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闪放光彩
马有福
题记:
青海循化能够成为65名西路军战士的家,这是循化各族人民的光荣。为了保存光辉灿烂的这历史一页,循化红光村由此建了三个纪念馆。但这依旧说不尽循化各族人民对于西路军的无限深情。因为在纪念馆之外,还有那么多战士就在自己的身边,他们一个个就是闪闪的红星,一直照耀着世道人心。有幸,在循化采访时,我走近了这样的几颗星。星辉灿烂,我把这一缕微光一直记在心中。
邵明先:我是撒拉人的儿子
2012年7月19日,我来到循化白庄寻找西路军战士邵明先。我在乡亲们的指点下,推开一座并不豪华的木头大门的瞬间就看到了这个老人。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女婿、孙子等一家人坐在另一边聊天。在采访中得知:邵明先早就改了名字,在村里把他叫做韩国忠,或者韩阿布都。他给这个村庄的伪军官韩有福当了一辈子儿子,以致自己都到了耄耋之年,行动多有不便,这就坐着轮椅在活动。想当年,被俘时他才12岁。因出生在四川一个中医家庭,在部队上是护士。从河西走廊来到西宁,先在中山医院做护士一月。军官韩有福看着这孩子还小,而自己婚后无子,就悄悄把他带到了循化白庄。当儿子养大后,及时给他娶了媳妇。如今,他生有4女1男,孙子众多。一生没有去过四川,在庄子上人缘好。他给我说,我媳妇是撒拉人,我当然是撒拉人的儿子。为此,看上去,他似乎也很像撒拉人了,难道人的长相也会传染?
苏里曼:道帷收养了这个云南人
2012年7月19日,我来到了道帷立伦村121号寻找西路军苏里曼。在其家里见到了他的儿子马麦苏。马麦苏也已60多岁了,分明还记得父亲的一些事。他说,父亲是云南人,被俘后,曾经是一个化隆藏族人家的长工,一度在那里给人放羊、干杂工。后来马步芳拔兵把他拔到河口服役之际,他就从兵营里逃跑,这一跑就跑到了道帷。是道帷的各族人民收留了这位战士。随后,村民们又张罗着做媒,半招半娶给他撮合成了一桩婚姻,让他彻底地在这儿扎根。从此,一生都没有去过云南。1966年社教运动中,云南发来公函调查有关情况时得知,他在老家还有一个哥哥,彼此之间早失去了联系。在村子里,他做人处事一直很低调,比较稳当,人前从来不多话。如今,孙子们在广西南宁、河南等地开饭馆,日子过得还不错。
韩阿乙霞:丈夫体贴一直到老
2012年7月19日,我来到道帷俄加村寻访西路军战士韩阿乙霞。我们如愿在她的家里见到了她的儿媳哈吉尔。哈吉尔也已经67岁了。她告诉我们:阿奶是我们阿爷从积石镇上巴塘黄家接过来的。据说,上巴塘的黄阿布出于同情,从西宁把阿奶带到了循化,然后当娘家人嫁给了我们阿爷。当时,阿爷已经四十多岁了,而阿奶却只二十几岁。阿爷是撒拉族,是一个阿訇。阿爷无常得早,阿奶无常才9年。阿奶活了90多岁。留下了一个尕娃,叫做伊拉斯,另外还有三个丫头,如今有6个孙子,都是拉面匠,在河南等地开面馆。
阿奶生前与张尕阿奶,马德明的母亲一起走动着哩。还尕姨尕姨地叫着。两人关系很好。阿奶很勤奋。我们记得最深的是,人们从不敢欺负阿奶。村里要是谁要喊个共产婆,阿爷就会追过去,他很厉害,一直护苫着阿奶。
马阿乙霞:她使我想到了她家院子里的那一颗杏树
根据哈吉尔阿奶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同一天赶到张尕村时,西路军阿奶家里的大人一个都不在,只几个小娃娃在院子杏树下玩耍。杏树浓绿的枝叶间挂满了金黄的杏子,看着眼馋。于是,我们走出大门,跟一位邻居老人聊天。他说,他知道马德明母亲的一些事。老人不知是怎么来到张尕的,其丈夫满拉出身,无常得早。红军阿奶从此只一心一意拉扯两个儿子,把他们拉扯成人,从此再没有嫁过人。如今孙子加起来至少有十几个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只几句话怎能说清?就要离开红军阿奶生活过的这个家了,我犹再次望了一眼那颗枝繁叶茂的杏树。我觉得这位红军阿奶跟这颗杏树一定有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关联,心里默默地在为她祝福。
张乙米娜:叶落瓦家庄
按图索骥,来到清水乡瓦家庄村029号寻找女主人公--------红军阿奶张乙米娜时,大门深锁,不见人影。半天,才有邻居出现。他们说,今天阿奶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呀。靠近大门,我看见门扇上还打了铜皮补丁。从门缝里看,院子里的花椒树挂满了红色的果果,一股浓郁的花椒味从门缝里溢出村巷。树后是三间平房。邻居们还说,其丈夫也不知何许人也,是解放前流落到瓦家庄的一个可怜人,无依无靠,一无所有,不是在这家放羊,就是在那家打短工,日子过得很贫寒。后来,一富人心生怜悯,在村里就赠给他一块地,让他盖房安顿下来。就这样,一个人打光棍过儿过了一些年。再后来,正好有一位红军女战士流落到此,也是没有着落,这下好心的人们一撮合就撮合成一个家庭。解放后,这个男人去世了。红军夫人还拉扯大一个儿子。儿子现去上海打工,老太太一人居住在家,生活上还能够自理。前两年,看着原先破败不堪的茅草房,村里还给她盖了这几间木头房子。
哦!
王万青:大寺古唯一的王家
清水乡大寺古村共1600多人,几乎全姓马,只有一户王家。这是咋回事?
2012年7月,已经73岁的大寺古曾经的党支部书记马忠告诉我:这一户王家正是西路军战士王万青家。王万青是解放初招赘到大寺古的四川人,是典型的西路军战士。进村之后很快就融入撒拉族,起经名尕西木。在我当支部书记的1965年到1980年,他从来都是听话守信的好村民,讲一口夹杂着四川话的青海话,但一般在人前从不多说话。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他是四川广元白水河人,河西走廊被俘赶到西宁之后,他有幸逃脱,先是逃到赞卜乎,在那里做庄稼做了几年。后来,经甘肃积石镇初麻摊来到清水。这时已经30岁上下了,还没有成家,正好村里的百岁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还没嫁出,这就把他招下了,让他当了这个村这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
关于王万青的经历,马书记还说,他是我们这个村解放初的早期党员,担任过村贫协主席。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与其夫人一起放大队的羊。因无儿无女,抱养了一个儿子,名叫王卫国。王卫国长大后去当兵后,在部队上失去音讯。王万青的妻子去世后,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大寺古村的撒拉族同胞曼苏尔伺候王万青七八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直至他在八十多岁无常之后,大寺古的撒拉族众人按照穆斯林的葬礼葬他,曼苏尔并按日子为他上坟、念经,宛然亲生的儿子。
严秀珍:撒拉族侄儿们照顾她二十多年
2012年7月20日,街子波立吉,我们寻访西路军战士严秀珍时籿巷里遇到了一位撒拉族老人。他说,这个村庄全是撒拉族,共80多户,他的岳父也是一位老红军。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老红军严秀珍的小叔子韩乙思福,说是小叔子,可他,也已经75岁了。一旦说起嫂子的事来,他依旧含着眼泪。他说,他的嫂子,目前只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嫁到了街子。哥哥曾经是马步芳时代的营长。哥哥与嫂子结婚后,也没有过几天舒心日子,就去打仗。他与伊玛目村、高呼拉村的战友们一起在西宁安顿了家属之后,跟随马彪师长前往中原参加抗日,这一去就是八年。
哥哥带着嫂子回到循化老家时,快解放了。刚来时,嫂子都不会说撒拉话。哥哥和嫂子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子去世早,女儿现出嫁了。哥哥也走得早,是1985年走的。嫂子才去世5年。这些年,我的孩子们一直在给嫂子种地,也帮她干一些家务,担负起了给她做伴、送饭等诸多义务,不让她感到孤独。她去世后,我们送葬、上坟、念经。我们村没有人敢歧视她。应该说,她一生过得总体上还是很舒心、很平常。
李文秀:只活了五十岁,却在托伦多留下一大家子几十口人
2012年7月20日,街子托伦多村,我在寻访西路军战士李文秀时看到了1964年4月24日颁发的青优字第0088号优抚证。我们由此得知,她是四川省巴县人,又名何赛力比。
他的儿子何达武德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他们兄弟五人,他最小,也已经58岁了。他父亲是马步芳军乐队队长,母亲是西路军战士,政治上属于两个阵营,但他却从来深深地爱着母亲,把母亲当人得很,一生都是呵护有加。他们结婚后,先是住西宁,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循化。母亲在循化一直住到1978年无常,活了不到50岁,但她却留下了我们几十口人。生前我一直想着带她去一趟四川,看看竹子,但经济上不允许。在我们村,人人都比较尊重我母亲,好多老人们常常同情地说:离乡人,多不容易,我们就是她的乡亲和亲人。
马阿乙霞:儿子容人的豁达胸怀让我们为之感动
2012年7月20日,在寻访西路军战士马阿乙霞的后人时,我们在积石镇尕别列村的村巷里与其儿子马福林撞了个满怀。马福林有点激动地说,总算有记者来了解情况,哪怕是一点小关心,我们依旧十分感动。
他说,他们弟兄姐妹共六个,其中,两个姑娘,四个儿子,他排行老三。掐指算来,他们一大家子早就几十口人了。
他说,他的父亲是马步芳兵营的军官,先后给孟全禄和马德胜当传令兵,盒子枪始终挂在腰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母亲马阿乙霞也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有点来头。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之后,阴差阳错,他的父母结合在一起。就因为这,文化大革命期间斗争邓小平主席时,中央还派人跟我母亲了解情况。我母亲说,我不认识邓小平,就没有说任何不利于邓大人的话。我父亲1972年6月去世。母亲于1973年3月去世。
我母亲的妹妹也是西路军,在科哇,但当时她们相互不知。后来,在一个修电站的工地上劳动,晚上住我家一问就问出了实情。她们原住白庄条井,尕娃一直在那里当书记。
他说,我母亲是个明白人。一九六几年吧,她就带着大哥、二哥去了一趟四川,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也去过两次,看到了我的舅舅和表兄弟们。大表哥也曾来我们这里看望我们,共来过两次。我们虽然信仰不同,但却是一家人,我们彼此尊重,心心相印,至今依旧保持联系。
他说,我有三个尕娃,一个姑娘。姑娘因为有点病就招赘了一个齐齐哈尔的汉族人,去年,在她38岁的年龄段上因病去世。现在,我还得给这个上门女婿娶媳妇。因为他早已改归了伊斯兰教,在我家还生又一个两岁的尕娃,我有责任给他娶媳妇,他跟我的儿子一样哩。
赵永明:靠着勤恳自然而然成为瓦家庄人
2012年7月25日,我们在积石镇瓦家庄寻找红军赵永明的家属时遇到他的儿子。他说,他的爸爸又名叫赵阿布都。在循化,先是上草滩坝地主王福成收留了他,让他给王福成看水磨。王当时比较有实力,他的水磨不同于一般水磨的是,这是一个船磨,可以流动在黄河里。赵永明因为能吃苦,不偷懒,很受地主信任。据说,当时其他人干活背着的背篼是比较小的,而赵永明的背篼却是大背篼,至少有其他人的两倍。赵永明是四川人,虽然个儿小,但他在磨坊里帮助磨客背口袋时总比其他人特别卖力,这使磨客们都喜欢与他打交道。因而,解放后,他就顺其自然地成了瓦家庄人,给他土改了一个家,还分给了粮食和一匹驴。因为看磨是他的长项,当时他还包了水磨,继续在磨坊里为村民们服务。后来,他招赘到现在这个家。进门时,妻子才只16岁。如今,他们夫妻生有三子一女,成为不折不扣的瓦家庄人,从来没有受过瓦家庄人的欺负。如今,子女们过得都很幸福。
赵玉成:在草滩坝的家人将近一百口了
2012年7月25日,在草滩坝寻访西路军赵玉成时,他的女儿,52岁的阿菲亚,就把我们从村巷里带到了家里。她的母亲,一位一辈子善待了赵玉成的老太太还在家,她一脸慈善,说今年88岁了,阿爷是1998年2月无常的。现在她们家里五世同堂,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家庭成员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一百人了。
说起这一切,阿菲亚告诉笔者,在解放前,他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家道殷实,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惜,儿子有点耳聋,在顶门立户上似乎有点欠缺。为此,老人决定将小女儿留在家里招赘一个女婿。恰好老人跟在西宁马步芳军营里吃粮的韩师长私人关系好,听说韩师长手下有那么多从河西走廊俘虏过来的西路军战士。他就找到了韩师长,韩师长让他从西路军战士中挑。挑来挑去,这就挑上了赵玉成,并从此给他起名韩德,并热热闹闹为他举办了婚礼。因为老人有点身份,大女儿嫁的是一个军官,这小女儿的婚礼也得办体面,这就很上看赵玉成了。
从此,一家人和和美美,不分你我。赵玉成也不负众望,全面挑起了家庭重担,不论务农,还是经商,都很吃苦,也很在行,这使老人很满意,最后在给儿子和女婿分家时做到了绝对公平,没有丝毫偏袒。在老人的观念里,手心手背都是肉。
解放后,赵玉成几次带着儿子回四川探亲,找到了自己的家人;也请四川亲人来青海做客,让一家人的走动很平常。如今,赵玉成的四个儿子中两个是大学生。其中老大在开饭馆,孩子们都在上学;老二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生意人,主要做虫草等土特产生意,在北京设有总店,在全国开有七个分店;老三是机关干部;老四在搞劳务输出。姑娘们一个个也都过得很体面。
张以可:由西路军战士转变为优秀的民族干部
2012年7月25日,在循化县城找到张进锋,采访他父亲张以可的情况。最让我们感慨不已的是,张以可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干部,在关键时刻架起了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据说,在解放前,他被撒拉族人民收容,成为撒拉族的一员之后,时时处处维护伊玛目村普通撒拉族人民的利益,敢于与当时的黑恶势力斗争,一身胆气赢得了伊玛目村大人娃娃的夸奖。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撒拉话,学会了渡船,并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船头,水上功夫了得。
1949年9月,在王震司令员需要渡船和稳定一方的关键时刻,他一马当先,跑前跑后,组织伊玛目渡口的筏子客按部就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西进;与此同时,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劝化当地不明真相的诸多群众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军队。在街子一带解放初的地方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同寻常的联络作用。在甘肃夏河县做民族干部时,因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性比较了解,因而为政府开展工作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去世后,夏河县政府派车把他送往伊玛目村。伊玛目村的撒拉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穆斯林葬礼。
曲卜藏村老小都记得夏吾才让保管是老红军
从循化红军小学校长马明全老师那里得知,尕楞乡曲卜藏村里有一位老红军的后代之后,我很想知道在藏乡一位红军曾经得到的待遇。
2018年12月4日,碾着从尕楞乡通往曲卜藏村道路上的残雪,我们来到了曲卜藏村。进村问了几个人,他们几乎全部都知道老红军夏吾才让。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踩着残雪从阳面的一个台子上指着阴山的一个蓝色铁大门,直到我看清楚了,才“呀”一声继续忙他的工作。当我们调转车头,穿梭村巷,来到阴山脚下,正要问人时,一位背着草的藏族妇女从窄窄的山路上慢悠悠走下来。我们不知道他就是老红军的次女拉姆才让,就直奔她们的老家。等我们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口,见到了老红军的长女地叫时,才知道我们早已擦肩而过的就是拉姆才让。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高兴于终于找到了老红军的后代。于是,我们就在她们家的大门口,在六十七岁的才让加老人的翻译下,聊了起来。跟我们说话的是老太太地叫,她已经六十九岁了,有点残旧的藏袍里揣着自己的孙子。她虽然不怎么会说汉话,但是眉宇间依旧能看得出四川人的长相。马光辉老师几句绘声绘色的四川话说得她一脸兴奋,连声“呀,呀”。
由此,我们得知,夏吾才让是四川渠县人,一辈子没有回去过。在旧社会,他是在公伯峡园艺场劳动时经人介绍来到曲卜藏的,以上门女婿的身份在这个村安身立命,并得到全体藏族同胞敬重。他的善良、厚道以及体现在红军身上的诸多优良传统,让曲卜藏人都很尊重他。最具说服力的是,在生产队时,他一直担任保管员,是村里是德高望重的生产队负责人。如今,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六十多岁了,他在这个村里的后代已经超过了十人。在一个七百多人的村庄里,这也算不小的一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