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还是孩提的时候，母亲便离开了我们。四十多年了，时间上说已近半个世纪。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辨，乃至她对我们的呵斥，好似发生在昨天，或者是前天，分不清楚；若隐若现、不即不离……“民莫不毂，我独何害。民莫不毂，我独不卒。”古人的歌赋直直地戳到我心深处。不过我没有哀怨，只有悲痛，无尽地悲痛……
    四十年前的初冬，粮食还没有完全收到场院，晶莹的雪儿便强盗似的来了，它肆无忌惮地把金黄的玉米藏在它的掖下，竟敢大摇大摆地把粮食纳为它的麾下。人们急了，愤怒地掀开它夺回他们原本就不富足的粮食。要说这雪儿也真够狠的，即使做贼不成也别折磨人啊——从雪壳子扒出来的玉米棒子要用手剥开掰下来，整个程序都需要双手在玉米秸儿和雪儿之间亲力亲为，不需一刻钟双手跟针扎似的红肿了，接着上牙打下牙，人便整个哆嗦起来。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地干活。一天，点灯时分母亲才踉跄地捱到家；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那样沉重，她全身无力招架和抬动双脚，在范姨的搀扶下才回来。母亲病到了，这一次躺下母亲再也没有起来。眼吧吧地望着我们兄妹走了；一位还很年轻的母亲，撇下最小只有五岁的小女儿的母亲走了。母亲最后说得一句话，就是现在想起来我的心依然酸楚难奈，她坚定一下眼神说：“你们哭啥呀，我死不了的，我的孩儿还没拉扯大呢。”可是第二天母亲病情加重已经说不出话来，我攥着母亲的手，只见她眼角闪着莹光，无力地摆摆头。我知道母亲这次说的话不能算数了。
   其实这个秋收母亲是不应该下地干活的，原因是她在那年夏天就住过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是为一天只能挣来几角钱的坚持，还是身为妇女队长的那份担当，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在人民公社时代有谁愿意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出工出力呢？她坚毅地走向田野，任凭冷风飒飒侵害她的躯体，她要鼓动和带领姐妹们即使不为集体，也要为自己吃饱饭着想啊，雪里埋着我们的口粮，不拔出来一年吃什么啊；她要证明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母亲之于那个时代的奉献，从我家墙壁上的各级奖状便可见一斑。
   母亲有别于其他乡下妇女，她在县城读过中学，同学大都在城里找到工作，唯有她为了那份婚姻的承诺，成为了有文化的乡间女子，下田持家，克勤克俭。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写字工工整整，操持家务也一尘不染。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一丝不苟地做到最好，是她的性格，也是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在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母亲的文化程度可谓出类拔萃。因此村子里谁家写封信，要找她代笔；谁家收封电报要找她释解电文。要说代写书信那是可繁可简，简单的就是问候过后说明此信目的，然后互报平安了事；繁赘起来起码要揣摩出寄信人的心思，再字斟句酌地把他所要表达的情愫表述出来，收信人读罢信要有听到了千里之外亲人的倾诉一样。母亲代写家书是极其认真的，无论再忙也要先打底稿，重新抄写才能交差。有一天我放学刚到家，前街的二叔来求母亲给他当兵的儿子写封信，见我母亲还没下班，便声称我读到中学了应该能写信啦。我相当高兴，心想终于能够为母亲做事情了。可是母亲回来见到我的龙飞凤舞，虽然没有责怪我，还是害得她重新抄写一遍。可以说母亲那些认真誉写的家书，就是一篇篇美文啊。
   她之所以那样认真，缘于她对文化的挚爱。我这样说不够准确，进一步说是母亲对知识的渴望。她不消沉于那个书籍传媒匮乏的年代，她能挑灯抄写洋洋万言的手抄本小说，以飨自己精神上的饥渴；她能手抄《三字经》，《弟子规》，私下里教我们读，以补我们在学校学不到知识的尴尬。这里应该交代一下，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文字狱的，革得就是文化的命么，上面提到的书是不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的，书店里除了红书只有为数不多通过政审合格的读物。
   母亲经常把妹妹们打扮得跟仙女似的——她们身着母亲亲自设计，亲手裁缝的“布拉吉”，靓丽的让乡亲羡慕不已。别人赞赏的同时，也由此招来了很大的麻烦，谁家要添新衣服，便来求母亲为其缝制了。一是母亲心灵手巧裁制得合身得体，二是全村也没几台缝纫机。按着乡俗过春节换新衣，即使换不起全家人的也要给孩子们换换新啊。一进腊月我家便门庭若市，乡亲纷纷买了布料送来排号，呵，一摞摞该赚不少钱吧，错啦，说分文不收恐怕你都不相信。可是母亲常说：“乡邻乡亲的就是互相帮衬嘛”。还说：“看着大家伙穿着鲜亮，我就高兴”。正因为有如此情怀，她才能在无数个日夜乐此不疲地，为乡亲打造一件件新衣，同时也为他们省下一元钱的加工费。别小看了这点钱，告诉你那可是一天挣不来的工钱，一元钱可以买来二斤猪肉，你才能知道那价格的不菲啦。
   老人们讲“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换句话说讨一个人欢喜容易，难的是讨到大家的赞许。母亲用她毕生的精力，把那个难字诠释得轻松之极，赢得了村民的称赞。安葬母亲的日子，全村十之八、九的人都来为她送行，那些爱憎分明的脸上挂满了哀叹和悲伤。如此情深意笃也算是对母亲的慰藉啦。
   记得那年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五、六。家里的活计多了起来，可母亲还有两件衣服没有做完，吩咐我和妹妹们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我本来对母亲忙于给别人做衣服，忽略了亲昵我们兄妹就不满，一下鼓起了反抗的勇气。我知道违抗母命的后果，可我的嘴还是没有管住叛逆。岂料，母亲虽然也很恼，但这一次她没有提鸡毛掸子，也没训斥我。只见她平和一下对我说：“你大了，妈不会轻易打你。去吧，读《弟子规》两遍”。真是无声胜有声啊，我这次受到的教育可谓刻骨铭心。甚至引领了我的人生轨迹和做人准则。
   与她对乡亲们的友善相比，母亲对我们兄妹的教育可就没有那么“温柔”啦。她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的古训。我们家有个“鸡毛掸子”，鸡毛那头可以掸灰，掉过来用就是母亲的戒尺。无论学习还是生活习惯，我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连她的一个眼神也得领会照做，否则就得受罚戒。虽然不是棍棒相加，但她的严厉和那特殊的戒尺足以让我们毛骨悚然，永铭教训。她对我们的要求近于苛刻，比方说我在外面受到伙伴的欺负，回到家向母亲告状以期得到援助，她却冷冷地说：“还是你惹到人家啦，想想自己的错在哪”。有一次列外，也是唯一的一次，母亲一反常态，发疯似的牵着我找到邻居家，原因是邻居的小伙伴喊我“罗锅”。由于我三岁患佝偻病，留下了脊柱弯曲这样的残疾。这可是母亲最深的痛楚，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喊她儿子的绰号。回到家母亲叫着我的乳名说：记住打咱骂咱都行，就是不行污辱咱啊。当时我似懂非动地点点头。后来我明白了——即使你身患残疾，也不要把自己视为残废，更不能让人们把你当做残疾人。

我们兄妹四人聚在一起，自然谈起母亲，缅怀上苍给予我们极其吝啬的母爱。一次，要我们每人回忆母亲施教情形。老妹妹抢先说：有一次我哭着让妈抱，她就是不理，哭累停下了，妈妈抱起我说，不哭了妈抱。大妹妹接着说：对，咱妈就这政策，只要你哭着说，啥事也不理你，有一回我背老妹出去玩，不小心摔一跤，把老妹的脸磕破了，那次挨打我最冤枉。二妹子说话了：你那还叫冤？我那是学校发新书，往书包塞的时候弄破了书皮，还挨妈妈两巴掌呢。轮到我说，你们都不屈。有一次妈和我在街上看到我的老师，我没有向老师问候，回家挨打还说是让我长住记性……是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母亲不放过我们任何过失，那怕是微小的。
   直到现在我们兄妹依然秉承着母亲的谦虚谨慎做事，践行着母亲坚毅的精神，亲善的品格，诚实的德行。学着母亲低调子做人，高调子做事。薪尽火传，唯恐哪一步迈错，招致母亲生气，惹得他老人家的灵魂不能得以安息。 
  有时我就想啊，假如母亲生病那个年代的医学能够像现在这样先进，假如母亲能够自私一些不被累倒，假如母亲能够长期给我们教诲，我们的人生之路会少许多彷徨和迷茫。残酷的是现实没有假如，在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母亲便撒手人寰。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妈妈——我们只能对着旷野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