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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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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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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卧龙(一)


  熟视红花碧野,好听云雀晨鸡。直行南北畅东西,襟攘和风十里。

心在蚰蜒小路,歌飞锦绣平畦。陶墟佛寺有孑遗,千古盘龙福地。


依照宋明旧制,开篇一阕小词。从大美景观切入,并非有意谀赞,实则是这如今的卧龙镇已真的今非昔比,也远非一阕《西江月》就能曲尽其妙的。红花碧野,一望无垠;和风丽日,四季怡人。高树夹道,杂鸟咸集。田间云雀啾啾,声闻于天;村中雄鸡长鸣,此起彼伏。一纵一横两条乡村公路相交于镇子的中心,平展展地向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开去,横到边,纵到界。沿着道路疾行缓步,畅行无阻,惟觉浓荫匝地,清香扑鼻,恍如行进在圃泽园林,与世外桃源几无二致。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外地的卧龙人,每次踏上这片土地都会产生异样的新鲜感。于是乎便不由自主地想提起笔管记录下这段美妙的感受以及这几十年间耳濡目染挥之不去愈老愈觉醇郁的乡土风情。如有机会儿再让外界见识一下卧龙镇“养在深闺”的靓丽与朴实,那岂不是三伏天喝下一杯冷饮般的爽快?

细说起来,这卧龙镇原本不叫卧龙,叫洪福,地处河南永城与安徽亳州的交界,311国道南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条公路——永登高速,从东向西笔直地横穿过去,封闭得如同天上的航线,在绿野间留下的是一缕淡淡的青烟。据说这里原有一座几百年前修建的洪福寺,寺庙是什么样子的我没见过,或许是破“四旧”的时候给彻底拆除了吧。不过1961年在这里设置公社的时候还是取了个洪福公社的名字。虽然后来因故撤销了,但1975年又恢复了建置。我是1976年秋升学到洪福高中读书的,随后就遇上了恢复高考制度,有幸于1978年应届考上后来被称作“永城的黄埔军校”的滦湖师范学校。当几年后再回到母校教书时,发现学校的名字已经改成了“卧龙中学”。因为公社的名字由洪福改作了卧龙,再后来又成了卧龙乡、卧龙镇。至于为什么改作“卧龙”,官方的说法是叫洪福不合适。虽然“洪福齐天”不可谓不喜庆,但经考证说,这个洪福寺是为了纪念清朝的那位镇压过捻军的刽子手僧格林沁而建的。我们共产党人总不能为屠杀过人民群众的历史敌人歌功颂德吧,所以要改名字。改成什么好呢?几位有才识的公社领导一合计,镇子的后面不是有一条卧龙沟吗?叫“卧龙”多好啊!既时尚又吉庆,而且与邻近的龙岗珠联璧合,说不定还真能从这里腾飞起几条龙呢!你还甭说,改成卧龙之后,乡里还真是陆续出了许多有成就的人士。有升局长的,有升县长的,还有进入中央某部委的,至于名牌大学生以及在科技、企业、教育等领域卓有成就的更是数不胜数。在洪福这块“穷乡僻壤”要搁在以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几百年过去了也没出过一个像模像样的名人来。看来这名字的魅力还真是不能小觑的。

说实在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卧龙真的不怎么的,整个镇子只有一个十字小街口,土路,后来才铺成砂礓路,也仅限于小隅口一带。东北角是公社的办公大院,大门向南,门东边是农村信用社;西南角是在洪福寺原址上兴建的洪福小学;西北角是一溜向西排列的商店,商店的北边是粮管所;东南角是食品站,食品站东边紧挨着的是兽医站。所有建筑都是普通的砖瓦房,只有粮管所还算气派些。乡政府向东约一里半路是乡中学。铺砂礓路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学校领导多次找乡里争取,才把砂礓路面铺到学校。由于砂礓太少,只有用三合土充填压实。结果几场大雨下来,路面就不平了。下雨时走在上面还好些,晴天就不如路边上窄窄的土路了。骑自行车更是没人愿意上中间去。

1981年的春节过后,我成了乡中学的一名正式老师。彼时才刚满十九岁,还相当青涩。本来是对未来信心满满的,没成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虽然学校还是那座学校,但时间变了身份换了眼界宽了位置颠倒了,处处透着新鲜又处处透着无奈,时时面对挑战又时时遭遇着白眼。就是在这种交织着憧憬、追求、奋斗、彷徨、苦闷与无助的氛围里我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记得我当时是骑着父亲的“黑老虎头”把行李送到学校去的。所谓行李也就是一床铺盖、一摞书籍外加一套洗刷用品,简单得很。“黑老虎头”是父亲的一辆破旧自行车,漆光全没了,通体是黑的,挡泥板和链瓦也没了,想停车就要把脚平放到前车叉的后面挤住车轮,用鞋底作闸板。骑这种车子显然不够光鲜,但总比肩扛手提的轻松多了。十多里路程也就半个钟头时间,趁星期天送过去也没几个人能看得见。

学校很简陋。半圈低矮的还有几处破损的土院墙圈成一个大院,中间是一条南北路,从后面的厕所直通向南大门。路东边是两排教室,一排三口。后来又在北边加盖了两排,一排做教室用,一排做学生宿舍。路西边有三排房子,前两排是老师们寝办合一的宿舍,最后一排是学生宿舍和食堂。也是后来因为老师的宿舍不够用,才又在第二排房的后面加盖了一排。第二排房是一个院中院,小院门上搭了一个简易的门楼,梁下挂着一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犁铧,铁的。值日老师用一根细铁棍敲击犁铧就成了学校的号令:三声是预备,两声是上课,一声是下课。声音不够清脆,也不太悦耳,但却时时牵动着大家的神经,几天听不到就会若有所失。虽然过去了几十年,那块铁犁铧发出的“当当”声仍不时地在耳边回响,再悠扬的乐曲里也找不到那种亲切和自然。

这个小院子消磨了我四五年的青春岁月。每天早上五点半钟就要准时起床,组织学生出操,然后是早读。我教的是语文,又经常带班,早自习是必到的。晚自习一般要上到九点左右,督促学生就寝后才可以休息。但往往要在此时批改作业或备课,十点钟以前是睡不了觉的。最轻松的是晚饭后的那个把小时,老师们三三两两的信步走出校园,到田间的沟坎上散散步,或坐在小桥低平的栏杆上摆摆龙门阵,欣赏一会儿晚霞。数星星是不敢奢望的,因为还没等星星露头我们可能就又回到教室里去了。

一到星期六下午学校里就安静下来了。学生回家了,有家室的老师也回去团圆了。我是单身汉,没地儿去,就窝在宿舍里读读书,充充电,或到周围的乡村小路上踏踏青。晚上有时候会有电影看的,一般是在乡政府那边的小街口,通常每个月都会放映一次。当街扯上一张大荧屏,白色的布幔,黑色的边框,用两根插在地上的长长的竹竿支起来,老远都能看得到。当夜幕完全降下来时就可以放映了。座位是没有固定的,看电影的都是从自家搬凳子过来。一听说要放电影,有些老师也就不回家了,吃过晚饭我们就一起扛着椅子走过去。要是去晚了的话,有椅子也坐不成,就只能在外围站在椅子上看了。两部影片放完将近三个小时,有时还会放上一段新闻纪录片。不论喜欢与否,我们都会看完的,因为除此之外也实在找不到可供娱乐的项目。反正回去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可以不用按时起床的。

我的宿舍是西屋。三个单间我住中间。北边是张祥礼老师,半路出家教英语的,三十多岁,因为胡子太多太密,每天脸上都刮得铁青。张老师人很和善,也很诙谐,言语间常常会带出一丝玩世不恭的味道来。南边住的是食堂工友老杨,一个浑身充满乐感的小老头,五短身材,当时有五十多岁吧。因其常常自炫当过兵,打过日本人,老师们便给他起了一个雅号“杨八路”。杨八路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给人做媒,我就被强拉硬拽地拖去相过几次亲,只可惜一个也没谈成,白白地辜负了他的一片热心肠。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点挺遗憾的。北屋里还住着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有教语文的韩明道老师,教物理的苏广德老师,教数学的崔玉英和田秀芬老师等。西头是两间小伙房,伙房门口打了一眼土井,吃水用的。每年春天一到,我就会在井边上点种几颗牵牛花。夏秋季节牵牛花藤爬上旁边高高的桐树,一串串粉红色的小喇叭也就直接排列到了树顶上。

那几年雨多,雾也多。夏秋季节湿气很重,几串鲜亮的喇叭花怎么也排遣不了连绵的雨雾所带来的烦闷。夏季还好些,一入秋就是连阴雨,十天半月都不带晴的。雨滴打在桐树宽大的叶片上“啪啪”作响,门窗是挡不住的,常常扰得人半夜不能入睡。雨声中偶尔还会夹杂着“簌簌”的叶落声,在清寂的周末和假日里更是会平添几许惆怅。每天下午两三点以后雾就上来了,到傍晚时分一般就天地不分了。所以,夜里是没法出门的,只能一个人趴在油灯下读读书,或是借着外面的声响放飞一下思绪,写上几段文字来。至于发表什么的是从来没有想过的,那太遥远了,好像是同我们这乡旮旯的人沾不上边的。但排遣一下郁闷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是学中文的,教的又是语文,平时对古典文学还相当偏爱,所以会时不时地憋出几句打油诗来。什么“隐隐菊独现,悠悠鸿自游”“星与月光合,云共露水流”就是那时写出来的,现在读来好像与文学也沾不上什么边。但有一首词却真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初秋苦雨 仿辛弃疾<浣溪沙>韵》。

春旱秋涝恨不匀,弄水顽儿眉亦颦。潦水盈地不起尘。

娇羞红莲衔泪没,高粱熟落不见人。父老愁颜又添新。

如果说还有点格律诗的味道的,就得数那首《重阳》了,只不过是多年之后才改定的,我还曾专门为此写了一首感悟诗呢:八年成一韵,甘苦唯自知。四言余四字,绝句变律诗。是说当时写的是一首绝句,最终却改成了律诗。不过诗中写的情境准确地说就是1982年的重阳时节。只是当时作诗的修养不够,不是词不达意就是意不胜词,甚或平仄不谐粘对不工,改来改去总不如意,更不敢出以示人,直至多年后才推敲成一首七律:

削尽胼胝夜未央,孤灯影外雨如篁。

兔园梦醒声声碎,泮水诗成句句凉。

兴会鸡鸣出看月,菊失雾海近生香。

促织不解司晨苦,也伴萧萧唱大荒。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可这首《重阳》诗却总会时不时地在脑际回旋,迷蒙在眼前的也总是那挥之不去的漫天大雾。诗虽然写得不怎么的,却把当时的情景和心情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只不过灰暗的色彩稍显浓了些。人们常说的情景再现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吧。当然令人心情沉重的还远不止这些,《重阳》不过是一个宣泄的窗口罢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各种思潮和意识激烈碰撞着,磨合着,交织着,撕扯着,谁也说不清哪是正确的哪是错误的。相对于文革时的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大家真的是有点摸不着头脑,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倒一点儿不假。刚从“牛鬼蛇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扬眉吐气,要将多年所受的委屈转化为奉献社会的动力,斗志昂扬地去发挥余热,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还能否跟得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而刚从正规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又激情澎湃,要以崭新的面貌、无敌的锐气运用新知识、新方法去诠释自己的人生,却往往会忽略青春期的脆弱性和棱角的擦伤力。于是乎在学校这个汇聚着各类精英而又思想多元成分混杂的地方,各种不愉快也就不可避免了。

或许是因为那时候太过年轻了吧,只知道放飞情绪而不知道收敛锋芒;或许是因为那时的氛围有些沉闷吧,见多了雨雾却忽略了霞光;或许是觉得这个院子有些窄小吧,走进课本就看不到了社会的宽广;也或许是因为不知道那一阵风刮来曾被扭伤了翅膀。总之,在一个金色的秋天即将到来之际,我再一次背弃了行囊,这一去就是三十四五个春秋,直至满头霜发行程渐止才有机会儿静下心来梳理一下那段难忘的岁月。可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当再次走进这片令人魂牵梦绕的土地时,哪里还有当年的样子?人非物亦不再。街道宽阔了,道路平坦了,大楼盖满了,学校的教室也敞亮多了。偶尔碰到一两个熟悉的面孔也已是满脸的沟壑。

见得最多的是顾康健,一位大大咧咧、热情厚道但当年却邋遢得仅次于苏广德的化学老师。我们前后脚进校当老师,同属于新生代中的翘楚,共同语言自然就多了一些。不同的是顾康健毅力非凡,一呆就是三十几年,从一个普通老师逐渐成长为乡镇教育界的领军人物,用他的坚持和操守见证了卧龙镇变化的全过程,他自己也成了人们了解和复读卧龙的活词典。每次谈到卧龙总能看到他细长的眼睛里也能放出灼灼的光来,那份自豪与满足真的令人很艳羡。

看来,此生也只能是艳羡的份了。我们再也无法像顾康健那样深深地植根于卧龙,为她奉献,为她付出,为她的成长而奋斗,为她的精彩而欢呼。做观众很轻松,但怎么也体会不到做演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在外界的成功与辉煌是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远离家乡的遗憾与失落的。所以,每次回到卧龙镇都曾想着去卧龙沟的堤岸边走走,吮吸一缕水草的鲜腥味,听一听鹅鸭的鸣叫声,希望能找回当年遗失的记忆,甚或是弥补的机会儿。前年我还在精心地描绘“双龙镇”的宏伟蓝图,憧憬着“双龙镇”经济发展的愿景。但外面的世界很精致,外面的资金很圆滑,外面的老板很算计。大门好进,一金难求。朋友好做,投资难说。想想还是顾康健们做得实在,做得有效,做得精彩。既成就了自己,也报效了家乡。卧龙镇也正是在他们的手里才有了今天的变化,天空才会像今天这样敞亮。 

卧龙镇,一方钟灵毓秀的水土。

卧龙镇,一块重拾记忆的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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