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和《定远县儒学碑记》

杨慎和《定远县儒学碑记》

化佛刀客

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可谓妇孺皆知。而杨慎和楚雄牟定县有一段教育佳话，就鲜为人知了。

　清代《定远县志卷之七》载，定远县(今楚雄牟定县)于明代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由云南按察司提学副使（明代官职，按察司的副长官，正四品，类似现在的教育厅副厅长）胡仰斋倡议政府办学，获得朝廷批准后，又委托在昆明游学的杨慎写下了《定远县儒学碑记》一文。石碑原件现存牟定县文庙中，碑记全文如下。

云南楚雄府属县曰定远，旧未有学。按察司提学副使仰斋胡公建议，上请于朝，始命建学，盛举也。经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冬，释蔡于二十七学长至。学成宜有记。县之官师请于胡公，乃猥以慎尝从事秉笔，后属为记之。

慎按参《图经域志》，定远在汉为越嶲郡地。三国时诸葛忠武侯征南中，营于此，今之望子洞遗址尚存。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贞观中更名髳州，后讹称牟州。宋世沦于段、高二僭彝。寻至元立牟州千户，至正改定远州。国朝因定远之名而降州为县，百七十年而始命建学。

皇明文治之遥，声名之盛，使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尔多士生斯时斯地，亦厚幸矣。呜呼！汉之斥土名取越嶲者，以斯地实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以辟土服远言耳。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犹未遑。唐则先服后叛，宋则划界陆沉，元虽合为一统，而旧俗无纪焉。国家以纲常为治，礼乐为教。云南虽去神皋万里，而气厚风和，君子道行，已于洪武初元，荣被天言之褒矣！咨尔多士，涵沐圣涯，岂可以憬彼自弃乎？矧髳濮之名，已见牧野，其归仁膺化，已北于武王允清之世，而武侯之所过化，则淡泊明志之道真，宁静致远之心学，诸士子独无兴起之思乎？夫学亦多说矣，肇始于六经，发挥于诸子，更仆未可终。而走也独举武侯淡泊、宁静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学立师，必本其地望，希贤怀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远，固名宦之称首巨擘，亦后学之指南元龟也。藏焉修焉之余，而俯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泳焉绎焉，亦可以为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圣，敢谓无其人乎？敬书以俟。

若夫建学皆有劳者，皆列其名衔于碑之阴。

碑文译文是这样的——

云南省楚雄府属县定远县，过去没有官办学校。按察司提学副使胡仰斋先生建议，向朝廷请求创办学校，后获得准许，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盛事。嘉靖二十六年冬至这一天学校建成并举行开学典礼，首招学生二十七人。学校建成，应该有点文字记载，县官向胡仰斋先生请求，胡先生谦虚地认为我经常从事文字工作，就委托我执笔。

我翻阅了《图经》和《域志》。定远县在汉代属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三国时期，诸葛武侯南征，曾在这里驻师，现在还留有望子洞遗址。唐武德四年，这里属于西濮州，唐贞观年间更名为茅州，后来讹传成牟州，宋代归属大理国。元代，这里设置牟州千户所，至正年间，改为定远州。大明朝因定远的名字而降州设县，历经一百七十年，才恩准建立官学。

我大明朝皇恩浩荡，文教礼乐治国之名远扬边疆，儒学之道和朝廷圣王之道融为一体，远播边土。我等众多有学之士，能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国家，真是幸运啊！唉！汉朝开疆拓土取名越嶲，就是因为这里属于越嶲水（金沙江流域。《公羊传·至嶲释文》故邛都国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来彰显它的盛大。然而不过是表明大汉朝威服了这块土地并使人心归顺而已，但事实上，诸葛武侯南征，天威虽然浩荡，文治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唐代先征服后来又背叛了，宋代则被划归大理，痛失边土。元代虽然一统天朝，但地方旧俗未改，民心未化啊！

一个国家，以三纲五常为治国之本，以礼乐制度为教化百姓之本。云南虽然离朝廷万里之遥，但是民风淳朴和美，君子之道得以传播，早在洪武初年，就荣幸地得到皇帝的称赞了！这美丽的地方啊，沐浴在圣朝的光辉中，又怎么能因为天高圣远而自暴自弃呢？更何况，“髳、濮”的名字，已见之于边境地区。把这里称做“仁”并需进行礼义教化，其方向已在武王允清的时候就有预兆了。而又经过诸葛武侯南征的教化治理。这里的人，淡泊明志真心追求，宁静致远诚意求学，我们这些士子，难道就没有发志兴学的想法吗？儒学典籍浩繁，开始于“六经”，发展于诸子，更是前仆后断，没有终结。所以，我们更应该发扬诸葛武侯淡泊、宁静的伟大品质，用古人的高尚风范建立学校，一定要本着地方人民的希望，思贤若渴，追怀古圣，师法儒学先圣大德。过去，诸葛武侯在定远，本来就是非常杰出优秀的名人大家，这正是我们这些后人值得借鉴的行动指南。我们在缅怀、学习之余，俯察、仰视；在休息、游乐之余，歌唱、论道，这样也可以为定远人民做点事了。于是行动起来，一心向上，努力不懈，期望出贤出圣。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恭敬地写下这篇文字，热切地等待着。

那些对建设学校有功劳的人，列出他们的名字，刻在碑的背面。

杨慎在《儒学碑记》中，首先记述了诸葛亮驻师牟定的史实。其次说明了他的依据来自《图经》和《域志》。这是什么书呢？这是明代的地方志书，统称《九州图经》。成书于明初，是中国最早系统叙述地方行政和区域情况的志书，由政府统一编撰，也就是说，杨慎所述的情况，在明初的政府志书中就有记载了。

《儒学碑记》中，还详述了明末牟定县的“文明”状况，兴办学校的必要性。那时，牟定的教育是十分落后的。杨慎说“文治犹未遑”，意思就是文教礼乐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做。其次，牟定民风淳朴，教化可期，“气厚风淳，君子道行”，这就是教育的基础。其三，他认为诸葛亮驻师牟定，对牟定有深远影响。明万历的《云南通志.卷二》：“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那么牟定也应当有诸葛亮的移民。杨慎在文中要求牟定人以诸葛亮的精神为榜样，多多努力，把牟定的教育办好，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定远县儒学碑记》是牟定现存的最早的实物史料，对研究牟定教育史甚至是云南教育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个大宝贝。可以说它是“牟定最早存留的唯一实物证据”。（本文首发《山东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