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牧龙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投递员。
我所在的中学,是由六个村子联合成立的学校,叫联中。四周红砖围墙,十几排瓦房飞檐走壁,在周边满是篱笆土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有档次,学校中间还立有一根高大粗壮的旗杆。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庙宇,一座承载了村民们无限希望和梦想的庙宇。
二哥的参军,让我家有机会和外界进行了沟通,每月一封家书带着二哥的思乡之情和成长的喜讯,让家人收到后格外开心和满足。如果哪个月收不到二哥的信,父母则会寝食难安,总会站到村口,翘首期盼。父母所期盼的不是二哥的回归,而是一个穿着草绿色制服,戴着大檐帽,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的投递员。他沉甸甸的驮包里,总是有来自远方的思念和问候。
他潇洒地骑进学校,扔下几份报纸和厚厚一叠信件。校长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小王同志,进屋里喝水吧”。小王同志正了正帽子,没有回答,车把一转,骑车飞驰而去,屁股后面抛洒下一串脆脆的车铃声。
少年的我站在校门口,目送着投递员远去。他那帅气的制服,洒脱的骑车身影和叮铃铃的车铃声将我带进一个梦想,长大后,我如果能当上投递员该多好啊。
读高中时,每逢周末,我都骑车几十里路到县文化馆去。书包里,除了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外,还有厚厚的一叠稿件。“乐老师,这是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请你有空闲看看,帮我指正指正”。我憋红了脸,把背了一路上的几句话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乐老师头也不抬,“好,放哪儿吧”。我坐在椅子上十分尴尬。乐老师拿起暖壶,想给自己的茶杯倒点水,他晃了晃,又放回原处。我猜想里面肯定没有水,就抓紧站起来把暖壶拿到手里:“乐老师,热水间在哪里?我去打壶水。“在最西边一个小屋,挨着美术室,上面挂了个牌儿”。
我拎起两个暖壶,就去打水。暖壶用的时间久了,表面脏兮兮的很难看,于是我就先把暖壶刷干净,又用热水把里面冲刷了几遍。这才灌满热水提回办公室。乐老师看到暖壶一愣,也没说话,自己倒了一杯茶,埋头看书。“报架上有报纸,你可以去看,中午办公室不锁门,你也可以在里面休息,不过不许动里面的东西”。乐老师边说边走出办公室。我一叠连声的应允。
文化馆成了我接触文学最富足的地方,这里不光有最新的文学期刊,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征文启事。我就在这里贪婪的阅读着书籍,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我对乐老师充满了无尽感激。他虽然自始自终没有给我讲文章如何写,可是他给我开了方便之门,让我不花一分钱却读到了那么多新鲜的文学作品,让我的作家梦也开始生根发芽,破土而来。这个梦想一直伴随着我走出了故乡!
毕业后,我在一家食品企业做了一名销售主管,天天背着包到处跑,我天天脑袋里想的是如何提升业绩,如何处理难缠的客商。我天天分析产品、包装、通路、促销,以期自己能在企业里得以发展和进步。我渴望也能成为一个企业家,研发出适合广大消费群体的产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包装形式,有着独特的口感,有着良好的口碑,赚很多的钱,然后修桥补路,捐助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这样的美梦一度让我失眠。
十五年的营销生涯结束后,我又想当一个校长。我想告诉孩子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想告诉他们“学为之用”的人生体验;我想利用现代营销知识把学校打造成一个经典和传奇,让他独具特色,老师德才兼备,学生达理知书、昂扬向上。
这些梦想一直伴随着我,不离不弃。
我觉得,理想是一种由羡慕引发的念想。凡是我所渴忘,都是我之理想。而我支离破碎的渴望却又支撑不起“理想”这个词汇。当投递员,当作家,当企业家,当校长,都是我的梦想,是我人生不同阶段的心之映射。它不停的在变,好多梦想我还没有实现,它已随着岁月的河漂流成了过去。
他是旷野的风,抚慰着我成长。
他是暗夜的光,让我看到了光明。
他是指路的灯,让我义无反顾的前行。
他是一座山峰,看着不高,觉着挺近,我却不能跨越。我依然在努力的去处理每天的琐事,做着更美好、更灿烂的梦。大多时候,我只能谈谈梦想,却不敢和理想对簿公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一种理想,那是李太白积极入仕的一种慷慨激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一种理想,那是陶渊明梦中的闲适田园。“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是一种理想,那是王昌龄收复疆土的壮志雄心。而此刻的我,更希望是晴耕雨读,安然自得,少一些鸡零狗碎,多一些心平气和。
也许不是我放弃了理想,而是理想放弃了我。在五十年烟熏火燎的日子里,他却让我感受种种真实的生活气息,让我负重前行,不知疲倦,锲而不舍的朝着远方前行。他给我了光,给我了桨,给我了梦,给我了马,给我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就成了一片灵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