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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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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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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

我想,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老家,一个和你印象中有些不一样的老家。

我们从脚踩着的地方开始说起。你现在站立的地方,是新开辟的街场,街天的时候,周围几个村寨的人都到这里赶集。现在,刚好是街天,你能看到周围摆着的几个货摊,还有哪些守货摊的,你也许还有印象的一些人。街上稀稀拉拉走着的人,让原本不宽敞的街道显得有些空旷。这是一片较为开阔的、没有被水泥硬化的土地,脚下还能看到泥土的本色。这块平整出来的土地面积不算小,北边和西边与村子相接,东边是山脚。顺着南边小河冲刷而成的沙坝走,几公里后就钻进了幽深的峡谷中。十多年前,这里没有摊位,没有赶集人,只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园。菜园被一条小河和无数条水沟分割为若干块,我们的菜地,就是其中的一块。在那条穿过菜园的小河里,我们放过小鸭,摸过抱手(棘胸蛙)。菜园一年四季绿着,长出一些总是吃不完的菜。萝卜,青菜,莴笋,油菜,洋花菜,辣椒,洋芋,番茄,蚕豆,豌豆,四季豆,南瓜,冬瓜,丝瓜,小葱,大蒜,茴香,芫荽……它们轮流着在菜园里亮相,然后跟着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走进家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现在,菜园没了,你只能看到凌乱的摊位,地上随意丢弃的垃圾,还有无精打采摇晃着的几个人。他们像战乱过后的幸存者。我能想象得到,不用多长时间,这里会出现一条崭新的水泥大街,两旁立起一些很少有人光顾的商铺。我不知道,和菜园相伴了几十年的乡亲们,当他们的双脚踏在冰冷的街道上时,是否会怀念起那一片绿茵茵的菜园?

你说,这不是你记忆中的街道。仔细算起来,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回老家了。你出生在这里,在这里度过了五岁生日,后来,你到了县城,现在上了高中。在你空缺的这段时间里,老家有了新的变化。你对这些变化没有准备,你站在我们原来的菜园上,神情有些恍惚。

我想起了你赶过集的那条街道。那条街在村子东边,离我们站立的地方还有几百米。那是一条坡度有些大的街道,站在街头,手里抱着的南瓜滚了,就会一路跳到街尾,停在乡卫生院的球场中央。那条街道我比你还熟悉,我亲眼看着它由狭窄变为宽敞,从土路变成水泥路,我看见它西边的陡坡被人挖平,盖起了平顶房,经常漫水的沟成了三面光沟,沟旁的几株大椿树刚倒下,荒地上就长出了一幢房子。我看到许多人把摊位从别处搬来,摆在路两边,再后来,变成了两排铁桌子。每隔上几天,四山八寨的人们就聚拢来,在那些摊位上东瞄瞄,西看看,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前面的那些事你没能赶上,那时还没有你。后来,街道变成了水泥路面,你来了,蹦蹦跳跳的,在挤满人的街道上走过了若干趟,买了许多火腿肠、牛奶、苹果、橘子等,那些都是你喜欢的零食。你说的,就是那条像陡坡一样的街道。

你提起了记忆中的街道。你肯定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同样有一条街道,一条赶过集的老街。从乡政府门口出发,横穿那条坡度很大的街道,沿着水沟往西,爬上一道坎子,从竹荫下走过,就看到了一些挨挨挤挤的房屋。老街就在村子中间,口字形,四方和中间都有人家。老街的名字和形状相配,叫四方街。街道不算宽,上面铺满了弹石。老街的四个角,有四条小道,小道穿过周边人家的院场,墙角,或者几笼翠竹,把周围所有的山寨串联起来。赶集的时候,背竹篮的,挂提萝的,牵着牛赶着马的,还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拖着鼻涕的小孩,裹着黑头巾的妇女,披着羊皮褂的男人,伸着舌头的狗,从一条条山路上冒出来,汇集到四条小道上,排着队走进四方街。那些年,我们都以四方街为荣。街上的男人喝了几口酒后,不吵不闹,笑眯眯的,说着那条顺口溜:厂街有条四方街(街方言发音为该),十个出来九个乖。村子中间是向东流淌的汞水河,水底铺着一层绿色粉末,河边是大路。河和路一起穿过村子,穿过了卖猪场(牲畜市场)。卖猪场在四方街南边,和口字西边的一横相连。场边站立着一棵几十米高的臭椿树,空心的树身可以钻进一个大人。大椿树周围,几条鸡爪一样的根在地上爬行,几米后才钻入地下。没有人能说清楚椿树的年龄,就像没有人能说清楚村庄的过往一样。赶集的人把猪或者牛拴在树根上,买卖双方就坐在树根上谈交易。谈妥了,付过钱,有人解开树根上的草绳,牵着走了。

现在回到老家,你还能找到四方街,那些房子还在,偶尔会看到几间盖了不久的平顶房,更多的是一些多年都没变过的老屋。街心上的弹石看不见了,被一层笨重的水泥压住。大椿树和卖猪场被一圈围墙和一道大铁门所替代,里面是学校。汞水河还在流淌,河里的那些石块、鹅卵石、沙堆,河边的荨麻、芦苇,几棵椿树,坍塌了一缺的河堤,还有穿过小河的那条土路,都找不到了。在村子里蜿蜒了无数年的小河,变成了一条水沟,一条抹着水泥的沟。

脑海中又完整的浮现出老街的模样。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跟着我转上一圈,我会把以前老街的样子还原出来,指出与眼前老街的每一个不同之处。假如时间宽裕,我还会带着你,爬到村子背后的山坡上,指给你看另一条老街。那是条更为古老的老街,它活在老人的记忆里。可惜,我和你一样,我们的双手无法触摸到那些老人记忆中的老街。多年以前,我曾无数次从那条残留的老街上走过。背上的竹篮里,有时背着柴火,有时背着玉米,有时背着猪草。低头走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了弹石路的踪迹。一小片残缺的弹石路,像记载着历史的碎纸片,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几十块石头像很久前一样,紧密地贴在一起。路两旁有许多破碎的瓦片,瓷片,和一些朽腐的木头。老人说,这就是小平街。关于小平街,老人们的话语似乎不多。或许,有过许多关于小平街的讲述。只是那时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没有耐心抓住那些飘荡的声音。时间长了,那些声音在空气中消散了。在瓦片和瓷器破裂的瞬间,一些往事就开始破碎了。小平街的最北端,山顶垂下的一条山脊上,建有西岳宫。一些老人说,西岳宫曾经香火鼎盛,梵音缭绕。现在,只有几株饱经沧桑的大树,守着一片断壁残桓和满院的荒草。某一年,我在《徐霞客游记》中遇到了那条老街。徐霞客说,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乃斋食于肆。徐霞客在老街上吃过了斋饭,往宝台山方向去了。奇怪的是,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我没听任何一个老人提起过。也许,在几百年前,对于经常有外省人来往的老家来说,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人们司空见惯。徐霞客的路过,没有人关注,没有激起村庄的一丝涟漪。

你多数时间看街上来往的行人,偶尔会看我一眼。我明显感觉到,自从上了高中之后,你变得懂事多了。你很少和我顶嘴,多数时候,你总是微笑着,听我说话。我知道,你和二十多年前的我一样,朝气蓬勃,憧憬着远行,对身边的一切不太在意。未来的某一天,你会醒悟,会像现在的我一样,游荡在村子里,努力抓住哪些远去的声音。

我继续介绍老家。要是你留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我所描绘的那些东西,有些已经消失了。消失了的东西,有些还会出现。比如衣服上的破洞。直到现在,我还能在年轻人的衣服上看到破洞,在膝盖,后背,或者身体的其它位置。他们带着破洞,坦然地行走在大街上,像领着心爱的宠物,在公园里溜达。绝不像那时的我们,发现衣服上的破洞,涨红着脸,跑回家,翻出针线来让母亲缝补,有时会自己动手,用碎布遮住那个漏出羞愧的洞。有些消失了的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比如村子前的那间老屋,在鳏居的男人去世后,逐渐颓败,倒塌,然后消失。和男人有关的那些往事,无声无息的退出了人们的记忆,即便那些往事,在很多年内曾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很多东西,没有人提起了,慢慢的就被人遗忘了。

遗忘像潜伏在暗处的怪兽,不断吞噬着我们的记忆。空闲的时候,我经常想以前的那些事。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不得不承认,能回想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说起往事。我是那件事的主角,但我没有丝毫印象。朋友的眼神和语气充满了肯定的意味。我努力把思维调整到二十多年前。那件事情似乎发生过,记忆深处依稀有那么一点印象。是的,在朋友提起之前,我已经彻底忘记。我不知道,在我的脑海中,有多少重要的事消失了,也不清楚,还会有多少重要的事,在今后的岁月中会被慢慢的遗忘掉。岁月的大河,无时不刻在冲刷着我的记忆,一些印象深刻的画面,日渐模糊,最后荡然无存。对抗遗忘的最好方式就是重复。那件事以后,我开始不厌其烦地说,说以前的那些事,那些人。我怕自己遗忘了一些不该被遗忘的东西。老家是不会轻易被遗忘的。为了万无一失,我会把关于老家的那部分记忆打个包,存放在你年轻的脑海里。只有这样,我的心里才会踏实,夜深的时候,我才能安然入睡。

令人沮丧的是,有时候,记忆是靠不住的。他经常把某些印象进行美化,改装或者拼接,然后把篡改过的记忆放回大脑,让你以为那就是事物本来的面目。我们都被他骗过。有时,相信记忆,就远离了真相。这样的事例并不少。那年,我放学回家,看到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俏生生地立在桌子上。苹果跟着堂姐从遥远的省城来到了闭塞的山村,又从堂姐家走进了我家。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吃苹果,我牢牢地记住了苹果的味道。那次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吃过无数个苹果,却再也没有碰到那样香甜的苹果了。后来我想,肯定是记忆对第一次吃苹果的感受进行了篡改。回忆中的苹果,不再是真实的苹果。我敢肯定,像苹果一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记忆中的许多细节都被篡改了。我们没有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记忆,心甘情愿的,把他视为抵达真相的唯一途径。

你肯定已经开始烦了,虽然脸上还挂着我熟稔的微笑。说实话,好多时候,我也烦自己。人上了年纪,话闸子打开了就关不住,那些被囚禁了很多年的话语一窝蜂的往外跑。很多时候,我的话语没有主题,没有重点,甚至没有任何意义。

好了,我尽量不扯远,接着说老家。现在,我们离开新开辟的街道,往西走几步,再往北爬一个短坡。到坡顶了,我们歇一会儿,不要急着往前赶。我们站立的地方叫地宝洞。以前的这里有矿洞,后来矿洞埋了,名字留了下来,有人在附近盖起了房屋。地宝洞北边,是一道斜坡,坡脚旁边是学校新建的球场。很久以前,坡脚是砖墙围起的菜园。菜园多数时候荒着,偶尔会出现一片绿色。税务所就在菜园旁边。印象中,税务所几年后就撤回县城去了。人去楼空,曾经热闹非常的税务所冷清下来,有着围墙大门的空旷院场成了放电影的最佳场地。隔上三五天,院场里总会放上一两场电影。不过那是晚上的事,白天的税务所院门大开,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几个人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到税务所玩。堂哥在前,我和表弟跟在背后,我们登上木楼梯,轻脚轻手的走过长廊。走廊尽头的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堂哥提起话筒,把手指放入拨话盘,哗啦哗啦地转动。听筒里传来喂喂的喊声,堂哥吓得丢下了话筒。我们转身就跑,就像有人从话筒里跑出来,在后面撵着我们一样。税务所和汞水河的中间,是几块菜地,一条大路穿过菜地,消失在坎子边的缺口里。缺口下边是菜园里流出的那条小河。河边依然是一块接一块的菜地。现在,菜园和小河都消失了,成了街道和几栋新盖的房子。

我们顺着大路,继续往西走,再往北转个弯。我们遇到了很多房子。村里的房子是越来越多了,人却越来越少。你肯定也发现了,走在路上,我们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好些人家门窗紧闭,悄然无声。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很多人家还没有大门,即便有大门,门也常开着。一家人一大群儿女,再加上串门子的,借镰刀的,还锄头的,随时都有人进出,那门想关也关不了。有时,家里煮了好东西,大人伸出头看,趁没人时赶紧关门,吃完后立即打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那时的孩子野得很,追人玩,打战玩,躲猫猫,相连的几家人都成了战场。最热闹的要数火把节。晚饭后,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男孩聚在卖猪场,每人举一个火把,背一个帆布包,包里装满松香面。遇到大姑娘小媳妇,男孩们兴奋不已,追着撒,或者像火龙一样围着撒。女孩们惊叫着,躲避到处喷吐的火舌,有人大声咒骂,有人低声哭泣。男孩们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后寻找下一个目标。有人吼了一声,火龙迅速离开大场,向村子深处冲去。村子中呯呯嘭嘭的乱起来,有人忙着关门,有人使劲推门,有人向抬着火把的男孩仍臭鸡蛋,烂番茄,泼洗脚水。火龙在村子里面东奔西窜,把整个村子搅得鸡飞狗跳。现在,我们依然在过火把节,但那样的情景,却再也见不到了。村里的大门,关锁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你瞧,路下的那一家,门上挂着的锁已经上了锈,院场的杂草齐腰深了。去年,村里有人办喜事,我和几个年轻人围成一桌,年轻人刚从外边回来,有北上广的,有周边省市的。听说,年后他们又要出去了。年轻人走后,村子留给了老人。一群老人呆在逐渐冷却的村庄里,守着逐渐老去的村庄。

紧走几步,就到了汞水河。河水继续东流,汇入那条穿过了菜园的小河,再顺着山脚往北流淌。在小河与那条有坡度的街道中间,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乡政府了。小时候,我们跟着大人喊公社,改称乡政府是后来的事了。公社大铁门里面,是一个可容纳百十人的院场。院场南边有一个平台,一米多高,后面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面朝南方,和它正对面的二层砖木结构的转角楼一起,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小院里有花有草,还有两张水泥桌子。转角楼的楼梯设在东南角,抓着楼梯的扶手,顺着宽大的楼梯爬上去,两边是长走廊和许多被木板隔开的房间。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孩子,在村子里横行无忌,但一进入公社,我们就浑身不舒服起来,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连脚手都无处安放。我们一般不会走进公社大院,当然,外地的艺术团来表演节目时除外。艺术团进村表演节目时,场地一般就选在公社,它有舞台,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有高大的围墙和坚固的大门,不管什么人,要想看表演就只能买门票了。那时候,我们晚上的生活特别单调,有人到村里放电影,或者表演节目什么的,村里人比过节还要高兴。台子背后的幕布一挂,整个舞台就变得神秘起来。穿着红红绿绿的一群演员,从幕布后面钻出来,跑到舞台上跟着音乐节奏跳舞,接着一个男演员站到舞台中间唱歌,好像在歌唱一种叫牡丹的花,说它是百花丛中最鲜艳的花。再后面,又一个男演员出场了,一只手放在嘴边,另一只手不停的从嘴里抽出纸条,几分钟的时间,纸条就在地上堆成了小山。男演员又拿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宝剑,仰起头,举起宝剑,剑尖向下缓缓插入嘴里,最后只剩一个剑柄露在外面。沿着台边展示一圈后,男演员捏住剑柄,宝剑从喉咙里慢慢拔出,不带一点血丝。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就拼命鼓掌。院场的北边,印象中好像是一块荒地,或者也有过一栋老房子,记不清了。后来,那里盖起来了全村第一栋平顶房,二楼摆进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摆进平顶房的那一天,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晚饭过后,忙碌一天的人们梳洗打扮了一番,扶老携幼来到了乡政府,摆放电视的那间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窗子外面也站了好几个人。管电视的人开始调整频道了,乱糟糟的人群静下来,人们屏住气,盯着屏幕看那些不断闪烁的雪花点。一道细长的光带从屏幕上闪过,接着又是一道,光带的速度慢下来,接着变宽,然后几个人影出现在了屏幕上。有人“啊”的惊叹起来,马上又静下去。一群人坐着,蹲着,或者立着,对着屏幕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电视上的人影不见了,屏幕又成了不断闪烁的雪花点。人们把目光转向管电视的人。那人说,时间晚了,停播了。人们不乐意了,说你再放一下,我们还想看呢。那人说,不是我的问题,那信号是从北京来的,我咋管得着。要不,你给北京那边打个电话,请他们再放一下,有人壮着胆子出主意。你说打就能打啦,打长途电话要乡长批准呢。一提到要乡长批准,就没有人吭声了。人们开始离开,摆电视的屋子一下子拥挤起来,人们抖动麻木的双腿,一步步朝门口挪动。大楼随着人们的脚步颤动起来,好像也在挪动着,要走向某个地方。现在,你和那时的我们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走进乡政府。我可以确定,你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过乡政府了。以后,你走进乡政府时会发现,我所描述的那些事物,如今只剩下摆过电视的那栋大楼了。它和村子里哪些垂垂老去的房屋一样,身上挂满了沧桑,旁边是近几年新盖的几栋楼。也许再过上几年,这栋老楼也会被新的楼房所取代。

我很欣慰,你一直在听我说话。只有你,能默默地忍受我那些繁琐的、平淡如水的讲述。不像有些人,我还没开口,就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还是接着说。贡水河旁边,前面提到的卖猪场,现在成了学校的地盘。记忆中,卖猪场的西边立着一院老房子。老人说那是李家大院。自我记事以来,李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办公地址。我家就在派出所背后,门前的两条路,一条直接通往四方街,另一条过派出所背后与河边大路相接,通到卖猪场。派出所有大房,耳房,厢房,围墙很高,两扇沉重的木门朝向东方。印象最深的是那道高大的门坎。那次我走进派出所的时候,不得不扶着门坎,使劲提了下腿,才跨了进去。正午的院场静悄悄的,我的哭声一下子就塞满了院场。所长从屋里出来,笑着问,小娃娃,你怎么了。我爹打我,我要告他,我哭着说。所长一点也不急,笑眯眯的和我说话,拿出砍刀给我削甘蔗,在花台上捡了几个废电池,用刀背把电池盖敲下来,递给我。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用电池盖玩猜大小的游戏,伸出拳头,看握着的电池盖大小,大的做庄家。庄家把电池盖叠成一码,用两个手指捏着提起来,一松手,电池盖落到地上,跳起来,翻过来的就收走,接着趴在地上,对着电池盖吹一口气,翻过来的又再收起。一丢一吹之后,电池盖多数被庄家赢走了。剩下的电池盖再由小的一方进行同样操作。所长敲下的电池盖,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我捧着甘蔗和电池盖,把状告父亲的事忘了,满心欢喜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觉得门坎比进来的时候矮了一些。在那条直接通向四方街的小道旁,四方街口字一横的背后,有一院气势恢宏的建筑,叫周家大院。周家大院的建筑样式和李家大院差不多,同样建在一块高地上,大房,厢房,耳房,高大的围墙,笨重的木门。山墙头上的房檐镶着防火的石板,大房的南侧还立着一间角楼。有一段时间,周家大院成了乡中心校的办公室兼宿舍。黄昏的时候,有人推开角楼木窗,开始吹唢呐,吹一下,停一下。我们都竖着耳朵听。一直到中心校搬走,也没能听到一首完整的曲子。那时的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其它地方玩腻的时候,我们也会到周家大院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地下室。地下室在大房的正下方,出口对着铺着六角砖的院场。我们蹲在出口前看,里面黑黢黢的,似乎还有几个岔道。看了很久,终于不敢钻进去。

周家大院和李家大院,你都没见过。现在,乡中心校又搬回了吹过唢呐的地方,角楼不见了,吹唢呐的人不见了,大房,地下室,耳房,沉重的木门,统统不见了,变成了二层的一栋平顶房,几年前,见证过周家大院的那棵花红树也倒了。树上的花红果我吃过几次,脆脆的,果肉里像加了糖水。至于李家大院,自从派出所搬到乡政府对面后,大院就空了下来。后来,旁边的人家搬迁了,大院拆除了,原址上立起了几栋平顶房,学校从村子最高处搬了下来。学校二楼的窗子正对着我家院场。小时候,你爱在院场上玩,有时在院场边对着教室看,有时和丢粉笔头下来的小男生吵架。

该介绍学校了。之前的学校,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上学的时候,我们要经过围着土墙的小操场。多数体育课就在小操场进行。需要上篮球课的时候,我们就爬到学校背后的大操场上,那里有一个土球场。小操场和学校大门之间,是一道有几个台阶的土坡,两棵苦楝树上是一台,皮哨子树下是一台,学校大门前还有一台。很久以前,苦楝树上曾经挂过一个沙袋。一天早上,我在微弱的晨光中辨别着路面,小心避开雨水冲刷成的沟槽,走向学校。就在小操场边,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他身手敏捷,腾挪跳跃,和苦楝树上挂着的沙袋在缠斗。那段时间,电影队接连放映了几场《少林寺》,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像觉远一样,在苦练少林功夫。皮哨子树比水桶还粗,树身向着平台弯曲,树冠罩住了整个平台。平台上立着一根滑竿,上面一头绑在皮哨子树上。我们经常抓着滑杆爬到树上,再从树上回到地面。秋末的时候,树上熟透的果子掉下来,比橄榄大,我们把褐色的、满是皱纹的果皮敲开一个小洞,里面滚动着黑色的果核,嘬着嘴唇一吹,嘘哩嘘哩的响起来,像哨子一样。学校大门前是一个高台,路往两边走,都铺着弹石。两扇比大人还要高的木门,一推就吱吱呀呀地唱起来。大门从一栋木楼的中间穿过,两边是教室,头上是学校会议室和教师宿舍。也许是因为楼上有七间屋子的原因,人们把它称作七阁楼。穿过七阁楼,再爬几个台阶,就到了院场上。院场边有木楼梯通向阁楼,顺着楼梯,可以走到二楼的长走廊里。我们上过课的教室在七阁楼对面,木门木窗,屋顶又高又大,像庙子的大殿一样。听老人说,在用作教室以前,这里叫羊神庙。有几次,过节后回到教室,看到墙角烧过的几堆纸钱,心里会莫名的紧张起来,总觉得教室里有一些肉眼凡胎无法看到的神佛,端坐在周围,无声的看着我们。当然,这一间老庙并不是唯一的教室。在大殿北侧,还有一间不大的厢房,二层,每一层分别有一间宿舍和教室。大殿和厢房的夹角处有水池,水池后面是一排厨房。放学以后,住校的同学跑到厨房里,撅着屁股吹火,自己煮饭吃。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教室不够了,又在大殿的南边盖了一栋二层土木结构的瓦房,有四个教室。

现在,假如你爬到村子的背后,我所讲述的一些事物你依然能看到。有时候,回到老家,我偶尔会到老学校转一转。推开吱吱呀呀的大门,站在院场里,看七阁楼。恍惚中,我看到作古多年的老校长,背着双手,走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走廊尽头,拿起铁棒,一下接一下地敲打挂在檐下的铁筒,发出上课的信号。我听到,那些教室里又发出了琅琅的书声。二十多年了,大殿的外观仍然不变。门上挂着锁,里面寂然无声。我凑进木窗朝里面看,大殿里重新塑上了几尊彩色的佛像。很多年前我们看不到的神佛,现出身来,成了大殿的主人。在老家,上了年代的建筑几乎都被毁坏了,除了大殿。在大殿,我窥见了村庄的一部分历史,岁月的河流从时空深处淌出来。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融入了这条河流。

你提醒我,有些话已经说过多次了。我又在重复着说起一些话,我还会不断地提起。到后来,重复某些话语成为一个习惯,像每天重复着吃饭或睡觉的动作一样自然。这个习惯甚至会改变着你。多年以后,你会不经意间就说起南京,说起应天府和柳树湾,像我一样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一次接一次的重复中,词语中的某种情感苏醒过来,我们心跳加快,耳聪目明,听到了几百年前祖先们留下的足音。地名里面藏着许多故事,一些没有传下来的故事。我猜想,一定有一个足以威胁到生命延续的理由,才让几百年前的祖先远离故土,先是落脚大理,最后躲进群山环绕的山村。或许,这个重大的理由和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有关,比如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西征云南,比如沐英征二百万工匠建设战乱后的云南,比如朱元璋强行将南京应天府的一些大姓迁到云南,再比如明清时期许多外省人进入滇西,到宁台铜矿厂开挖铜矿。在传下一串古老的地名后,祖先们闭上了双眼,将秘密带进了村庄深处。在老家,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念着一个不知传了几代人的地名。

关于老家,我还有很多的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在你面前讲述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记忆,一些情感体验。我想说的话很多,说出口的只是一小部分。有些话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有时,我在想,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一些记忆,在你看来,或者别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罢了。就连养育我的老家,对于你,也只是幼年时住过的一个地方——那时的你还小,应该没有太多的印记。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喋喋不休就像深陷蛛网的虫子,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然而,面对老家,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在固执地坚守着。我不知道自己能守住些什么,但我异常清楚,假如和多数人一起沉默下去,我们失去的东西将会更多。

好了,我还是暂时结束我的长篇大论吧。我的声音一消失,身旁的世界就静了下来。你会发现,老家的一些东西,和你以前看到的似乎有了那么一点不同。

(本文首发于《滇池》文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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