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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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芋，学名番薯、红薯，红薯属管状花目、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按照我们那一带乡下人的口音，前重后轻，先长后短，“芋”字被读成了轻声，读重了就有了强调的意味。红芋一身都是宝，叶子和块根可以吃，梗蔓晒干了可以做饲料，也可以做柴火。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并说海中之人食之长寿。就是这样一种极普通的“舶来品”， 却让国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而且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吃惯了大米白面和山珍海味的人想借助红红芋改改口味，胃口早已经适应了红芋的那种甜甜腻腻的味道的，却又总是割舍不了那份浓浓的依恋。我属于这后一种人。因罹患多年鼻炎而迟钝了的嗅觉常常会因为碰见烤红芋的炉子而陡然敏锐起来，那些满地乱滚的圆圆的、细长的或七棱子八骨跩的红芋就会凸现在眼前，胃里就会立即翻腾起“一亲芳泽”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自然地浮泛，不是白面包、洋面包或山珍海味所能冲淡得了的。
听母亲说，我从呱呱坠地就是靠着每天一块红芋才存活下来的。这在喝着牛奶长大的年轻一代听来好像是在说书，是天方夜谭。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在了解了那段艰苦的岁月之后，就会知道这怎么就不可能呢？
按照我们当地的说法，我是饿死鬼托生的。一九六0年春节前后的那场灾难在豫东皖北一带夺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有幸硬撑过来的人们许多都已是骨瘦如柴，身体状况得许久才能恢复过来，适龄女性想要个孩子那也是一两年以后的事情了。政府为了迅速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就大力推广种植产量极高的红芋。所以，红芋就有幸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食。“红芋菜，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就是那时候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1961年的深秋，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奶水吃再正常不过了。于是，红芋就成了我生命的唯一资源。由于是“饿死鬼”托生的，所以从小就又黑又瘦，胳膊腿都跟麻秸秆似的，到现在都没有啥明显的改变。
这场灾难刚过，中国又赶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据说最严重的1963年，我们那里是一片汪洋，连红芋也没得种，只能吃国家的救济粮。而国家那时能拿得出来的大多也就是红芋片了，可见我们同红芋的渊源有多深了。
打从记事起，我就在红芋堆里滚。满眼里除了红芋还是红芋，高粱谷子大豆那是奢侈品，麦子面是仙品，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解解馋，吃上一两次。所以，人们总是把麦子面称作好面，是招待亲朋好友的上品佳肴。
要说世界上最聪明灵巧的人，还得数咱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资料，不仅能极快地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顽强地撑起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而且还能在大众的手里玩出许多花样吃法，变简单为繁杂，化平凡为神奇。整块的可以生吃或馏着吃、煮着吃、烤着吃；切块的可以炸着吃、煎着吃、蒸着吃、熬稀饭吃；切成丝可以炒着吃，切成条可以炸着吃，锼成细丝可以蒸着吃。和成面团可以用锼子锼成老鼠屎状的面丁，直接下到开水了煮熟，捞出来加上调料也算是一种美味。至于漏成蛤蟆蝌蚪子，那是需要先制作成淀粉才可以的。当然啦，红芋淀粉还可以加工成粉条、粉皮等储存起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去卖都可以。红薯片晒干后磨成面粉可以做成窝窝头、锅巴子、面饼子、卷子等主食，常年不断。过年时还可以用储存起来的红芋熬制红芋糖来招待亲朋。
红芋真的是要求于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甚多，这同咱中国的老百姓一样。而且红芋的生命力也特别旺盛，它不择地势，不择土质，不捡肥瘠，只要少许的水分，就可以迅速地发芽、生根、抽藤、长叶，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这也同咱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红芋从明朝时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安家落户，也算是适得其所，入乡随俗啦。
六七十年代，人们栽种的春红芋居多，因为生长期长，产量高，淀粉多，糖分也多，营养自然不差。秋收时，大多都被切成片晒干了做储备粮。每家每户都会在屋子里用秫秸秆扎出又宽又高的红芋栈子来盛放红芋干，多的时候甚至能占去大半间屋子。因为这些红芋干是未来一年全家人的主要食粮，能多存就尽量多存。熬不到时候就要向国家申请救济粮了，那样就太没有面子啦。
晚红芋也有得种。因为生长期短，水分多，淀粉少，不宜切片。但口感尚可，多用来整块地窖起来，一冬一春的早餐就有了。我们那里的农村人家，早上都是煮上一大锅的红芋，有时还会在锅沿口边再贴上一圈红芋面饼子。出锅时，一人一个小馍筐，装得满满的，然后端到饭场里，大家围坐一圈，边吃边聊。因为没事干，一顿饭也能吃上大半个时辰。我那时年纪尚小，有时也会凑凑热闹，但只能挤在边角上，一边自顾自地剥皮吃红芋一边听大人们高谈阔论。
最有趣的是在野地里烧红芋吃。彼时红芋刚刚结成拳头般大小，可以吃得着了，但扒出来吃又太可惜了。有些嘴馋的女人们可不管这些，总是在割青草或干别的活计时偷偷地扒上几块带回家去。为了防止偷红芋，生产队里就派民、社还有莲棒我们几个小学生在星期天或假期里去看护。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把公家的事情看得很神圣，把队长的信任当作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同时也可以给家里挣些工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民竟然学会了垒坷垃窑烧红芋吃。坷垃窑都垒在沟底、地角等偏僻的地方。先在地面上挖一个不大的坑，再用鸡蛋大小的不太坚硬的坷垃在上面垒出穹隆状的顶，在一侧留出一个不太大的门洞，然后覆盖上一层到两层更小的坷垃或碎土。这样一个烧红芋的窑就建成了。烧窑用的是临时拾取的柴火，柴火越多，坷垃就能烧得越热。等坷垃烧热了，窑里也积存了厚厚的热灰，就把事先挖出来的红芋放进去，随后把两只鞋子脱下来套在手上从两侧同时按压坷垃窑，把红芋埋起来。为了更好的保温，再把周围的碎土扒拉过来覆盖一层。完了，就像没事人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个把时辰后赶回来，扒出红芋就可以吃了。吃烧的红芋一般都是赶在正午或傍晚，地里干活的大人们都回家去啦，即使弄得满脸灰不溜秋的，到河沟里洗洗就行了，也没人会发现的。
我比较笨，课本以外的东西什么都不会；胆儿也特小，大人不让干的事情也从不敢干。但是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心里也怪痒痒的，于是就粘着民要学烧红芋。或许是拗不过，民就带着我干了一次。原来竟这么简单，一学就会。此后就又偷偷地做了几次。等到年龄渐长，对这些小孩子家的玩意儿也就没兴趣了，更多的是帮家长做活计，像栽红芋提水啦、翻红芋秧啦、锼晒红芋片啦等等，每每都能顶上大半个劳动力干活。
每年最忙活的就是锼红芋片了。俺庄有三百多亩地，多半都栽了红芋。秋底出红芋的时候，每家都能分上好几千斤。看着每天分好的一大堆一大堆的红芋，心里确实像灌了蜜似的。但一听大人们说今天无论早晚都要锼完晒好时，真的是老大不高兴的。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得陪着大人干到半夜，等第二天天亮后再一片一片地摆开晒好。
锼红芋片既是一项体力活又是一项技术活，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如果把握不好，手掌上或指头上也会被锼子啃下一块块肉来。大家用的基本上都是土制的锼子，结构特简单。找一块米把长二三十公分宽的木板，在一端挖一个长方形的洞，靠头的那边钉上一个镰刀片，就成了。会做的，做成了特好使；不会做的，锼起来就不利索。锼时，先找一个长条凳，把锼子平放在上面，有镰刀片的那头让出凳子去，再将屁股坐上去压着木板，拿块红芋从镰刀片上往前推，红芋片就从镰刀片下面锼出来了。推一下就是一块，推快了就像是连着出的，效率特高。熟练了就可以骑马似的坐在凳子上用两只手轮换着从地上拿红芋来锼，左右开弓，一点功夫也不耽误，一会儿功夫就能锼出一大堆来。
锼好后，还要晾上一两个时辰回回津再撒开了晒，这样红芋片上就不会粘土，晒干后拾起来，红芋片上特干净。这样活计每年都要干二十多天，苦霜降下来了满地都还是白亮亮的红芋片呢。
至于磨红芋粉、下粉条那是冬天的事情了。天寒地冻的没事干，男人们就张罗着磨粉子，下粉条。干完了，也就快到置办年货的时候了。等到新年的炮声一响，我们就高兴了，那几天可以吃白面馒头，吃扁食，最不济也能吃上玉米团子。初一，去干爹家，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初四去姑娘家、姨娘家，初五、初六……，每天都有好吃的，红芋是排不上号了。头磕完了，没地儿去了，红芋汤、红芋馍、蒸红芋菜就又派上了用场。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轮流着，红芋和红芋干也就陪着我熬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上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直到1978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才同红芋渐行渐远。
真是时光匆匆，这一转眼的功夫竟然过去了四十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农村的生产作物也早已经从大面积的红芋种植变成了简单的小麦、大豆或玉米，想吃红芋却成了奢望。然而，优越的生活条件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我这浸透了红芋津液的体质，每每见到红芋总是会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也从没出现过吐酸水什么不适来的。反而是疏远了红芋之后肠胃却出了问题，而且这一治就是三十几年，中西药倒是吃了不少，也没见着明显好转。看来山珍海味未必就一定是好东西，习惯了的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情。经过了的总归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不是任谁说否定就一定能够否定得了的，就像这填满了一肚子的红芋屎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屙干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