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如厕的上学到如今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为了如厕的学习到如今

马有福

有一种神秘的气韵是与国运相伴在一起而在大地上到处巡行的。要不，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庄怎么忽然会遇到这么一桩在村民们看来简直是惊天的喜事？

那是1972年的夏天，村里任谁都不知中美建交、中日建交这么重大的国是，社员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有任何关于改善生活现状的哪怕一丝奢望。但好事还是不期而至。首先是生产队迎来了一个来自省城西宁的工作队队员。如今，我对他的印象几乎全然消失，已经记不起长什么模样了，但他在我们队里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引导我们上学的几句话却如雕塑般永远横亘在我的心头。当时，不知是说漏了嘴，还是天然一番好心，他一进村就许诺大家：要带着全队社员去看一回西宁。在今天看来，这是稀松平常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从西宁到我们村，高速接国道，只六十公里，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轻松搞定。可是，那时，西宁简直是高挂在我们村头的一枚金灿灿的太阳，可望而不可即。就是搬起指头算，全队真去过西宁的还确实没几个。

就这样，随着两辆青海湖牌货车的进村，我们队男男女女一行近百人终于站在货箱里摇摇晃晃着走出村庄。一时之间，车上的惊叫声、喜笑怒骂声伴随着一股渐行渐远的尘土，把我们一帮欢呼着跟跑好远的小孩甩在村口。直至天晚，在汽车由远至近的低吼声中，社员们一个个相互搀扶着从货箱里下来时，我们还在村口翘首以待。

从此，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上地劳动时的话题便不离西宁。把西宁说得云里雾里、天花乱坠、不着边际。最让他们说得捧腹不已的是，其中有几个人因找不着厕所噙着眼泪眼睁睁尿湿裤子或站街道撒尿的情景。马大爷属于最搞笑的一人，他站街道撒尿时，有人在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还留下一串骂声，然后扬长而去，他却好半天窘得提不上裤子。

就这么兴味盎然地说着，到了秋季开学。九月五号了，小学一年级依旧无人报到。高年级有一半学生辍学。这弄得几个民办老师走东家窜西家整天在动员学生，但依旧还是开不了课。我们队的队员于是就急了：你们想象，进个西宁连厕所都找不到，还不让孩子们念书？你们总不能让孩子憋着尿将来走西宁吧？为了活着的如厕也应该送孩子上学念书。

哦！原来念书与找厕所的关系还这么千丝万缕。许多人认同地点点头，包括我的父母，他们被说服了。于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就让我洗脸去学校报到，从此开始了懵懵懂懂的上学。而在此之前，我们家族近百口人谁都不识字，属于纯文盲。这不单单是因为贫困，而更为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先辈们压根儿都没有想过孩子们要读书。可我就这样被一句如厕的话题裹挟着而进了小学。

整个小学阶段，现在我能够记忆着的是：我是背着一个以塑料做里子的蓝布书包走近校门的，而大多数同学是背着两块夹书的薄木板来到学校的；小学几年，同学们穿着的一直是打了不少补丁的旧衣裤；白天上课，我们坐着的板凳不是三条腿，就是没面子；没有写字本，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校园大地的尘土之中写字、做题，弄得我们一个个简直都是土拨鼠；我们的课外活动不是掏鸟窝，就是偷杏子，简直无法无天的土匪；我们最初的时事政治是每个人都记住了1976年三个历史伟人的去世日期：1月8日；7月6日；9月9日。我们全村还都参加了领袖吊唁活动，小学生是站前排齐声诵读悼词的。也只这么简单。

 等我小学毕业之时，知识水平远超父母预期：不仅能分得清男女厕所，还能认识劳动手册上的每日计分和《青海日报》上的大字标题，这使我的父亲反倒有了些许担心：能认得这么多字，还能看报纸，这会不会因此在哪一天说几句反动话由此惹上祸端？因为，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大凡犯错误的人几乎都与知识有关。为此，他硬着头皮专门跑了一趟生产队队长家，请求及时派我一个羊倌的差事。谁想，正在队长家吃饭的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几句话把他怼回：都啥时候了，广播没听吗？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村没有人才咋行？你给我乖乖地回去，让娃娃去上学。否则，我拿你是问。无奈，父亲没好气地从生产队借了几块钱让我继续上学。

初中离村三公里，我们每天都是步行着去上学，中午就在学校吃随带的干粮，没有开水可喝，日子可谓辛苦。可是，那时我们却很兴奋。一有时间，就会唱着《牡丹之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十五的月亮》等飞早已飞度玉门关的时代歌曲，心中一派阳光。那时，校园里人人念叨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处都是努力用功的情景。同学们不知从那儿买到了数理化方面的多种自学丛书，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借来金子般难得的自学丛书抄题、阅读，总想着要比别人多做两道题，多掌握一点知识。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了进行作文强化训练，就骑着自行车远行几十公里去县电影院一部部看新上的电影，然后，在课堂上为我们叙述电影故事情节。我们一边听，一边记，并由此学会了由口语向书面语的转化，也掌握了基本的叙事逻辑。更为重要的是，靠着这么一点残光碎片般的美学训练身处大山的我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诸多美好的想象。

理想就这样被点燃。在学会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再过二十年》等带着时代味道的歌曲之前，这种旋律自觉不自觉地在我们心中扎下深根。所以，我轻易地考上了大通师范学校。这一年是1980年。

从1980年到1983年，整个中国大地处处是春光。我们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一个中师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基本技能，我们还从社会上学到许多与人相处的知识。参与县运会，我们是一支合格的裁判员。参与全市歌咏比赛，我们把《歌唱祖国》唱得观众掌声不断。参与全县、全省元旦环城赛，我们敢与驻地武警官兵争第一。每每有闲暇，我们不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办借书证，就是攥着一本书在校园里背唐诗宋词。有时，晚自习下了很久，有一些同学还在教室里联系脚踏琴，有些同学在操场里蹲马步，有些同学在美术老师的宿舍里画着素描。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办起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们学会了如饥似渴地读书。由此结识了《读书》、《十月》，《人民文学》等几十种焕发着青春光彩和时代气息的刊物。打开了《红与黑》、《堂吉诃德》、《红楼梦》等古今名著。而在此之前，我们除了课本之外，还不曾怎么听说过这些名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赐予，当时的师范生成为我们那个四十多万人口自治县教育的半壁河山，并且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青海，提出“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并委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青海办一个函授班。当时，函授是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属于补课性质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全省25岁以下青年教师参加考试，最终录取一百名，我在其中。

于是，便开始了一种教书、学习、种地三兼顾的全新生活方式。虽然，这样很辛苦，但是却很快乐。最让我兴奋不已的是，每个假期我们都能见到好几位来自北京的辅导老师。他们不仅专业知识渊博，还为我们不断带来了首都各种信息。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王力的《古代汉语》等几十门规定课程，在他们的讲授和引导下，慢慢变成了我们的知识营养，并从此拉近了青海与首都的距离。让我的白发苍苍的父母想不到的是，从此我成为我们村、我们家族里的第一个大专生，我的六个学生考上了中专。我因此在教育界赢得好口碑。

孩子该上学了，父母越来越老了，该认真过好自己工农联盟、半工半农的乡居日子。可是，有一枚意想不到的橄榄枝却在眼前晃动不已，这让我有点心醉神迷：青海教育学院首次从全省在职教师中招收大专起点中文本科生40名，脱产两年。

考，还是不考？

正在这么纠结的时刻，我受邀参加了一次《民族作家》丝路笔会。在会上见到了来自全国的各民族作家。听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看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被猛然激醒：我所遭逢的是，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机会，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在青海结出的难得的一枚硕果，在此之前，青海教育学院从来没有招过本科生。

于是，1989年9月，我背着行李，坐着公交，再次远赴西宁。在青海教育学院，我遇到了只长我一岁的鲍鹏山等一大批在全国都有些名气的老师。于是，每天跟他们研读三曹七子、诸子百家、唐宋元明、训诂修辞。也与他们共同交流阅读艾特玛托福、张承志、韩少功等中外作家的感受。算是自觉而清醒地完成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学的系统补习。

至今让我难以忘记的是，在宁进修两年，在农忙季节，周六、周日无一例外我都是在家务农。为了不轻易耽误课程，周一早晨，我总是凌晨三点起床，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赶早自习，车程至少三个小时。有时，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就干脆请几天假忙完农活。就这样，别人谈笑间完成的一纸本科文凭以及学士学位，在我简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积累，1991年再次走上中学讲台时，我简直如鱼得水。无论讲课，还是管理，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996年，在大通回族女中任校长时，我为此还获得了西宁市十佳园丁的光荣称号。

1998年转行从事电视工作时，我游刃有余在青海师大开了一门《新闻学概论》。

自1998年到现在，倏忽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青海大踏步改变落后面貌、填补诸多空白的二十多年，也是青海与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接轨、不断缩小距离的的二十多年。庆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参与撰写了青海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电视晚会的主持人串词；肩负起了青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的总撰稿；还参与拍摄了四十多部青海非物质文化专题片。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先后对电视纪录片、青海地方文化、西路军历史等课题发生浓厚兴趣，并为此一直读书学习到今天，也拍摄出几部个人觉得有点意思的纪录片，现除积累了万册藏书，还分别著述百万字，出书六部，一直在实践着“从摇篮到坟墓”的训谕而没有忘记不断的充电与学习。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借着媒体平台我见证了青海大踏步前进的几十年：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横空出世、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的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新玉树的诞生等等。青海不再遥远，青海各民族人民都得到了大发展。作为一个普通的青海人，我个人从此获得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视野，结束了祖祖辈辈不曾读书的历史一页。

                                                    2019年6月14日  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