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牧龙
“子荣君,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这句话不知道被我套用了多少次,很少有人发现,我文章中的开篇竟然经常拿周作人先生的字句用。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在散文,翻译,民俗上颇有建树。我很喜欢周作人先生的文风。稳健,朴实,娓娓而谈,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在叙述其见闻。
“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每每读到这一句,我总觉得周先生对故土有种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好多人写故乡,会美化,会思念,会挖掘其美好的东西,好像故乡就是一种美好的念想,谁若说自己的故乡不好那就是大逆不道。故乡好不好,周先生没明讲。
故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高高在上的,并且会不由自主的偏袒护短。有一次,我坐火车去西安,途径开封,期间上来一男子说开封不好,景点一般。正说间,呼啦啦围上来一群人,操着开封口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教师有商贩,围着那人道:“咋就不好了?就您家乡好?不允许你说开封不好啊”。一群人你方吵罢我登场,说开封不好那人只好舌战群儒,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能倔强得说,“你的老家,你肯定觉得这好那好千般都好,但是我确实在景点被骗了,吃饭时被讹了,我就觉得这里不好”。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说开封不好的那个人,大抵说的是真话,只是当地人和我一样的心态,不允许别人说故乡的不是罢了。
我曾经写过《丑陋的故乡》一文,写成之后,思量再三,还是没有拿出去发表,我实在不敢挑战故乡这份与生俱来的威严。周作人先生处理的就很巧妙。“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周作人先生的老家,绍兴的“鲁迅故居”我是去过的。我坐在周家大门口喝了一碗黄酒,吃了一碟茴香豆,还破天荒地吃了块臭豆腐。周家老宅前面就是小河,里面泊着好多乌篷船,在狭长的河道中来回穿梭。
江南水乡,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应该就是江浙沪一带,再缩小范围就是绍兴到苏州这一带,其他省份很少有这么密集的河道,也没有这么多用小船当做交通工具。绍兴有完整的河道体系,可以通杭州,可以通上海。周先生就说过:“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
在绍兴我没有坐船,只是远远的看河道里的乌篷船,看看哪种是三道瓦,那种是四明瓦。
我老家也有船,不过,它不像周先生老家那样轻松游走。
我的故乡是梁山县西北角的黄河滩区,村庄就坐落在河道里。从河南岸到河北岸去,需要乘坐渡船。我老家的船比乌篷船大得多,足足有二十多米长,可以挤挨着上五六十人,再加上数量不等的自行车。站在船最外围的,需要手牵着手,要不随时都会有跌落下去的危险。胆子大的依旧嘴叼纸烟,谈笑风生,胆子小的看到打着漩涡的黄河水就紧闭双眼。
船从南岸到北岸去,北岸的码头并不在南岸的对过,而是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这样船只过河基本上算是顺流而下,然后借着水势开到北岸的码头。等返回时,船首先沿着北岸逆水向前开十几公里,然后和去北岸一样,顺流而下,再借水势漂流到南岸去。南岸看北岸,近在咫尺,而坐渡船过去,往往要折腾大半天。和周作人先生家乡的“四明瓦”比起来,我觉得他们是闲情雅致地游荡,我们这里算是聚精会神地渡河。
周作人先生青年时就离开家乡,先后居住了不同的地方,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所以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而我不同,我比周先生固执。我觉得我的故乡只有一个,其他地方即便是住得再久,也不能和故乡相提并论,即便是故乡很灰暗,很破旧,我的哪份赤子之心却是纯真无邪,一尘不染。
周先生师从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同在北大做事。弟子中比较有名气的有俞平伯,我还专门找了找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来读,和周先生的文风很接近。且“子荣君”也非别人,而是周作人先生自己用过的笔名,《乌篷船》是周先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说是信件,其实是书信体形式的散文,如老友重逢,娓娓道来,推心置腹。郁达夫评价:“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有分量。”
对于作人先生的经历,我不做什么品评。我只是觉得周先生的文风很沉稳,很淡和。我很喜欢,也深深的影响了我,让我提起笔写故乡的时候,第一句想到的就是:“子荣君,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