更又砸回来。
村里的业余宣传队也少不了一个王二杆，什么方言快板、独唱、京剧、小品都来。三十几的王二杆，哪个年代流行的歌曲都能唱，不管高音低音。嗓音高亢嘹亮，圆润悦耳。山歌更是他的拿手好戏，现编现唱,顺手拈来。春末夏初，家家户户忙于种植烤烟，王二杆一手提着烟苗，一手握把锄头，眼睛却漫山遍野的跑。偶有漂亮女子飘过，他张口就来一首山歌：“改革开放唱新歌，妹不怕苦要爬坡；一来爬坡找猪草，二来爬坡会情哥。”
后来，渐渐地，很少有美女与他对歌了，也许是老了，也许是不流行山歌了。有时，自己也感觉有些尴尬。不是熟悉的人，或者不喜欢山歌的人，他还是很少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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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两千年之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随着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王二杆的犁耙、牛车、扁担、撮箕等农具全都成了古董，连移动支付和嘀嘀打车都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村子的变化更是一年不同一年，其间的转变，跟做梦一般。
当年的歌舞厅、小商店被轰然推倒，一眨眼就变成超市、银行、电信公司……，街道更宽，房屋更多，更漂亮、干净、整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卡车、水泥罐车。村里到处是烤烟基地、果林基地、蔬菜基地，成片的大棚武装了田野。就连王二杆的那块大田也生不出大米来了，专门长荷花、睡莲、苹果。村民越来越少，稻田越来越少，烤烟种植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子，离开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回来，买车的买车，盖房的盖房，奔驰、宝马也不一定就是城市建筑大老板的专利。王二杆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外出打工，心里堵的发慌，与几个兄弟合租了一栋楼房，开了个超市，买一辆大众，家里的新房子修了三层，装了空调，买一套实木家具，一台电脑，福建的铁观音、大红袍、正山小种，高脚杯里的法国葡萄酒，白兰地，这些难以抗拒的东西，把那些年的农事隔开，把那些熟悉的记忆隔开，可他每天吃着包装精致的大米、廋肉、鱼虾，却再也吃不出泥土的芳香，品不出家乡的味道。
村里，王二杆以往的故事，也随时光远去。他的体重在慢慢地增加，血糖偏高，手脚麻木。小翠虽风姿不减当年，但也几年没种过一块田，没唱过一首动听的歌谣。听王二杆说，他始终在努力想象从前那块水田的样子，那些已经外出打工的曾经的伙伴，那些飘荡在夜空的歌声、笑声。他始终舍不得那片土地，仿佛失落的是一个天堂，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乡村。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种上一块水田，建个菜园，喂头猪，养个狗狗，再修建一个小花园，守住那片沃土，那片金黄，这才是新农民的样子，这才是最惬意、最幸福的生活。
去年冬天，只见王二杆与档案局、市文联的几个同志，驾驶着他刚买的那辆车子，不止一次地在一条通往挂钩扶贫联系点的路上来回奔跑。他说，毫无疑问，幸福离我很近，但我还有一条路没有走完，还得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