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河集,一个不大不小的乡村集镇,在豫东皖北一带的大平原上的确也平凡得很。这里土壤肥沃,四季分明,甚至连土色也分明得很。路基高高的永亳公路从集市的中间穿过,北边是黄色的疏松的沙质土壤,南边就是猪肝色的淤地——犟三晌。说起这个犟三晌还真的有点“犟脾气”:每一下雨,地就又软又黏,走路时泥巴会顺着小腿往上让,直达膝弯也不会停止。往往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坑,拔脚都很困难。但只要雨停了,哪怕是早上刚下过,太阳出来一晒,到中午吃饭时地面上就干硬了,下午不会耽误干农活。这种土质与沙土地全然不同。在沙土地上下着小雨是不影响干活的,而且雨水越多地就越板。但是土壤容易流失,雨水一冲,泥水就“哗哗的”往低处流。所以,这里的河水常常是浑浊的。据说小洪河就是因此被叫成浑河的。
小洪河是卧龙镇境内流程最长的河流,从浑河集小寨子北头入境,向偏东南方向蜿蜒流去,到最东端的刘园村小夏楼流出,长约20余里。老百姓都说,从前这条小河的水一直是浑浊的,所以又称浑河。永城与亳州交界处的找子营就因此被改作了浑河集。康熙《永城县志》第一次出现“浑河集”的名字,并捎带着说“旧名找子营”。看来,明清之际的迭变是真实可信的。至于为什么叫找子营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是,从前有一个外乡人为寻找丢失的儿子来到了这里并定居了下来,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小集镇。那么,这个外乡人是否找到了儿子呢?史说没有明确定义。但想来这个父亲应该比《失孤》里面的刘德华幸运,否则,他又怎么会留下不走了呢?
“找子”的版本发生在何时没人能说得清,但最晚也不会迟于明朝嘉靖年,因为嘉靖本《永城县志》“集镇”一节就收录了“找子营”。明朝末年这里还出过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刘超,更使得找子营名声大噪。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是这样记载的:
永城人刘超者,天启中以征安邦彦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帝乃命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超官贵州时,与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
这个刘超本是山西人氏,因为父亲来永城经商时定居在了找子营便成了永城人。刘超从小便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万历四十年(1612年)和四十六年(1618年)刘超两科皆中河南武举第一,从此走上了仕途。天启二年(1622年),刘超跟随永城人王三善赴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叛乱,主管中军,骁勇善战,积功升任四川遵义总兵。《明史》中的记载大致属实,但结局却是出于“为政者讳”而“扭曲”的,部分细节也不真实。再者说把刘超列入“奸臣”也确实有点委屈他了。
天启四年,王三善在贵州黔西县兵败铧口山时,刘超作为先锋官被叛军挡在了伏击圈外,大难不死,侥幸脱身。可朝廷不赏有功,却罗织罪名将刘超免职,发回原籍为民。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永城,刘超奋然募众守城,再次许身朝廷。十五年(1642年),蓟辽总督范志完认为刘超作战勇敢特推荐为保定总兵官,是想利用刘超的能力和威望来对抗农民军。但落职回乡的御史魏景琦竟然携私怨诬陷刘超“通贼”,永城举人乔明楷也趁机中伤刘超,兵科给事中方士亮因为受到他们的蛊惑而认为刘超“不堪任使”。刘超不胜忿恨,也对朝廷失望之极,遂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杀魏景琦全家30余口,又杀了乔明楷与总练生员王奇珍,据守永城反叛朝廷。这是典型的朝廷昏庸、“官逼民反”。更为令人不齿的还在后面呢。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指挥明军直抵城下,劝刘超投降。永城士绅陈国平、丁魁楚、张星等多次往返劝说刘超出降,并誓保刘超身家安全。马士英当年也参与了贵州平叛,与刘超为同僚。所以,刘超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与其玉石俱焚,不如相信马士英的“诚意”。刘超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以正直、诚信自封的朝廷官员们在劝降的“甜言蜜语”背后已经策划好了擒杀他的“良策”。次日,刘超出降至东关城外。总兵黄得功按马士英指令,突然从背后将刘超一刀斩首,随后杀害其全家。朝廷大员如此不守信义,明廷焉有不亡之理。
此后数百年间,找子营再也没有辉煌过,但繁衍生息却一刻也没消停,只不过将名字改作了浑河集。民国时期,浑河集已热闹非凡,人口上千,成为永亳交界处的一个热闹的大集市。浑河与西边紧邻的亳州温集一街贯通,分界处是一座小砖桥。桥东边是浑河,桥西边是温集,人们常常是一脚踩着永城另一只脚就迈进了亳州。到了桥西边,永城的就管不着了;反之,到了桥东边,亳州的也管不成。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座小桥边都是热闹的“边贸”区域。东边的市管人员来了,就挪到西边去;西边的市管人员来了,再搬到东边去。两边的都来了,就收起来转入地下。所以,许多电影电视里面屡次出现的故事情节也就经常在这里上演着。
解放前,浑河集街上有一家小饭馆,一家诊所,北头的小寨子是屯兵的堡垒,平时住着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小寨子的防卫设施可以算得上是“深筑高垒”。一圈高大的寨墙,寨墙外是又宽又深的壕沟,壕沟里布置成鹿柴,想游水进去是不行的。1947年初,解放军的一个连攻打小寨子,一整天都没能打下来。后来,解放军调来一座小钢炮,架在寨外的民房上轰击。国民党兵见大事不妙,再顽抗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才不得不缴枪投降。
那时谁也没想到就是在这样戒备森严极度恐怖的地方竟然会隐藏着一家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交通站就设在那家小饭馆里,饭馆老板洪连三既是交通员,又是站长。这个交通站是麻冢集至睢杞太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潘万三被“张家五虎”杀害以后,麻冢集至亳州的地下交通转运任务就是靠着洪连三的小饭馆完成的。
那些年间,在这个小饭馆里究竟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剧集,洪连三接送了多少豫皖苏根据地的领导,没人知道,因为善于做保密工作的洪连三老先生从没有对人提起过自己的英雄壮举。作为后生小子们即使有心去挖掘历史的遗存,但历史也没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儿,我们无法将探寻的触角直接触及到创造了那段历史的英雄们,空留下无穷的遗憾,只能在心里默默地送上崇高的敬意和仰慕。
不过,与洪连三的小饭馆相隔不远的那个诊所里的医师李宝善就没那么幸运了。按说历代行医者都崇尚“医者父母心”,是不会轻易与人结怨的,更不会不明不白地引来杀身之祸。一向精明过人的李宝善不知怎么的竟然犯了这忌讳,以致在睡梦中被人割掉了脑袋。这件蹊跷事就发生在1947年的冬天。当时永亳一带还处于拉锯状态,国共双方力量胶着,又会是什么人要找他寻仇呢?这仇恨又有多深非要他以命相还呢?因为他的家属没再追究,其实也无从追究,直到现在也无人揭秘,当真是奇事一件。
其实吧,世事本就是这样。有果必有因。每当播下一粒仇恨的种子,就应该想到它可能会长出一棵报复的芽,甚至会以十倍的力道反作用于原初的能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太过优雅了些?所以,李宝善家属的做法还算明智。可不认命又能怎么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下了就解脱了,失去的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再找回来。与其耿耿于怀,何若装傻充愣过得轻松快活?历史不会因为世上的打打杀杀、尔虞我诈而稍稍停下前进的脚步,刀光与血色只不过给历史的页面添加一抹亮丽和惊悚,强化一下舞美效果。当现实的大幕徐徐拉上的时候,这些都将成为过去,甚至不会留下一点痕迹。只有我们这些爱发“思古之幽情”的雅客,在旅途疲惫的时候才会于昏昏欲睡的冥想中将落寞的思绪植入褪色泛黄的历史画面,企图还原那一个个摄人心魄、诱人遐想的历史瞬间。然而,湮灭的终究难以复制,断裂的也无法弥合,所得只能是记忆的残片。只不过这些儿碎片好多是带有磁性的载体,能将支离破碎的流年碎影重新聚合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下,折射出曾经的快意与苦涩、奇崛与凝重。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