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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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听说过“耳根清净”这样的词，但耳根却清静得简直那万里无云的天空。因此，我们的童年听力从来都是冰清玉洁、无拘无束的，没有遭遇到任何污染和外力的干扰，这使我们获取一种无与伦比的捕捉力和比针尖还要尖锐的感受力。
睡在土炕上，就是处在半醒半睡的朦胧之中，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与我们同处一个屋檐之下的老鼠在柜底下打闹玩耍和肆意猖獗的动作以及它们那些贼眉鼠眼的狡黠神态。之于它们啃噬木柜准备偷食东西的焦灼之声以及不慎钻进铁笼里不死心地挣扎之音，更是伴着我们的讨厌情绪，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以致我长大后走遍全国，睡在陌生的环境里，一旦有风吹草动，我还是能够判断得出这是来自哪儿的声音。
那时，正在村巷里玩耍之际，忽闻谁家公鸡和母鸡的一片叫声，我们就能清晰地辨别得出这是生蛋之后的例行报喜之声，还是因为受到贼猫或者黄鼠狼的惊扰而一致声讨之音。在它们远近呼应，夸张劈叉的声音里，我们更能感觉得到有鹰进村逡巡、事态相当严重的声息。就是循着这样的声音，我们常常因此发现了老鹰或者喜鹊已经蹲身土墙附近的身影，并能感受得到它们那时的窘态及其失败而归的心理。
谁都没有教育过我们，但我们却无师自通地能够听得到季节前来的脚步声。在春天，最难忘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黄风声。在西北，河叫黄河，风叫黄风。这是因为它们不请自来，就地腾空，卷起尘埃、羊粪蛋、草芥，形如一截移动的黄色天空，常常把整个村庄都淹没了。它们就这样赤膊上阵，一波又一波，直至卷走了天空中那些盘踞多日的乌云以及大地上堆积了一个冬天的垃圾，天色始才湛蓝，村野渐次寡白了，犹有散兵游勇般的夜风不断撕扯着窗纸，推拉着古老的木窗，掀动着镶嵌在土墙上的木门，不已不罢，我们都能听得出风的玩劲和不甘。
老人们说，高原大地，不吹不消，不吹不冻。对此，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青海的秋，是在风中一步步走来并走远的，每一股风声里都含着值得细读的信息。早上立了秋，下午凉飕飕。风过耳稍，犹人耳语，感觉依旧很温暖。直至秋雨绵绵，寒霜阵阵，落叶缤纷，秋之将尽，风自进村，这时我们听到的风声里还是含着枯草摇曳、树梢求情的委婉。就是借着这样的风，农人打着口哨，宛然有求，深情款款，把一叉叉含着草衣的麦子洒向天空，交风分离，借风脱麦。人风相依，风随人情，直至把麦粒和麦衣呈现在各自的归落，把农民的喜悦和农事的平安一一写在农人的眉头。
在冬天，我们的耳朵比卸耕之后一片荒秃的田野还要寂静。这时，村巷里偶而冒出的一两声吆喝让我们心血来潮，不甘寂寞，这就寻声出门，跟着叫卖的商人会走上一个上午或者下午。这在村巷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一长溜队伍宛然是商人的仪仗队，让叫卖者不得不格外提放我们那顺手牵羊的手脚。那时，人心空空，口袋空空，腹内空空，确实是草枯鹰眼疾，我们自有一种浓浓的行窃欲望和捡漏心情，这就脚步声一片，打破了村巷一时的寂静。
冬末，山坡山打土块的榔头声渐次密集的时刻，也正是全村准备春耕的时候。我们在捡粪、捡柴的路上，忽闻有锣鼓的声音随风潜入村庄，我们这时就会放下背着的背篼，一溜烟出村了。因为，我们知道，川道的汉族村庄里一定是敲起了开春的锣鼓。这锣鼓声里的社火以及社会之外的热闹与我们来说是一年一度的精神大餐，而且是免费的，哪能轻易放过？
奇怪的是，这社火掀起的欢乐之声平息没有多久，我们山坡上的吆喝声则就开始迎风嘹亮了。春耕了，这是好熟悉的声音的啊。马大爷的吆喝声是嘶哑的，有点声嘶力竭的干涸尾音，不怎么太有力道。所以，他的耕牛，总是慢条斯理的，有点道心。与之相比，韩爸的吆喝声则是晴天霹雳，这声音伴着他闪电般的鞭影常常让那些昏昏欲睡的耕牛为之一振，猛来力气。在他们中，我们比较欣赏的声音则是仲伯的吆喝声，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机锋，也口口声声骂着耕牛，可那甩在其头顶却不肯降落的鞭影却如蛇盘踞，不断变幻在牛背上空，这使他的耕牛只管甩着尾巴，而始终不肯慌了一样地拉犁前行。
听其音，便知其行。久而久之，故乡的各种声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费心力人文常识。有时，我们人在家里，听到有笛声在远远地飘忽，如山巅白云，根据曲子的不同和气力的大小，我们就知道是哪个生产队的放牧员到了哪个山角一隅。有时，我们正跑玩在村巷里，听有沙哑的歌声伴随着脚底的落叶逡巡村巷，我们就知道是刚买了一条红秋裤的阿萨哥赶着他那几匹驮粪的毛驴靠近了村庄。在拉运打碾的季节，夜黑之中，我们更是能够分辨得清猫头鹰的叫声和车夫们装了麦捆之后车上车下两个人协调着紧绳的号令声。车夫们简单的号令抑扬顿挫，相互应承，简直一种旋律。而猫头鹰的声音则只像从黑色井口里扔下的一块块巨石，一下一下砸在黑夜的身上，没有回应，只遗空洞。
那时，每一种声音就像井绳都会吊出我们熟悉的生活一角和一地哲理、一种诗情。如果说，我曾接受过什么文学启蒙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全部了。
听到屋梁上的鸽子叫，我们就会跟着叫我们的儿歌：咕嘟鸽，一年抱着十二窝；活一窝，死一窝；哪能说我的儿女多？词曲悲怆，生活艰辛，言外之意尽在其中矣。这是鸽子自述，还是农家借言，我自不懂。
听到白脖子旱鸦在山坡上虚虚淡淡吵成一锅粥，我们虽自不言，但心中一样地荡起一首诗一样的美妙儿歌的旋律：鸦儿鸦儿一溜儿，阳坡根里炒豆儿；你一碗，我一碗，胀烂肚儿我不管。我靠此旋律和节奏还写过一个短篇。
麻雀简直我们的影子。我们到那，它们就伴随到那。我们休息了，它们就钻进屋檐下的缝隙之中，不再叫嚷。早晚之时，它们每每蹲在院墙或房前屋后的树上，叽叽喳喳，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事一件不落地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听不懂它们说，不知它们会不会听得懂我们儿歌里的它们：翻番翻油饼，麻雀儿抬的红头绳，你擦胭脂我掸粉；天上掉下个油骨头，我们俩啃！
除此之外，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耳朵还帮助我们听会了一些地理知识。拾粪的路上，一旦站到山梁或者山巅，听见如哨子一样风声，我们就知道这是背风的方向，该掉头行走了。去川里的姑姑家几次，从她们那儿的晚上疯狂的风声中，我知道峡口风劲，病毒不易停留，那里的人很少传染病和大小感冒。
感谢童年的空旷与寂寞，它使我还听上了我们家屋梁上的那个有线广播。每天早晚六点，在试音的嚓啦声里，它如约亮嗓，有钟表的人听罢那报时的最后一响，就会扭动半天按钮，检验或夸耀一番自己的钟表质量。那时，有线广播几乎已成为乡村的另一种时间节奏了。每每播音，先是雄壮的《东方红》，然后是报台，再接着是各地《新闻联播》节目，偶尔还会插上歌曲。临睡前，不定期地还会听到公社领导的讲话。这声音，我父亲必听，我有时也听。听着听着，声息不太清楚时，父亲会让我在地线连接着的地面上浇一点水。后来，听说一位社员因为撒尿时接通了地线而触电身亡，父亲从此都是谨小慎微地亲自去浇水，不再使唤我，并嘱咐我千万不要拿手接触电线，哪怕是底线。
在听这个广播时，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开头那几句绕口令一样的短波波长，中波波长的重复语。那时，我们整个村庄哪有什么波段知识，所以咋认真都总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关于新闻，我们村完全听得懂的人不是很多，我总也听不懂。直至后来，我这才搞清我们是云里雾里，不解其意。不是吗？我们把“林彪效法孔老二”全听成了“林彪笑话孔老二”。我们村有位老人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时曾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林的话我就不说了，关于捆子，我就得深刻批判一下了。风吹就倒，雨来出芽，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这不是折腾我们吗？当时我们听着也是一头雾水，直至后来，我才明白。我曾笑言对他人说：贫困不仅限制了想象，也还填充了无知；我的老乡们竟然把孔子和捆子混为一谈了，这哪是哪呀！
生活在一个轨道。广播在另一个轨道。这是我们曾经听着的两张皮。
但有一条广播内容确是我父亲百分百听得懂的，那就是临睡前公社书记例行的广播讲话。这时，父亲一边拿着在煤油灯盏烤消的一块羊油烫糊着他的粗糙的手关节和脚巴骨的裂口，一边一脸享受地听着公社书记讲话，自有一种如见其人、自得其乐的优越感在里面。公社书记，那是何等人物呀，但他却隔三差五地蹲在我们家梁头上与我们拉着家常，说着乡音，这可是多大的幸福？
但我却无心于听这半懂不懂的乡音广播。倒觉得吹灯之后，从生产队包养在自家的那匹黑马打着响鼻吃夜草的声音比这一切更动听。这声音简直时催眠曲，自有一种天籁般的安神奇效。听着它，我常常一觉总是睡到大天亮。但有时，夜半时分，叫春的夜猫那凄厉的叫唤却每每让我梦醒半夜，毛骨悚然，难以入眠，屏住呼吸的难耐中总觉乡下的夜长、夜寒。
唉，如今进城，耳听八方，耳朵依然不觉得背，也看不出明显的迟钝，但却再也没有找到过乡下听着一切的那种种感觉了。
说
在我少儿的功课里，说，是有限制的，不可没有规矩。那时，大人们评价小孩子，一旦说，这娃娃说事多，话多，这就意味着很讨厌，不受待见。与之相反，他们要求小孩子一定要言贵，倡导话少。这是明摆着的一把标尺，时时处处就晃动在眼前、脑海，这让我们不为不会说话而因此担心他们的斥责了。
与此同时，大人更是不敢放弃他们心中的言教，这就留了一个说比方的出口。说比方，也就是说故事，欲以此寓教于乐，教育、感染孩子。在当时，说比方，没有专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母亲们做针线的时候，或者是阴天下雨不影响干农活的时刻。一家人上炕拥被闲坐，无所事事了，这就迎来开心一刻。有些人家是父亲说，有些人家是母亲说，也有左邻右舍串门子的人说的。这说的比方大同小异，但每有演绎成分。
在我听过的比方中，我最难忘的是我母亲说的那一个。我觉得那是最经典的比方。她说有个不孝的儿子，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于是，这母亲百般疼爱她的儿子，凡事都是顺着他，这就把他养到了成年。可儿子自能够独立干农活的那一天开始，就恩将仇报，不是百般挑刺母亲，就是动手动脚地打母亲，致这位母亲十分痛苦。但尽管这样，她还是情愿忍受儿子的不孝，而不肯说他半句坏话，还是依旧处处维护他，热心地为他做饭捉虱子洗衣服。就这样过着过着，有一天，儿子在地头赶牛犁地时忽然发现：乌鸦妈妈从潮湿的泥土里每捡到虫子，无一例外都是先喂给了自己的孩子，哪怕自己还饿着肚子。看着看着，他心动了：我妈妈不也这样地喂大了我吗？可我虐待母亲，几成恶习，我将从此要痛改前非呀！正在这时，他远远看见母亲拎着午饭在向他蹒跚走来。他这一激动，停了耕牛，拿着赶牛的鞭子，迎身飞奔而去。可母亲一看这架势，立即吓得魂飞魄散：恐怕这午饭送迟了呀，这头暴怒的牛，平时都是那么凶，而今天这还拿着鞭子，他这不把我的皮剥了吗？就这样想着，他猛然间转身想躲，这不一头碰在身边的树上，当场毙命。儿子赶到后，看着惨状，后悔自己忘记了在地头放下鞭子，这就在树根里哭了三天三夜。高抬深埋，葬了母亲之后，他又来到这个树下坐了许多天。尽管如此，他的痛苦依旧没有丝毫的减轻。他这就砍了那棵树，然后请雕刻师雕成母亲的样子，把它放在炕头供奉起来，这才了却了自己悔恨的心愿。
每每说到这里，我母亲不由自主地泪眼模糊了。我想，她可能把自己都代入进去了。因为，那时我外公刚刚去世，在世时，他始终没得到过子女们的丝毫疼顾，但去世后，舅舅他们追悔莫及，这就天天施舍他人，以此洗刷着自己的罪行。
那时，我不知道母亲的用意与心境，但我们每每缠着她说比方时，她就绘声绘色只说这一个。与之相比，我们邻居以及我的婶婶她会说的故事可多了。什么麻亲家的姑娘，什么吃人婆阿奶，什么狐狸精迷人。等等，等等。版本繁复，逗人心弦。但我却都没怎么记得太清楚。我只觉得有些情节好像就发生在让我拿着煤油灯去屋外上厕所时近在我身旁的黑暗中。
在这些比方中，如今我还没有忘记的是那些以比方的名义顺便教给我们的儿歌和民谣。它们朗朗上口，诗意盎然，明白如话，有些已经进入了我的作品的字里行间。
更让我惊讶的是，有些比方则是我们经典里的故事，比如诺亚方舟，摩西渡海等，那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经典浪花，其映射出的智慧光彩直抵苍穹。其中一则是在地头上听一位除草的老奶奶讲过的，我早就忘了。但在读阿拉伯哈利里著《麦卡姆词话》时，我蓦然一惊：小时候听过的那个不断地装人、装牲口逡巡在村庄、街头骗人的狼，不就在这本书中复活了？原来，在那么偏僻的乡村视野里冷不防还游动着《麦卡姆词话》以及《一千零一夜》的光辉与遗絮？绝地天通。启蒙如流，这简直不可想象。
从比方的天地走出来，摆脱了一灯如豆的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后，那时，大人们还特别在意我们的“说色俩母”。因为这说关乎一个孩子的民族情结、优雅与教养。见人冷眼，不止尴尬，更觉失礼。所以，稍长之后，父母教我们见长者必“说色俩目”。长者见我们“说色俩目”也一定会接下“色俩目”，并夸赞我们一番：小知礼节，大必有成。“色俩目”是阿拉伯语词汇，也是穆斯林各民族共同的口头语，意即平安。致人平安，人亦言平安。一来一往，这是最简单的礼节，也是不落俗套的交际。就是这句话，可让人走遍世界不遭冷遇。于是，在我们的语境中，这“说”还是连带着一种行动的。小时候，每逢开斋节，家里大人就会拿红纸绿纸包了茶叶、红枣，贴上与之搭配的叫做喜帖的一绺彩纸，就让我们拎着去长者或亲戚家“说色俩目”，走亲戚。就是这种让小孩早早参与其中的“说”伴随着的节庆走动，让人际关系从此变得更亲近，更简单，更不落俗套。长大后，我们因此得知，这抢先“说”出的“色俩目”可破解人际关系坚冰，有着比金钱和其它话语更为强大的亲和力和拉近性。人送人的最高礼物必是“色俩目”。怪不得新疆人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之深爱，专门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色俩目，毛主席》。
与之同时，在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之时，大人还口口声声强调着我们不能“接下句”。“接下句”那是顺着人家话题抢着说话，或者是言他人未尽之言，做过度阐发。在大人们看来，这是非常的不礼貌，有着与跟他人在盘子里抢食一样的恶心。不食人牙花，不抢人话题。一道大坝，始终在前。尽管一直守着，谨防着这一大坝的垮堤，但我们每每还是遭逢不少失言、失态尴尬的时刻。如今想来，不懂文学创作的文盲长者们倒是在无意间给我们传授了一点文章之道：不人云亦云，不跟着起哄，或攀云附凤，或陷进泥坑，话当出自自己的口舌。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己之言呢？大人们从来没有明示过。但他们却津津乐道于在村巷或者田间地头上相互之间的取笑与抬杠。这形式与东北的二人转有点相似，但却不是二人转。一般这抬杠或取笑的双方都是知己知彼的，话语水平相当的知己。也因此非常懂得各自话语的边界。人不能为了一时一己之快，把玩笑开出边界。一般情况下，这俯拾皆是的话题当然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外号或曾经闹过的笑话。所以，听一开始，不明就里的人都不知他们笑疯的原因，始终找不到笑点。听着都是云里雾里，这只能徘徊在话题包装的外层进行一番揣摩了。
我曾见两个八十岁的老者在村巷里见面后，不问好，却相互抬起杠来。其中一人说，今日没见驴驮磨，可能磨道里坐了尘土了啊？其中一人则笑着回应：驴听说路上来了个不祥之物，这赶紧脱磨远避了。
是什么意思呢？直到后来我才搞清：原来一位老人是戴眼镜的，那一天没有戴，农村把戴眼镜叫做驴驮磨。而另外一位老人的外号则是狼。他们这才借此典故幽默了一回，以此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体己与熟稔。
在班车上，我曾见一位司机跟一个乘客在说笑。司机说，我看有一个山嘴晃晃悠悠闪进车门，想不到后边跟着我的老朋友老马。老马说，小心开车，扶好方向盘；冰多路滑，冰滩上扶驴扶不稳呀！
哈哈哈，一阵哄笑。原来车上好多人都知道他们各自的缺陷。司机是个秃头，外号秃驴。乘客的鹰钩鼻特别突出，宛然悬崖一角。这使大家意外地获取了一种无需说破的快乐。
就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开玩笑形式，河湟民间把它叫做说相应。我想这大概是互相回应的意思。水来土挡，话来语塞，这简直是话语行当里的一盘围棋，讲究的是把人逼到一角，或阴暗处，让其没有回旋处。但其妙就妙在恰到好处，用力适中，剥皮搔痒，让对方想生气都不能生气，亦只好以对等攻击力的话语反击之。在一片笑声中，我常常想，要是话语双方的幽默不对等，认知不对等，价值不对等，话语把控的能力不对等，这相应无论如何是说不起来的。
如今想，相应正是河湟一带民间练习说话的一种艺术，其中的逻辑归落点，话题选择点，思路转弯处，点到为止留下悬念之处，双方会意却不挑破之处，等等，都是有其轨道和火候的。在民间，有些会说相应的高人一旦遇到口秃言瘫之辈，只留活扣，不求回应。人们把这单向的说，常常叫做说怪话。能把一般话题说出怪意，留下回味的余地，这不是相同主题的异质话表达吗？但老百姓却并不这么定义。怪话就是怪话，让单调的生活充满了别致的况味。在这一方面，我的至亲中，大舅可谓天才性的会说怪话的人。
据说，他见一小姑娘拉着一头就像用马莲编织一样的廋牛走在村巷里，他这就一本正经地说，丫头啊，我刚才路过时听两只喜鹊在商量：一个丫头拉着一头牛要来井台上饮水，我们干脆把它抬到树上算了。这位姑娘当时才只几岁，听不出话外之音，对此云里雾里，不明就里，回家后就把这话转述给大人。大人哈哈大笑不止。姑娘问为什么笑。答曰，这是他说我们这头牛太廋弱了，因为在我们那儿，说一头牛廋就从不直说，而是含蓄地说，这骨架喜鹊都能抬到树上呢！
我大舅母去世后，大舅再婚，想不到找了一个多病吃药的老太太。为此，大舅出门后，有人问：你这找次的老伴怎么样？大舅说，老伴的事就不说了吧。我给你说说今天到商店里购物的事，本来是想买个暖瓶，暖暖地喝个水。谁成想，到家后一看，却是个药罐子。呵呵呵，哈哈哈。答非所问，答案尽在玩笑里。
能把话说到这般高超，这不是民间高人？小时候听过不少这样云里雾里的话，车轱辘话，半截在嗓子里半截在嘴里的话。如今想来，话里有话，话外有话，这民间也还真是是作文说话的大课堂呢。
读
六岁那年，母亲给我洗了脸，然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村小学，就像一件东西一样地交给了老师。
老师说，娃娃还不到七岁，买不买书？
母亲说，不买了吧，先跟着大孩子们玩耍，耍惯了再买不迟。
行行行。
老师也知道我们还真凑不出一份书钱，这就顺坡下驴，给出台阶，让我跨入学校开始了并没有一本书、一页纸、一支铅笔，一个书包的学前班。学前班里，大多数孩子跟我一样，都是纯粹的无书无文具阶级。但也有人模人样背着书包的，其中装着的书无非是家里哥哥姐姐们升级后留下来的旧课本，每一张纸页几乎都卷了四角，看上去都是脏乎乎的一团抹布。让我难忘的是，有个同学的包里还装着一本不知是从哪儿得到的《毛泽东选集》，厚厚的，墨香浓浓的，有点分量。
与之相比，我本来是有一本书的，叫做《民兵建设》。这曾是母亲回娘家从舅舅那里得到的，时常夹着些五颜六色的彩线，那是母亲唯一的线册。当时，我们村里的女人，无论针线好不好，人人都是有一本像模像样的线册的。因为书的用途的变异，不识字的妇女们几乎都不怎么关心书的内容，倒是对其保存彩线的纸张质量特别看重，也因而特别珍爱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而到手经手的那些书。母亲说，我可以取出那些线，把书给你，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包，你手里攥着一本书上学也不怎么见好。我这就省得干脆赤条条上学、赤条条回家，无忧无虑地开始了没书的上学生涯。
那时，每天一大早，随着那些吱吱扭扭的木门声的彼此呼应，同学们手攥散开了花的煮洋芋呼朋引伴这就赶到学校。学校里向阳的一绺墙根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来得早的孩子，或者是虽然来迟但谁都不怕的大孩子们总抢先站在那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开始放声读书：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这还没有一个月，不需要老师教，虽然认识的汉字还不到三五个，但我们早就跟着同学们把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了。再其后，我们跟着一年级学生读：鸭鹅猫狗，大小上下多少，也几乎全部都背下来了。有口无心，歪打正着。就是这玩乐一样的读书环境里，我们无师自通地适应了带着浓浓乡音的唱读腔，在识字、学拼音前全把课本内容先自背了下来，等真正有了课本开始正规学习时又无师自通地知道了那些字的读音。
我们上学那时，民办老师都是挣工分的，旱涝保收地每天获取十二分，这比农民出工高出的二分，当然就是他们所享有的知识分子待遇了。还不止这些，在我们到校声嘶力竭地唱读之际，他们往往还在自己家里干上不止一个小时的农活，这使他们自留地里的庄稼总比一般农民家的要壮硕一些。在他们回家干活之际，拿着教鞭管理我们的都是作为老师心腹的大孩子。他们有后台，下手重，这使全校所有孩子都比老师在着还要地听话、服管。
整个小学阶段，我们全校只有两个大教室，五个年级，一个学前班。学前班和一二年级是一个教室，三四五年级一个教室。一个年级一排课桌，二十来个人，全校人数都翻了百，当然是大学校了。这种教学方式叫做复式教学。上课时，老师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两个年级学生在一边不是默读，就是默写。一旦完成了这两样作业，也就安安静静地坐一边听老师给其它年级讲课的内容。之于唱歌课、体育课、画画课，全是大课，早就顾不上因材施教了。这使我们的每一节课难以有规范，不是上一个半小时，就是两个小时，尿憋的孩子常常因此湿了裤裆。所以，一旦下课铃响，有了歇息时间，老师就不断提醒着我们赶快上厕所把尿尿干净。
就是这种教学方式，让我们在没书的学前班里早就预习完了一年级的课程。岁数大，天生聪明的一些孩子在一年级时早就贯通了二年级的全部课程。甚至有学生正上三年级，却把四五年级的课程全部搞懂了，这就出现了连跳三级的现象。如今，作业如山，压得孩子们大气难喘，真不敢想象那些连跳三级是一种怎样的现象与潇洒了。
那时，上学没有减负一说。但我们却享受到了没有教学负担的种种厚待。除了语文、算数、常识之外，我不曾见过其它课本。之于唱歌、画画、体育是老师想上啥就上啥的，没有任何边界。我记得《洪湖赤卫队》演完之后，一曲《洪湖水》那简直是我们的音乐标高，全部审美的地平线。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那些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和大人都是从来唱得比我们还要好。后来，电影《卖花姑娘》以及《刘三姐》演完后，老师有点激愤地说，我们得请中学音乐老师给我们传经送宝，让学子们学它《刘三姐》几首歌。嗨！从老师的口气里我听出了我们全校的不屈和他想突破的理想和勇气。
之于课外书，整个小学阶段我们都是闻所未闻。但这并没有因此阻止我们的课外阅读。那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糊在土墙上的报纸以及用报纸裱在屋梁上的天棚成了我们最好的课外读物。白天，我们坐炕沿一角，抬头即见报纸，转身也是报纸，进门出门更是报纸，这使我们先在报纸上寻找认识的字，似曾相识的字，接着是能够借助字典读的字，我们就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在课本之外寻找它们的身影，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从标题到内容，从来是一字不落。那时，村里的口号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我们的业余作业则是把自己家里那些裱糊起来的报纸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直至烟熏火燎，残破不堪，撕了旧的换新的，我们接着再读崭新的内容。从炕四周到天花板，我们一行一行地读，就像在自己生产队的地边漫不经心地走动，很快就会熟稔到版面涉及的全部内容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以此为游戏，跟小朋友们玩起猜标题，赌内容的把戏了。这一般的情况是，谁精于谁家的报纸，这得分自然就高。渐渐地，很多人对同学家的版面也做到了了然于胸。由于太注重这些报纸内容，后来，我都能背得出我姑姑家炕头报纸上的那些标题，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左邻右舍同学家天花板上是《人民日报》还是《参考消息》了。无一例外，我们上学上到二三年级之后，走亲戚时，大人们还会拿着筷子指着那些报纸上的黑字，让我们认读，以此检验我们的学习水平。正是这样带着游戏、好奇性质的阅读，让我从此熟悉了官方口径，报纸语言，这为我后来的从事媒体工作完成了我都说不清楚的一种启蒙，也为我们打开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视野。
由于有了这样的不自觉的启蒙与训练，后来看着村里土墙上写的毛主席语录，我们有一种识字人的自豪，每每把它念给老人们听。
我还念念不忘一种背着大人的、偷偷阅读着的一种快感。我先是读上了住我们家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马同志的工作笔记。他每每把一个红色的塑料皮日记本始终压在他休息着的大炕的毡边下不曾暴露。到了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在昏黄的十五瓦灯泡下，他总是写了又写，好像很享受。这让我好奇已久，但不好下手。有一天，看他下地劳动，我就偷食禁果，撩开了那个心仪的毡边。呵，那么流畅的钢笔字还带着昆仑牌蓝黑墨水的一股香气。于是，我压着心跳把它带到了马圈，躺在马槽里开始了专注的阅读。原来，这不是日记，而是工作记录。其中有他们进村的时间，约谈的四类分子，最近的中心工作等内容。对此，我虽好奇，但并不太关心，于是屏住呼吸，我便把它放回原处。
在吃禁果一样的私人阅读中，我几次三番想借一本流传在班里的手抄小说《少女的心》，但年龄大的同学说，你娃还小，不读也罢，始终不肯借我。好了，不读就不读，我没有刻意借阅。后来，我的同学他爸求人写下的一本旅行笔记却我让看到了我们村外的世界，这让我至今难忘。他爸是我们村的大队主任，那一年被选为全国劳模，获得了一次旅行全国的机会。可他不识字，怕回来后汇报工作时出现尴尬，这就买了一本绿塑料皮子的日记本，请一路同行的一位识字劳模为他记下每日行程以及所见所闻，日记本这就成为他们一家人非常珍爱的一件宝物了。有一天，我们一同去山里割草时，我的同学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摸出它，坐地上与我一同分享其中的记录。因为那时候，我们识字不少，几乎都能看得懂里边的全部内容。就因为如此，一次看着不尽兴，我们约定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看。这就度过了在田野里读人游记的一段愉快生活。就是这种阅读，让我知道了故宫、乔家大院、五台山等风景名胜，也感知到了回族人在内地吃饭的种种不方便以及对于外面世界眼花缭乱的简要描述。与今天看到的各种游记相比，这些内容无非线条和梗概，没有多少细节，但在当时它却让我想象到了一个游离于我们生活的大世界，其启蒙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写
以大地为纸，以乌云为墨，这腾空的旋风，一笔狂草，腾挪跌宕，从冰封千里的冬深里，流一路烟尘，喷出河湟的春天。
每读这样的诗句，我常常想起我们小时候春天从苍茫中脱身走来的情景以及我自己那些以大地为纸张的小学生活。
那时候，农村贫困到了什么程度，我没有参照，所以从不以为贫。因为家家日子相同，学生更难分出三六九等。孩子长大，开档的裤子一封了那张扬着分开男女性别的口子，这就送进学校从此成了学生。虽为学生，但多数孩子却没有笔墨纸张。大多数家里都置办不起一套像样的文具。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檫，一个六分钱的削笔刀，一把20公分长的木尺子，那是高年级学生的标配。一二年级学生，大多数并不会带着如此奢侈的文具上学。整个小学阶段，我们年级只一人有个开合不怎么流畅自然的铁皮文具盒，那是他父亲去煤矿拉煤时帮人家干活后获得的意外收入的一部分，但在我们年级里却一直是值得夸耀的资本，任谁都不曾超越，没有能力超越。
这使大地成为我们练习写字的纸张。每每在教室里盯着黑板学会了生字，书空一番之后，老师就让我们走出教室，在校园空旷的大地上圈地为纸。一大块一大块，宛然菜畦，圈占完毕，然后让我们在各自的领土上开始练字。但这地经了我们的反复使用，就不太整洁。不是像汤汁一样的细土苫了我们曾经做纸的光洁地面，就是好端端的平地上出现了这样那样出其不意的坑坑洼洼，我们无法在其上面写字。这使我们一旦出了教室，圈地完毕，就首先在自己占领的的版图右上角写上自己的名字，宛然字画的落款，一时标志着自己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接着的工作则就是扫土整地了。无一例外，我们都没有工具和扫帚，这就把手心当成了清理尘土、填坑守边的工具。直至在地面湿幽幽显出大地本色的光彩，我们这才拿出事先装在衣袋里的墨条或树枝一截，这就一笔一划，一字十遍二十遍地开始书写起来。一开始是蹲着写，一脸肃穆，一本正经。但写着写着，腰酸腿疼了，这就席地而坐，不再矜持，便开始坐着写了。作业多时，如果坐着写都不舒服，有人则干脆躺在地上，侧着身子写。
就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老师就像老农一样，坐凳子上，在我们田园一样的圈子外边，拿着教鞭看守我们，监督我们，最后是一五一十数着验收我们写的字。当然，有时，老师有事，这就放任我们在自己的范围里写字，不许乱动。但小孩子们，在校园里，哪能管得住自己？这就有调皮的孩子就像跳框子一样跨越边界捣蛋一番，不是因此把别人的劳动成果踩踏没了，就是把躺着写字的人的腿脚踏疼了，这就常常引发战争。轻则，骂上一番，打打口仗也就罢了。重则就有好戏看了。两人一旦扭打在一起，这就殃及池鱼，把周围很多人的泥土边界以及劳动成果全部毁于一旦。这使老师在验收作业时，很多无辜的人一脸无奈、含着泪水说不出话。
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老师先是一顿惯性的体罚，打肿当事人的手心手背。接着是不让他们吃中午，坐禁闭一样把他们圈在学校的黑房子里，以饿肚子惩罚他们。再是划一大块更大的土地，让他们在太阳下一字写一百遍，哪时写完，哪时回家。
当然，也有比这更严厉的惩罚。我记得的是，有一天，我的同桌在圈到黑房子里不能回家的时间，找到房子里的一个改锥，这就开始一点一点撬门框边的土块，撬出一个大洞之后溜出去跑了，下午不见了他的影子。据同学们说，他自己决定就此辍学，从此不再上学了。可是，他的爸爸却不允许他不上学，第二天，这就纠着他的耳朵来到学校，亲自和了泥把那洞堵了，给老师说一番软话、好话，他这就再次回到课堂。为了杀一儆百，老师说，让他不要听课，先去学校旁边的三队大麦场写字，哪时写满了，哪时再回来上课。谁曾想，这还没有两个小时，他就浅笑殷殷地回来了。这怎么可能呢？老师让我们从校园的土地上站起来，仪式性地拍拍身上的尘土，这就赶到三队大麦场去参观。呵，他还真写满了几百平方米的大麦场：光溜溜的场面上，到处是他划伤了地面光洁的笔画。不过，他这是拿着麦场边的一根木棒写的，一个字都有好几平方米大，光一个横长长的简直就是一截道路。老师叉腿跨步量了一下，说就这十二步还不止呢。老师问他，你咋写这么大的字，是忽悠我啊？他吸着鼻涕笑着说，你又没有说写小字；写小字的话，我别说一天能写满这麦场，就是写到头发胡子白，都写不满呀。
这就逗着老师笑了，说，你呀，你。这就放过了他。第二天还却表扬起他来：这是一种聪明；再说，将来会写大字也是一种本事；你们没有看见没有，我们公社所在地村庄山头上那五个大字多有气势，简直就是这座山的灵魂和翅膀，让山都有一种飞翔的气势。
哦，那是那五个大字呢？等到星期天放学，我们结伴前往，站远远地看到了这荒山秃岭顶点的那红色大字：农业学大寨。据说，就是这五大字，让我们公社上了报纸。那么，这是怎么写上去的呢？我们几个小孩一番盲人摸象，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问老师，老师告诉我们，十个贫下中农在一个成分高的识字人的指导下这忙乎了一月半载。
呵！将来长大了，我们也要写这种大字，把我们的理想写在每一座山头。我们当时不懂诗，诗意却自在头脑里开始汹涌。或许，这就是我们坐地上写字得来的灵感。
一边这样地隐身尘土，坐地书写，接通了地脉，一边我们开始羡慕和喜欢在纸上写字的优雅，思想的触须早就伸向文明高处。犹记得那时我们偶尔揭开老师的备课本，嗅到那不同于泥土味的纸香时，自有一种写完字、暂时告别了泥土地、站起身伸懒腰获取了另类时空的感觉。纸页，那可是隔着我们贫困生活的一隅阳光之地，我们一直心向往着。所以，在作为上级检查之用的写字本、算书本上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偶尔写字时，便格外精心，格外专注，就像是在拿着刻刀一笔一划地作业，连呼吸都是那么谨慎。难忘的是，此时此刻，我们的鼻涕就像拉风匣，打着节拍出来进去，也想看看我们写字。在这个作业本上，每每看着老师批改作业留下的红色墨迹符号以及作为奖赏的小红花，多少次，我很想拿回家里，也让父母亲等家人把玩欣赏一会儿。但老师就像是心肝宝贝一样地护着那些本子，常常不等下课，就把它收走了。因为，这本子关系到他每月从公社领取的那十五块钱的民办津贴。既挣工分，又拿工资，老师们哪能无功受禄？这就把他指导写下的作业每每拿到公社里去做展览和汇报。
直至期末，放了假，我们这才可以将写着自己名字的本子拿回家里，与成绩报告单一并交给父母家人。家人看着，数着对号、错号和小红花，如逢节日，往往也要乐上一时半会。我父亲说，如果家境好点，多买几本这样画着绿线或绿框的本子，那娃娃挣下的红花就不只是这些了。后来，母亲看我在厕所里的草灰上蹲着写字，这就说，我攒了几只鸡蛋，买几张糊窗的白纸裁开来订成本子，这总比灰里、地上写字要强很多。于是，母亲就去村里的小卖部买来白纸两张，拿剪刀裁成写字本大小的小片，再一针一线为我补了两个白纸本子。一个写语文，一个写算术。这终于把我的视线从地上引到了纸上。
我这样用纸的历史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断地买来白纸自己剪裁装订本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可是家中的一大笔开支。那些纸张不怎么经用，说完就完了，这弄得家里买盐买茶叶的钱总是不够。父亲这就开始埋怨起母亲和我来，说我们不懂珍惜，不知财米油盐之贵。姐姐觉得也是，但她却什么也没说，便悄悄地把她干活工地上的硅酸盐牛皮纸袋子一摞一摞地拿到家里。到了晚上，我们一家人这就开始拆那共有四层的牛皮纸袋子。然后，一点一点拍去残留其中的水泥，就用这纸开始装订本子。因此，我的写字、验算的本子就在家里摞了一摞，算是从此进入用纸宽松阶段。但让人难堪的是，这纸张的中间两层光洁好用，写字无碍。但里外两层纸因为水泥的浸染和渗透，既不好写，还带着一股浓浓的硅酸盐味道，致我的书包都是有特殊味道的。尽管如此，当时我没有嫌弃的余地，难受并依然珍惜着，这使我今天一闻到水泥的味道，就有点难以自抑的恶心与排斥。
想那时，纸张多金贵。我们生产队好多识字人都是习惯于在手背上写字，记录着新近认识的汉字或者一时需要记下来的内容。海北托茂人韩占龙更是把自己穿着的一件白板子羊皮袄当成白纸，在那里记事、写字，借此脱盲，并成为他们生产队里少有的能够看书读报的人。在农村，有些人家的土墙一时之间做了他们关键事宜的记事本，这就保留了他们认定的关键记忆以及家人去世的日期等大事要事。
因为有了这样一些难忘的记忆，我对后来进入师范学校以后免费发下来的各种本子非常珍惜，并养成了从不浪费纸张的习惯。如今，面对各种电脑屏幕，打下每一行字时，我犹难忘自己匍匐在大地上一寸一寸向前进取的身影以及土老鼠般和我一并滚在大地尘土里的那些小学同学。
2024、11、5 初稿
2024、11、7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