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蔡妈妈这几天特别高兴，脸上的表情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有种透明的，纯粹的，质感的明丽。如果我告诉你蔡妈妈高兴的原因，你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与当下的时代节奏相比有点落伍。但你当然无法感受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喜，因为你也许不知道，某些感情，就像窖藏的醇酒，放得愈久愈香。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蔡妈妈的两个弟弟要从山东老家来宝鸡看蔡妈妈了。

蔡妈妈今年实足年龄89岁，她和她山东菏泽的两个弟弟已经33年没有见面了。大概是因为蔡妈妈的记忆不比年轻时候清晰了，也许是时光过得太快。但蔡妈妈一直坚持认为，她和大弟蔡金钟绝对是33年没见面了，至于二弟蔡银钟是否中间有一次来过宝鸡，她的印象有点模糊。她记得大弟比她小七岁，应该是82岁。二弟弟比她小九岁，应该是刚刚80岁。姐弟33年没见过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逢年过节，蔡妈妈一定是要给两个弟弟打电话的，还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给弟弟们寄些钱物。了解蔡妈妈的人都知道，蔡妈妈这辈子过得很不容易，拉扯四个子女成人，再加上照顾文革期间受伤害精神出问题的老伴，自己也没有固定的工作，50岁之前，一直在某个单位的食堂干零时工。那个年代，临时工是一个很有歧视性的名词——没有固定的职工身份，工资很低。许多年以后，一同干临时工的姐妹大多都转了正，她却因为丈夫的“政治问题”一直干零时工到五十岁。五十岁之后，临时工也因为单位的年龄限制，也干不成了。为了抚养孩子，补贴家用，蔡妈妈又推着一辆小车在单位的露天电影场卖瓜子、汽水。白天的时候，捡一些能卖钱的废旧物品。上世纪末的时候，人们经常会看到，蔡妈妈推着一个陈旧的婴儿车，在上面安放一张不大的一块木板，点上一盏乙炔灯，再摆上提前用废报纸包起的锥形包装的一包包向日葵籽，下层装一箱汽水，在放映露天电影的晚上，在看电影的人群中窜来窜去。每包葵花籽两毛钱，汽水也是两毛钱。从天擦黑卖到电影散场。究竟能卖多少包瓜子，多少瓶汽水，没有人知道。究竟能挣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蔡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补家用，不使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好在蔡妈妈的儿女都很孝顺，成家立业后，都很顾家，对蔡妈妈孝顺有加，蔡妈妈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好。

蔡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退休金。蔡妈妈是多么的羡慕那些有退休金的姐妹啊！他心里的苦不会告诉别人，只有自己深深地埋在心底。她有时候很知足，看着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即使在砸烂“铁饭碗”的时候，即使在企业不景气的时候，都没有下岗的。她就觉得这就是上苍对她眷顾。她一直坚信，人生所遇到的苦难和幸福是大致相当的，你吃的苦越多，得到的福报就越多。这一切的因由是，人必须善良。这个世纪初，国家对临时工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连续在一个单位干过若干年的临时工作人员，在补交一定的养老金之后，可以从规定的年份起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额的退休金。儿女们二话没说，就给蔡妈妈补交了养老金，这下，蔡妈妈也有了退休金了。直到现在，蔡妈妈每月可以拿到1700多一点的退休金。想想看，蔡妈妈今年都89岁了，精神依然很好，这不是福报是什么？

蔡妈妈有兄弟姐妹七人，现在还活在世上的就剩她和两个弟弟。

去年十二月，她最小的妹妹——四妹，72岁，在年底回河南洛阳不到两个月，突然患心肌炎去世了。其实，蔡妈妈的小妹这三年是住在宝鸡的女儿家的。其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陪蔡妈妈一起住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蔡妈妈一天都没有吃饭，那个伤心，是一看见什么都要流泪，都要哭出声来的那种。不管儿女们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她开始是当着大家的面抹眼泪，后来是一个人躲到卧室里放声嚎啕。那几天里，家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蔡妈妈悲痛，因为生命消逝的悲痛。

从那以后，蔡妈妈突然就有了要见见两个弟弟的念头，这样的念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

春节刚过，蔡妈妈对儿女们宣布，他们的两个舅舅就要来宝鸡了。时间很具体——2018年3月7日。两个弟弟是要乘高铁来宝鸡的。而且，车票已经买好。

离两个弟弟到来宝鸡还有三四天，家里俨然就像要迎接什么大人物似的。关于怎么接待，在哪吃饭，吃什么？在哪里参观，由谁陪同？蔡妈妈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就做了详细的安排。蔡妈妈的大儿子、小儿子还有小女儿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拮据，蔡妈妈除过打零工，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几个孩子都曾经在山东的姥爷姥娘家待过一段时间。至今，蔡妈妈仍清楚的记得，大儿子在老家待过半年，小儿子待过一年，小女儿待过一年半。蔡妈妈的四个子女中，回过老家次数最多的要算大女儿。现在蔡妈妈都有了好几个重孙了。各家都有各家的事，大女儿一家去了上海。大儿子一家去了西安。小儿子一家（除了小儿子）去了新加坡。就剩小女儿一家守在她身边。不管怎样，蔡妈妈赶上了好光景，亲历了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她这个寿数，也是别人很羡慕的了。

蔡妈妈的两个弟弟乘坐的高铁，到站的时间是下午三点。时间刚过两点，蔡妈妈就催着小儿子和小女婿去高铁站接站。其实，蔡妈妈的居住地离高铁站撑死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

路上，蔡妈妈的小儿子对妹夫讲起了小时候回老家生活的情景。

“那时候，咱们家很穷，加上爸爸有病，妈妈顾不住我们姊妹四个，就送我和妹妹回到山东老家，和姥娘姥爷生活在一起。那时候，舅舅们也都成了家。农村的日子更苦，每天吃的是红薯干磨成粉擀成的面条和蒸成的馍。红薯磨的粉擀不成面条，是要掺着杂面幹的，很难吃，甜咕浓浓的松软。吃红薯干做的食物，吃完后就胃酸、胀肚子，放屁。那时候能吃上一个白面馍，是多么的奢望。姥娘喜欢我，偶尔会带我去县城。县城离咱舅家十几里地。是要一大早步行去的。姥娘姥爷要去县城去卖一些家里种的萝卜、白菜、红薯什么的。姥娘每次带我去县城，都要悄悄装上家里的几斤粮食，拿到城里换两个白面馒头，之后，姥娘从小饭馆讨来两碗面汤，我们就将白面馍泡到面汤里，那个香啊！”蔡妈妈的小儿子说着话，咂咂嘴，发出“啧啧”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回到当年的情景之中。

妹夫顺着小舅子的思路就往下想，想到了自己在农村长到19岁，种种与饥饿和屈辱有关的事情就浮现在脑海里。他深深地叹口气插话道：“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阶级斗争，饥馑，愚昧，盲从，崇拜困扰着整个社会，人是没有自己思想的，那是一个被政治荼毒的时代。谁也没办法将自己从那种环境中擢拔出来，至今，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都烙印着那个时代某些痕迹。”

蔡妈妈的小儿子继续着他的故事，妹夫的插话并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也没有减弱他讲故事的兴趣。他的表情平静，好像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苦难都安顿在整个人生的合适节点上，一切都顺理成章的构成了他人生值得珍藏的记忆。

“那时候，舅舅家那块是黄泛区，知道什么是黄泛区吗，就是盐碱地，偌大的黄河滩上，每到冬天，都泛出白花花的一层盐碱，除过一片片芦苇，沙蒿以外，根本就长不出庄稼。所以，那里的人们，每年秋天，就堆起土圩子，将黄河水倒灌进来，等到来年春天，再将黄河水排出去。之后，就会有三两尺厚的淤泥，就可以连续种几年的庄稼。一般能种的也就是玉米、高粱、红薯。”他突然加重语气，“焦裕禄就是兰考县的县委书记——领导群众种泡桐的那个县委书记。”他为了让妹夫能明白地理上的位置关系，解释道：“河南兰考紧挨着山东菏泽。那时候，舅舅家就属于兰考地区管，记得那时候泡桐树很多，路边和村子到处都有。还有就是，每年堆起的土圩子，一个连着一个，好大好多。人走路都是在土圩子堰上走。土围子一望无际，好壮观。”

“哥哥，你觉得那个时候苦吗？”

“苦，但那个时候大家都苦，即使干部家庭也都跟老百姓差不多，不像现在这样，贫富悬殊。”哥哥简短地回答了妹夫的问话之后，还津津有味的回忆着那个年代的生活。

“后来，因为兰考出了焦裕禄，才有了兰考火车站。就在村北边堆土圩子的地方，离舅家的村子很近。我和妹妹回了一趟老家，先是坐了一天的火车，由在铁路上工作的小姨夫带到洛阳。在小姨家住了两周后，又坐了一天一夜的闷罐车，半月后才到了舅舅家。我们就在村子里的小学上学。现在我还能记得和我玩了一年的同学——一个叫‘狗子’的男孩。”

他们到达高铁站的时候，这趟高铁已经进站。等到出站的人已经稀稀拉拉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两个舅舅的影子。蔡妈妈的小儿子一时有点着急，几十年没有见过两个舅舅了，舅舅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就怕即使檫肩而过，也不一定认识了。

在出站人几乎走完的时候，一高一低的两个老人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两个人手里提着几个手提袋。蔡妈妈的小儿子指着两个老人，兴奋地对妹夫说：“看，在那，那就是舅舅！”

两个舅舅来到检票口。其中个子高的那个先将自己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然后摸摸索索拿出皮夹，将车票插进检票口，等检票口放行时，又装上皮夹去提地上的手提袋，放行闸口又关闭了。老人一时慌张，不知该咋办？蔡妈妈的小儿子和妹夫看着干着急，却近不了跟前。负责在检票口执勤的工作人员很亲热地请两位老人从特殊通道出站。

“舅舅，我是永强！”

“舅舅，我是腊梅女婿！”

两个舅舅看起来精神矍铄。大舅舅个子很高，因背稍有点驼，走路步子沉稳，显得木讷一些。但从他的穿戴看，虽带有某种农村老人的特征，但因为衣着干净整洁，皮肤很好，看起来不像是82岁的老人。二舅，穿着一件栽绒夹克，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脸上的皱纹细腻而不粗糙，笑容生动，说话语速很快，完全给人一个见多识广、精明能干的感觉。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最少十岁。

在车上坐定，哥哥问舅舅吃饭了没，二舅回答说，吃过了，在火车站吃的饭。说他们俩是上午十一点半坐的高铁，在火车上才坐了三个小时。

蔡妈妈小儿子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再次予以确认。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原先说是要坐六个小时，怎么才三个小时就到了宝鸡！高铁真是很快啊！”

妹夫开着车，猜想着再过一会仨姐弟见面的情景：三个老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老泪纵横……

蔡妈妈已经等不及了，她不时地侧耳倾听楼梯上的脚步声。有好几次当楼梯上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再向上而去时，她脸上的兴奋表情就悄然地消失了。随着下一次脚步声的响起，她的兴奋表情再次浮现在脸上。

脚步声终于停在了门口，蔡妈妈拉开虚掩的门，看着一高一低两个弟弟，几秒钟的时间就打通了33年的生疏。她拉起两个弟弟各一只手，眼里噙着泪花：“我两个弟弟来了，我两个弟弟来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33年，三个80岁以上老人，亲亲的姐弟仨。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到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究竟经历了多少苦难，看惯了多少时代的变迁，他们那一代人心里是不是有许多许多想向亲人倾诉的情感，许多令人伤感的记忆？

蔡妈妈拉着弟弟的手一直都没有松开，好像那就是生命最后的依托，一松手就可能随时失去似的。的确，那可能是她们姐妹仨人生最后的重逢。

于是，姐姐问弟弟许多有关家庭、生活和身体方面的事情。

大弟蔡金钟，育有三儿三女，大儿子是镇中学的特级教师，已经退休，每月有六七千元的退休工资；二儿子在家务农，靠打工、种地生活；小儿子出了国，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厨师。三个女子，大舅并不多说起，只说都过得还行。最后大弟说，他已经有八个重孙。说这个话时，一脸的惬意。问到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他和老伴单过，每个子女每月给他们100元生活费，自己又种了菜，还养了好几只羊。挤的羊奶不但自己喝，还给别人买。日子谈不上过得惬意，但很自在。每天的事就是放放羊，转一转，然后是吃饭，再是放养，再还是转。大弟还说，人到了这把年纪，就得想得开，无所求，身体健康，不给儿女添乱就最好。

二弟蔡银忠的日子过得要比大舅滋润得多。二舅有三儿两女，大儿子小儿子都是搞装修的，干不完的活，挣不完的钱。二弟最自豪的是他的二儿子，从海南大学毕业，就在海南省三亚市找了工作。又娶了三亚的姑娘，现在是法官。家里育有两个女儿。老两口这些年被儿子接去海南几次，最近的一次在海南住了半年多。二弟自己是村里的能人，会做生意，又有眼光。加上自己有一点文化，可以给村里人治一些头疼脑热的病，从不收钱，也不吃人家的饭，成了村子里少有的德高望重的人。他最擅长给人家叫魂——据说这手艺是从姥爷手里继承来的。所谓叫魂，就是农村人所说的人受了某种惊吓，灵魂出窍了，要通过一种“巫术”将人丢失的魂魄再叫回身上，这样，人就可以灵魂重回身体，恢复健康。说到这些，小弟就会大加渲染，将这种“巫术”夸大到比现代医学还神奇的地步。他说当年村子流行白喉，任何药都治不好，就只有姥爷会挪白喉，就是将白喉可以从病人身上挪走，使病人康复。他则完全继承了姥爷的衣钵。村子里人都信他，他也很信自己真的和姥爷一样具有起死回生，救人于水火的本事。小弟还当过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也天南海北的跑过生意，所以，小弟是很有些见识的。前年，他花了十几万元，在家里买了台收割机，夏天给村子里的人收割小麦，秋天用拖拉机帮人耕地播种。他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顾人干。他只管安排活路，收钱开支的事。所以，他的钱有来路，日子就过得殷实。他的小儿子新近才买了轿车。这回坐高铁，因为村子离高铁站还有百八十里地，是小儿子开车送他们老弟兄俩去兰考坐高铁的。既就是二舅再有见识，但一进高铁站就紧张了，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坐高铁，而且还带着个从不出门的哥哥。还有就是，面对高铁这样风驰电掣一眨眼就将无数个村庄拉在身后的现代交通工具，他还是有点胆怯的。他怕不小心坐过站，或者到了站，没人来接他们，或者接站的人不认得他们。因此，在列车到达之前，他好几次都打电话给蔡妈妈，问清是谁来接他们，也告诉接站人他们弟兄俩的装扮。小弟有点显摆地说，他不缺钱。他说二儿子给他寄钱从来都是三五千。他给儿子说不要给家里寄钱，但儿子却坚持要寄。话语中传达着他的富足和优越。

蔡妈妈依旧拉着大弟的手，坐在大哥的藤椅旁，问这问那，好像33年中的许多问题都必须要在一个下午弄清楚。最令人振奋的事情是，大姐的孙女正在山东的一所大学读博士。于是蔡妈妈回忆起大姐，说大姐年轻时候长得漂亮能干，个子高，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姊妹七个当中个子最低的，既不像爹，也不像娘。说起这件事，蔡妈妈就有点愤愤不平呢！只是感叹大姐去世太早，没有赶上好日子。话题就从大姐说到了小妹，其实，大姐，二姐，三姐，小妹都已不在人世，他们只是在一起提一提他们，证明他们心里还有惦记的，就是像要告诉在场的人她们曾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同时也证明，他们已经离死亡很近的距离和想活得更长的愿望。谁不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多活几年呢？

今天一大早，蔡妈妈就和小儿子和小女儿包好了饺子。她想两个弟弟一进门，就叫他们吃一顿团圆饺子。不曾想，两个弟弟都吃过了，再说，到了他们这个年龄的老人，对食物的欲望也就大大衰退了。

蔡妈妈中间几次要下饺子，都被两个弟弟拦住，说是到晚饭再吃。五点半，蔡妈妈再也不管弟弟拦不拦，就围上围裙，到厨房亲自给弟弟下饺子。蔡妈妈还做了几个凉菜。两个弟弟都不动酒，所以，吃饭就少了热烈的气氛。蔡妈妈盯着两个弟弟吃饺子的一举一动，就像是要从中找回些什么她熟悉的东西。她是26岁才从山东老家来宝鸡的，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大女儿就是她来宝鸡的第二年生的。没错，那是1955年，从1954年算起，她离开山东老家已经63个年头了。1985年年初，他回过一趟老家，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弟弟。就是说整整33年，他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大弟弟。至于他和二弟弟多少年没见了，她就有点记不清了。好像二弟弟来看过他，是那一年呢？好像也是很久的事了。他看着大弟弟吃饺子的样子，就想起有一年回老家，她给自己留够买火车票的钱，将剩余的10元钱，悄悄地塞给大弟，让他给姥娘买点没吃过的东西吃。那时候穷啊，十块钱，也是她从很少的收入里抠出来的。她还想起，1985快年底的时候，老娘去世了，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所限，她没能回家，为的是省下路费钱寄给老家。那时候，最小的女儿刚刚结婚，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她将家里的所有钱从银行取出来，加上那个月卖瓜子、买汽水，还有卖废品的钱，整整凑了500元，寄给了老家的弟弟。想到这里，她的心里酸酸的，眼眶热热的。有那么一阵，她几乎要流下眼泪了。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娘，老娘疼了她一辈子，她却没能回老家看上老娘最后一眼。

第二天，小儿子在蔡妈妈家对面新开的酒店里为两位舅舅接风洗尘。大舅胃不太少，吃的很少。二舅舅对于吃，也是有些经见的，话题一下子就扯到了海南的海参燕窝，鱿鱼鲍翅，还有很多的时令水果，如龙眼，芒果，菠萝，榴莲等等，所以，大家就觉得二舅这辈子也是活的值得，活得有福。尽管他的话里带着显摆的意味。

蔡妈妈觉得这种幸福是他们这一辈人用辛苦等来的。她觉得自己也活的很值。“文革”时候，丈夫被人诬陷，挨了不少的批斗，被打成“黑五类”，有一年多的时间，她的丈夫停发了工资，就靠她一个人打零时工的二十几块钱工资过活，还要给生病丈夫买药治病，最艰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之所以要将几个孩子送回老家，就是为了能够使孩子们不挨饿。她从没有当着人面流泪，因为孩子，她忍气吞声，她能吃一切苦。她终于熬过来了。想起这一切，蔡妈妈已经没有了怨恨，那些整人的人，早已不在人世。她记得姥娘说过，人是各有天命的，急不得，慌不得，要用心去等，等待好运气的到来。

席间二舅不经意说到了那年来宝鸡，姐夫有病的事。蔡妈妈的表情一如往常，她对小弟说：“都过去了，好日子不是等来了。没有那些苦，我们怎能知道现在的福！”

看来，人上了年纪，自然就能看开人生的许多不如意的事情。

有一天，姐弟三人当着小儿子小儿女两口聊起了抗战期间日本鬼子进村的事。

二舅说：“那一天，日本鬼子进村了，见啥抢啥。牵走了咱家里的牲口，我就藏在马槽下边，姥爷就藏在了一堆给牲口铡好的草堆里。姥娘将家里的粮食藏在了墙洞里，日本鬼子找到了粮食，点着了家里的房子，顷刻间，大火就窜上房梁。但不知道为啥，火没有烧着房梁。全村能够遮风挡雨的房子，基本上没剩下几家。”

“村里人都往村外的玉米地里跑，日本鬼子在后边追。”蔡妈妈插话道，“没来得及跑的人，都被抓走了。”

“我亲眼看见鬼子用刺刀将村里的一个人挑了，那血，‘歘’地刺出老远，那场面，现在想起来都瘆人。我趴在一堵矮墙后，浑身战抖，腿软得迈不开步。”大舅说。

“鬼子烧了村子里的许多房子，杀了好几个人，没来得及跑的都被抓走了。等我晚上回来，发现我搓的纺线的棉穗子被抢走了。”蔡妈妈愤愤地说，“为了织一双棉袜之，我从还没有入冬就求妈妈。”

姐弟三个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回忆着那段往事，就像要将一个故事多角度地陈述给在座的小一辈人。

“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光景呢？”二舅说。

这个故事里蕴含着许多感念。蔡妈妈说离黄河边12里的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鬼子不敢到那里去。后来，八路军将鬼子赶走了。

这些跨世纪的老人，有着许多沧桑的故事，越扯越多，他们想把一个时代的变迁，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缩影里，见证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他们甚至还说到了食堂化和大炼钢铁。

说大了当今社会人们道德的颓废。

蔡妈妈的小儿子，小女儿给两位舅舅安排了在附近的参观游览。他们领着舅舅去了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去了北坡民俗村，去了太阳市，去了凤翔东湖和周家大院，还去了六营村泥塑民俗村。但他们姊妹仨最乐意的去处，还是植物园。那时候，正是桃花、梅花盛开的季节，姐弟三个人在偌大的植物园里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说着。满满的幸福，满满的回忆。走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坐下来，什么也不说，看着时光从湛蓝的天空安静地滑过。或者看着那些也上了年纪的人在那里跳舞，唱歌。这时候，不愿打扰他们的蔡妈妈的小女儿，就会抓住机会，给他们拍一张合照，留下这美好的时刻。

蔡妈妈的大儿子还特意从西安赶回来，专门请两个舅舅在市上吃了饭，并陪着他们看看了市里的风光。

半个月过得非常之快。

有一天，二舅舅对蔡妈妈说，他们想回去，因为他要赶着回家育红薯苗，种花生。

大舅舅也说，他出来已经很久了，家里的羊一定是没人好好地照顾了，还有老伴的身子也不是很利索。家里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回去打理。

这样一来，两个舅舅回山东老家的事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于是，蔡妈妈就和儿女们商量着给他的两个弟弟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去。蔡妈妈只想起一件事，就是教小女儿多卖些核桃，因为老家没有核桃——蔡妈妈还生活在过去的观念里。现在只要有钱，在任何地方，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呢？其实，宝鸡的特色小吃还是很不错的的，只是那些名优小吃如擀面皮、烙面皮、锅盔、糖糕、水煎包、饸饹等不方便带回去。蔡妈妈的小姑娘就想到给两位舅妈各买一只银手镯，还给两个舅舅买了新衣裳。

这边蔡妈妈还没有应允两个弟弟，小弟的大儿子就已经给他们买好了返程车票。蔡妈妈心里十分不乐意，她坚决要求小弟退掉车票。她这样做，一是不想让弟弟出这个买票的钱，二是真心地想让两个弟弟再耽延一些时间，毕竟，这次分别以后，能不能再见面，谁也不敢打保票。其实，她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她还是能够尽量找出让两个弟弟多待一天的理由。小弟的儿子最终退了票。蔡妈妈的小女儿又于第二天去宝鸡南站买了次日下午四点到山东兰考的高铁车票

返程的前一天，多种不舍，多种留恋，都悬在姐弟三个人的心中。不知道要不要说些告别的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时光就一点一点地从蔡妈妈陈旧的窗棂上滑过去。有时候，他们三个人谁也不说话，都低着头，偶尔相互抬头端端地望着。

蔡妈妈想给两个弟弟各给1000块钱，小弟坚决不收，他说他不缺钱。蔡妈妈就背着小弟将钱塞给了大弟。蔡妈妈总觉得，大弟过得艰难，过得拮据。

几天里，蔡妈妈的儿女们都给两个舅舅给了红包，他们认为，这是迟到的谢意。

送舅舅去高铁站的那天下午，蔡妈妈坚持一定要去车站送两个弟弟。蔡妈妈的小儿子小女儿怕那种分别的场面太伤感，使妈妈受刺激。就说车里只有五个人的座位，坐不下了，挤在车里，警察会罚款，还会吊销了小女婿的驾照，这下，蔡妈妈才放弃了坚持。

两个弟弟临出门，蔡妈妈拉着他们的手，就像他们初来时刚进门的那一刻一样，只是少了当时那几秒钟的陌生，多了姐弟间的稔熟和亲密。蔡妈妈拉着弟弟的手，久久地舍不得松开。这一次，蔡妈妈和两个弟弟都抹了眼泪。

在去车站的路上，蔡妈妈的小儿子想打破分别前的沉重，东拉西扯的和舅舅们说起了闲话。闲话扯到了自己的退休。蔡妈妈的小儿子说，他厂里有一个职工，出去给别人干，一月要挣七八千元，管吃管住，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一月要挣到一万多。他退休了也想找个事干，毕竟，自己才55岁。舅舅不假思索地说：“每月挣一万多，不多，不多！”

蔡妈妈的小儿子、小女儿、女婿都感到吃惊，觉得二舅说话的口气的确大了些。

送舅舅回来，蔡妈妈的小儿子对蔡妈妈说：“我二舅真烧包，不就有一个当法官的儿子吗，一万多元的收入，他都敢说‘不多，不多’，好像他每月能挣到三万两万来着。”

下午七点多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蔡妈妈接过电话，电话里传来二舅洪亮的声音：“姐，我们到了，已经到了兰考高铁站，是我小儿子的朋友开着小儿子的车来接站的。姐姐，你就放心吧！”

蔡妈妈对着话筒说：“真快，到了就好！”

2018.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