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员与工分

在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记工员一职，他（她）每天端着本子记下社员们的出工情况。那本子类似单位里的考勤簿，只是考勤簿由员工自己签名，而记工本是由专人记录。因为只有夜校学历的农民认自己的名字尚且朦胧，若要他们握笔题名，可谓是马尾巴搓绳——使不上劲。

因此说选记工员成了件生产队的难事，有文化是必须的——可是，生产队里男男女女百十号人，会写“赵钱孙李”的却凤毛麟角。德方叔跟我讲过他当记工员的经历：那时人民公社刚刚成立，生产队选举记工员的时候，大家互相瞧着犯了难了，原来有几个能读报的人，有抽到公社当了干部，有到大队当了队长会计的，还有供销社卖货的，余下人众却难找出个“喝过墨水”的人。队长发动大家“矬子里拔大个”。可是扒拉半天也没找出个大个子来，这时，德方叔毛遂自荐，当上了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任记工员。他读的夜校虽然没有读到“百家姓”，虽然只认得几百个汉字，但是，他可以把有效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呀。郑字可以用这个正代替嘛，郭字找不到代替的他在火字上加一横——就是郭啦……诸如此类，他列举好多，其中不乏智慧的想象和光芒。那智慧在名字的书写上更是一泻千里，发挥了他创造能力，他把那些啰里啰嗦的名字，统统打回府去，请出他们的乳名征疆占土，如二狗三丫、四柱子五片子等等，若还有麻烦的他就另起炉灶，如王老大宋老小等等，等等。也别说，用四开白纸书写着特殊文字的记工明细，张贴在生产队房墙上，社员们互相比兑比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号，并且记录的准确无误。

每个月的出勤明细表公布在生产队房墙上，社员们都要来跟自己的出工核对，同时还要监督有没有没有记着的“白工”（实际没有出勤）。那上面系着他们的命脉哩，工分既能核兑钱财，又能赚来粮食，谁能不上心呢？！规矩既然是人定的，就要有人来试探这个规矩的成色。如有人对出勤表过于上心，打起歪主意——只见那人大声嚷嚷：“我这里漏工啦。”德方叔接茬来，问他，漏的是哪一天？干的是啥活呢？那人扬了扬手里攥着的方格本，就像胜券在握那样，答道：“三号，割二愣子地的谷子。”德方叔没有接那人的本子，本子都是孩子放学回家，依家长所嘱而记的出工记录。他没有理会那人“此地有银三百两”的把戏，拿出了庄稼人的纯厚和直率，毫无遮掩地告诉那人，说，三号那天割二愣子地不假，可是你没去；那天你去了火烧屯，买了俩猪崽回来。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谎报漏工的人实在无法自园其说，悻悻地说德方叔，你真是个死心眼子。

如果说生产队是一部正在拍摄的电视剧，那么记工员就该是场记啰。其工作虽然不甚显名，但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记工员的工作不但要一丝不苟认真记录，更要记忆好，要人品端正、性格耿直。如果有谁在出勤表上指出“白工”，那可是记工员丢羞脸面的事情。“宁愿身受苦，不让脸发热”——这是庄稼人信奉的老理儿。

五十年代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我们公社修了一座水库。那时没有机械，全靠人挖肩挑，马嘶人喊，场面壮观。人一纷杂，便和记工员叫上了劲儿——挑了八趟，说成十趟，硬要嚷嚷给落记了趟数，并且说得有板有眼，记工员又拿不出反驳的实纷争不断。一天，德方叔一改往天在本子上画道道，他把柳条截成三指长，齐刷刷地装进挎包，挑到坝上一趟土得到一截柳条棍，傍晚收工时交给德方叔过数记账。人们私下里议论，柳条棍遍地，这回更得热闹，都在看德方叔怎样收场。已经平静地结算完五六个人了，轮到张百胜递上柳条棍，德方叔却挑出三根给他抛回来，他的眼睛刚一立睁，德方叔跟他小声说了一句话，他拿起柳条棍用舌舔了舔，兀自蔫了……别看德方叔的字会写的不多，却能在柳条棍上做文章。他的聪明在于，柳条棍上有他自己能认得的暗记，使他一眼就能挑出“异己”；柳条上浸泡了盐水，又使手持“异己”的人无法狡辩，一切又变得非常简单。还有，他总是变换那根魔棍的材质和味道，或松树枝，或杨树枝，或咸或甜或辣……

后来生产队里回来的学生多了起来，德方叔卸掉了记工员职务。人们依然佩服他约束私心、能让私心在他面前哑口的能力；人们更清楚，这能力来自他的智慧，更来自他的品德。

再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了。工分，这个量词只能躺在词典里述说它过往的辉煌，记工员便和丢弃在场院边的碌碡一样，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把他遗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