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搞报道那阵子,由于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写单位集体活动的稿子不多,就是写了也刊不出来,因为单位的活动也不怎么新鲜醒目,这样单位领导就有点意见,说你怎么老写老百姓的故事,就不能写写集体的事情。
我对集体活动不是太感兴趣,因为我们的单位处在最基层,大事小事都是响应上面的号召,没有创新,你开展的工作人家也在开展,全市就一张报纸,不可能每个单位都有可能发表,只好写些“四季歌”、“豆腐块”,发给县上的广播讲讲,应应差。
我对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故事很感兴趣。要想在发稿上见成效,就必须寻找老百姓身上的鲜活故事,因为老百姓的故事最生动最精彩,只要写得好,不管是编辑还是读者,没有哪个不喜欢的。
一次年底,单位召开表彰大会,有一同事专门找到我,叫我全程参加这次大会,会后写篇稿子在报纸上发一下,让咱们单位在全市亮亮相。我的同事比我先来几年,在我眼里他就是领导,我当然要听领导的。我全程参加了大会,但我对大会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会议全市各单位都在开,我不想写,写了也没用,单位的会还有市里的会重要吗?
不过我对会上的一个插曲产生兴趣,那就是一个外地人竟然站到台上去接受颁奖,那时人们外出打工都很困难,怎么可能有外地人在咱这里获奖呢。会后我一路跟踪这个获奖人,想看看他究竟是哪里人,在咱们这里是干什么的。
一直跟踪到一个村子,在几幢长长的民房前停下来。我仔细一看,这哪是民房,这是几幢鸡圈,里面挤满了肥壮的淡黄的母鸡,在一片“咯咯”声中抢食吃。
这位获奖人是个外地人,几年前承包了村里的几幢闲置的房屋,饲养了一千多只鸡子。据村里人讲,这人不仅自己富裕了,还带动村里人一起养鸡致富。我赶紧找这人谈,找村里人聊,把情况弄透了,回去连晚赶写了一篇长通讯,叫《领奖台上的异乡人》,稿子发出后,不要说市里省里抢着发了,《农民日报》竟然发了头版头条。
没高兴几天,同事找我谈话了,说我写那么长的稿子,里面竟然没有一句领导的功劳。我觉得很好笑,故事的亮点不是领导的功劳,而是人家老百姓的辛苦和奉献。这个同事说,你真是一点用没得,下次咱们单位再搞活动,咱和你一起去送稿。
估计这位同事被批评了,要不怎么要亲自上阵了呢,要是再搞活动,单位的稿子再上不了市里的报纸,估计这位同事和我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第二年春天,单位在上面的动员部署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活动。同事叫我写篇稿子发给市里去。我说发不了,只能在县里广播上讲讲。县里有个广播站,广播站有个新闻节目,专门广播各单位的新闻稿。
你不行,我来。这个同事不服气,他要亲自动笔。我也乐在其中,觉得我发不了市里,同事也许真能把单位的活动发到市里的报纸上。于是我就屁颠屁颠地忙前忙后,端茶倒水。
同事忙了大半夜,后来听说左推敲右推敲,还把稿子送给领导改了又改,终于弄了两大张纸。我佩服得不行,因为我看到同事手里的纸上,工整的硬笔书法钢笔字写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不用看内容了,就看这字,就赏心悦目,感觉这是一篇好文章。
第二天天一亮,同事就带着我跟早班车去市里送稿,天要中时,我们赶到市里的报社。报社有一位编辑接待了我们。我觉得编辑和我的同事很熟,因为这位编辑不仅把稿子留下了,还留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饭是在报社旁边的路边店吃的,虽然简单,但是热情如火让我很感动。
临回时,编辑还把我们送出门,连声说,走好,走好,放心,放心。我们是一百个放心啊,稿子是亲自送来的,还热情的接待我们吃饭呐,这哪有办不成的事啊。一路上同事满面春风,我也是打心眼里佩服,默默下着决心,一定要向同事学习。
过几天,那位编辑来电话了,说是稿子安排在某月某日,叫我们注意查看。那天邮车还没到,我就早早地在单位的传达室等候。邮车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报纸翻出来,可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咱们单位的稿子。我只好拿给同事看,同事也仔细地翻看半天,突然指着报纸说,在这呢,在这呢。
我一看,原来在一句话新闻栏目里有四条新闻,其中有咱们单位一句话:某某单位完成植树造林万余株。同事拍着脑袋大喊,就这几个字啊!我说,要不是算上咱俩的名字,字还少呢!
想当年,发一篇新闻稿多难啊;想想现在,信息发达,自媒体多如牛毛,随便写个三句半都能发出来,洋洋洒洒写个万儿八千也照发不误。但和那时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就是发上一个字,那也是闪闪发光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