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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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离开东北农村老家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在村头看露天电影时的情景，不时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接连不断的发电机，俗称“电锅”的“突突......”响声，不时的还会在我耳边响起，经常会把我带回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村西头的生产队队部大院内，和广大村民一同在宽大的银幕前看露天电影的年代。
那是在乡村电影文化还很落后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所居住的黑龙江省泰来县胜利公社(当时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称呼)查干大队李家屯，也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看电影是当时农村老百姓最喜闻乐见和最稀罕的事情。记得我从懂事起的六十年代初期，就会天天盼着县里电影放映公司的一位绰号叫“张大下巴”的放映员能来我们村里放电影，仿佛在他身上就闪烁着电影的光彩。只要一听说他来了，确定当晚村里要演电影或听见放电影的发电机(电锅)响，心里就激动和兴奋的不得了，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就和家人或村里的小伙伴们跑到村头的生产队队部的大院内，提前找好砖头或土坯头或树墩儿当做小板凳，坐在离屏幕最合适的位置，占好地方。
放电影的配套设施有：银幕、音箱、放映机、发电机(电锅)和两根直径约8厘米左右，5米左右长的松木杆儿及固定松木杆儿的拉绳。银幕是由很结实的银白色宽高比例为4：3的专用幕布制成，两侧带有拴绳孔。电影演出前，先在要演电影的场所把两根松木杆儿挖坑立牢，再斜拉上四根很结实的线绳，以防木杆儿晃动。再将银幕两侧的四个角(带拴绳孔)用线绳拴在事先埋好的木杆上，绷紧、拉平，这样，宽大的屏幕就算竖起来和固定好了，最后要在立杆上挂上体积很大的音箱。放电影设备是老式胶片电影放映机，记得一部电影是四卷胶片，分别装在四个专用的铁盒子里，并进行标识。放映前，放映员要先把放映机固定在台架上，然后装上胶片，靠发电机带动放映机的运转。电影演出时，电影放映机的机头，发出一束不断变化的放射性耀眼的白光，电影屏幕上就会不时闪动着一个个黑白身影和洪亮的说话声音。演出现场的几百名观众就会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也会听到胶片在运转时发出的“滋滋……”连续不断的响声，还会不时看到萤火虫和飞蛾在机头的灯光前萦绕和翩翩起舞。有时周边村屯的社员或家属们也会不辞辛苦，闻讯徒步前来观看电影。由于场地有限，有一些观众，就会坐在银幕的背面看，场面很壮观。一部电影演完，期间要换3次胶片。换胶片的时间，也是暂时停演的时间，观众们就会翘首以待。看到高潮时，观众们就会不约而同的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电影结束后，大家余兴不止，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欣欣然回到各自家中。
记得那时的老电影是在乡村巡回露天演出，由于冬天外边太冷，因此，多在春、夏、秋三季进行。一个村，一年最多也就是演3-5次。农村的老百姓看电影都是免费的。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每个生产大队有2-3个自然屯)轮流演出。在一个大队演出完毕后，下一个大队要安排马车老板儿，赶着马车，怀着像接新娘一样的喜悦心情来接电影放映员和拉载有关放电影的设施。
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少年时期的六十年代看过的黑白电影有：《秘密图纸》、《鸡毛信》、《冰山上的来客》、《黑山阻击战》、《小兵张嘎》、《永不消逝的电波》、《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上甘岭》、《打击侵略者》、《白毛女》、《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草原英雄小姐妹》、《51号兵站》、《兵临城下》、《洪湖赤卫队》、《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等，约几十部。最喜欢看的是国产电影的战斗片和反特片或国外电影的战斗片。经常会为影片中的战斗英雄或地下工作者的英雄行为或敌我两军激烈的战斗场面感动得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以至于我们小时候玩儿的都是手持自制木枪或木制砍刀，而英勇杀敌的游戏。从少年时期就萌发了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军队的情怀。对自己后来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七十年代，在农村出现了彩色电影，如《闪闪的红星》、《金光大道》、《青松岭》、《小花》、《黑三角》、《芙蓉镇》、《甜蜜的事业》等等。还有《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红色经典京剧、芭蕾舞剧电影。而且在每次放映主片之前，都要加演20多分钟的彩色纪录片。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对电影中正反两方面的人物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崇尚英雄。开始树立了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很好的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有时为了一部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看电影，会不辞辛苦随哥哥或村里的年轻伙伴们，跑到周边的村屯反复观看。记得一部《闪闪的红星》彩色电影，我在我们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屯接连看了五、六遍。深深的为影片中潘冬子的可爱形象、高尚的无产阶级觉悟、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对胡汉三的憎恨所感动。“红星闪闪放光彩......”、“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插曲，至今尚能熟练吟唱，永不忘怀。成为我青少年时代看电影记忆最深的里程碑。
1978年夏季，我参加了高考，有幸考入省城的一所重点工科学校，进入哈尔滨市学习。入学后，除了正常学习外，学校团委也会经常组织爱国主义文艺教育活动，每个月都会利用周六或周日时间，在学校的俱乐部大礼堂组织学生看电影。也是继我在农村看露天电影后，进入省城和学校在舒适的学校俱乐部大礼堂乐享看彩色和宽银幕电影。其中也不乏观看早期的经典黑白电影。记得我在学校看过的电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柳堡的故事》、《尼罗河惨案》、《十字街头》、《五朵金花》等十几部。
1980年8月我从省城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系统工作，进了城。参加工作后，单位有容纳近千人的电影院。看电影，成了日常工作以外的休闲和娱乐必不可少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结婚后，城里先后有了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坐在家里，只要打开电视机的按钮，就可以看电视连续剧、现场文艺大赛或各种电影。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当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农村老家看望父母时，家里也有了黑白电视，那时黑白电视在农村还没有普及，村上的孩子或喜欢看电视的邻居、亲友们到了晚上，就会聚集在我们家里，规规矩矩的看起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来。在农村看露天电影的习惯，已经开始淡出。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彩色电视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开始陆续买小屏幕的彩色电视机。后来又陆续换成大屏幕的彩色电视机。露天电影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如今，别说是城里，就是农村，每个家庭都有宽屏的彩色电视机，从“大体积”到超薄，从接收无线信号到有线电视，再到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电影院早已不是看电影的首选和必然选项。坐在家里，只要按动一下电视机的遥控器，几百个电视频道可任意选择。看中外电影、黑白电影、彩色电影、电视连续剧，可以说是呼之既出，随意而为。尤其是在早已普及了手机的今天，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几乎是大人孩子人人都有手机，而且手机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坐在车上，躺在床上，随时随地，只要有时间和愿意看，就可以随时打开手机选择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或其它内容。电视机，也早已不是看电影的首选和必然选项。
近几年，城里的电影院又开始火热起来，青年人或情侣们又开始到电影院看宽屏和立体电影，看大片，是为了真正的享受生活和消遣。
我也由过去的爱电影，看电影，到现在开始写影评，与电影产生了不解之缘。2016年2月25日，我在烟台东方电影城观看了一部新拍摄、公演的电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之后，感动和感慨之余，我为这部电影写了题为《追逐梦想，青春无悔》的3000多字影评，发表在《芝罘文艺》季刊(2016年第2期)上，受到了热心读者的一致好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表现的是某知名高校一个大四毕业生景秋(女)，积极响应校方号召，来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支教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向观众展示了青春与梦想、光荣与奉献的主题思想。景秋在一年多的支教生涯中，曾在思想上产生过动摇，经历了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心里落差，但她最终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感染，并在她心中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最后决定留在山村帮助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很好上学，失去教育的孩子们。特别是当孩子们遇到山险的时候，景秋和她同来的几名年轻的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光芒再次闪烁，冒着生命危险，用实际行动拯救了全村的孩子。使我们看到了当今年轻人从心中正能量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强烈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抚今追昔。1961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事宜，主要突出新中国影坛的老、中、青演员队伍，并结合当年度轰动一时的影片主演，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人，他（她）们被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光阴似箭，逝者如斯。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在彩色电影、宽银幕、电脑、智能手机、彩电、3D立体电影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农村街头上演黑白露天电影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和成了我心中遥远的梦。但那些曾经为我国电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德艺双馨的老一辈电影演员的名字和由他（她）们成功塑造出来的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将彪炳千秋、永载史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在村头的夜晚中，从电影放映机的机头放射出的不断变化亮度的一束耀眼白光和投放在银幕上的接连不断的身影永远在我脑海中闪动，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