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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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的日子渐渐远去，但经历过的人们似乎依旧记忆犹新。因为无论是本单位的同事，还是外部门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谈到那段让人刻骨铭心而又令人倍感自豪的往事。
2013年领袖考察湖南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自此精准扶贫便如一缕春风，吹进了千村万寨，吹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让群众心里暖和，信心满满，便如一缕金灿灿地阳光照进农民朋友的心田，给予了无数农民兄弟奋斗奔小康无穷无尽的力量。
一
我于2016年底到罗城工作，罗城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38万人口，属于深度贫困县，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罗城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的具体数字，但我依旧清晰的记得，在我到罗城之前，一个帮扶干部的帮扶任务是五户以上，如果是县领导或局领导，甚至帮扶对象可能达到十四五户之多。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从干部的帮扶任务不难想象当时罗城县的贫困人口确实不少。
我第一次去帮扶村，是陪同事们去的，但于现在看来有如说是陪同事去的，还不如说是去提前熟悉业务的，因为没过多久，那个叫林的同事就调回市局了，而她的帮扶任务则原封不动的交到了我的手上。
说真的，第一次去帮扶村，帮扶村给我的印象真不赖，那是一个平原村，村里有很多田地、林地，还有几条不大不小的河流，算得上是真正鱼米之乡，站在村里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远或近，我仿佛都觉得山很遥远，贫穷似乎也离我们很遥远，因而当时的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村，具有这样的优越的天然禀赋，贫困发生率还会那么高。
第一次进村，感觉很好，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地势野开阔，一马平川，也不仅仅因为这里的水和遍地的绿，而是因为这里的群众。于我而言，我无疑是第一次进村，但于村民而言，我仿佛已是他们的常客，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走进哪家那户，都有人主动和我打招呼，就像是久违的亲人、朋友一样，很亲切，让我莫名感动。
尽管如此，但在村里我还是遇到一件十分尴尬的事。记得当时，我在村道上等同事，一个老人向我走来，然后神秘兮兮地跟说我，要带我去看一间房子。从他的表情，我不难看出这个老人心中一定有不平事，但那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连帮扶干部都还不算，精准扶贫似乎暂时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想他就算有天大的委屈，似乎也轮不到我管，或者说我也管不了。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我本能地选择了拒绝。然而，也不知道是否缘分使然，还是因为自己坚守的初心使然。在遭到我一次又一次拒绝后，他依然对我不依不饶，继续纠缠着我，非要带我去看，似乎我若不去看他就不肯罢休。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是如此地倔强，如此难缠，许是被他的执着所感动，又或是想尽快摆脱他无休止地纠缠。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跟他去看。
那是一间泥瓦房，估算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虽然又老又旧，但墙体笔直，墙面光滑，做工精细，我想若是有一整片这样的建筑，或许可以做为文物维修保存下来，因为它代表着过去一个时期的罗城民间的建筑工艺水平，是人民群众建筑智慧的结晶，除了这些特征外，最显著的特征是墙面上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裂痕，看到墙上的裂痕，我终于猜到了他逼着我来看房子的动机，无非是想要通过我申请危房改造。
“这是你的房子？”我笑着说。
“不是，是我哥的房子。”他回应道。
“你带我来看，是想？”我故作惊讶地问道。
“我哥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墙上还有裂痕，住着不安全，你看你们政府能不能帮助盖一个新的。”他用近乎苛求地语气回应道。我不知道他何以断定我是政府的人，但也没有否认，也无须否认，因为都跟着来看了，否定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于是说道：“乡里每年都有危房改造指标，你向村委申请就可以了，带我来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
“我那哥从小呆头呆脑，傻乎乎的，他哪里知道申请？”他继续向我诉苦。
我说：“你可以代为申请，如果不认识字，也可以是口述，让村干部代为写申请。”
他说：“以前也申请过，但没有得到改造指标。而且我经常不在家，过两天还还要去天津带孙仔。”
“那你有没有问清楚是什么原因，乡里不给危房改造指标呢？”我继续问道。
“乡里干部说有敬老院，让我哥搬去敬老院住，我们也希望他去敬老院，敬老院有专人照顾，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都放心，但我哥不愿去。”他回应道。
“哦，这样啊！那我得好好想想，你也再好好劝劝你哥哥。”
转眼到了来年的6月，林调回市里，她的五户贫困户转移到我的名下。说来也真巧，那位老人的哥哥就是这五户贫困户中的一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一户的户主叫桂融。不过遗憾的是，桂融叔去年依旧没有申请到危房改造指标。据说理由还是要求桂荣叔去乡敬老院住。乡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桂荣属于特困供养贫困户，也就是精准扶贫钱的“五保户”，这类人员住进敬老院，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吃穿住都不是问题，自然也就脱贫了。更要紧的是桂荣叔自理能力差，住养老院有专人照顾，无疑是最好不过的选择。无奈天不隧人愿，正如他哥哥所说，桂融叔死活都不愿去敬老院住。为什么不去，我想只有天知地知，还有桂融叔自己知道。因为桂荣叔天生口吃，有明显的交流障碍，就算是咱村里的人，也很难和说上三句话，因而他不愿去敬老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成为桂荣叔的帮扶干部后，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住房问题，因为他那房屋确实有裂痕，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我一直在气象部门工作，深知罗城县毗邻桂西北的降雨中心融水县，是河池历年来降雨量最大县份，我想如果天公不作美，在帮扶村连续来一两场300毫米以上的降雨，桂荣叔的房子很难保障不会暴雨中倒塌，想到此处，“人命关天”，我的担心则更甚，但我深知光是担心于事无补，重要的还是要解决问题，于是我试着跟乡里面沟通。
“好事多磨”，一次、两次的沟通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乡住房办的同志，尤其是那个主任很顽固就像一块坚硬的钢板，任你千锤万击，任你软磨硬泡，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不松口。气得我想要骂娘，但我知道骂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骂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我宁愿背负无道德、无修养、无素质的恶名，骂他个脚底生疮，头顶冒脓。不得已我只能向联系村的乡领导反映。包村领导是一个女同志，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千万别门缝看人，她做事风风火火，颇有魄力，一点也不逊于男同志。她听了我讲的情况，首先说让我去做工作，让桂融叔搬到乡敬老院住。
也许是因为这种话听得太多的缘故，她这样说让我非常反感。我心里嘀咕道“你若是知道具体情况，你肯定不会这样说的。”于是就毫无顾忌，甚至是略带讽刺地说：“桂融叔口迟，有交流障碍，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不知道轮番劝说多少次，都劝不了，你是领导，讲话水平高，或许你亲自出马再棘手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虽然我不能看到自己说这话时的表情，但我知道我的口气是傲慢的、轻蔑的。
“这样吧！那我去试试。如果行不通，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好不好。”也许是因为我说话的口气，女领导似乎闻到到了火药味，放低了姿态，柔和地说道。
“好吧！也只能如此了，但要快啊！”我回应道。
“三天，就三天。我给你答复。”女领导十分肯定地说道。
或许是因为过分担心的缘故，三天时间虽说很短，但我期待着结果，因而就显得十分漫长了。好在那位女领导还算守信用，想必是在桂融叔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的缘故，在电话里，她只字不提劝桂融叔去敬老院住的事，只是说危房改造指标已经用完，需要到明年才能够落实。我本想据理力争一下的，但想到她显然已经尽力了，再想到当时已进入农历7月，雨季已过，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说明年一定要给指标改造。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我似乎特别走运， 精准扶贫的每件事情都十分顺当。桂融叔申请到危房改在指标，政府代建新房，纳入当年预脱贫名单；安叔、涛哥搬进新房，住房得到保障，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顺利脱贫。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突然，让我倍感高兴，忘乎所以，原来扶贫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然而，是我想得简单了，因为难啃的硬骨头还在后面。下半年，我又遇到难事了。
真不知道什么缘故，新房建好后，桂融叔竟然出乎我的意料拒绝搬进新房，就像当初拒绝去养老院一样，令我十分为难，也十分不解。以前，他不去敬老院住，我还可以找乡里的领导协调给他建新房，但新房建好后，他不进去住，似乎就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若是再去麻烦乡领导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我不得不重新面对桂融叔，但几次沟通均是无功而返，让我心情糟糕到冰点。屋漏又逢连雨夜，他的那两个兄弟不是外出就是年老耳聋，根本无法沟通。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贫困户身上，我想一个村的总能知道点底细吧。说来也是我的幸运。最终我从安叔口中得知，桂融叔在村里还有一个姐姐，安叔告诉我:“也许从他姐那里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安叔的陪同下，我走进桂融叔姐姐家。阿姨的家，是一栋三层高的小洋楼，屋面贴着米色方块小瓷砖，很精致，很漂亮，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井井有条，让我倍感温馨，据说是阿姨家是两年前脱贫的。她的脱贫得益政府的产业政策。我们在客厅坐下，然后顾不上寒暄，我直奔主题，但阿姨似乎听不懂我的话，交流遇到障碍，好在有安叔在，他主动给我们做翻译。通过与阿姨对话，我终于了解到桂融叔不去新房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新房为砖混结构，没有泥瓦房通风条件好，因而在夏季，比较闷热。鉴于此我决定自掏腰包帮桂融叔买一台电扇，并让阿姨劝他早点搬进去。阿姨很热心，也很坦诚，听说我要给桂融叔买电扇。就向我保证：“你若给他买电扇，他还不进去的话，我就用棍子赶他搬进去。”那动作就像一个孩子，让我哭笑不得。
看到我给他买得电扇，桂融叔高兴得合不拢嘴、老泪纵横，竟让我泪腺湿润，泪水欲滴。我想我们的农民群众是善良淳朴的，或许他们总是为丁点利益跟你争得面红耳赤，但若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一定心存感激，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都会把它记在心里一辈子。有了电扇，桂融叔高高兴兴地搬进新房，我也了却了一份牵挂。
二
精准扶贫工作，各种表格、数据让人应接不暇，各种检查多如牛毛，在那段岁月，我们总是疲于奔命，忙完单位忙村里，似乎每天都忙不完的事。因而，在那段岁月里，我和同事们总是感叹，人若有三头六臂那该多好啊！
然而，尽管如此，帮扶对象也就是我们的群众有时还不买我们的账，经常给我们出难题，找麻烦。说来也是我的不幸，我负责的五户贫困户，就有三户是钉子户。但于现在看来那无疑也是我的幸运，因为棘手的事情处理多了，能力也就得到了提升。
（一）
除了桂融叔外，权哥、刘叔是我的两大麻烦。
权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家一家三口，母亲、弟还有他。在精准扶贫之前，他们家申请到政府的危旧房屋改造指标，住房还算过得去，但权哥好吃懒做，为人处世极尽荒唐之能事，我想于荒唐之能事，就算鲁迅小说里的主人公阿Q在他面前也只能屈尊第二。据村里的人说，权哥在年轻的时候，干了不少荒唐事。其中，最荒唐的一件事，说了大抵不会有人相信的，但却真真实实在他身上发生了。有一次，权哥伙同他村上的狐朋狗友将自己家的耕牛悄悄迁走宰了吃牛肉，他父亲找不见耕牛，急得要报警，权哥怕被追究法律责任，就承认了。据知情人描述，当时的情境让人啼笑皆非。虽然权哥偷自己家的牛，但竟无一点悔意，先是说报什么警，然后指着肚皮理直气壮地说：“在这里”。惹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然而却把父亲气得不轻，拿起洗衣棒，追着权哥满村跑。但是权哥记吃不记打，这些年，家里但凡有点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换酒买肉胡吃海花折腾光了。
我成为他的帮扶干部后，权哥在家照顾母亲，弟弟外出务工，一人打工，全家脱贫，按理说，他家的收入是达到脱贫标准的，但每次填收入，他都跟我打太极，玩捉猫捉老鼠的游戏，数字改了又改，手册换了一本又一本，让我非常难堪，也非常生气。尽管这样，他还不忘记折腾，一次又一次拒绝签字，一次又一次签完又反悔。不得已，我只能用狠话拿捏他，诸如取消低保、列入退出户、不报产业奖补材料等，他才极不情愿的在扶贫手册上签字或不在胡闹。
权哥给我的麻烦远不止这些，尤其是有上级检查的时候，权哥就更不配合了。记得有好几次，上面有检查，我让他搞好家庭卫生，迎接上级检查，他要么不情愿，要么装聋作哑，不理会我，好在我还算幸运，许是罗城贫困户太多的缘故，数十次的检查都没有抽到我的贫困户，否则，就权哥家的卫生，我都不知道会挨上级通报多少次。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精准扶贫检查也有全覆盖的时候，尤其是县际交叉检查，那是一户都不能漏掉的，不仅是贫困户、退出户、边缘户全覆盖，而且就连一般户也要按一定的比例抽查。2020年底，是精准脱贫工作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但同时也是罗城全县脱贫的最后时刻，全区开展县级交叉检查，当检查组入住乡里后，我便一一通知我的贫困户搞好清洁卫生，其他几户都比较配合，就连钉子户刘叔出乎我意料的配合我的工作，只有权哥不配合，这让我非常生气。
记得当时，我去他家找他，先申明一下，权哥是不带电话的，要找他只能上门，别无他策。但他不在家，邻居说他去河边摸鱼了，我本打算去河边找他的，但我刚走出他家院子，就远远看见他两手空空回来了，于是就迎了上去，跟他说：“县际交叉检查，要搞好卫生，迎接检查。”我万万没有想到，许是因为他在河边一无所获心情不好的缘故，他气嘟嘟地说：“搞个卵”。说完，还不怀好意地瞟了我一眼，意思说，我不搞你能把我怎么样。然后，把我晾在一边继续往家走，这让我很不爽，但我是个不服输的人，而且又不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我知道他的脾气秉性，也知道自己的脾气秉性，我是不可能被他一句气话给打发的。虽说搞定他没有那么容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于是就跟了上去，十分气愤而又声色俱厉地说：“不搞不行，一定得搞。不管你信不信，你若不搞好卫生，我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你狗窝，让你丢人丢到太平洋上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我会如此强硬，只见他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他被我完全震住了，因为从他表情的前后变化，我看出了他的内心的恐惧。我想就权哥而言还得抓住机会再给上点颜色才行。然后继续凶巴巴地说：“搞不搞，痛快点！别磨蹭。”“我搞还不行吗？”他接过我的话说道。
一天后，检查组进村，开始逐一检查。我和我同事放心不下各自的贫困户，趁交叉检查组还在街上吃早餐的空隙时间，我们悄悄溜进村里，对自己贫困户的房前屋后进行大检查。这次权哥没有让我失望，他的院子收拾得很好，平时院子里的鸡粪、鸭粪消失得无影无踪，晾衣杆上的衣服也一反常态地洗得干干净净，让我眼前一新；堂屋里平时随处可见的垃圾不见了，一切都在反常态的变化着，但我乐于看到这种变化，因为从这种变化中我看到了一颗堕落的灵魂正在返魂还阳。虽然，看到这种变化，但我并没有表扬他。我想也不能表扬，他这种人必须等他变化再大点，才能表扬的，才能给予鼓励的，否则他尾巴一翘，又免不了给我添不少麻烦。只是说，检查组马上到，乖乖在家等。说完，转身离去。
一个小时后，我陪检查组再次来到权哥家，往时的检查是不允许帮扶干部在场的，但这一次是个例外，我想可能是因为担心语言障碍，也担心群众对检查组的问题不理解，所以允许帮扶干部在场的。见我们进来，权哥招呼我们一一坐下。一阵寒暄，检查组开始工作。
组长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家里几口人，有没有外出务工，多少田地，田里地理都种什么，有没有小额信贷，都用来做什么？”
权哥一一作答。当问到：“帮扶干部是否每月都来，是否宣传了相关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对帮扶干部填写的收入你是否认可”等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我害怕权哥歪曲事实，故意给我找不自在，因为就在昨天，为搞卫生的事他刚被我训斥过，在检查组面前说瞎话报复一下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权哥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的回答了检查组的问题。权哥的表现，让我愕然，但更多是庆幸。因为他若是此时对我下“黑手”，我想我就算有八张嘴也是很难说不清楚的。
虽然相处了三、四年时间，但权哥是什么样的人，我未必就真的清楚。若说他“吃硬不吃软”，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因为于权哥而言，软的肯定不行，你越软他越赖，但也难免有点牵强附会，有时他也没有因为我的强硬而服软。但若是说“吃硬不吃软”+讲道理，那应该基本对应上的，因为只要我讲得有道理，语气足够强硬，他基本乖乖就范。
（二）
刘叔一个喜欢计较的老人，他的难缠在村里是赫赫有名的，曾一度让我焦头烂额。
说来真够不走运，在成为刘叔的帮扶干部那一年，刘叔刚好得到危房改造指标。危改，旧房变新房，本是好事，但刘叔真够折腾，让我们不少受累。
大概是那年的十月，刘叔的新房建好，通过了乡政府的验收，乡住房办也开始着手全乡的危改户补助事宜。但也不知道刘叔是听了谁的怂恿，说：“政府的危改款已经拨发给了危改户”，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纠缠我，向我讨要危房改造款。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甚至将同期的危改户存折拿给他看都不管用。最后，他还跑到乡政府去闹事，说不拨付危房改造款，就是去县信访局上访。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其实我和乡里并不担心他去上访，因为他的上访上无根无据，信访局也不可能听他一面之辞就处理乡里和我的。但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上访意味着什么，作为政府和帮扶责任人，贫困户上访，那一定是工作做得不好，至少是宣传解释工作没做到位。为平息事态，不得已，包村领导、住房办的胡和我一行三人登门解释，但刘叔跟本不听我们的解释，就一句话“这几天见不给危改款就上访。”搞得大家都非常恼火。住房办的胡同志年轻气盛，气得大声嚷嚷：“款项还没有拨下来，你爱上访就上访”但他刚刚说完，就遭到我和包村领导的责备。被我们责备后，胡就更加生气了，他扬言：“不管了，你们自己看着办”说着气嘟嘟走出屋外，在一旁生闷气。
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我和包村领导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改造款是真没下来，但如果你要是缺钱的话，我们可以先行垫付。至于上访，我们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根据，信访局也不会受理，你何必花那个冤枉钱。”听我这么一说，刘叔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脸上露出了微笑，但这笑有些怪异，似乎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让我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心想这刘叔也真够阴的。然后就见他笑呵呵地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家里确实遇到了困难，过几天儿子要去提亲，花费不少。所以请领导们理解，先把我的危改补助款垫上。危改款下来，我保证第一时间还给你们。”听他这么一说，我和包村领导很不爽，觉得刘叔的做法有些恶心，太奇葩，竟然为儿子的提亲给我们上演这么一出。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责备刘叔，因为事已至此，埋怨、责备于是无补，只能是火上浇油，让事情变得更难棘手。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算是普通百姓，我想也不会说了不算，而我们一个科级干部，自然不能自食诺言。按照之前的承诺，我们答应每人先垫付一万元给他。但我们也特别申明，此事万不可宣扬。刘叔表示理解。
就这样，刘叔追要危改款的事件得到妥善处理。自那以后，刘叔很少在给我找麻烦，对我们的帮扶工作也较之前更加配合，而且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一见人就说我和包村领导的好话，说我们是真心为民干事的好干部。虽然我并不喜欢别人恭维，但听到他这样的评价，心里也是一阵欢喜。看到他的转变，我心里窃喜，自以为是地认为刘叔从今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但事实证明，我又错了。因为没过多久，刘叔又给我找麻烦了。
来年冬季，刘叔家喜事临门，儿子结婚。婚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并不和谐，吵吵闹闹，有时竟吵到要分家地步，若是有几个孩子，分家倒也在情理中，但刘叔就一个孩子，分家似乎有点不正常，且不说邻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就是对我们的帮扶工作也会带来新的困难。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下乡收集家庭收入材料。一进刘叔家，刘叔就迫不及待地问我：“能否在申请一个危房改造指标？”刘叔此话一出，让我吃惊得就像泰山崩塌一般。我心想，这刘叔似乎也太贪心了，一个指标还不够，还想要两个，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
但我还是耐着性子问他“刘叔，新房屋不够住吗？”
“不是，我想单独立户。”刘叔回应道，但脸却出现了为难之色，似乎心里藏着不痛快的事。
看到刘叔表情的前后变化，我大抵猜到他要单独立户的原因，应该是家庭不和谐。
于是轻声问道：“为什么要单独立户，难道是和儿子闹别扭吗？”
听我这么问，刘叔几乎哽咽了，他歇斯底里地说：“龟儿子，有了媳妇忘记娘。”
通过这句话，我基本断定他和儿媳的关系紧张。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是说：“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才能处理好家庭关系的。”
但刘叔继续抽泣，似乎根本没听到我的话。于是我又说：“再申请一个危房改造指标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若家庭关系不好，我倒是可以居中调解一下的。”
听我这么说，刘叔仿佛揪到了救命稻草。原本拖拉着的脑袋猛地一下抬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说：“那你帮我评评，是她对，还是我对？……”
我怕他说个没完没了，赶紧打断他的话。“那你得把人找来才行啊！”
二十分钟后，他和他儿子俊着急忙火的从外面赶回来。我还来不及开口，俊就先开口说道：“爸，你也真是，多大点事，还麻烦领导，有什么你跟我说就是了。”
俊这么一说倒让我感到意外，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想刘叔本就不好对付，能把刘叔搞得整天哭天抹泪的，恐怕对付起来，要比对付刘叔困难得多。但从俊的言语中，我觉得俊是个讲道理，爱面子的人。同时，从他的言语中，我也听出了弦外之音，意思是他们自己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我担心误会了俊的意思，也担心事情出现反复。于是，不无担忧地问道。
“你们真能自己解决？”“能解决，我们能解决。”俊十分肯定地说，而在一旁的刘叔也十分认真的点着头，好像在跟说我“能解决”。
看到这里，我觉得真没有自己什么事了，但还是有些不放心，总担心事情出现反复。于是又问道：“那你们具体解决措施是？”
不等俊开口，刘叔自告奋勇地说：“刚才，俊跟我说会好好跟儿媳沟通，让她尊重老人，另外，他们过几天就外出务工了。”
我知道刘叔要表达的意思。但我并没有说破，当然也没有说破的必要。于是笑着说:“打工好，能增加收入。”
就这样，刘叔闹分户的风波得到平息，而他们儿子、儿媳妇也正如如刘叔所言，外出务工，当年他家的收入比往年翻一一番，顺利脱贫。
后来，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刘叔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消费观念不同，刘叔抠，儿媳妇喜欢花钱，矛盾自然一发不可收拾。但自从儿子儿媳外出务工后，每月家庭收入乘倍增长，老刘似乎不再为难儿媳了，双方的关系也就融洽了。
三
下乡扶贫，真的很苦，也很累，且不说是像我们那么样的帮扶村，远离县城，进一次村，一天的时间就报销了。尽管如此，有时群众还不买账，像我的贫困户权哥、融叔、刘叔，他们总是不停地给我找麻烦。然而下乡扶贫无疑也是快乐的，因为总有一些群众始终能替我着想，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待我，让我在心情难受的时候总能找到如父母般的亲情抚慰。
我的贫困户安叔一家热情好客，待我如亲人一般。如果说得牵强附会点，我和安叔之间似乎还真有点亲戚关系。我的祖母和安叔同姓，姓何，在我的家乡，关于何氏先祖的来历一直流传着和安叔口中一样的故事。安叔一家四口，严格说，应该是一家两口，因为在我成为他的帮扶干部的时候，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南宁，家里就剩下安叔和梅婶两人。
安叔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家里的活总能干得让人无可挑剔，而且安叔有市场意识，有经济头脑，对市场拿捏得总是出奇的准，因而几乎每年的种植、养殖他都赚钱的。不过，早些年，安叔的两个女儿都在上学，家里花费大，精准扶贫的时候，村两委充分考虑到他的困难，将他列为贫困户。其实，就这个贫困，别人抢，但安叔是不乐意的，因为他想凭自己的本事脱贫。2017、2018两年，安叔抓住市场行情，种了两亩多的黄瓜，年产值4万元，加上家里养的鸡鸭鱼鹅和猪，那两年，安叔家每年都有7、8万元以上的收入，也就是在那两年，安叔建了新房，顺利实现脱贫。
闲暇时间，安叔喜欢喝点小酒，他总是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挂在嘴边，而酒是梅婶酿的，喝多少有多少。因而每次下乡，我总免不了要和安叔小酌几杯。别说，梅婶酿的酒还真不一样，味道好，润喉下口，还有淡淡的米香，因而，在帮扶村一带梅婶的酒很有市场，几乎是没有出笼就被预订光了。和安叔一起喝酒，总是很快乐的，虽然安叔没读过多少书，但安叔知道的事可不少，从他口中讲出的笑话总是具体而生动，时常让我捧腹大笑，进而心情怡悦。和安叔一起喝酒的时候，安叔总喜欢让我叫他安哥，他常说，酒桌无父子，一起喝酒，还叫安叔显得生分，不好喝酒。中国的酒桌文化是有讲究的，如果辈分高，敬酒的时候要把酒杯放低，而且要绕被敬酒人的左边，这种文化于初次相识的人，似乎是一种尊重，但于熟悉的人之间却是一种约束，酒桌氛围似乎也不太好，喝起来也不带劲。久而久之，对他称呼从当初的安叔变成安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更近了，就像一对亲兄弟。
不过，从安叔到安哥称呼的转变，我们也曾遇到了尴尬，但“酒精考验”的安哥自有化解尴尬的能力。2020年平安节（当地习俗），安叔办宴，邀请我和同事去他家喝酒，在那次酒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他女儿、女婿。安哥的女儿、女婿是80时代末出生的，而我是80时代初出生，相差也就8、9岁左右，按年纪来说，是可以称兄道弟的，但我习惯了叫他安哥，所以，他的女儿女婿按辈分叫袁叔，本来这样叫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叫得顺口、叫得开心就行。但在我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知道怎回事，一个不留神就谈到年龄，见我和他们年龄相差不多，女儿女婿都说应该叫我哥才对，说叫我叔是我占他们便宜，要求叫我袁哥。其实，我乐意他们叫我袁哥，因为这样自己跟着年轻了。借着朦朦酒意，安哥说你们叫你们的，我们叫我们的，互不相干。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就将尴尬化解得无影无踪。而酒桌上又恢复到之前的气氛，喝酒猜码，你来我往，好不折腾……
除了喝酒，安哥在村里人缘好，总能给我不少有用的信息，让我在钉子户上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转眼间，脱贫已经三年，但每次下乡，看到淳朴善良的农民朋友，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当年扶贫的往事。一想到当年扶贫的往事，我的那些贫困户就出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倍感亲切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