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山行
网站用户
虽是三九的时令，气温并不低，夕阳偎依在黄鹤楼的肩膀，发出暖暖的、甜甜的光芒。长江航道上的大小船只不时飘来“嘟嘟”的汽笛声，显得那么亲切和温馨。我匆匆地忙完手中的活，从高高的钢筋支架上爬下，长吁了一口气，对着同伴们大喊“老伙计们，我先走一步，回咱家过年了，明年见。”平日最喜欢开玩笑的老李，伸着脖子从塑钢窗里探出头来，嬉皮笑脸地操起南方人的口音：“我说王哥啊，回家和老婆好好亲热亲热，生个二宝，我们喝你的喜酒。”周围爆发出各种不同音段和音色的哄笑声。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工友们都从水泥砖、铲车、吊筐的缝隙里钻了出来，东一个，西一个，全是。他们意味深长地一边准备收工，一边搭老李的腔。微凉的晚风中传出的不仅是汗味，还融合着轻松愉快的气息，使人觉得莫名的充实和惬意。我突然想起儿子，头也未回，骑着电瓶车往回赶。
在大学念书的儿子已经放假，待在我租赁的毛坯房里。房间并不大，住一两个人不成问题。墙壁刷得白亮，地面铺着红褐色的地板革，客厅里摆着木制圆桌，桌上放着电视剧，还有我最喜爱的水仙花，已是银蕊绽放，散出缕缕幽香，颇有老家的味道。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儿子、老婆、水仙花、老白干等稀奇古怪的画面，和大武汉金碧辉煌的街景奇葩地搅和在一起，熏得我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贴着昏暗的人行道飞翔一般。在这座古老而又现代化的人间天堂里，我已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一半为了打工挣钱，一半为了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起居。
“老爸，回来了。”儿子手拿摇控器，早已打开了门，神秘地做了个鬼脸，迎了出来。
“晶儿，你怎么知道这会儿我到家门口了？”我诧异得扬了扬眉。
“还用说吗？我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这点小身手，家常便饭。”儿子有点忘乎所以。
我笑着瞪了儿子一眼，明白他又在耍坏。因为近来，我得了流感，有些低烧。从药房买来几盒三九感冒灵，吃了几天，还算得劲，症状轻了很多，但渐渐咳得厉害，腿脚也像注铅了一般，酸软无力。走在楼梯上“咚咚咚”的响声，再加上不断的咳嗽声，儿子早就听真切了，何须什么“特异功能”？
吃饭期间，我和儿子也许饿坏了，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碗和筷子磁擦的声音和嚼菜时的‘’啧啧‘’声。一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盘子上除了些许辣椒片、葱瓣和一层薄薄的油膜，什么东西都挪了位，跑到我和儿子的肚子里了。这顿饭是儿子烧的，烧得还算有滋有味，就是太咸太辣。这小子从小就喜欢吃麻辣涮、方便面之类的东西。你越劝阻，他越来劲，张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
“亲爱的，我来吃了……”儿子比得了金山银山还兴奋，直到吃得满嘴流油，直打嗝为止。
“这小子，太不像话。小心老子喝了酒之后揍你！”我摆出唬人的凶相。儿子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静下心来想想，你能全怪儿子不知事吗？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跟我们七零后的老家伙一样，衣食往行，规规矩矩，从不越雷池一步。你看他们穿的牛仔，偏偏要剪几个洞，划几道裂，才能符合时尚，美美地在我身边晃过。我每每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恨不得拿来针线替他们缝上。但如果这样做了，不骂你是疯子才牛逼呢。再说吃的，不愿自己做，动辄叫外卖；不愿吃传统的粗茶淡饭、瓜果梨桃，抹着口红的嘴却能吃得下蝗虫、知了、蝙蝠之类的所谓“大补”食品，看着都让人恶心。我真怀疑这种社会风气到底是进步呢，还是倒退。
儿子幸好没有在这方面同流合污，他也非常讨厌这些现象，看了“美女吃蝙蝠”的视频后，连连“呸”了几声，丢开手机气乎乎地看书去了，真随了他老子。我翘起二郎腿，点燃一根烟，慢慢地吸着，不时吹几个烟圈。那不断滚动的白圈，越飘越远，触碰到天花板才依依不舍地消散开来。儿子洗碗时的背影在淡绿的烟雾中显出青年人的健壮和活力，我的心弦好像被无形的手指拨动了一下。窗外悠悠地传来清脆、悦耳的琴声，是邻居家的小女孩练习钢琴的乐音。我恍恍惚惚地以为，这就是我在平淡无奇的打工岁月里弹奏的心曲吧，那么和谐，那么幸福绵绵。
吃罢了晚饭，我们互相配合，把家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按照家乡的风俗，叫过“小年”。小年胜似大年，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年味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须要把住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才算有资格迎接大年的到来。一顿欢快的忙碌，家中的各种器具虽旧，却摆得整整齐齐，大门贴上大大的金福，闪着耀眼的亮光。明天就要离开这个武汉的家，回到遥远的淠水河畔的老家。一丝留恋涌上心头，搞不清是挂念这个家，还是眷恋那个家。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心中的名片越来越清晰地写道：
“老王，正宗的六安人，半个武汉人！”
由于连日来的感冒发烧，我干瓦匠活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阻碍，可是一旦重活离肩，身体摆脱大累之后，变得出人意料的娇嫩。我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两眼发花，咳嗽的频率也加快了一些，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迷迷糊糊地躺着，零零碎碎地想着，似清醒又似做梦，根本就忘了早起赶火车的事。
“老爸，老爸！快起来，时间不早了，要赶火车！”儿子急了，对着我的耳朵大喊。
我瞬间全清醒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赶紧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关好门窗，回望了一眼熟悉的家，便和儿子背上行囊，匆匆踏上归程。
压根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整个武汉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车辆、行人明显减少，而且来去匆匆，像是在躲避什么似的。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出现了很多的警察和医务人员，他们戴着白色的口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对过往的每一辆车、每一个行人进行严密的盘查。不时，还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响起，从各个地方一直延续到医院。本来就有些燥热的大街小巷显得更加紧张，甚至让人感到窒息了。我和儿子坐在候车厅的椅子上，惊奇地东张西望，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们还不知道吧，现在有许多人感染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肺炎。据说能人传人，几位医生都因此被染上了。”旁边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人，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滔滔不绝的说。
“怎么可能？前几天，政府媒体不断辟谣，还抓捕了几位别有用心的造谣人。这些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吃饱了撑的，活该！”正在吃方便面的年轻妇女，美美地喝了一口汤，得意地扫视着大家，高傲地予以反驳。
其实，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我也同样听到了零星的小道消息。但我向来不信邪，更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觉得各种媒体的传闻，真假难辨，信也好，不信也罢，总报着无所谓的态度。但今天的场面实在让我的灵魂猛烈地震颤：难道十几年前非典时期的恐怖景象又死灰复燃，来到我们的眼前？不要疑神疑鬼吧，要相信他们既然这样做，就有这样做的道理。作为老百姓，把自己的事干好，也就得了，千万别信谣、传谣，甚至造谣。紧紧贴在身后的儿子，默不作声，和我一样没有掺和他们的议论。但隐隐的，似乎神色也有点张皇。
上车的时刻到了。我们拎起箱子和包裹，加入长长的队列，极其缓慢地向前移动。因为进站口除了检查物品外，还要由专门的医生测量体温并询问身体情况，排起队来就像几十公里的徒步马拉松没完没了。我急得浑身冒白毛汗，但也无可奈何，忍着吧。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和儿子终于挤进站口。一位年轻的女医生，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穿着洁白的护服，手拿红外线测温仪，快步走到我的前面，圆圆的近视镜片里闪出疑惑的眼光，一刻不错地盯着我。我心里好笑：我既不是毒犯，也不是特务，我是回乡务工人员，你这样看我干嘛，准备吃了我啊？正在胡思乱想之际，警察也来了。他规规矩矩敬了军礼，口罩里一鼓一凹，用又粗又浑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同志，刚才测出你的体温是37.3摄氏度，正在发烧。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必须送你和你的孩子到指定的红旗医院，作进一步的诊断，现在不能上车，请吧。”他堵住我们进站口的路，语气里透着坚定而不可动摇的态度，就像以前他们对小偷和可疑犯说话时一样。
如同晴天的一声霹雳，我惊呆了；儿子也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容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哭诉，不行；硬闯，更不行。只好乖乖就范。行李箱和包裹早已被专门人员扔进了后备厢，我和儿子上了令人皮肤起鸡皮疙瘩的救护车，一路闪着红灯、响着警笛，风驰电掣般向医院驶去。红旗医院离我租的房子不远，而且正好路过。我迷缝着眼睛，紧闭双唇，看窗外熟悉的树、霓红灯、楼房不断地涌现，又不断向后闪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并不怎么恐慌。俗话说：“白天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上医院就上医院，有什么好怕的？
我和儿子并肩坐在一起，在车上医护人员不断的安慰下，戏剧性地转向红旗医院，也是转向回家的路——不是六安的家，而是武汉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