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袁波

   在外漂了几年，回到家乡便觉生疏了许多。陌生的不是朝思暮想的庄园及意惹情牵的乡亲，而是在“现代化”的作用下，他们所使用的农机具的更新换代和衣食住行的变化。瞧瞧，红砖亮瓦的院子里摆放的大型机车、收割机、从春到秋的配备齐全的农具；还有那些穿梭在田间街巷的小轿车。变化之快之大，都给人以使料未及的感觉。赞叹之余，又生出记录下那些已经淡忘或正在摈弃的事件和物件的欲望。
   那就先说说村子里头等文化活动——露天电影吧。所谓露天就是在大队部门前的广场，或者小学校的操场上，竖起两根长杆中间挂上幕布，电影放眏机再把图像投射到幕布上。众乡亲像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小蝌蚪，济济洋洋、整整齐齐昂着头翘着脸，盯着幕布享受起视觉大餐。这样的大餐、确切地说是文化大餐，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甚至更晚些，在农村可不是隔三差五就能享受到的。能看到电影都成了他们的不虞之誉啦。那时的乡镇叫作公社，村子称大队。全公社仅有一台放眏机要把二十多个大队轮演一遍，起码得一个来月。
   电影队到各大队演电影，得派车去接。那会儿没有三轮四轮的农用车，队长只能分派大车老板赶着马车，去公社或头一天演电影的大队把电影接回来。能得到这个肥差，老板子自然兴奋，见他一高窜上车沿，自然要亮开长鞭“啪、啪”甩两个响哨。回来了，刚停到大队办公室门口就围上一帮人抢着卸车，老板子报着大鞭竿子往哪一戳，满脑门子挂的都是自豪和牛气。心想我不把它拉来你们看个裘。不过也有不光靓的。说这一次马红宝也得了这份美差，他也学着老把式的样子，抿着嘴看大伙往办公室一样一样的搬，搬完了，马红宝的笑模样没有了，汗就推推搡搡涌出脑瓜盖来。原来固定幕布的铁钎子丢在来时的路上了。队长急了骂他，猪脑子，不绑好不丢才怪呢。嘚，公分没挣到还挨罚了两天的公分不说，还得了个“猪脑子”绰号，就是这个绰号更害他五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
   “来电影啦！来电影啦！”孩子们欢呼雀跃，各个奔走相告，哪股欣喜劲就跟过大年似的。不过不只是孩子像讨得年喜，大人们更似在撵头彩；纷纷跨出家门，一时间，满街的欢声笑语。嘴上大哥大婶亲热着打着招呼，脚下却生出风来，生怕落谁后面站不到好位子。日头扎进西大圈还不到抽颗烟的功夫，天还白朦朦的呢，队部前的小广场就聚满了人。本村的男女老幼来了，周围村庄的年轻人也来了。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挤在中间的，有散落一旁的；离银幕远了看不清楚，就到银幕后面去看。在银幕后面看电影，刚开始挺不习惯的，字幕啥的都是反的嘛，看一会儿便适应了，并且能让人绕有兴趣的生发联想——字翻过来一样读呢。
   电影放映前，革委会主任要吊起众人胃口，来一通“不失时机”的训话；他先讲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接着就是当前大好的生产形势，最后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主任在喇叭里讲，底下三五成群唠起家常，孩子们互相戏笑打闹，闹闹轰轰乱作一团。经过一番听觉煎熬过后，视觉大餐终于开宴。银幕亮了，吵杂声倏然而止。场子静下来，村子静下来，四周的田野都静下来了。只有“跨——林——海……”《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在夜空里荡漾，荡漾着。在我孩时的记忆里看的都是战斗故事片，“文革”后期是清一色样板戏，到了七十年代末剧目渐渐多了，也越来越洋气了。这时还放陈旧的片子，便有打嗝发腻之嫌。有游离银幕来到墙根、榆树阴影下的，那是爱情的种子要萌发，他们在培土、在浇水、在呵护着呢。
   那时的电影看起来蛮有趣的，开始要放新闻纪录片，老百姓管它叫“假”演片，接下来才演正片。如果说清风送爽的夏季夜晚，看场露天电影确实是也很惬意的啊；那么脚踏冻土头顶寒星的冬天，往哪儿一站（这时节没人坐下的）三四个钟头就不能说是享受了。他们是为了探究银幕上接下来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忍受着寒冷的肆虐，像圣徒一样虔诚地朝圣着；——小鬼子打跑了！——共产党胜利了！
   归根究底，还是那时的娱乐形式匮乏，露天电影成了农村绝无仅有的文化生活啦。人们对它的珍惜程度可想而知。那像现如今电影、电视铺天盖地充斥着我们的视野。即使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也能看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