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先生

我常常做梦，醒来又大多记不清楚，而差不多每次梦醒能复想出来，几乎都是有关我启蒙老师彭老先生的。可最近好长时间不知怎的却梦不到他了，便觉依然还常做的许多梦都是那么多余。

我与彭老先生第一次相见，还是我家从L省搬到J省的第二年，舅舅一手张罗着刚刚盖好了房把家安定下来，爹、妈合计说：“然十岁了，学校开学得让上学。”

不久，学校就开学了，我便跟着姐姐去了需走三里多路的学校。一趟大草房，屋檐低低的。姐把我送进最东边的一间屋里。这屋还算宽敞，排着三排破旧的课桌，我便在南排第三一个空位上坐下，等着上我人生的第一堂课。

人越来越多，乱哄哄的，都是由大人送进来并找好了座才走，有的桌坐三个，有的桌坐两个，不久就都坐满了人。

“当当当”，院子里传来几声脆亮且悠长的钟响。过一会儿，一个老头儿走了进来，屋里的嘈杂声便马上停止。老头儿把掖下的一摞本子放下，笑吟吟地满屋看了一下。他方长脸，紫红面，有点瘦，深隊的眼神带着一种慈爱的威严。

“我叫彭九文，从今天开始，由我教你们。”

“我知道！”

“我认识你。”

“我也认识。”平时认识他的七嘴八舌立刻又闹哄起来。

他不生气，一个一个地问多嘴同学爸爸的名字，看看是不是能认识。好一会儿，他走向黑板，写了一排字，然后说：“现在大家先照着黑板练习写这几个字，认真写，一会儿我检查。”于是，大家都安静下来，开始瞅着黑板照着葫芦画瓢。

他便拿起一个本子，开始从左边第一桌起一个个登记学生的名字，同时询问住几队，家长叫什么。我家刚刚搬来，自然他是一无所知。

很快，花名册建成。他走回讲桌前坐下，说：“字都写咋样了？有没有写好的，拿来我看看。”

就有几个立刻跑上去，陆陆续续的，屋里便又出来许多嘈杂。我对着黑板一遍一遍地画，总感觉跟黑板上的比相差实在太多，终究不敢拿上去，便一直在那里不停地画。

他逐个看了一阵，见没有再往上拿的便走了下来，挨桌地看。当他来到我桌时，我蓦的紧张起来，拿笔的手酸酸的，字更是怎么也画不出来了。他歪着头看了看我的本子，随手拿起来走回台上，把本子比向大家说：“都看看，你们写好了写好了的却写成那样，看人家一声不响，字却写得板板正正。”我没想到，我那并不让自己满意的字居然受到了表扬。

那时学习并不紧张，玩的时间比学习的时间少不了多少。很快就到期末考试了。这次是统考，监堂老师都是外校来的，本校老师也都到外校去，那严肃劲儿一时难免让人心里发慌。只两科，语文和算数。监我们堂的也是一个老头儿，看样子跟彭老先生差不多一样和谒，等到答卷开始时心也就慢慢稳下来了。依平时所学，答起来并没觉得费劲，只算术卷中有一道题，要求分别写出加减法口诀，却让我真正摸不到头脑了。“口诀”是什么？一点都没印像。加法？减法？口决？最后，我把精力集中到“加法”、“减法”、“是什么”问题上来想。我曾记得书本上在学习加、减、乘、除法页面中有被染成深色文字的框，是用来说明如何做加减法的方法的，想来那就是所谓的“口诀”吧？我便把它们写了下来。

考完试放假几天，再上学，老先生一见我，立刻上前拍着我说：“老张，你可真不赖！”看那劲儿，就像平时总想找人撕闹的大班生。这次考试我班成绩排名很好，而这道题答对的全班只有我一个。

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当了学习委员，后来又成了班长。

那时学生的年龄都较大，比我大的还有很多，而我又不是一个能管事的人，班级管理得并不好。

冬天教室内需要取暖，屋中央安个铁炉，用铁制炉筒从窗户穿至屋外。墙角堆上一垛学生各自从豆地拔来的豆梗，就是整冬取暖的烧柴。下课，在往炉中添柴时，我发现堆底有落下的金黄黄的豆粒，就随手拣了一把放到炉盖上，一会儿它们便“劈劈啪啪”地边响边跳，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来，引得周围同学都过来抢，瞬间便被一扫而光。几个没过好瘾的立刻又趴到堆底继续找，并把底下的豆梗往外拽，试图能多发现几个，任凭怎么拦都拦不住。一群人往返劳碌，“劈啪”响个不停。正乱得起劲儿，钟响也没人听到。忽然，一声断喝，老先生已经怒目而视地站在了我们面前。六七个均被老拳逐个打了两三遍，最后全服了了事。这次似乎是见到他的第一次发火。回家总觉额头有点怪怪的，用家中仅有的一个小镜照了照，见右眼上边长出一个不小的包，眼圈也成了紫色。

家长是绝不在意这些事的，或许根本就看不见。第二天照常上学，老先生悉如平常，像昨天的事没发生一样。我心里高兴他也没有看见。

老先生平时和气得很。有两个女生有时竟敢搂着他脖梗撒娇，还说哪天想帮他介绍个老太太。“净胡说，再胡说我打你可别哭。”可她们再说他也并不动手，依然看着她们拿上来的作业本。有个同学从家带几根胡萝卜，放在桌堂里偷吃，老先生发现便也拿一个，用生火炉做引柴稍细一点的玉米杆劈开刮净，把椅子拉到靠近前排学生课桌前坐着津津有味地吃。有多嘴的问：“老师，好吃吗？”老先生笑眯眯地回答说：“好吃”。

老先生家就住在学校后墙外，两间房，由自己照顾着一位失明的老母亲。记不清哪年帮送点什么东西去过一次，屋里整洁、朴素，一眼看去，感觉和我见过的人家都不一样，让我难免生出一种莫名的肃敬感。

在课余时间，有时老先生也讲一点他的过去。他一辈子教书，原来一直教高班，哪班最不好管领导就让他去。曾经有一个班，班中大龄生多，称“爷”的都排成了队，“大爷、“二爷”、“三爷”全都有主，不服者就用武力去解决，把老师欺负得直哭，上不了课。他接手，第一天没进教室就听满屋正闹得乱，不知是哪个“爷”正坐在课桌上发表“演讲”。他进去一嘴巴先把那“爷”掀下桌来，再连几拳，那爷便立刻俯首告了饶。再问剩余的几个“爷”是谁？自然再也没人敢应了。老先生郑重其事地说：“今天由我接这个班，我叫老太爷，是专门来治爷的。”从此，那班没人再敢讲究辈份了。

老先生说这次从头儿带个小班，是他特意要求的，因为五年之后也就该退休了，他说他希望让自己有一个完满的始终。彭老先生全校资历最老，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书教得好，脾气也大，人们给起外号“彭大倔子”。

记不清哪年了，正全面流行麻疹，几乎所有小孩都轮了个遍，我也自然没能逃脱，更甚的是，我还趁机搂了个肺炎，在死神面前扑腾了近两个月，学都上不了了，最后还是死神说：“我也累了，看来我抓不走你了，你还是回去吧。”

那时，我躺在炕上，一闭眼睛，自己就像《沙家浜》里的游击队员一样打着把式到处乱转，悠悠的，总也不能停下。有时，老先生忽然出现，就把我拉住。我便能睁开眼，看看书包，就想到学校。

时间真长，身体也弱得很，每天躺着，闭上眼晴就总是练着那电影里的功夫。后来，终于开始有了点力气，便拿出书本，看完学过的，再按着拼音一点一点地向着尚未学到的部分看下去。

一天，太阳老高了，我跟妈说：“我想上学去。”

妈看看我：“要不再等几天吧，走路还不稳呢。”

我说：“没事，我小心点，慢慢走。”

妈没再坚持。我背上书包，独自又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应该已是第二或第三堂课了，我才见到我们班的门。我轻轻地敲了敲，老先生来开门，一见是我，上下不住地打量，一边不无惊呀地说：“真是，我老张上学来了！”马上拉我到原座位，把坐在那儿的一个同学调开，然后让我坐下。看我把书本、文具盒都拿出放好后，才又回到黑板前继续写这堂课里需要学习的生字。

黑板的字一写完，老先生立刻拉着椅子坐到我桌旁，拿起语文书，问我课程落下多少。我看着黑板上的生字说：“没落下多少，这些字我认识。“我就把黑板上的字从头念了一遍。

老先生诧异地看着我：“你认识？我再考考你。”他随意翻到几个页面，念着句子和生字，让我像考试听写一样写出来，最后拿起本子，拍我一下：“到底是我老张，真行。”然后拉椅子回到讲台，把我写出来的字展向大家说：“你们都看看，人家自己就能学会！”

时光流逝，本来就有点大龄的学生也越来越不本分，开始学着大班生打架。当时学生多，我们同级有两班。我们一班同村的男女生合起六、七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和二班的人发生了矛盾，每天放学，二班一群人就等在我们回家必经之路上堵着干架，一直要追到我们村前不远的一个树带才肯回去。开始，他们并占不到便宜，后来他们中两人分别找来五年级的哥哥加入战队，我们就落了下锋。近战时间往往很短，通常都是退却后再用土块反攻，我家是平原，想找石头一类的硬东西是不容易的，他们也只能用土块再攻，然后我们再退，有时都过了树带他们也不退去。两三天后，不知是谁，把这事告到了学校，学校会同各班老师对双方“头领”进行了批评教育。

然而收效不大，只停一天，放学路上又被他们拦路追打，且更凶、更猛。他们大大小小一堆人，各各书包卸下，轻装上阵。我们依然采取尽量少的短兵相接，找机会相互掩护撤退，然后用土块尽力反击。还好，那时小孩打仗，带伤情况很少出现，大多以震慑为主，如果一对一，只要对方一哭，另一方就会马上得意地收兵。

第二天，早课钟响老先生半天没来，就有说看见了学校办公室昨天参与截道的那两个大班生正在办公室里受训斥，显然打仗的事也不知又被谁告发了。

过了好一阵，教室门“唿”地打开，两个大班生踉跄相继而入，彭老先生手持一根玉米杆随后进来，把门“呯”地关上，大喝道：“你俩给我跪下！”俩人没反应，脸都不朝老先生。“啪“、“啪”，秋后尚未干透的玉米杆着实地拍到两个大班生的跨上。“跪下！”一种威严瞬时传遍整个房间，让人不敢直视。“啪、啪”又是几下，两个大班生终于开始正面求饶，有一个腿一弯眼看就要下去，但见另一个还直直的也才又直起来，都哭了，保证说：“下次不截了。”

老先生怒不可遏：“能不能算数？”

“能。”

“那你们听好，再有一次，饶不了你！”

“再不会了，保证。”俩人连声“保证”。

“你俩听好，我再说一遍，再有一次，断饶不了你！”老先生打开门放他俩出去了。

第二堂课老先生依然来得晚，开门时见校长也跟了来，一直争辩到门口，老先生进了屋才回去。老先生愤愤地摔上门，吵架似地自言自语说：“能给我整哪去！”上堂下课时又有好事同学回来说，办公室还在吵，截道那俩大班生跟校长家住一个生产队，校长不让了。

不知老先生到底怎样，而我们却再没被截过。

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母亲生病，好长时间都不能做饭，这个工作便落在我的身上。中午那顿我要提前一节课回到家里，收拾好后再赶回学校。

忙活点在我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只一件事，却每天都像过鬼门关一样考验着我。

往返学校不算很长的三里多路上，村门前那个必须经过的树带里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坟，不知从何时起，对这里产生了不小的恐惧，也许是大人们常常讲那些鬼怪故事造成的。人多不觉怎样，一个人经过就每次都跟死里逃生一样。记得当时小道两边的庄稼都高高的，四顾哪里全看不远，只一条不宽的路时而曲折地向前伸着。我只能手里赚着一把铅笔刀，离树带老远就先做好准备，下定决心。心跳得历害，仿佛空气都是凝固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心跳和“嚓，嚓”自己的脚步声。这时我就全神贯注地去想像出哪里有一大片花正盛开着，或者老先生的一双眼正在哪里望着我，尽管不时的头皮发麻，头发上竖，自己的脚步声一会儿又像后边跟来了什么，但千万要死命坚定住，绝不能跑，也不能回头，就当自己也是鬼一样，直着眼一步一步地挺过去。那树带仿佛魔界一样，只一个固定范围，过去了，紧缩悬吊的心便立刻释放，看看手里的小刀已经沾满了汗水。

母亲病了很长时间，我都是每天独自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一次。

一天，老先生跟我说：“太难为你了，这段时间班里的事就先别管了，我找个能镇住的先替你管着，等你妈病好再给你换过来。”那阵儿我真的是已经顾不上许多了，况且说心里话，我也实在管不住几个人，便亳无怨意地顺从了老先生的安排。

五年快毕业的时候，老先生果然恢复了我的班长职务，加上以前的几个头衔，我便带着当时一名小学生能有的所有荣誉升上了初中。

当时条件太差，照个相要跑到八里外的公社，加之又愚，遗憾没有留下老师的一点点影像，我的固然他也没有。

以后前两年也见过老先生一两次。一见他就先问我学习的事。初中时我一切还都好，他听了很是高兴。

把我们这班送走后，老先生果然退休了，第二年便搬到了城里。有跟老先生原来住得近的同学说，老先生有时也回来，每次都打听一下我的消息。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又生病了，上不了班，全家便一个挣工分的都没有了，人口又多，吃口粮本来好几年都是欠了“三角债”，我揣摸，这书我是没法儿念了，就决定回生产队挣工分养家。这年期末全国恢复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中考，我错过了这次机会。

姨夫是中学老师，知道后和姨亲自到家劝导了一通，终于让我又燃起了上学的欲望。学校再开学时，学制改成了初中三年，还通过考试设了“快慢”班，我进到“快班”继续开始了学习。

一年很快过去，我顺利地升上了高中。这年高中又分了“文理”科，我理科好，自然就去理科。理科班的人非常多，有的课桌甚至得坐四个人，而文科班却萧条冷清不少。似乎是过了一两个星期的样子，班主任突然宣讲起文科对于理科的各种优势：属于冷门，将来高考竞争压力小云云，劝导有兴趣的可以去学文科。几次，我便成了告别拥挤奔向宽松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

由于订教材时订的是理科，文科的地理、历史书又奇缺，到处都找不到，去县图书馆也白搭，但决定了的事也没想反悔，就凑和着借一借同桌的书看，重点的就抄下来。其实文理科差的只是理科的物理、化学和文科的地理、历史。刚学几天我就知道，选学这文科是个错误。“雾月政变”，它非要你死记是哪国哪人哪年哪月哪日发动的，我想，这时间有必要弄得这么叫真吗！我便开始厌倦，时不时又想起“农村天地，大有作为”来。可复读时姨和姨夫明明说好，怎么也得把高中读完，就也不能再去自作主张了。

高考没有考上，顺理成章归入了农村。有一次遇见同学，说老先生前几天回来一次，又打听了我的情况。我的心里便骤然升起了一种强烈的羞愧甚至是负罪感，渐渐地便害怕见到他了，也怕再听见他打听了关于我的消息。

但我更能经常在梦里见到老先生。跟以前的梦一样，都是他依然在当着老师，却从来不跟我说话，明明看见了也不搭理我，我便知趣地悄悄赶快溜走。有时也梦见，自己又回到学校复习去了，却总是啥也不会，老大的人混在小孩子中间，更没脸去见老先生。

我发誓：必须让自己找到另外一种谋生手段来。我从一本《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入手，开始自学修家用电器。其实那时的家用电器少得实在可怜，富点的人家顶多有个收音机，每天一到时候就聚一大堆人听《岳飞传》。我自己先做台“来复式收音机”，用薄木板装上，干活时背在腰上用耳机一个人听，让大家十分好奇。第二年，有次遇到同学说，老先生已经没了快半年了。我一时无语，同学走后，我躲在屋里失声大哭了一场。

家电修理我一口气做了近二十六个年头。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后，就一直靠着《无线电》这本杂志一点一点自学，终于发展成能够修理彩电、冰箱、电机、水泵、影碟机等农村可以遇见的所有家用电器，完全获得了广大顾客的认可和信赖，第一批在镇里买了门市楼，同时还开了电器商店。老先生仍然总是在梦里出现，也还是总不理我，我也还是溜掉。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梦中我总是不能跟老先生说点什么呢？这事让我十分奇怪。

因为不得已原因，前几年，我还是索性把商店和修理部都关了，把店埔租了出去，举家来到对于我相当陌生的地方，筹备开建一个未知成败的果园。巨大的劳动量是我早就顶料到的，竭半生努力开创成功的事业戛然而止也不是觉得怎样可惜，只让我无法承受的是，一个尽力维护、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到底还是散了。一时，就像被向导带入陌生大山而向导跑掉了，使我一个人扎进大陷阱里，任凭绝望、挣扎、衰嚎……仿佛就要死去。

在那些埋人的蒿草、杂树中；在飘雨、飞雪的冷风里，又是老先生不时地出现，依然不说话，只用一双严历且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说：这里绝不是你可以躺下的地方。

终于六七年又过去了。乱石遍地，杂树、野草横生的荒山终于成园了。每个边角全都栽满了果树，均用围网圈起来。整园共三个山加一个超大院落。每山登顶，都可以让人望尽无限的远，层叠的山，天边的云相互混迹，难分彼此。天气晴朗，烟气散尽，登南山从不远的山缺处北望，云端上便会现出一座城，绰约有致，像海市一样，那原是五十多里外的公主岭城。每每贮立山头，便可把心绪随风尽情地放飞，飞向那想去的任何地方。山山几乎都成了梯田。从没施过化肥，打过除草剂，更没用过任何催化类药物，只施农家肥和田草复肥，农药也打得很少，这让各种果儿和间种的作物均品质上乘，深得大家喜爱。对于这园，我从心底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自诩：说不清为谁，我还是保留下了这样一片净土。老先生爱吃的胡萝卜每年必种，品质极佳。老先生当年吃到的是什么味，我自然难以知道，但想来，我种的至少不会比那个差的。我给这园最后定名“怡生园”。

老先生断来不了“怡生园”的，但我很盼望老先生再来我的梦中。我不知道，这会儿我还能不能有勇气跟他说点什么了。可是老先生怎的就不来了呢？

还能再见到他么？早晚能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