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梦录

 （刊于2017年第2期《中国作家》影视版）

喻 彬

南方多雨的春天，令人耽于怀想和憧憬。多年来，我就像一个在春天里追赶蝴蝶的孩子一般，虔诚而执着地写作、绘画，用文字和色彩的灵光来点燃心中的希望、照亮梦境与现实之间那条清冷的小径，探寻生命中绚烂的风景。

我爱码字，更爱画梦——用画面语言呈现影视文学形态。在我心中，真正称得上不朽的影视作品，应该是个遥远而又美丽的梦境，一个值得付出毕生精力和才情，穷尽所有诗意、激情和时光去追寻的事业。

做梦、追梦、画梦、造梦，一个孤独的梦游者，艰难地行走梦想的原野，时刻眺望着远方地平线上那缕可能出现的曙光。

写过十多部电影剧本，真正和观众见面的只有《检察长》，其余的剧本尽管有的获过一些奖项，但迟迟未能搬上银幕。实际上，电影剧本如果不能通过银幕和屏幕传播给受众，那无异于编剧个人的私密日记，只能孤芳自赏或顾镜自怜。

过去这些年，为了让自己的剧本能够拍成电影，也曾积极主动地寻找一些合作机会。可是在这个人心不古、诚信危机的时代，那些混迹于影视圈内外的所谓的影视制片商，大部分是蝇营狗苟为富不仁。这些人只要看上你的剧本，能给他们带来较好的票房和收视率，就敢跟你签合同盖大印，只交极少的定金就将剧本据为己有，拿着你的剧本到处招商引资，再也不会依约给你支付后期的剧本酬金。你不服？法院告去吧！一审二审折腾两三年下来，即便你胜诉了，也很难要回钱。执行难成了当今司法的一大痼疾。只留下编剧独自伤悲！这是文明社会里不应有的遗憾。

目前，我有四部电影剧本被人签约买断电影摄制版权，但都没交齐版权转让费。其中两部已提起诉讼，终审裁定我胜诉，但是执行艰难，近百万元血汗钱无法讨回。好在所有法律事务全权委托给律师，自己从那繁琐的诉讼泥沼中解脱出来，我行我素，继续编剧，继续画梦，继续过着浓墨淡汤的日子。我始终坚信：好水手都是在水中学会游泳的，曾经遭遇过的呛水甚至溺亡的危险，都是成长过程中必须上缴的学费。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至少使我的画饼充饥行为找到一些存在的理由和希望“渐入佳境”的依据。

我有时思忖：人活世上，日食三顿粮，夜睡半张床。何苦这般折腾？但是如果不再折腾，似乎感觉心中的某些块垒难以消解，无以释怀。

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孙中山的女保镖》，写这部剧本源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杭州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里，看到了唯一的一座女性先烈的墓碑——尹维峻烈士墓。尹维峻，这位十岁参加革命，光复杭州时冲在最前面扔出第一颗炸弹的敢死队员，多次营救孙中山于危难之中的中华女侠，年仅24岁就遭遇北洋军阀暗杀的巾帼英雄。她和姐姐尹锐志的保镖生涯，是一段冷兵器与热兵器交替时代的传奇，两个女子和一位伟人的生死攸关的故事。斯人远去，成为中国记忆的切片；但铁血光影背后的理想与追求、使命与凶险、光荣与杀身，都以特有的生命姿态真实地存在过。

其剑胆琴心、舍生忘死的精神令人感怀。可是没有任何有关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传奇人生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我就开始收集尹氏姐妹的有关史料，专门赴浙江杭州、绍兴、嵊州等地采访尹氏姐妹的家族后裔，整理流传于民间濒临失传的有关尹氏姐妹的口碑传说，参考文史部门的相关史料，创作了长篇小说《姊妹镖》（发表于《小说月报》2014年长篇卷一，201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总统的女保镖》），同时，根据该小说改编了电影剧本《孙中山的女保镖》（发表于2011年3月下半月号《电影文学》，获得第二届“北京影协杯”电影剧本征文奖）。

在影视剧原创疲软、翻拍成风、抄袭泛滥的今日，如果用精美的艺术手法将《姊妹镖》呈现于银幕或屏幕上，那将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事。

我一直把文艺创作当做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一件快事。无论是过去从事新闻采编出版，还是现在的高校教研工作，我都把创作当做繁复的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一道风景，一种激励人生向臻美境界迈进的精神动力。我创作的剧本题材比较宽泛，有历史、战争、喜剧、罪案、动作、爱情、惊悚等，我把影视文学创作当做一面多菱镜，用它来折射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以托物言志。

2013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暗杀》，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威震江湖的“暗杀大王”、草莽英雄王亚樵的故事。1932年4月29日上午，上海虹口公园日军阅兵祝捷大会会场，突然一声惊天巨响，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民团长河端贞次等十余名倭寇匪首被炸得魂飞胆裂。白川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中被歼灭的最高日军长官。这一震惊全世界的爆炸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个中华民族不该遗忘的人物——王亚樵，是他一手策划与韩国流亡政府首领金九一起实施了这一壮举。

因成功地刺杀过汪精卫、白川义则等人而闻名于世的草根英雄王亚樵，曾经有电影和电视剧表现过，但是再现虹口公园爆炸这一史实，目前还没有影视作品。王亚樵是在刀尖上行走，实施这一爆炸计划的。由于王亚樵对日军高官的暗杀行动，给正要和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蒋介石添乱。加之，王亚樵曾经对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的暗杀行为，令蒋介石心有余悸。于是指使军统头目戴笠派出特务除掉王亚樵。日军除了悬赏十万大洋刺杀王亚樵之外，还派出特高课、军警特务追杀王亚樵。而上海滩的青帮杀手也企图提着王亚樵的首级去向日军领赏，趁机收复被王亚樵抢占的码头。王亚樵就是在多方反对势力的绞杀下，成功地实施了这一谋杀计划。将其创作成电影剧本，应该是一部真实再现史实、审美价值和市场潜力兼具的作品。鉴于此，我创作了电影剧本《暗杀》。2014年，《暗杀》获得安徽第二届电视电影剧本大奖赛优秀剧本奖。我当时想，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如果将《暗杀》搬上银幕，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可是，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是韩国出品的《暗杀》。

我坚信好作品是不会过时的，它就像一坛老酒，会历久弥醇。那些“裤裆藏雷”、“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子弹拐弯”等雷剧、神剧，只能博一时俗辈之乐，难以长留。

好的影视作品，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著名剧作家王兴东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艺原创疲软主要是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改编的多了，原创的少了；模仿的多了，创新的少了；离银行近了，离生活远了；离网络近了，离群众远了。嚼别人嚼过的馍，踩别人的脚印走，拆别人的旧毛衣重织一遍，买外国的版权贴中国的标签。”

当下有些影视作品只顾经济利益无视社会效益，比如一些宫斗、杀戮、阴谋、暗算、弑父夺妻等主题的影视剧层出不穷。传播如此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对社会贻害无穷，在这样的影片引导和影响下，骨肉之间、手足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亲友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社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叵测。

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在全世界风靡一时，创下了收视奇迹。一度受到中韩两国领导人的关注。

同样是反应宫廷生活的电视剧，中国大陆总是把它拍成宫斗戏，而且宫内斗争的手段之残忍、计策之阴毒，无所不用其极。让人观后心惊肉跳，联想现实生活难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而韩国的《大长今》同样是讲述宫廷生活，为什么能得到全世界的观众喜爱呢？主要是这部作品的人文关怀、弘扬大爱与人性之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它是一部励志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代奇女子徐长今遭遇不幸被迫进宫，后又遭人陷害，最终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朝鲜王朝历史上首位女性御医，被中宗大王赐以“大长今”称号的传奇经历。徐长今身处窘迫甚至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始终怀有一颗真诚善良而又积极进取的心。这种人文精神，应该是这部电视剧大获人气的亮点。其次才是那扣人心弦故事，悦人耳目的音乐和景色。《大长今》在中国大陆播放的那些日子，几乎大街小巷都飘着《大长今》的主题曲，张贴着《大长今》的剧照。

编剧，对我来说就是画梦，我将不遗余力，画梦、造梦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