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才发觉他真的死了
在一年深秋。
蝉鸣退却,一季盛夏的热烈,并不能使枫叶枫花博得一些关注——人总是这样,有什么便看什么,之信得眼下的,偏把生时将尽的枫们视为奇珍了。
红叶落满阶下,满园的生气也随秋风转头而空。望去,也只是觉出悲凉来;又由萧索中,恍然看出些不羁。
如此的季节里,楼上的夫妇有了喜。
主家丁氏,名得一个复杂的字组,已然不记得,只知道其名写在一道,二繁一简,颇得滑稽。
丁先生长的高挑,无论寒暑都穿着宽松的衣物,短衫长袖,也看得同样滑稽。戴着一副墨色眼镜,脸上已有了深深浅浅的细纹,一只手看着相当消瘦。每次楼中遇到人,便还似以往般走着,而后将身微微一侧,极顺滑地与人擦肩而过,眼中仍对着前方,让人琢磨不出是喜或悲;如是在路上见着人,不管对方有没有打招呼,他便总是轻点一下头——这也让人觉得他与众不同了。
他是这栋乃至附近几栋中出了名的“有名望”的先生。
邻里间大多是极熟悉的,如果在外巧逢,便总会热情地高呼一声对方的便称;但不论谁见了丁氏,都得加上助气词,用上敬称,叫上一生“丁先生。”——却有些戏谑的味道了。
对于他人的职业,人们总得是做出些腔势来,对于丁先生的职业,人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在机关工作的,理由是常见他在政府大楼附近。有人说他是个学师,因为他长的一副书生样……到底也没能讨论出个结论来,只能模棱两可地得出“做得一份有名望的事。”
丁先生的妻子,姓甚名谁不知,也不便于过问。她平时总是不露面,众人谈及她时,便以“丁夫人”一笔带过。
但人们都认得她,无外乎是因为一旦发生点什么事,她总是在人群外远远地瞭一眼,而后似是满意地去了。
他们有喜那年,丁先生家中热闹至极,有时一整宿人声狗吠,扰得我睡不着觉。可或许那只是声势上的闹腾,来的也不过是些等闲之辈,没见得什么贵礼;而丁先生又为了维持他的“名望”,特意大摆了几桌宴席,到最后脸上也没见得有什么喜色。
后来,那孩子出生了。
丁先生给他取名“浮笙”。
我时常疑心这是极好的名字,但后来,便愈发觉得可惜了。
他长得极像父亲——同样的浓眉大眼,一样的高挑身材——他早在青年时,便与我相高了,不过他并不戴眼镜,这更易于让人看清、直视他的眼睛,那对深沉的,透露着生息的眼睛。
但谈及行性,他便与其父大为迥异了。
用丁先生的话来讲,他“实在在沉不住气”——他这么与我说时,还是盛夏,但他却穿着短衫,汗水已然浸湿了一半,还是如此一般滑稽。
他虽不出去跑闹,但也不如他的父母一样“无外事不出门”,而时常在外面逛逛,也总能见到他在人群热闹处读些书——他后来与我说独爱如此凡世尘闹,却不扰其心的氛围。
这差异之大,便让我疑心他是否如他的母亲,但当我看到丁夫人那略带疑查的眼睛,我便打消了这一年头——浮笙对别人,总是极宽容的。
我时常能在外面见到他,他也与我渐渐熟络起来。
我始终认为他生在这个家中是不幸的。
每次他与我一道时,总是轻松的,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算大的年纪,不存在与他的隔阂;也可能因为我上过大学,认为我是楼里难得的清醒之辈。
他看得很杂,不光是书,画作电影也是来者不拒;但他又看得很专一,不看流俗之片,不读无用之章——这总让我敬佩,他的思维也因此不会参杂外物的情感。
他时常与我谈论,但其实只是他一人长篇大论,我并不经常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那么听着——这对于他已经极满足了。他总能说出些与世不同的话来:当别人都在用私利体察世界时,他却希望天下大同,总让我认为是“说给几百年后的耳朵听的。”他抨击旧时之道根本上的封建,悲叹于英雄历经千古只剩下“成败”;他常说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是他追崇的“英雄”,后来看来,不论思想经历,他们二人还竟真有些相同。
凡事事与愿违。
他常读书,但不善于文;他常谈逻辑,却不精于理,因此他的父母一概而论他是失败的——他没有优异的成绩,却又想得太多。因此他被认为看得是糟粕之书,谈的是中庸之礼,家中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他又偏偏不够强硬,每次都终于服软,再等待下一次的变本加厉,而后带着泪来寻我了。
又是一年秋日。
那天,他突然来找我,我知道他一定又是被指责了,便将他迎进来,楼上的铁门一声巨响,而我也习以为常了。
但这次他显得格外平静。秋风寒瑟,我便快步去关了窗,顺手扫去窗台上的一行落叶,纷纷扬扬地向下飘落去。
他正看着我养的花,率先开口
“您说,有一种花,生势极好,长势极慢,暮春长根茎,夏末生枝叶,秋后结苞骨,最后又会如何呢。”
“长了如此久,那这必然结出惊世骇俗之花吧。”
“不,”他依然极平静地答道,“它什么也得不到,根本就活不过冬天,北风不会记得它付出过什么。”
说完,我愣在当场,他也不加阐释,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正要出门,却又忽的转过身来,似要与我道别,却说出一声“谢谢”来。
后来我再想他当天说的一番话,便觉得振聋发聩了。
楼下的铁门一声巨响,他再也没回来。
此时,我才恍然回过神来,缓缓打开窗,摊开手,一片落叶恰落在手上。
马上是冬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