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我想，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老家，一个和你印象中有些不一样的老家。

我们从脚踩着的地方开始说起。你现在站立的地方，是新开辟的街场，街天的时候，周围几个村寨的人都到这里赶集。现在，刚好是街天，你能看到周围摆着的几个货摊，还有哪些守货摊的，你也许还有印象的一些人。街上稀稀拉拉走着的人，让原本不宽敞的街道显得有些空旷。这是一片较为开阔的、没有被水泥硬化的土地，脚下还能看到泥土的本色。这块平整出来的土地面积不算小，北边和西边与村子相接，东边是山脚。顺着南边小河冲刷而成的沙坝走，几公里后就钻进了幽深的峡谷中。十多年前，这里没有摊位，没有赶集人，只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园。菜园被一条小河和无数条水沟分割为若干块，我们的菜地，就是其中的一块。在那条穿过菜园的小河里，我们放过小鸭，摸过抱手（棘胸蛙）。菜园一年四季绿着，长出一些总是吃不完的菜。萝卜，青菜，莴笋，油菜，洋花菜，辣椒，洋芋，番茄，蚕豆，豌豆，四季豆，南瓜，冬瓜，丝瓜，小葱，大蒜，茴香，芫荽……它们轮流着在菜园里亮相，然后跟着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走进家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现在，菜园没了，你只能看到凌乱的摊位，地上随意丢弃的垃圾，还有无精打采摇晃着的几个人。他们像战乱过后的幸存者。我能想象得到，不用多长时间，这里会出现一条崭新的水泥大街，两旁立起一些很少有人光顾的商铺。我不知道，和菜园相伴了几十年的乡亲们，当他们的双脚踏在冰冷的街道上时，是否会怀念起那一片绿茵茵的菜园？

你说，这不是你记忆中的街道。仔细算起来，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回老家了。你出生在这里，在这里度过了五岁生日，后来，你到了县城，现在上了高中。在你空缺的这段时间里，老家有了新的变化。你对这些变化没有准备，你站在我们原来的菜园上，神情有些恍惚。

我想起了你赶过集的那条街道。那条街在村子东边，离我们站立的地方还有几百米。那是一条坡度有些大的街道，站在街头，手里抱着的南瓜滚了，就会一路跳到街尾，停在乡卫生院的球场中央。那条街道我比你还熟悉，我亲眼看着它由狭窄变为宽敞，从土路变成水泥路，我看见它西边的陡坡被人挖平，盖起了平顶房，经常漫水的沟成了三面光沟，沟旁的几株大椿树刚倒下，荒地上就长出了一幢房子。我看到许多人把摊位从别处搬来，摆在路两边，再后来，变成了两排铁桌子。每隔上几天，四山八寨的人们就聚拢来，在那些摊位上东瞄瞄，西看看，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前面的那些事你没能赶上，那时还没有你。后来，街道变成了水泥路面，你来了，蹦蹦跳跳的，在挤满人的街道上走过了若干趟，买了许多火腿肠、牛奶、苹果、橘子等，那些都是你喜欢的零食。你说的，就是那条像陡坡一样的街道。

你提起了记忆中的街道。你肯定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同样有一条街道，一条赶过集的老街。从乡政府门口出发，横穿那条坡度很大的街道，沿着水沟往西，爬上一道坎子，从竹荫下走过，就看到了一些挨挨挤挤的房屋。老街就在村子中间，口字形，四方和中间都有人家。老街的名字和形状相配，叫四方街。街道不算宽，上面铺满了弹石。老街的四个角，有四条小道，小道穿过周边人家的院场，墙角，或者几笼翠竹，把周围所有的山寨串联起来。赶集的时候，背竹篮的，挂提萝的，牵着牛赶着马的，还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拖着鼻涕的小孩，裹着黑头巾的妇女，披着羊皮褂的男人，伸着舌头的狗，从一条条山路上冒出来，汇集到四条小道上，排着队走进四方街。那些年，我们都以四方街为荣。街上的男人喝了几口酒后，不吵不闹，笑眯眯的，说着那条顺口溜：厂街有条四方街（街方言发音为该），十个出来九个乖。村子中间是向东流淌的汞水河，水底铺着一层绿色粉末，河边是大路。河和路一起穿过村子，穿过了卖猪场（牲畜市场）。卖猪场在四方街南边，和口字西边的一横相连。场边站立着一棵几十米高的臭椿树，空心的树身可以钻进一个大人。大椿树周围，几条鸡爪一样的根在地上爬行，几米后才钻入地下。没有人能说清楚椿树的年龄，就像没有人能说清楚村庄的过往一样。赶集的人把猪或者牛拴在树根上，买卖双方就坐在树根上谈交易。谈妥了，付过钱，有人解开树根上的草绳，牵着走了。

现在回到老家，你还能找到四方街，那些房子还在，偶尔会看到几间盖了不久的平顶房，更多的是一些多年都没变过的老屋。街心上的弹石看不见了，被一层笨重的水泥压住。大椿树和卖猪场被一圈围墙和一道大铁门所替代，里面是学校。汞水河还在流淌，河里的那些石块、鹅卵石、沙堆，河边的荨麻、芦苇，几棵椿树，坍塌了一缺的河堤，还有穿过小河的那条土路，都找不到了。在村子里蜿蜒了无数年的小河，变成了一条水沟，一条抹着水泥的沟。

脑海中又完整的浮现出老街的模样。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跟着我转上一圈，我会把以前老街的样子还原出来，指出与眼前老街的每一个不同之处。假如时间宽裕，我还会带着你，爬到村子背后的山坡上，指给你看另一条老街。那是条更为古老的老街，它活在老人的记忆里。可惜，我和你一样，我们的双手无法触摸到那些老人记忆中的老街。多年以前，我曾无数次从那条残留的老街上走过。背上的竹篮里，有时背着柴火，有时背着玉米，有时背着猪草。低头走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了弹石路的踪迹。一小片残缺的弹石路，像记载着历史的碎纸片，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几十块石头像很久前一样，紧密地贴在一起。路两旁有许多破碎的瓦片，瓷片，和一些朽腐的木头。老人说，这就是小平街。关于小平街，老人们的话语似乎不多。或许，有过许多关于小平街的讲述。只是那时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没有耐心抓住那些飘荡的声音。时间长了，那些声音在空气中消散了。在瓦片和瓷器破裂的瞬间，一些往事就开始破碎了。小平街的最北端，山顶垂下的一条山脊上，建有西岳宫。一些老人说，西岳宫曾经香火鼎盛，梵音缭绕。现在，只有几株饱经沧桑的大树，守着一片断壁残桓和满院的荒草。某一年，我在《徐霞客游记》中遇到了那条老街。徐霞客说，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乃斋食于肆。徐霞客在老街上吃过了斋饭，往宝台山方向去了。奇怪的是，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我没听任何一个老人提起过。也许，在几百年前，对于经常有外省人来往的老家来说，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人们司空见惯。徐霞客的路过，没有人关注，没有激起村庄的一丝涟漪。

你多数时间看街上来往的行人，偶尔会看我一眼。我明显感觉到，自从上了高中之后，你变得懂事多了。你很少和我顶嘴，多数时候，你总是微笑着，听我说话。我知道，你和二十多年前的我一样，朝气蓬勃，憧憬着远行，对身边的一切不太在意。未来的某一天，你会醒悟，会像现在的我一样，游荡在村子里，努力抓住哪些远去的声音。

我继续介绍老家。要是你留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我所描绘的那些东西，有些已经消失了。消失了的东西，有些还会出现。比如衣服上的破洞。直到现在，我还能在年轻人的衣服上看到破洞，在膝盖，后背，或者身体的其它位置。他们带着破洞，坦然地行走在大街上，像领着心爱的宠物，在公园里溜达。绝不像那时的我们，发现衣服上的破洞，涨红着脸，跑回家，翻出针线来让母亲缝补，有时会自己动手，用碎布遮住那个漏出羞愧的洞。有些消失了的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比如村子前的那间老屋，在鳏居的男人去世后，逐渐颓败，倒塌，然后消失。和男人有关的那些往事，无声无息的退出了人们的记忆，即便那些往事，在很多年内曾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很多东西，没有人提起了，慢慢的就被人遗忘了。

遗忘像潜伏在暗处的怪兽，不断吞噬着我们的记忆。空闲的时候，我经常想以前的那些事。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不得不承认，能回想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说起往事。我是那件事的主角，但我没有丝毫印象。朋友的眼神和语气充满了肯定的意味。我努力把思维调整到二十多年前。那件事情似乎发生过，记忆深处依稀有那么一点印象。是的，在朋友提起之前，我已经彻底忘记。我不知道，在我的脑海中，有多少重要的事消失了，也不清楚，还会有多少重要的事，在今后的岁月中会被慢慢的遗忘掉。岁月的大河，无时不刻在冲刷着我的记忆，一些印象深刻的画面，日渐模糊，最后荡然无存。对抗遗忘的最好方式就是重复。那件事以后，我开始不厌其烦地说，说以前的那些事，那些人。我怕自己遗忘了一些不该被遗忘的东西。老家是不会轻易被遗忘的。为了万无一失，我会把关于老家的那部分记忆打个包，存放在你年轻的脑海里。只有这样，我的心里才会踏实，夜深的时候，我才能安然入睡。

令人沮丧的是，有时候，记忆是靠不住的。他经常把某些印象进行美化，改装或者拼接，然后把篡改过的记忆放回大脑，让你以为那就是事物本来的面目。我们都被他骗过。有时，相信记忆，就远离了真相。这样的事例并不少。那年，我放学回家，看到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俏生生地立在桌子上。苹果跟着堂姐从遥远的省城来到了闭塞的山村，又从堂姐家走进了我家。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吃苹果，我牢牢地记住了苹果的味道。那次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吃过无数个苹果，却再也没有碰到那样香甜的苹果了。后来我想，肯定是记忆对第一次吃苹果的感受进行了篡改。回忆中的苹果，不再是真实的苹果。我敢肯定，像苹果一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记忆中的许多细节都被篡改了。我们没有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记忆，心甘情愿的，把他视为抵达真相的唯一途径。

你肯定已经开始烦了，虽然脸上还挂着我熟稔的微笑。说实话，好多时候，我也烦自己。人上了年纪，话闸子打开了就关不住，那些被囚禁了很多年的话语一窝蜂的往外跑。很多时候，我的话语没有主题，没有重点，甚至没有任何意义。

好了，我尽量不扯远，接着说老家。现在，我们离开新开辟的街道，往西走几步，再往北爬一个短坡。到坡顶了，我们歇一会儿，不要急着往前赶。我们站立的地方叫地宝洞。以前的这里有矿洞，后来矿洞埋了，名字留了下来，有人在附近盖起了房屋。地宝洞北边，是一道斜坡，坡脚旁边是学校新建的球场。很久以前，坡脚是砖墙围起的菜园。菜园多数时候荒着，偶尔会出现一片绿色。税务所就在菜园旁边。印象中，税务所几年后就撤回县城去了。人去楼空，曾经热闹非常的税务所冷清下来，有着围墙大门的空旷院场成了放电影的最佳场地。隔上三五天，院场里总会放上一两场电影。不过那是晚上的事，白天的税务所院门大开，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几个人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到税务所玩。堂哥在前，我和表弟跟在背后，我们登上木楼梯，轻脚轻手的走过长廊。走廊尽头的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堂哥提起话筒，把手指放入拨话盘，哗啦哗啦地转动。听筒里传来喂喂的喊声，堂哥吓得丢下了话筒。我们转身就跑，就像有人从话筒里跑出来，在后面撵着我们一样。税务所和汞水河的中间，是几块菜地，一条大路穿过菜地，消失在坎子边的缺口里。缺口下边是菜园里流出的那条小河。河边依然是一块接一块的菜地。现在，菜园和小河都消失了，成了街道和几栋新盖的房子。

我们顺着大路，继续往西走，再往北转个弯。我们遇到了很多房子。村里的房子是越来越多了，人却越来越少。你肯定也发现了，走在路上，我们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好些人家门窗紧闭，悄然无声。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很多人家还没有大门，即便有大门，门也常开着。一家人一大群儿女，再加上串门子的，借镰刀的，还锄头的，随时都有人进出，那门想关也关不了。有时，家里煮了好东西，大人伸出头看，趁没人时赶紧关门，吃完后立即打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那时的孩子野得很，追人玩，打战玩，躲猫猫，相连的几家人都成了战场。最热闹的要数火把节。晚饭后，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男孩聚在卖猪场，每人举一个火把，背一个帆布包，包里装满松香面。遇到大姑娘小媳妇，男孩们兴奋不已，追着撒，或者像火龙一样围着撒。女孩们惊叫着，躲避到处喷吐的火舌，有人大声咒骂，有人低声哭泣。男孩们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后寻找下一个目标。有人吼了一声，火龙迅速离开大场，向村子深处冲去。村子中呯呯嘭嘭的乱起来，有人忙着关门，有人使劲推门，有人向抬着火把的男孩仍臭鸡蛋，烂番茄，泼洗脚水。火龙在村子里面东奔西窜，把整个村子搅得鸡飞狗跳。现在，我们依然在过火把节，但那样的情景，却再也见不到了。村里的大门，关锁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你瞧，路下的那一家，门上挂着的锁已经上了锈，院场的杂草齐腰深了。去年，村里有人办喜事，我和几个年轻人围成一桌，年轻人刚从外边回来，有北上广的，有周边省市的。听说，年后他们又要出去了。年轻人走后，村子留给了老人。一群老人呆在逐渐冷却的村庄里，守着逐渐老去的村庄。

紧走几步，就到了汞水河。河水继续东流，汇入那条穿过了菜园的小河，再顺着山脚往北流淌。在小河与那条有坡度的街道中间，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乡政府了。小时候，我们跟着大人喊公社，改称乡政府是后来的事了。公社大铁门里面，是一个可容纳百十人的院场。院场南边有一个平台，一米多高，后面是一排小平房。小平房面朝南方，和它正对面的二层砖木结构的转角楼一起，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小院里有花有草，还有两张水泥桌子。转角楼的楼梯设在东南角，抓着楼梯的扶手，顺着宽大的楼梯爬上去，两边是长走廊和许多被木板隔开的房间。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孩子，在村子里横行无忌，但一进入公社，我们就浑身不舒服起来，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连脚手都无处安放。我们一般不会走进公社大院，当然，外地的艺术团来表演节目时除外。艺术团进村表演节目时，场地一般就选在公社，它有舞台，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有高大的围墙和坚固的大门，不管什么人，要想看表演就只能买门票了。那时候，我们晚上的生活特别单调，有人到村里放电影，或者表演节目什么的，村里人比过节还要高兴。台子背后的幕布一挂，整个舞台就变得神秘起来。穿着红红绿绿的一群演员，从幕布后面钻出来，跑到舞台上跟着音乐节奏跳舞，接着一个男演员站到舞台中间唱歌，好像在歌唱一种叫牡丹的花，说它是百花丛中最鲜艳的花。再后面，又一个男演员出场了，一只手放在嘴边，另一只手不停的从嘴里抽出纸条，几分钟的时间，纸条就在地上堆成了小山。男演员又拿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宝剑，仰起头，举起宝剑，剑尖向下缓缓插入嘴里，最后只剩一个剑柄露在外面。沿着台边展示一圈后，男演员捏住剑柄，宝剑从喉咙里慢慢拔出，不带一点血丝。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就拼命鼓掌。院场的北边，印象中好像是一块荒地，或者也有过一栋老房子，记不清了。后来，那里盖起来了全村第一栋平顶房，二楼摆进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摆进平顶房的那一天，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晚饭过后，忙碌一天的人们梳洗打扮了一番，扶老携幼来到了乡政府，摆放电视的那间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窗子外面也站了好几个人。管电视的人开始调整频道了，乱糟糟的人群静下来，人们屏住气，盯着屏幕看那些不断闪烁的雪花点。一道细长的光带从屏幕上闪过，接着又是一道，光带的速度慢下来，接着变宽，然后几个人影出现在了屏幕上。有人“啊”的惊叹起来，马上又静下去。一群人坐着，蹲着，或者立着，对着屏幕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电视上的人影不见了，屏幕又成了不断闪烁的雪花点。人们把目光转向管电视的人。那人说，时间晚了，停播了。人们不乐意了，说你再放一下，我们还想看呢。那人说，不是我的问题，那信号是从北京来的，我咋管得着。要不，你给北京那边打个电话，请他们再放一下，有人壮着胆子出主意。你说打就能打啦，打长途电话要乡长批准呢。一提到要乡长批准，就没有人吭声了。人们开始离开，摆电视的屋子一下子拥挤起来，人们抖动麻木的双腿，一步步朝门口挪动。大楼随着人们的脚步颤动起来，好像也在挪动着，要走向某个地方。现在，你和那时的我们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走进乡政府。我可以确定，你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过乡政府了。以后，你走进乡政府时会发现，我所描述的那些事物，如今只剩下摆过电视的那栋大楼了。它和村子里哪些垂垂老去的房屋一样，身上挂满了沧桑，旁边是近几年新盖的几栋楼。也许再过上几年，这栋老楼也会被新的楼房所取代。

我很欣慰，你一直在听我说话。只有你，能默默地忍受我那些繁琐的、平淡如水的讲述。不像有些人，我还没开口，就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还是接着说。贡水河旁边，前面提到的卖猪场，现在成了学校的地盘。记忆中，卖猪场的西边立着一院老房子。老人说那是李家大院。自我记事以来，李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办公地址。我家就在派出所背后，门前的两条路，一条直接通往四方街，另一条过派出所背后与河边大路相接，通到卖猪场。派出所有大房，耳房，厢房，围墙很高，两扇沉重的木门朝向东方。印象最深的是那道高大的门坎。那次我走进派出所的时候，不得不扶着门坎，使劲提了下腿，才跨了进去。正午的院场静悄悄的，我的哭声一下子就塞满了院场。所长从屋里出来，笑着问，小娃娃，你怎么了。我爹打我，我要告他，我哭着说。所长一点也不急，笑眯眯的和我说话，拿出砍刀给我削甘蔗，在花台上捡了几个废电池，用刀背把电池盖敲下来，递给我。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用电池盖玩猜大小的游戏，伸出拳头，看握着的电池盖大小，大的做庄家。庄家把电池盖叠成一码，用两个手指捏着提起来，一松手，电池盖落到地上，跳起来，翻过来的就收走，接着趴在地上，对着电池盖吹一口气，翻过来的又再收起。一丢一吹之后，电池盖多数被庄家赢走了。剩下的电池盖再由小的一方进行同样操作。所长敲下的电池盖，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我捧着甘蔗和电池盖，把状告父亲的事忘了，满心欢喜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觉得门坎比进来的时候矮了一些。在那条直接通向四方街的小道旁，四方街口字一横的背后，有一院气势恢宏的建筑，叫周家大院。周家大院的建筑样式和李家大院差不多，同样建在一块高地上，大房，厢房，耳房，高大的围墙，笨重的木门。山墙头上的房檐镶着防火的石板，大房的南侧还立着一间角楼。有一段时间，周家大院成了乡中心校的办公室兼宿舍。黄昏的时候，有人推开角楼木窗，开始吹唢呐，吹一下，停一下。我们都竖着耳朵听。一直到中心校搬走，也没能听到一首完整的曲子。那时的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其它地方玩腻的时候，我们也会到周家大院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地下室。地下室在大房的正下方，出口对着铺着六角砖的院场。我们蹲在出口前看，里面黑黢黢的，似乎还有几个岔道。看了很久，终于不敢钻进去。

周家大院和李家大院，你都没见过。现在，乡中心校又搬回了吹过唢呐的地方，角楼不见了，吹唢呐的人不见了，大房，地下室，耳房，沉重的木门，统统不见了，变成了二层的一栋平顶房，几年前，见证过周家大院的那棵花红树也倒了。树上的花红果我吃过几次，脆脆的，果肉里像加了糖水。至于李家大院，自从派出所搬到乡政府对面后，大院就空了下来。后来，旁边的人家搬迁了，大院拆除了，原址上立起了几栋平顶房，学校从村子最高处搬了下来。学校二楼的窗子正对着我家院场。小时候，你爱在院场上玩，有时在院场边对着教室看，有时和丢粉笔头下来的小男生吵架。

该介绍学校了。之前的学校，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上学的时候，我们要经过围着土墙的小操场。多数体育课就在小操场进行。需要上篮球课的时候，我们就爬到学校背后的大操场上，那里有一个土球场。小操场和学校大门之间，是一道有几个台阶的土坡，两棵苦楝树上是一台，皮哨子树下是一台，学校大门前还有一台。很久以前，苦楝树上曾经挂过一个沙袋。一天早上，我在微弱的晨光中辨别着路面，小心避开雨水冲刷成的沟槽，走向学校。就在小操场边，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他身手敏捷，腾挪跳跃，和苦楝树上挂着的沙袋在缠斗。那段时间，电影队接连放映了几场《少林寺》，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像觉远一样，在苦练少林功夫。皮哨子树比水桶还粗，树身向着平台弯曲，树冠罩住了整个平台。平台上立着一根滑竿，上面一头绑在皮哨子树上。我们经常抓着滑杆爬到树上，再从树上回到地面。秋末的时候，树上熟透的果子掉下来，比橄榄大，我们把褐色的、满是皱纹的果皮敲开一个小洞，里面滚动着黑色的果核，嘬着嘴唇一吹，嘘哩嘘哩的响起来，像哨子一样。学校大门前是一个高台，路往两边走，都铺着弹石。两扇比大人还要高的木门，一推就吱吱呀呀地唱起来。大门从一栋木楼的中间穿过，两边是教室，头上是学校会议室和教师宿舍。也许是因为楼上有七间屋子的原因，人们把它称作七阁楼。穿过七阁楼，再爬几个台阶，就到了院场上。院场边有木楼梯通向阁楼，顺着楼梯，可以走到二楼的长走廊里。我们上过课的教室在七阁楼对面，木门木窗，屋顶又高又大，像庙子的大殿一样。听老人说，在用作教室以前，这里叫羊神庙。有几次，过节后回到教室，看到墙角烧过的几堆纸钱，心里会莫名的紧张起来，总觉得教室里有一些肉眼凡胎无法看到的神佛，端坐在周围，无声的看着我们。当然，这一间老庙并不是唯一的教室。在大殿北侧，还有一间不大的厢房，二层，每一层分别有一间宿舍和教室。大殿和厢房的夹角处有水池，水池后面是一排厨房。放学以后，住校的同学跑到厨房里，撅着屁股吹火，自己煮饭吃。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教室不够了，又在大殿的南边盖了一栋二层土木结构的瓦房，有四个教室。

现在，假如你爬到村子的背后，我所讲述的一些事物你依然能看到。有时候，回到老家，我偶尔会到老学校转一转。推开吱吱呀呀的大门，站在院场里，看七阁楼。恍惚中，我看到作古多年的老校长，背着双手，走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走廊尽头，拿起铁棒，一下接一下地敲打挂在檐下的铁筒，发出上课的信号。我听到，那些教室里又发出了琅琅的书声。二十多年了，大殿的外观仍然不变。门上挂着锁，里面寂然无声。我凑进木窗朝里面看，大殿里重新塑上了几尊彩色的佛像。很多年前我们看不到的神佛，现出身来，成了大殿的主人。在老家，上了年代的建筑几乎都被毁坏了，除了大殿。在大殿，我窥见了村庄的一部分历史，岁月的河流从时空深处淌出来。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融入了这条河流。

你提醒我，有些话已经说过多次了。我又在重复着说起一些话，我还会不断地提起。到后来，重复某些话语成为一个习惯，像每天重复着吃饭或睡觉的动作一样自然。这个习惯甚至会改变着你。多年以后，你会不经意间就说起南京，说起应天府和柳树湾，像我一样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一次接一次的重复中，词语中的某种情感苏醒过来，我们心跳加快，耳聪目明，听到了几百年前祖先们留下的足音。地名里面藏着许多故事，一些没有传下来的故事。我猜想，一定有一个足以威胁到生命延续的理由，才让几百年前的祖先远离故土，先是落脚大理，最后躲进群山环绕的山村。或许，这个重大的理由和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有关，比如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西征云南，比如沐英征二百万工匠建设战乱后的云南，比如朱元璋强行将南京应天府的一些大姓迁到云南，再比如明清时期许多外省人进入滇西，到宁台铜矿厂开挖铜矿。在传下一串古老的地名后，祖先们闭上了双眼，将秘密带进了村庄深处。在老家，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念着一个不知传了几代人的地名。

关于老家，我还有很多的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在你面前讲述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记忆，一些情感体验。我想说的话很多，说出口的只是一小部分。有些话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有时，我在想，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一些记忆，在你看来，或者别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罢了。就连养育我的老家，对于你，也只是幼年时住过的一个地方——那时的你还小，应该没有太多的印记。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喋喋不休就像深陷蛛网的虫子，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然而，面对老家，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在固执地坚守着。我不知道自己能守住些什么，但我异常清楚，假如和多数人一起沉默下去，我们失去的东西将会更多。

好了，我还是暂时结束我的长篇大论吧。我的声音一消失，身旁的世界就静了下来。你会发现，老家的一些东西，和你以前看到的似乎有了那么一点不同。

（本文首发于《滇池》文学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