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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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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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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檐下的婚礼(小说)

一九七七年夏天,房山鹰为结婚的事差点儿急白了头发。

他原本是不准备在这个时候结婚的,因为还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但他的岳父大人不行,他的岳父大人一封接一封信地催促他,叫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婚事办了。因为他已经二十七岁了,未过门的媳妇也已经二十六岁了,如果再不结婚,那就太晚了。

他的岳父大人在信中诚恳而又凄婉地说:“山鹰,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回来结婚吧。为了你的前途,你未过门的媳妇不仅等了你这么多年,而且还为你失去了最珍贵、最茂盛的一段青春年华,如果你大学毕业后再不结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也太对不起她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六岁?大约也就是两个多一点儿吧?人活七十古来稀嘛。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说法,人活到六十岁就等于活完了一辈子。那么三十岁就是半辈子了。二十六岁与三十岁能差多少?几乎也就是半辈子了。几乎活了半辈子的人还不结婚怎么行呢?会不会导致将来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呢?这些问题你都想过吗……”

接到岳父大人的最后一封信,房山鹰正好大学毕业。这可把房山鹰难住了,不结婚吧,不但拗不过岳父大人,而且也确实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结婚吧,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婚怎么结呢?结婚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阴阳结合生孩子的问题,而是要过日子。过日子就需要房子,需要床铺,需要油盐柴米酱醋茶,需要盆瓢锅碗铲刀叉,更需要干活用的农具。可他有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他这条光棍汉,结婚以后住哪里呢?睡哪里呢?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呢?结婚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一大堆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弄得他心烦意乱,无所适从。

他上的是师范大学,当教书先生是肯定了的。可究竟要把他分配到哪所学校却还没有定下来。当然,就是定下来了他也不可能把媳妇带到学校去。把媳妇带到学校去吃什么呢?口粮是定量供应的,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媳妇。而且他也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来粮食。农民连自己的肚子都管不饱呢,哪来的粮食卖呢?何况媳妇也是农村人,怎么能带得走呢?带到学校去干什么呢?不但他养活不起,而且生产队也不允许。生产队对男女劳力的出勤天数都是有规定的,每月必须出勤二十四天,少出勤一天,就要扣掉两天的工分。如果一个月少出勤十二天,那么这个月就等于白干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回老家结婚。

可他的老家有什么呢?除了几个已经分了家的哥哥和一大堆痛苦的记忆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从大的方面说,他的老家住在水泉坪大队第二生产队,从小的方面说,他的老家住在一条贫瘠而又荒凉的大山沟里。那条沟名叫三元沟,从沟口进去四里许,一沟开三叉,就变成了三条沟,那三条沟分别为狗熊沟、黑瞎子沟和大黑沟,他的老家就住在大黑沟的沟垴上。

大黑沟是一条冗长、狭窄、陡峭、深邃的山沟,沟两边山势笔立,古木参天,奇峰突兀,怪石嶙峋,一直走到沟垴才能看到十多亩坡地。那十多亩坡地是旧社会一家姓陈的地主开垦的,贫瘠而又坎坷。土地里的石头娃子层出不穷,无论怎样捡也捡不尽。在靠北面的地边上矗立着的两间土木结构石板房子,就是他小时候的家了。那两间房子是靠山而建的,房子的一面墙也是靠山墙,低矮、黑暗而又潮湿。在他记事的时候,那两间房子就已经十分陈旧了。做工粗糙的泥巴墙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就已经是斑斑驳驳,遍体鳞伤了。就象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颊一般沟壑密布,筋骨毕露了。就已经是一副破破败败、摇摇欲倒的样子了。他走了这么多年,那两间房子还在吗?也许早就不在了。当然,就是那两间房子还在,他也不会再进大黑沟里去居住了。那里哪是人住的地方啊!

那两间房子原来也是那家姓陈的地主用来住长工的,一九四八年春天,他的父母亲从外地讨饭来到大黑沟,见大黑沟里有房子有地,就以世世代代给那家姓陈的地主做长工为代价,在大黑沟里安了家、落了户、定了居。那地方真是太遥远、太闭塞、太寂寞了,似乎还处在远古时期的洪荒时代。从他记事的时候起到他离开大黑沟,大黑沟就没有再出现过第二户人家。站在房子的门口极目远眺,满目都是浩浩荡荡的山脉、高高低低的山峰和奇奇怪怪的沟壑;豹子、豺狼、野猪、麂子、毛狗之类的大野兽和黄鼠狼、果子狸、毛老鼠、山鸡之类的小动物常常堂而皇之地徜徉在田间地头和房子的周围,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条羊肠子一般的小路曲曲折折地从悬崖峭壁上通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县城在什么地方卧着?那时候他是一点儿都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

他小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十分瘦小,就象墙头上长的狗尾巴草一般弱不禁风,又象熬干了油的小灯一样行将熄灭。由于长时间没衣服穿,没鞋子穿,风吹、雨淋、冰冻、霜打的缘故,所以就常常肚子痛,而且一痛起来就没完没了,没有几个月就不得痊愈。父母亲常常担心他长不大、会夭折,所以就格外地心疼他,呵护他。但那时候用什么来心疼他、呵护他呢?无非就是他肚子痛的时候在床边守着他,他饿的时候把没有参与蒿子菜草的稀饭给他喝。还常常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看得他直想嚎啕大哭。也许在父母亲的心目中,认为他这个孩子已经长不大了,多给他一些父爱和母爱,使他能在父母亲的温暖中走完短暂的一生。尤其令他心酸的是,他的父亲竟早早地就用薄木板给他钉了一口小棺材,等他死了以后好埋葬他。但令父母亲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顽强而又神奇地活下来了。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还极其聪明伶俐。因此,父亲就对母亲说:“我们养了这么多孩子,也许只有鹰子将来会有点儿出息。”

他的乳名叫鹰子,是随着大名的最后一个字变迁过来的。他听了父亲和母亲的谈话之后,就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有出息!但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究竟自己将来要有个什么样出息,心里却没有个具体的目标,也想不出一个具体的目标。父亲和母亲也都没有看到他究竟会有什么出息就死了。父亲死于一九五九年九月,父亲死时,他才六岁多一点儿。在母亲的坚持下,他总算念完了小学。谁知他小学刚毕业,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他顿时就失去了主心骨,只好分别跟着几个哥哥相依为命。他弟兄五个,他为老四。因为他不仅出不了力气、干不了农活,而且还很懒惰,常常躲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看书,所以就没有哪个哥哥喜欢他,甚至还常常遭到哥嫂的恶骂和毒打。起初,大哥领养着他,但只领养了半年就把他撵了出来。后来三哥又领养着他,也只领养了半年,也把他撵了出来。二哥领养的时间就更短了,只领养了三个月就把他撵出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就成了一个孤儿。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只好在一座石灰窑里栖了身,也只好自食其力了。白天,他到生产队去干活,挣三分工。晚上,他就在石灰窑里看书。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一些初中课本,就象蚂蚁吃西瓜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啃。

好不容易熬到十七岁,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睛,给了他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县上给了公社一个招工名额,公社书记见他可怜,又有点儿文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他。从此,他就离开了老家。他离开老家,不仅意味着他从此就过上了新的生活,而且也意味着他在老家什么都没有了。

他一走就是十年,这十年里,他含辛茹苦,日夜攻读,在工厂里几个大学生的帮助下,他竟搬掉了初中课程和高中课程两座大山。在单位的推荐下,他竟走进了高等学府,成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但老家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淡漠了,要不是要回老家结婚的话,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到那个令他伤心、令他屈辱的老家了。

虽然他的户口早已不在老家而转到了城里,但他毕竟生在老家,长在老家,又是从老家走出去的,所以当他要把媳妇安置到老家时,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很人情味地答应了。

大队和生产队虽然同意了,但结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面临的就是房子问题。他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怎么结婚呢?他找遍了全生产队也没有找到房子,只找到了一块可以避雨的场地。

那块场地是大黑沟口李家房檐下的一块场地,有两丈多长、七尺多宽,是李家用来堆猪草、码柴禾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建房,都要在房前或者房后把房檐伸出去,使房檐遮住一大片场地用来堆放杂物。李家的房檐是向后面伸的,场地自然也在房后了。但他顾不了这些了,只要有个地方结婚就行了。

李家是厚道人,当他说要借用他们房檐下的场地用于结婚时,李家竟一分钱都没有要就答应了。不仅答应了,而且还白送给他了二百多斤竹子,叫他请人编一些竹笆子把房檐下的场地围住,围成房间的样子。

编竹笆子自然要请他的二哥了。他二哥是个半吊子蔑匠,能编背篓、篮子、筛子,自然也就会编竹笆子了。当然,他请二哥编竹笆子还有他的想法,就是想叫他二哥白干,不给工钱。毕竟是一个奶头吊大的弟兄,他想在他这种穷愁潦倒的困难时期,他二哥无论如何也是会帮他一把的。但他去请他二哥的时候,他二哥却说:“你虽然是我老弟,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头里。我给你编竹笆子,你每天得给我付一块钱的工钱。”他心里一震,说:“你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才挣两毛多钱呢,咋向我要一块钱呢?”他二哥说:“我这是大工,大工都是这个价。”他听二哥这样说,就有点儿气烘烘地说:“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去请别人呢。”他二哥也板起面孔说:“你去请别人,你去请别人。说老实话,要不是看在弟兄的情分上,我还真不想给你干呢。我给别人家做一天手艺不但给我一块钱,而且还管我三顿饱饭。如果遇到殷实的家庭,说不定还能喝上几盅酒呢。给你做一天手艺你只给我一块钱,我还得吃我自己的呢。”

他一想,觉得二哥说的也有道理。二哥给别人家做一天手艺不但能挣到一块钱而且还能挣到三顿饱饭,而给他做一天手艺只能挣到一块钱而挣不到三顿饱饭显然是吃了亏。而吃了亏仍然愿意给他做就已经是有情有义了。他的确没法管二哥三顿饱饭,也管不起二哥三顿饱饭。他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工作尚未分配,还是无业游民。他每天走东家、串西家、找亲戚、投朋友、厚着脸皮吃混饭,哪还能管手艺人的饱饭呢?

二哥见他沉默了,就问:“你到底是请别人做还是请我做?”他说:“当然是请你做。”二哥说:“那还有一句丑话我要说在头里,工钱我可是要现钱,不欠帐。”他的心里就象被蝎子咬了一口,但却忍气吞声地说:“好我的二哥哩,你这不是逼着我上皂角树吗?现在我哪儿有钱?等我安排了工作发了工资再给你还不行吗?”二哥极不情愿地说:“好吧,谁让我们是弟兄呢?”

说干就干。他特意找到生产队长给二哥请了几天假,叫他二哥给他编竹笆子。他每天都和二哥一块儿上工,不光是为了给二哥打下手指挥二哥怎么干,更主要的是监视二哥别偷懒。一天一块钱呢!他可不想让钱打水漂儿。

其实,二哥干活是挺卖力的。那么热的天气,二哥除了吃两顿饭,从早到晚都不休息。就是脸色非常冷漠,有时还用恶狠狠的眼光看他。他知道二哥的意思,因为他不但一天不管二哥三顿饭,而且有时还去吃二哥的。完工的那天下午,二哥终于阴着脸对他说:“给你做活儿我真是划不来,你一天给我一块钱只够你的饭钱,我等于啥都没挣下。”

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办法生气,竟嬉皮笑脸地说:“等我接了媳妇有了家,再把饭还给你。”

一连忙了五天,竹笆子终于编好了。房檐下的场地除了原有的一面墙之外,其余的三面都围上了竹笆子。在竹笆子和墙上都糊上报纸,新房倒也象模象样了。

房子有了着落之后,房山鹰就到媳妇的娘家去了。媳妇的娘家住在肖家沟。到媳妇的娘家去并不远,从大黑沟口出发,走完四里下坡路,穿过八里水泉坪,爬上二里罗家山,翻过一道石板梁,再下二里肖家沟,就到媳妇的娘家了。

媳妇姓姚,整个肖家沟的人都姓姚,唯独没有姓肖的。姚家是一个大家族,出过翰林也出过知府,出过县官也出过保长,出过国民党员也出过共产党员,有掩护红军的也有杀害红军的,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有贫下中农、革命先烈。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孙子辈的贫下中农把爷爷辈的老地主拉出来批斗,一个后生跳过去就打了那个老地主的几个耳光,并且还恶狠狠地说:“好你个老地主,旧社会就是你把我们害苦了,不打你几下子难以解气!”可批斗会结束以后,这个后生又亲自为那个老地主端盅把盏说:“爷爷,你痛痛快快地喝上几盅,消消气、压压惊、暖暖身子。”

房山鹰的岳父叫姚西明,是个忠厚人,满腹经纶却淡泊功名,一生默默无闻只知道干活。他一生没发过火、没生过气、没与人红过脸,除了劳作就是看书,一本奇门遁甲被他背得滚瓜滥熟,卜卦、算命、看相、查八字也样样精通。但他却深藏不露,从不让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他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让女子念书,从而导致了房山鹰的媳妇姚小芹至今还是文盲一个。

当然,姚小芹没有念书也许不能全怪姚西明。一个家庭也和一个单位一样,人际关系往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谁也说不清楚。姚西明家里当家的并不是姚西明而是他的兄长姚西安。姚西明和姚西安和睦相处几十年没有分家,姚西安是这个家庭的家长。

姚西安是个精明人,用当地的土话说是个大拐人。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保长,在共产党时期又摇身一变当上了乡文书,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出卖过红军,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就避免了杀头的噩运。但仍以历史不清白被共产党的政府踢了出来。姚西安的精明人所共知,声名远播,知道他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是家里的一尊神。他说出的话对于家里人来说就是圣旨。可以这么说,姚西明和姚西安几十年不分家,既是姚西安专横拔扈、机关算尽的结果,也是姚西明心地善良、忍气吞声的结果。因为姚西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而姚西明不但精通农活、吃苦耐劳、而且还会做篾匠手艺,小钱天天有。姚西安如果离开了姚西明,日子就无法过下去,他自然就要箍住一统江山不分家了。但令人可气的是,他在占领家庭统治地位的同时却又十分歧视姚西明的女儿。他的子女都念了书,儿子还念到高中毕业,惟独姚西明的女儿一天书都没有念。

姚小芹虽然没念过书,但在农村可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十六岁时就当了铁姑娘队队长,就能背一百八十斤红苕走五里路不歇气。房山鹰是个苦命人,就是看中姚小芹这一点才跟姚小芹谈对象的。在房山鹰的认识世界中,觉得在农村娶一个身子骨单薄的媳妇不行,娶一个身子骨单薄的媳妇没法过日子。所以就不讲求脸蛋儿美、曲线美,只要健壮、勤劳、能持家过日子就行了。房家和姚家有那么一点儿拐弯儿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是哪个年代的亲戚房山鹰不知道,反正房山鹰把姚小芹叫表妹。在母亲没有死的时候,母亲和姚家常有来往,房山鹰和姚小芹从小也就认识了。所以,房山鹰和姚小芹从谈对象到结婚,既没有激动人心的勾肩搭背,也没有卿卿我我的花前月下,更没有三媒六证那种壮观场面,一切都象止水一般平平静静。

房山鹰参加工作三年以后,就明目张胆而又言辞恳切地给姚西安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把姚小芹嫁给他。据姚小芹后来说,姚西安接到房山鹰的信以后,第一次发扬民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把房山鹰的信在会上念了一遍,然后就郑重其事地说:“我看这娃子是心血来潮。我原则上不赞成把小芹嫁给他。为啥呢?这娃子如今是国家干部(当时还是工人),前途不可限量,一旦飞黄腾达,就会抛弃糟糠之妻,到那时,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放?小芹的一生如何得了?”姚西明的看法却不同:“我看不见得。房山鹰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人,也许是不会忘本的。再说,从他的相体上看,也不象是一个卑鄙之人。我看对于这个娃子的求婚可以考虑。当然,最主要的还要看小芹是啥意见。”姚小芹羞涩地说:“他啥都没有,嫁给他咋过日子呢?”姚西明见姚小芹有点儿嫌弃房山鹰穷,就用他那已经洞明了世事的语气说:“啥都没有怕啥?家当是人挣来的。古话说得好,女子选婆家,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才选家当呢。只要娃子不游手好闲,肯务实,就啥都会有的。”

姚西明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事情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定下来了。

不久,房山鹰就收到了姚西安的回信,说他们已经原则同意了他求婚的要求,叫他再认真想想,免得以后三心二意。

收到信以后,房山鹰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三年以后,国家提倡晚婚的口号越来越响,于是姚西安就催房山鹰尽快结婚。当时,房山鹰正处在被推荐上大学的紧要关头,哪里还有心思来处理婚事问题呢?因此,房山鹰没有搭那个茬,就把结婚的事拖下来了。谁知这一拖就是四年多,一直拖到现在。在这四年多中,房山鹰和姚小芹倒常有鸿雁传书,但姚小芹的家里却有过一次重大变故。

变故正是来自姚西安,确切地说,变故是来自姚西安的老婆、姚小芹的大娘吴大娘。吴大娘有一个远房侄子吴长胜看上了姚小芹,就请吴大娘给他做媒。起初,吴大娘还推辞说姚小芹已经答应了房山鹰,这事可能不好办,可经不起吴长胜的软缠硬磨,也就答应了。吴大娘也和姚西安一样,也是在家里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觉得把姚小芹从房山鹰手里抢过来嫁给吴长胜是手到擒来之事,根本不用多费口舌,所以也就没有征求姚西明的意见,更没有征求姚小芹的意见,只是给姚西安吹了一下枕头风,就答应了吴长胜。姚西安听信了老婆的教唆之语,就叫吴长胜尽快订婚。那年的正月初二,吴长胜就带着两大皮箱彩礼和几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本家叔叔大张旗鼓地订婚来了。姚西安和他的老婆在家里说一不二了大半辈子,满以为能够胜券在握,谁知这次却是砸锅倒灶连响声都没有。就在吴长胜他们把堂屋的两张大桌拼拢、铺上花花床单、点上两支红烛、把彩礼摆上桌面的时候,姚西明发话了:“你们这是干啥?”姚西安说:“订婚呐。”姚西明明知故问:“订婚?订谁?给谁订婚?”姚西安说:“给小芹和长胜订婚呐。”姚西明问:“这事我咋不晓得?”姚西安说:“这事怪我一时疏忽,没有提前给你们打招呼。”姚西明这个逆来顺受了大半辈子的忠厚人这次却发火了:“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你们这是订的啥子婚?给女儿订婚,竟连女儿的亲娘亲老子都不告诉,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你们谁有女儿你们订,我没有女儿,我的女儿已经答应嫁给房山鹰了。”姚西安还想作最后地努力:“既然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订了算了吧?”姚西明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绝对不行!”姚西安见姚西明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冷冷地说:“你以为房山鹰那娃子还要你家的姚小芹?做梦吧!人家现在是啥人?是大学生!姚小芹是啥人?是文盲!大学生会要文盲吗?根本就不会要!房山鹰为啥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看其目的就是想摆脱这桩婚事。他当初把话说出来了现在不好收场,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冷板凳坐着。依我说,趁着现在你家小芹皮还没有破、血还没有流,干脆来个顺水推舟,跟长胜订婚算了。这样,一来小芹有了着落,二来也了却了房山鹰的一桩心事。”姚西明说:“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房山鹰绝对不会是那种薄幸之人!”

姚西明和姚西安僵持住了,一场闹剧无法收场。僵持到最后,都只得放下父辈的架子,一致同意由姚小芹自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姚小芹虽然没有念过书,但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和异常自信,她柔中有刚地说:“我非常感谢大伯、大娘对我的关心,也非常感谢吴家老表看得起我,但要订婚,我却要使你们失望了。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房山鹰。虽然房山鹰这么多年没有打照面,但人家没有说不要我了,还常常来信问候我,所以我必须等人家回来。”

吴大娘狠狠地说:“你这个死女子,真是把眼睛长到脚背上去了。嫁给房山鹰有啥子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穷得叮叮当当响、要啥没啥,你不是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么?”

姚小芹说:“如果嫌人家穷就不嫁给人家了那还算人么?人家当初提亲时就说自己穷,是我不嫌人家穷答应了人家的。既然答应了人家我就没有想变卦。将来嫁给房山鹰以后,就是吃糠咽菜、讨米叫化我也不会变卦。这是命。我相信命。如果房山鹰大学毕业以后不要我了,我就一头撞死在他的面前。”

姚小芹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姚西安和吴大娘都没了辙,吴长胜和他那一帮子人也没了辙,只得收起彩礼灰溜溜地走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就这么尴尬地落下了帷幕。

房山鹰果然没有辜负姚西明和姚小芹的一片诚挚之心,大学刚毕业就赶了回来。从他写信要求姚家把姚小芹嫁给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年零八个月的漫长岁月。他由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也由一个小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虽然说不上是衣锦还乡却也是功成名就了。

房山鹰的回归,姚西明自然十分高兴,姚小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认为房山鹰给他们争了气、露了脸,使他们都能挺直腰杆子说话了。姚小芹还激动得偷偷地哭了一场。

姚小芹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却牛高马大,常年的劳作使她的面部黝黑而又粗糙。但房山鹰要的就是这样的媳妇,他觉得只有这样的媳妇才能过日子。说老实话,在大学念书时,不乏一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靓丽的、丑陋的、开拓事业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孩子追求他,但他都毫不动心,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对姚小芹及其家人有过承诺而应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穷斯难矣所以不想高攀别的女孩子而自愧弗如、诚惶诚恐,主要原因还是应该归结于他的良知、他的品质、他的家庭思想观念和他的与生俱来的坚强毅力。他忘不了姚小芹寄给他的八块七毛钱。那八块七毛钱是姚小芹偷着卖了两年桃子才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姚小芹一分也没有舍得用,却夹在信里寄给了他。信是姚小芹请她隔壁三叔写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好好念书,我等你。”房山鹰认为这不是一句话,也不是八块七毛钱,而是一个姑娘忠贞不渝的心。就冲着这一句话和那沉甸甸的八块七毛钱,他也不能朝秦暮楚、朝三暮四、这山望着那山高。人活在世上,相识满天下,知心的能有几个人?世界上甜言蜜语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多的是,只有在患难之中才能辨别出一个人的真伪和善恶。当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仍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看你这满身的灰哟,快脱下来我给你洗洗。”

那天晚上,姚西明对房山鹰说:“你们也都老大不小了,你这次回来就把婚事办了算了。等你工作分配以后再结婚,最少又得推迟半年,就是你不急,我家的小芹还急呢。”

房山鹰吱吱唔唔,一脸的愁眉不展。他何尝不想结婚?对于结婚,他早都想得快发疯了。他和姚小芹都已经成了大龄青年,婚期是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而且,他也需要一个家,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那种只身孤影的日子他实在是过怕了。多少年来,每当看到别人回家团聚的时候,他的心里就象刀绞一样疼痛。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怎么结婚呢?结婚以后媳妇又怎么过日子呢?

姚西明似乎看出了房山鹰的心事,就安慰房山鹰说:“你愁啥呢愁?不就是没有房子、没有家具吗?这有啥?结婚以后再慢慢置办嘛。你当初不就是住在石灰窑里的吗?现在继续住石灰窑难道不行吗?如果没有石灰窑了找一个岩窝也行嘛。你不用发愁,你只准备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和一张床就行了,别的一概不用你管,都由我给你安排。”

现在,房子已经拾掇好了,虽然在李家的房后,虽然在李家的房檐底下,虽然是报纸糊的竹笆子墙,但总算是能够遮风避雨、可以凑合了。

房山鹰给姚西明和姚小芹报了这个喜信。

姚西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语气很沉重地说:“小芹要走了,我的心里很难受。是我这个当老子的没出息,竟没有让小芹念书。小芹在家里也是一个受苦人,跟一个下人差不多,没有享到一个姑娘应该享到的福。她从六七岁就开始干活,整整干了二十来年的活。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还要推磨,一推就是大半夜,全家人吃饭就靠她一个人推磨养活。如果她哪一天不上工、不推磨,她的大爹和她的大娘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呵斥她。她受够了侮辱。她现在要走了,我也没有啥东西给她,就给你们一些家具过日子吧。”

姚西明所说的家具,是一口小锅、一把锅铲、一把火钳、一把洗锅刷子、一把水瓢、一担水桶、十个饭碗、十双筷子、一张案板、一个砧板、一张抽屉桌、一张小方桌、四把小椅子、一个面盆、一个脸盆、一个脚盆、两条毛巾、一个背篓、一个挂篮、两把筛子、一把角锄、一把板锄、一把薅锄、一个马桶。还给了一斗包谷、两升小麦、两斤大米和一口袋洋芋。

第二天,房山鹰就请几个人把这些家具和粮食都搬了回去。

天下了几天的雨,可在房山鹰和姚小芹结婚的那天却突然晴了,好象是特意庆贺房山鹰和姚小芹结婚似的。

凑巧的是,邮递员这天也把房山鹰的分配通知书送来了。房山鹰被分配到四百里路以外的一所中学教书,并通知他明天必须报到。若不按时报到,后果自负。

这天,房山鹰的大哥也起得特别早,天还没有亮就出去了。吃早饭时,房山鹰的大哥不知从哪儿提回了几块腊肉,据说是借的,总共十二斤半。大哥吩咐大嫂把肉洗了、煮了,然后对大嫂说:“今晚办四席。我给本队的社员一户一个都说了,晚上请他们来喝杯喜酒。”

房山鹰的婚事是他大哥主动提出、主动操办的。也许是为了赎回那时把兄弟赶出家门的罪孽,也许是为了向众人显示一下作为大哥的仁慈和厚道,也许是看兄弟有出息了、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也许是真心真意地想为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兄弟办一点实事儿,但不管怎么说,他执意要把兄弟的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

实际上,婚事仍然办得十分简陋、十分寒酸,但大哥已经尽力了。只有那个条件,要什么没什么。有几杯淡酒、几片腊肉就已经十分地奢侈了。

婚宴是在大哥家里办的,客人也是大哥请的,一切花销都是大哥的,大哥根本就不让房山鹰插手。房山鹰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哥会有这个举动。大哥的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儿始料不及。大哥的子女多,家里也不富裕,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地办了四桌酒席,但这四桌酒席至少也要花去大哥全家人十天的口粮和全年的油盐钱。这经济帐倒也可以不算,但这份儿情义是没法衡量的。房山鹰突然觉得他对大哥并不十分了解。过去,他一直认为大哥是一个恶人。他记得很清楚,那年刚刚给父亲送葬回来,大哥就一次性削了三块光溜溜的篾片儿插在楼枕上,并对兄弟姐妹约法三章:谁要是好吃懒做、冲撞母亲、闹不和睦就大刑伺候打三十篾片儿。当时他吓得浑身哆嗦,弟弟吓得哇哇大哭,但大哥仍然不动声色、毫不留情地宣布着禁令。现在来想这个问题,大哥当时的作为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家里兄弟姐妹十来个,五王八侯样样有,死了父亲这个九五之尊,懦弱多病的母亲如何能管得了这帮孩子?只有大哥主动承担起这个治家重任,才能使这个破败的家庭不落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事实上,大哥谁也没有打,削那三块篾片儿不过是吓唬人罢了。那三块篾片儿在楼枕上整整插了七年,直到母亲死了以后,大哥、二哥、三哥分家时,才把那些篾片儿扔进火里化成了灰烬。

正如大哥所说,晚上全队的社员一户一个都到大哥的家里喝房山鹰和姚小芹的喜酒来了。社员们空前踊跃地到来,果真为房山鹰和姚小芹的婚事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大哥忙前忙后招呼着客人,大嫂在厨房里被烟熏得眼泪直流,姚小芹没有新娘子的那种忸怩作态,一进门就到厨房给大嫂帮忙去了。

房山鹰心里很高兴,但更多的是过意不去,总觉得欠了大哥一笔很大的人情债。这时他倒暗暗地埋怨那些社员不该来了。人来得越多,大哥的花销就越大。又不兴送礼,也不兴收礼,送礼和收礼都被看作是不法行为而要遭到批斗,这就导致了大哥为他操办婚事只有付出而没有收入。那些常年难得见一次荤腥的社员们两手空空,白白地嘬了一顿。

酒席吃到深夜方散,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兴奋不已而又意犹未尽,仍然不肯散去而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这时一个老者趁人们不注意把房山鹰拉出了屋子,一直拉到远离人群的房后黑暗中,悄悄地塞给了房山鹰五块钱,并一再叮咛千万不可声张,否则就会惹来天大的麻烦。房山鹰认得那个老者,那个老者姓李,是水泉坪大队的会计,也是他父亲在世时过得硬的朋友。老者白发苍苍却精神闪烁,给人一种老当益壮的感觉。老者塞给他的五块钱,不仅是一个重礼,而且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正是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动荡时期,谁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呢?而老者却塞给了房山鹰五块钱。那五块钱对于房山鹰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不亚于给了他半个家当。他真想给那个老者磕上几个头。

客散人尽之后,房山鹰向大哥、大嫂道了谢,就领着姚小芹走进了李家房檐下的那个新房,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第一个新婚之夜。

在那昏暗的煤油灯下,姚小芹平静地收拾着床铺。不知什么时候老鼠已经将糊在竹笆子上的报纸啃了个七零八落,残存的纸片儿和纸条儿随风飘舞,给这新房里陡然增添了不少寒沧之色。

姚小芹打开被子,一只老鼠突然从里面跳了出来。被子也被它咬了一个大洞,一团黑色的棉絮从里面露了出来。姚小芹不惊不乍、不声不响地找出针线,就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好象被子里本来就应该有老鼠、老鼠本来就应该咬坏被子一样。

房山鹰尴尬地站在姚小芹的身边照着亮,想说点儿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这被子还是他参加工作以后缝的,已经用了十年之久,跟着他呆过工厂、越过秦岭、上过大学,现在又成了他结婚用的被子。他大学毕业时后,把它寄放在一个过去的同事那里,因为要结婚才请弟弟去给他背了回来。

姚小芹补好了被子,如重释负地吁了一口气。她没有苦恼也没有抱怨,好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床上没有褥子,只铺了一领竹篾编的席子,席子下面铺的是麦草。

床是一张老式的木床,四块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厚的木板围成一个长方形的框子,框子下面安有四条腿,框子的下沿处安有五根横木,在横木上铺上竹笆子,在竹笆子上铺上麦草,再在麦草上铺上席子,这就是床了。这样的床,家家户户都有,冬天睡在上面很软、也很暖和,都为有这样的床而感到自豪。

但房山鹰什么样的床也没有。他结婚用的这张床是从邻居向家那里借来的。向家的那个男人和姚小芹的大爹姚西安是连襟,也就和他有了那么一点儿拐弯儿亲戚。按照姚小芹的叫法,他把向家的那个女人叫姨,把向家的那个男人叫姨夫。姨夫在水泉坪大队当支书多年,后来因为“四不清”而下了台。他们有个儿子叫青娃子,与他同岁却是个瓜瓜货,一句话分作两次说也说不清楚。姨夫曾经去找过姚西安和姚西明,要求把姚小芹嫁给青娃子。这事自然没成,因此亲戚之间就有了隔阂,许多年前就断了来往。他去借床时,那个姨说:“你娶姚小芹做媳妇真是有眼光,那是一个好做家子。”好做家子的意思就是干活是一把好手。

向家的那张床是用白果树做的,很厚实,也很漂亮,是他们老两口儿睡的。前不久请一个木匠给他们做家具时,木匠到处乱翻,嘴上的旱烟袋竟引爆了放在床头的一盒雷管,不但木匠片刻之间就尸骨无存了,而且死者的碎肉、碎骨和鲜血也溅满了墙、溅满了床。姨夫处理完木匠的后事,就把床抬到水沟里洗去碎骨、烂肉和血迹,视作不吉利,就闲置起来了。正好他结婚没有床就借了来。

夜已经很深了,但姚小芹还迟迟不肯上床睡觉。第一次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又已经到了二十七岁的年龄,房山鹰已经把持不住自己了。他对姚小芹说:“睡吧。”姚小芹也说:“睡吧。”就是不动身。他几下子就脱光了衣服躺在了床上,并故意把赤裸裸的身子亮在姚小芹的面前。姚小芹面红耳赤,胸脯一起一伏,却依然不动身。看着泪眼婆娑的姚小芹,他心里虽然有点恼火,但更多的却是愧疚。是他太对不起姚小芹了。别人家娶媳妇虽然谈不上穿金带银,但最起码也有一身新衣服。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姚小芹买。今天的大喜日子,姚小芹仍然穿着在娘家干活时穿的那一身蓝布裤褂,裤子上还打了几个补丁;也仍然打着一双赤脚,赤脚上穿着一双偏耳草鞋。这一身装束,对于一个新娘子来说,不说是太残酷,也应该说是太无情了。姚小芹怎么会不伤心呢?他想着他的穷困,想着媳妇的委屈,不禁也伤心起来,也情不自禁地就流下了眼泪。他抽泣着对姚小芹说:“别伤心了,等我拿了工资再好好地报答你。”姚小芹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又不是为这。”他问:“哪是为啥呀?”姚小芹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说:“真不凑巧,我今天来例假了。”他愣了一下,随即就笑了,大度地说:“这有啥,这些年都过来了。”

这一夜,他们谁都没有睡觉,整整说了一夜的话,说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甚至说到了他们将来有了孩子以后该怎么培养。天亮时,房山鹰却要走了,姚小芹期期艾艾地说:“你就不能推迟几天走么?”房山鹰说:“那咋行?通知上说了,如果不按时报到,就要取消分配资格。再说,刚分配,就迟到,领导会咋看我?同志们会咋看我?你不知道,到一个单位工作,首要的问题,就是得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姚小芹说:“这倒也是。可我们还没有……”房山鹰说:“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我不在乎。”话虽这么说,可真正要走的时候,他还是有点儿难舍难分了,他把姚小芹拥进怀中,亲吻了很长时间。但他没有陷入儿女情长之中,硬是告别了新婚而还没有来得及亲热的姚小芹走了。当姚小芹把他送到门口时,太阳刚刚露出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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