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进城

郁枫

三姐是我们兄弟姊妹中家境比较差的一个。

多少年来，我觉得她和姐夫极尽努力，日子却仍然过得很紧巴。但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泄过气，而是铆着劲往前走。年轻的时候，我偶尔会听到三姐对现实生活的抱怨，也常常听到三姐对殷实之家的羡慕，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不服气或者愤愤不平。

随着年龄的增大，她的眼里已经不再有明亮的光泽了。她的生活就像她浑浊的眼眸一样，既模糊不清，又纰漏百出。有时候，他会自言自语地叹气：“这都是命啊！过什么样的日子，的确是命里注定的啊。不争也罢，不争了心气平和，日子安静。”可这世界上哪有自己能把自己给说服了这种事呢？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年轻时候想起，一遍一遍地回忆这多半生的日子，遗憾处，就会哀叹几声，但想流出点泪水，却十分的不容易。只是在一个晚上，他和丈夫商量给儿子买房的事情时，她忍不住干嚎几声，她觉得自己眼眶里已经有了热乎乎的泪水，可泪水在眼眶边停住了，并没有流出来。事后，她突然明白，她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够流出眼眶的泪水了。

那一夜，他和丈夫按照和儿子、儿媳商定的在县城购房的决定，拿出家里的所有存折，往一起凑钱，五本存折总共凑够了20万。她突然有点绝望，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人，活的没有意义。她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老了，否则，她还能出去找工作再干上几年，多给孩子帮补贴一点。丈夫一再安慰她，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已经有了20万，如果儿子凑够15万，咱再借一点，也就差不多够付全款了。十几万块钱，不难借。”话虽那么说，但他心里也没底，现在的这个社会，借钱还真不容易。三姐抬起头，看看丈夫，“借钱难啊，人家现在有点钱还想吃利息呢，咱哪好意思向人张口。”她拖着哭腔，似有忍不住的委屈，“咱这个家呀，咋就不能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丈夫把头埋在两腿间。往往这时候，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怪自己没多少文化，家境又不好，使孩子们没有接受好的教育。姐姐是想痛痛快快地哭一通的，但苍凉而衰老的声音仅仅压抑着在寂静的院落一阵磕碰，就像几片被寒风打落的枯叶似的落在地上，接着就被清冷的月光默默地覆盖。

三姐买房的消息是西安的二姐告诉我的。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阳光从书房的窗户射进来，落满整个书桌，一杯刚刚泡上的绿茶，茶叶正在上下翻腾，茶叶拖着目光可及的淡绿色糅质，慢慢展开蜷曲的身体，之后便竖立在水中。我贴近窗户看看窗外瓦蓝的天空和天空下被高楼大厦填满的城市，心情惬意极了。这时候，手机响了，是西安的二姐打来的：“家喜，你三姐要在咱们县城买房，可能经济方面有些问题，如果找你借，你就尽能力借给她。她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容易受伤。我这边，多的没有，拿两三万不成问题。你家里这几年没什么大事，要方便的话，就按你三姐的借款数目满足她。”我没有回答二姐的话，几秒钟之后，我问二姐：“我三姐为什么不在西安给儿子买房？”

二姐回答：“我的傻兄弟啊！西安的房是谁想买就能买的？你是不知道西安的房价吗？你三姐她买得起吗？”

短暂的沉默之后，我问道：“那为什么非得这时候买，这阵房价正高呢。不再等等吗？”

二姐可能觉得我的问题太幼稚，明显有点反感，听得出她的语气是尽量压抑的，“你是不知道你三姐的难，儿子和媳妇在西安打工多年，一直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这你知道。眼看孙子就要上学了，现在同村的人，都在城里买房子，带孩子去城里上托儿所，上学，谁不想叫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你外甥两口，西安安不了家，只能想法先把家安在县城，一是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二是让孩子能上个好学校么！”

到后来，我只能在姐姐一段话停顿之后“哦哦”地应答。我还真就佩服了二姐跟儿女在西安居住的这十几年里所涵养的境界和见识。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才想起这些年，我并没有太多地关心过三姐的生存状况，心里突然就内疚起来。我习惯性地端起茶，却没有啜饮，一时间，脑子里闪出很多念头来。不知怎地就想起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望着窗外发了好一阵呆，恨自己在城市待久了，活的没有了人情味。

一

三姐名叫李卉，刚过64岁生日。个子高，很健壮。总让我想起《诗经▪硕人》的句子，“硕人其颀，衣锦褧衣。”但三姐除过身材高大外，哪能有硕人的高贵漂亮呢？三姐长得不能算漂亮，也不能算丑，是走在人群里样貌特征一下子被淹没，而个头却会高出他人半个头的那种农村妇女。几十年的的风吹日晒，皮肤黧黑，皱纹粗深，给人的印象要比实际年龄更老。但在我眼里，她却是农村妇女中比较年轻的一类。

三姐说话嗓门粗，声调高。我一直想，他在家里说话，隔壁两邻一定会听的一清二楚。三姐是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中最真诚、最憨厚的，最热情的一个。

三姐有三个儿女，前边两个都是女孩，最后的老小是个男孩。记得当时为了生个男孩，也是费了许多周折。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很严，她生下儿子后，被村里罚了款，也做了绝育手术。庆幸的是，儿子圆了他的心愿。在农村，没有男孩在家里说不起话，在村子抬不起头。关键是，没有劳力，就种不了庄稼，养不了老。好像有了儿子，死了才能有抬棺材的，才能有摔纸盆。在这一点上，姐姐觉得自己儿女浑圆，很幸福。在她的内心，人活一辈子，就是活儿女呢！没有儿女，你再富有，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来就是要有牵念的，有牵念的生活才鲜活生色。许多年以后，当三个儿女都有了各自的家，各自的儿女，三姐原以为自己可以松口气，享享福了，可哪成想，生活给她准备的，是超过幸福许许多多的烦恼。这些烦恼，一碰到钱，就很快变成了压力，变成了沟坎。这使她一看见太阳冒花花就紧张，就蹙紧眉头；一看见黑夜就转辗反侧，唉声叹气。只有有月亮的夜晚，一窗的月光洒在地上，他就会觉得心里透进了一些光明，这光明像一把菜刀，切开了心中坚固的幽暗，给了她些许安静和平和。有时候，这安静平和里便会生长出父母对生活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她便会心一横，日子不就是挨过一天又一天吗？一个人活着的日子并不多啊，过一天少一天呢。这时候，好像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人这一辈子是要做几十几截往过活的，一阵子好一阵子坏。谁的日子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女人，要学会等，等着，等着，该来的就来了。”她觉得母亲就站在她身边，她一直记着母亲说的话。有时候，她一点点地回忆母亲说话时的情景，瞌睡渐渐地就来了。

儿子是她三个儿女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考上了省里的一所二本大学，学的是动物检疫专业。可毕业后就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就业单位，加之本人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跺脚，就自己闯荡了。但闯荡哪有那么容易，这十多年了，行业换了不少，给别人干过食品销售、医药代理，给自己干过装修公司，最后再挂靠别的大公司作网店，近两年又挂靠到上海一家公司做环境保护治理——实际就是给城市居民做住宅的甲醛检测与祛除。忙倒是忙得团团转，就是钱挣不到几个。按说，在西安混了这么多年，一定能干成点什么事来，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女儿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还不能在西安给孩子一个家，却提出要在县城买个房，先将孩子的上学事情过渡一下。等他攒了钱，一定在西安买一所大房子，连父母也接去西安住。现实的状况是，在县城买房子，他和妻子只能够拿出15万元。

在农村有个讲究，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传宗接代、顶门立户的人。三姐很少管两个女儿，儿子却时刻叫她牵肠挂肚。儿子在西安奔波很辛苦，顾不上养育孩子，她把两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大的是女孩，今年已经七岁，秋季就上小学一年级。小的是男孩，今年也过了两周岁生日，转眼就该上幼儿园了。眼看着孙女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在哪上学却成了她的心病。村子里家境好点的早些年举家迁到了渭城市，比她家境差的也迁到了雍城区，村子里每天都静悄悄的，连个打鸣的公鸡都没有。左邻右舍，大铁门上都挂着一把大铁锁，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住上一阵。三姐有点失落，本想着孩子学业有成，自己和丈夫也就能享儿子的福，结果，儿子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顾不住，这使她脸上无光。她失望的时候，又会想起妈妈说过的话，“过日子和谁都不能比，就和自己的过去比，你努力往前走，走上一年，走上两年，累了的时候，扭头看看，才会觉得，这日子还是往前走的。”三姐也不想和谁比，也知道和谁比都没有意思，但她总觉得心里有一个另外的自己时时提醒自己和别人比，比得她矮人三分，比得她闷闷不乐。

前年春节，儿子提出在县城买房的时候，他尽力克制自己，并没有在儿子两口面前显出沮丧的情绪。她觉得自己再不能给儿子给压力，日复一日地奔波，孩子已经够累的了，绝不能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绝望。她强装着笑容对儿子儿媳说：“在县城买房子，离我们近，我们也可以给你们经管孩子。等你们挣钱了，咱再在西安给孩子安个家。”她打住了话头，将后面的话咽回去，她知道儿子儿媳很不容易，自己和丈夫也没有给孩子们帮上多大的忙。她觉得他们老两口无能，再说下去，她非得哭出声来。他借着锅里还在溜着馍去了灶房，把一声不吭的丈夫撇在了孩子面前。丈夫意外地开了腔：“不要有压力，在县城买房，不是什么大事，大不了借一点钱。”他把“大不了借一点钱”几个字尽量说得轻松。他抬了一下头，额头的额皱纹像一场洪水冲刷出来的很规则的沟壑，粗深地挤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三姐夫这话说得深沉有力。

要登记买房的时候，儿子儿媳想按揭，说这样就可以不向别人借钱，只要每月付给银行本息就可。但三姐三姐夫想一次付清全款。三姐三姐夫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不想心里成天压着个“钱”字，使人不展拓。三姐说：“眼下付全款也差不了多少，借一点也就能交齐。”三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咱家多事，手中不能有点钱，有点钱就生哈事。”三姐在没往下说，她怕自己的话不吉利。提高嗓门说道：“我就想一把付清，干净利落，省事省心，也省得给银行付那么多的利息！”儿子儿媳靠着柜子站着，低着头，一声不吭。过一阵，偷偷抬下头，瞟父母一眼，又很快将头低下去。他们内心自卑啊，都30好几的两个人了，什么事都还得靠父母，这怎么好意思呢。

儿子一下子想起了自己上大学时的女朋友。她老家是甘肃定西的，家里三女孩，她是老大。父母在兰州市有个废品回收公司。毕业后他随女朋友去了兰州，女孩的父母对他也很满意，临定亲，人家意思说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做上门女婿。他不敢将事实真相讲给父母，他知道，父母听了一定会很伤心，也绝不会同意。他就先在兰州帮女朋友的父母经营公司。说是公司，实际上就是租了一个很大的库房，收购废旧物资，说难听点就是收废品。虽说不用走街串巷，但每天早上只要一穿上破旧的工作服，再戴上手套和口罩，他觉得自己四年的大学白念了，完全被打回了原型——和任何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什么两样。所以，后来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他只身去西安。可现在的他，简直还混得不及人家收破烂的，最起码，人家在兰州市还有两套房子，还有一部很不错的车子，可他现在有什么呢？简直叫人无地自容。

他再一次偷偷地瞟了一眼父亲，就像一个不会做功课题目的学生，想从父亲的脸上找到答案。木讷的父亲终于慢悠悠地说话了：“钱差的也不是很多，你妈妈脸皮薄，这个钱我去借，找你舅舅借，找你二姨借，找你姐姐借。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操这个心了。”

三姐在县城买房时，他们老两口拿出了20万元，儿子两口凑了15万元。再从两个舅舅和开工厂的姐姐那里借了12万元，从西安二姨那借了3万元，这买房子的钱就算凑齐了。

记得那天三姐夫打电话问我借钱，先是绕了半天的圈子，末了才支支吾吾地说：“家喜，我有个难事，你说啥也得给我帮这个忙！”

我尽量装作一无所知地问：“姐夫，你只管说，什么事？”

姐夫这才一五一十地向我说了他们家要在县城买房的事。末了，说看我能不能借给他三五万元。

我一口应允：“你把银行卡号给我，我立即给你打5万元过去。”姐夫在电话里一连说了三个谢谢。说实话，听着他那没有自信、唯唯诺诺的语气，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间都各自忙着各自的生存，彼此联系的很少。尤其是我，工作30多年了，可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这个家在农村的三姐帮过什么大忙。那天夜里，我把给三姐借钱的事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妻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兄弟姐妹里，就数三姐过的最不好，孩子吧，也都没有多大的出息，三姐夫那么大年龄了，还在为儿子打工挣钱。借给姐姐的那5万元，能还多少还多少，啥时还都无所谓了。还不上，就权当帮衬姐姐了。”

二

三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早年家穷的时候，跟着一位木匠师傅学手艺，虽谈不上聪明伶俐，但他属于笨鸟先飞的那种，踏实厚道，出苦耐劳，尊重师长，师傅很是看中他。说到底，木匠活也就是个手艺活，做得多了，也就熟能生巧。但真正成为一个好木匠，除过扎实的基本功之外，重要的还是要有点天赋。学艺三年，三姐夫并不是个优秀木匠，却是一个好木匠。开始，他给街坊四邻做箱子、柜子，到后来，给四里八乡盖房子，不单做木匠，也做水泥活，好像他做泥瓦匠的悟性比做木匠的悟性高很多。再到后来，就在建筑工地上砌墙、做室内粉饰。在我的记忆里，他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前十年，一直都在北京建筑工地干室内粉饰。干得最好的时候，管吃管住每天工资300元，但每天干活的时间很长，基本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回到工地的简易工棚，也就是睡七八个小时的觉。天一亮，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那时候，光听每天300元的工资，那多么令人羡慕，可是三姐夫知道，他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更能吃苦。三个孩子要吃饭，夏收秋种都得拿钱说话，还有儿子上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直到55岁的年龄，建筑工地的老板不要他了，他为了养家糊口，软缠硬磨，向建筑包工头求情，一再强调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家里经济拮据，老板还是不肯松口，直到他最后承诺，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绝不要老板负责，老板破例让他多干了两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从来不为工资的多少，发工资的迟早和老板较劲。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夜晚11点，三姐给我打电话，说三姐夫生病了，需要住院，让我给媳妇说一下，找医生帮个忙。我当时就问：“人在哪？”姐姐回答：“在北京到兰州的高铁上。”

那个时候，我一下子懵懂了，就问姐姐，“你说清楚点，究竟怎么回事？”

三姐爱哭，动不动就哭，都快60的人了，说着话就在电话里哭起来：“你姐夫在北京打工，肚子疼得很厉害，忍了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在北京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人生地不熟。老板要送他去医院，他嫌北京看病花钱多，就让老板直接送他去了火车站，这会还在高铁上，他坐的高铁是夜里一点半到站。”我赶紧安慰姐姐，“姐，你别急，也别哭，等一会我就和雪霖去高铁站，你叫姐夫告诉我高铁的车次和高铁到站的准确时间。”

夜里一点半，在熙熙攘攘的出站人群中，我看到了姐夫的身影。他背着一个硕大的牛仔布背包，穿着一件很陈旧的灰色夹克衫，一条卡其布料的灰色裤子，右手捂着肚子，在刚出站的人群之外慌张四顾。我和妻子迎上去，从他的肩上卸下背包，当他试着伸直身驱的时候，我才看见额头紧蹙的粗深的皱纹和脸上往下滚落的汗珠。

我们尽量快地赶到医院，做了许多检查，被诊断为胆囊穿孔。因为妻子原先在医院管理科室上班，和大夫熟悉，大夫很不客气地问：“都这样了，为什么现在才来，不要命了？！”妻子忙回答：“张老师，不好意思，我姐夫在北京打工，刚从北京坐高铁赶回来！”

张大夫不解，眉头上挑了一下，“从北京赶回来，真是胆大，命也真大！”

三姐夫觉得我媳妇受了委屈，赶忙接过话头，把不是往自己身上揽：“大夫，怪我不懂，北京那么大，我谁也不认识，叫我拿着钱也找不着医院的门。就想着渭城市毕竟是家乡，关键是看病花钱少。”他嘿嘿地笑了一下，“再说，我们农村人的命也不值多少钱！没事！”

大夫没好气的用鼻子“哼”了一声，嘟囔道：“你的命值不值钱，只有你家人说了算！”

三姐夫对着大夫笑，这回，我看见他龇牙咧嘴，两颗发黄的门牙在莹白的灯光下，反射出浑浊的光。

大夫说：“这两天先消炎，炎症一消，就安排手术。”临出病房，大夫扭过身，笑一笑，问：“病好了还去北京打工？”

三姐夫没有回答，一下子好像陷入了某种恐惧之中。

好几年过去了，我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人身处底层，对生命的认知一定是卑贱的。那种对生命的漠视，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必然反映。在那个深秋的夜晚，我的意识一下子回到我26岁那年。是一个冬天的中午，姐姐来到我的工作单位，一见我还未说事就放声痛苦。她哭着告诉我，三姐夫被电锯锯掉了右手的小拇指头。他把一块皱巴巴的报纸展开，里边包着的是三姐夫被锯断的、已经发紫的一节小拇指。有一段时间，我回家遇着三姐夫，都会不由自主地瞅着他右手弯曲的小拇指看一眼。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会瞬间清晰起来。

后来，三姐夫已经在城里无工可打了，因为年龄的关系，上高爬低的事三姐夫已经真的干不了了。他回到家里自己带着人给人盖房子，再后来，村子里盖房的人就很少了，他就到我侄女的汽车配件厂上班。毕竟没有文化，也缺少专业技术，他只能干一些装车送货，打磨修理工件的工作。这是工厂里最辛苦，最脏的活，成天在灰尘里打转转，但没有办法，不管怎样，每月都能在家门口挣三四千块钱，这钱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大前年冬天，三姐夫晚上加班从工厂往回家赶，他的摩托车前灯坏了，和一辆上坡的大卡车迎面相撞，大卡车几乎轧烂了他的电动摩托车，他人被怼出去七八米远，造成他左脚内踝骨、脚腕粉碎性骨折，等他清醒过来，卡车司机早已逃之夭夭。那一次，他来渭城市中心医院，住了几天医院，刚一做完手术，就央求大夫出院。我劝说没用，只好开车送他回家。临走时，我拿出妻子塞给我的装有1000元的信封交给姐姐，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看见姐姐眼里闪着泪光。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给姐姐给钱。

现在，我真的能理解姐姐那句“还是一次把房款结清吧，万一有什么事，又花掉一块子……”话的意思了。在我的印象里，姐姐家就不能有点钱，刚有点钱，就会生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变故来，好像就是要变着法子把手里刚有点的钱花出去。

在许许多多的变故中，三姐和三姐夫每次都会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痛。那些痛，也一次次地使他们在渴望着金钱和害怕有事的矛盾中委顿下去，衰老下去，最终，就像掰过玉米棒子的秸秆，立在原野之上，直到身体失去最后的水分，成为一棵干透了的柴禾。

有时候我的脑子里也会闪出“马太效应”这个字眼来，觉得像三姐、三姐夫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在当今社会，还会不断地被贫穷、被弱化，甚至被遗忘。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挣扎着、努力地活着。有时候，失去自尊和权利并不会成为他们的伤痛。

我一直在猜想，当三姐三姐夫为给儿子买房，拿出自己大半生几乎全部的积蓄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三

从小，我和哥哥就看不上三姐的哭。你说一个姑娘家，动不动就哭。为吃不饱饭也就罢了，为算术题错了也哭，为公分记得不合适也哭，听到别人背后议论自己也哭，为没有新衣服穿也哭。反正，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哭。她的哭，常常是当着家人的面，在外边绝对不哭。父亲老骂她是“尿水向前”。当我考学参加工作以后，我离三姐有了距离，这才看得清三姐貌似爱哭的本性，其实是对现实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种自我拮抗和情绪释放。但她这种自我拮抗和情绪释放只有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才能得到必然的反映。因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城里人对农村人的鄙视和嘲笑，也同样使我自卑到绝望。即使到了谈对象的时候，人家一听我家是农村的，两个字，免谈。正是那样的经历，使我一下子懂得了三姐。当一个人处于鄙视链的最末端，那么，无论你怎样的想方设法使自己强大，但你的内心一定是脆弱的，自卑的。

老家就只剩下三姐，我总是隔二间三地到三姐家去，吃三姐做的懒面皮、臊子面，妻子则最喜欢吃三姐打的“搅团”。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三姐的背驼了，而且她那样的驼，不是从腰部开始，而是从肩胛骨开始，那突然的弯曲，没有一个倾斜的过度，而是像有某中力量强行地将肩膀弯折过去。那一次，我也才很认真地对三姐审视了一番，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目光浑浊。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从鼻翼延伸到嘴角。头发花白，一脸的太阳斑，肤色黑红。尤其是嘴角的两道皱纹，使她笑起来，总给人一种愁苦的感觉。

当我对三姐有了这样的印象的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她才比我大四岁啊，可是她衰老的程度，比起比她大三岁的二姐来，好像还要老最少三五岁以上。

我想问问三姐，她的背为什么那么驼？但我没有勇气啊，就像我心里的自己，在城市里，背一直也都是驼着的。

直到有一次，西安的二姐回雍城了，给我打电话，要我抽时间回去，兄弟姐妹几个见个面。一接到电话，我就带上妻子往老家赶。好在有高速公路，自己驾车很方便，再说了，雍城区离渭城市也就40公里的路程，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了三姐家。那一天，姐弟三人加上我的爱人，大家很是高兴。三姐问我吃什么？我当然是要吃臊子面的，但三姐非要臊子面、搅团一起做。二姐知道三姐打搅团完全是为了照顾我的妻子雪霖，就说，她也想吃搅团。

搅搅团的三姐，匍匐着身子在锅口上，双手握住一根擀面杖，逆时针搅动着锅里小麦面和玉米面混合的粥糜，锅里的热气蒸腾上来，把她罩在气雾中，使她的变得虚幻起来，只看见她胳膊很有力的动作。因为背驼，她就像是要把整个身子都扑进锅里去似的。等她再扬起脸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额头细密的汗珠。

三姐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她家门前菜地里一年四季的菜蔬，二姐冷不防照着三姐的驼背就是有力的一巴掌，一声呵斥：“你能把你的脊背挺直不！？”

三姐神经质的一挺脊背，端直地站在原地，一下子比过去高出许多。

“你看你，挺直脊背多好看，驼着个背，简直就像老婆娘！”二姐看着三姐说。我想，二姐肯定知道三姐的背能够挺直。

我正在猜测二姐对三姐突然的厌弃情绪，却看见三姐眼里噙满泪水，像一个小孩子被人揭穿了谎言而无地自容地望望我，再望望二姐，一脸的迷茫。三姐这次没有哭，大概是生活已经让她流了太多的泪水，她得留着一些泪水，在夜里偷偷地为自己流。这时的三姐的脸通红，鼓胀的血液好像绷不住就要挣开皮肤流出来似的。她怯怯地望着二姐，嗫嚅道：“姐，改不了了。是给人砸辣面子落下的习惯。”

后来，二姐告诉我，三姐夫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三姐也在村子里私人承包的砖厂里打工。那时候，村子里到处盖房，砖厂的生意很好。可突然间，似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子盖完了，砖卖不动了，砖厂的生意一落千丈。姐姐也就没地方打工了。再后来，她就到镇上搞辣椒加工的“张大谝”的小作坊里砸辣面。砸辣面用的是电动碾槽，三姐的工作就是往碾槽里添辣子角，然后不停地用笤帚将碾子挤到碾槽外沿的辣椒往里扫，干一天20元，每天最少要干到10个小时以上。三姐干这种工作，并不费力气，只是要经常低着头，干上一整天，常常是腰酸背痛肩膀硬。二姐像是要弥补自己的唐突，感叹一句：“都是为了过日子啊，你三姐苦啊！大姐不在了，我们就你这个弟弟，从小到大，你三姐没少操心你。你离你三姐近，常回来看看她。”

那一刻，我简直就要骂生活一句什么了。倒不是因为我对三姐的怜惜，而是生活对三姐、对类如三姐这样的普罗大众实在是太苛刻了。最终，我没有骂出来，我觉得有泪水夺眶而出。

四

三姐交房款那天，两个女儿女婿携家带口都来了，儿子儿媳也从西安赶了回来。那天，我也专程回老家祝贺。三姐在家里做了几个凉菜几个热菜，临开饭，开工厂的我的大侄女和女婿也提着两瓶15年西凤酒来祝贺。小酒喝过三杯，彼此话就多起来。我的侄女婿首先给三姐三姐夫敬酒，说：“姑姑姑父，人这一辈子，活着都是为了活出个人样，就像我，半辈子拼搏，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也让我的后辈儿孙不再在土地里打牛后半截。三姑这次在城里买了房，也就算是从农村进城了。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后辈儿孙都成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穿好的，吃好的，享受城里的幸福生活，彻底拔掉穷根！”他双手将酒杯举到额头“这杯酒，我敬姑姑姑父了。祝你们在城里有了房，祝你们成为城里人！”

三姐夫端着酒回应道：“感谢你们帮忙，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哪能付全款？借你们的钱我会尽快还你们！”

侄女插嘴了：“姑父，说的什么话，我们帮姑姑理所应当。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只说高兴，不说还账。”

于是，大家你来我往的敬酒，举杯。

等酒杯稍停，话题扯到了房子的装修风格，装修费用，还有孩子入学问题。

三姐的儿子表态说，装修的费用不管差多少，他都兜底。

三姐的大女婿表态，装修由他全权负责，将费用控制在5万元以内。

三姐的二女婿说，购置家具的事，他有经营家具的朋友，他一手操办，不让爸妈操心。

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

三姐眼里噙满泪水，这次是高兴的泪水，幸福的泪水。她一恍惚，似乎看见了那个在生产队收工后在玉米地里为交流会上的牲畜割草的妈妈。妈妈带着一顶耷拉下帽沿的罗圈草帽，手里攥着一把镰刀，把齐腰高的稗子和青草一片片地割倒。刚下过一场雨，玉米地里很泥泞，妈妈的小嘎嘎脚不断地陷进泥土里，又不断地挣脱出来。她跟在妈妈的身后，将草收拢，一抱抱地往地头抱，玉米叶子刷的她的脸生疼生疼，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刷伤的皮肤火辣辣的蛰得钻心。今天这时候，为什么会想起妈妈割草的情景，是不是自己老了，容易怀念过去的事物。抑或是因为今天自己要成为城里人，要试着和生活了很多年的土地割断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中，母亲就是永远融化在泥土里的一种念想。

“三姑，我就爱吃你做的臊子面。”是侄女婿的声音。“姐，你的臊子面和咱妈做的一模一样。”是我的声音。

“还别说，我就觉得三姐打的搅团浇上臊子汤，那才是美味佳肴。”这是我妻子雪霖的声音。

三姐有点眩晕，有点飘忽。他觉得自己身体飘起来，慢慢往上升，升在了县城之上，升在了自己的小区之上。她看见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小孙女，一对羊角辫随着她跳跃的脚步一跳一跳的，煞是好看。突然，一阵风吹过，她身子歪了一下，突然一直往下跌……

眼前，侄女婿和三姐夫正在划拳：五魁首呀，六六顺呀，八匹马呀，二郎担山，哥俩好呀！

摆在桌上的凉菜已近有两个都见底了，三姐从恍惚中清醒，端着碟子去厨房续菜。

我跟着姐姐来到厨房。

“姐，装修的钱有吗？”我问道。

“这你不管了，差不多吧。你姐夫到北京打工挣的钱我们留着几万块，我一直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拿出来。当时想着拿出来也就没有了，想着我们日后养老的事，现在也只能救急了。”

“村里不是还分了一些卖地的钱吗？”我问三姐。

“卖地的钱有6万，当时刚一拿到手，你二外甥女就借走了，说是一年到两年内一定还，可现在都五年了，她一个字都没提过。”姐姐停顿了一下，表情凝重地说，“你知道，你外甥女大前年心肌炎，差点还把命搭上。她也不容易啊，和女婿给饭店制作菜谱，生意也不景气，今年啊，基本没生意。他女婿就去送外卖，从早到晚，人都不着家。说起这些，眼泪就往上涌。”话音一落，我看见三界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流。我扯过一截卫生纸递在她手上。

“姐，别难过了。日子是一点一点过的，人是做几十几截子活的。这话是咱妈说的，现在才觉得这话一点没错。比起过去，我们的日子是天上地下说话。再难，也得往前活呀。”说到这里，我话锋一转，“姐，去了城里，还会有好多的问题。在城里见太阳就得花钱，要有心理准备。”

“我也想了，进了城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入学入托的学费、水电费、物业费，粮食咱有的是，菜呢，咱门前一大片呢。”姐姐突然打住话，目光转向正在调制的凉菜，手抖了一下，盐放多了，就急忙把没有化的盐和一撮菜一块夹出来扔进垃圾篮里。

我从厨房里出来，站在屋檐下，抬头看看天空。

农村的天空还像我小时候一样的瓦蓝，几朵很大的云躲悠悠地飘着，突然遮住了太阳，院子瞬间就阴暗起来，一股风从大门刮进来，带着浓重的土腥味。

五

三姐的房子开始装修以后，和三姐通话总免不了要谈到房子，谈到孙女的上学。

有一次，姐姐兴奋的告诉我，说他们的房子装修基本完毕，等晾上几个月就可以搬家了。因为孙女上学的事已经落实到雍城区的东方红小学。我听得出，姐姐的情绪有按捺不住的兴奋。这使我想起自己住进单位新房那一刻的心情。1994年八月，自己急不可耐的搬进单位盖的105平方米的房子，三室一厅，即使在八楼，即使没有电梯，但我还是兴奋异常。当时在那条街道上，在整个城市，一个科级干部驻那么大的房子都是超标。我记得当时没有多少钱装修，除过做了几个暖气罩，砌了齐脚线，地面铺了瓷转之外，墙面采用的是彩色喷涂。由于彩色喷涂有毒，加之宝丽板的材质甲醛超标，住进去一年后，女儿和我都得了慢性咽炎。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意识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无畏。

我告诉三姐，新房装修好一定要空置一段时间，最好过了夏天。姐姐告诉我，家里除过铺了瓷砖外，墙面基本使用涂料粉刷的。再加上当时外甥专门从事检测、祛除甲醛等有害物质的工作，姐姐就更不把甲醛的危害当成问题了。

三姐告诉我，外甥跟媳妇已经对新房的甲醛残留做了多次处理，测量结果，现在的甲醛都在健康指标要求的范围内。我听到这，也就很放心了。因为三姐的小孙女秋季就要上学，这也是个现实问题。我只是再三交代三姐，去了城里，就比不得乡下，送孩子上学一定要注意安全，过马路一定要等绿灯等问题。姐姐的口气有点嫌我啰嗦。好像说有急事，就和我挂了电话。我知道敏感的姐姐一定是觉得我站在和她不平等的地位看低了她的适应能力，或者让她觉出了城乡之间、即使在姐妹之间的无形的不平等。我觉得很冤枉，我进城快四十年了，我的骨子里依然有很多的农民习气，我怎么可能会看不起自己的亲姐姐呢？

没过几天，三姐来电话了。记得是上午10点半的样子。电话一通，先听到的是姐姐的哭声，那种哭声和以往的委屈的哭声不同，是无法控住的放肆的不知羞耻的。我有点惊慌失措，对着电话大声喊：“姐，你先别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姐姐终于将自己的哭声压抑下来，抽噎着告诉我：“孩子被开水烫了！”

我急不可耐地问“开水烫了，什么部位，严重不？你们怎么处置的？”

三姐并么有按照我的提问顺序回答，而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对事情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烫伤部位在左腿上，整个一条腿，连卵卵也烫伤了，怎么办呢？”姐姐又情绪失控，再一次放声大哭。

“姐，哭没用，你现在在哪，我能帮你做什么？”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烦躁和厌恶。

“我和孩他妈在县医院，人家不收，让往市里的医院转。”姐姐哭着，把话讲完。

“那你们就转到渭城市中心医院，我和雪霖在医院等你们。”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姐姐和儿媳妇将孩子用救护车送到了渭城市中心医院。一见我们，他们就哭的更加厉害。孩子在妈妈的怀里，两条腿裸着。被开水烫伤的左腿，从大腿根到脚踝是一串明溜溜的水泡，水泡烂过的地方，细嫩的皮肤稀拉拉地皱在一起，露出粉红色的肉。孩子已经哭得没有了力气和声音，嘴巴在轻微的翕动，过一阵，身体就抽搐一下，偶尔还伴有全身颤抖。我媳妇雪霖退休前一直在这所医院工作，给家里人看病求医帮了不少忙，这次也是她左右串掇，很快给孩子办了住院手续。但疫情期间，只能留一个陪人，且要做核酸检测。姐姐留在了病房，儿媳妇就在医院外的快捷酒店登记了房间，等待从西安往回赶的爱人。其实，三姐的儿媳妇已经哭得没有了力气，除过哭泣再也不知道自己此时还能做些什么。

我知道姐姐买房子手头紧，就把来医院前准备好的1万元交给姐姐，姐姐说什么也不收。我对姐姐说：“姐，都啥时候了，给孩子看病要紧。你先拿着，别再叫孩子们有太大的压力。”姐姐这才接下了钱。

大概在医院里住过三天后，止痛消炎等治疗告一段落，接着就是手术了。这时候，医生征求家人的意见，一种方案是传统手术，孩子受罪，烫伤部位也可能留疤；一种方案是新技术，孩子不受罪，术后绝不留疤。三姐和儿媳没了主意，她的儿媳妇一看见孩子就哭天抢地的哭，那哭声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亏欠、后悔的哭，真可谓撕心裂肺。三姐哭着和我们商量。我的妻子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我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他一锤定音。三姐的小女儿心肌炎抢救那一次，也是我媳妇做出决定，转院去西安，临行前，带上了自己的两张银行卡，坐上救护车，一路陪护到西京医院，直到办好住院，才又随车返回。我一直也很纳闷，我的媳妇祖上三代都是城里人，却偏偏喜欢三姐，好像为三姐什么都可以做，后来我知道了原因，他说三姐厚道真诚，热情坦荡，也是我们姊妹们里最穷、最讲义气的人。

当即，我的妻子决定，给孩子用最好的手术，确保孩子不留任何后遗症。末了，我媳妇对三姐说：“姐，钱的事，若不够，我给你拿。不就是四万多块钱吗！”妻子的举动，再一次感动了我，我悄悄地握握她的手，表达了我的感激。

手术很顺利，一周后，孩子出院了，那一天我和媳妇一起送三姐他们回家。

中间孩子来市里换药，姐姐都没有惊动我们。

三个月后，治疗全程结束，孩子被烫部位的肤色竟然如医生所说，一模一样，一点疤痕都没有。三姐一脸的欣慰。

三姐事后一段时间，当任何人说起孩子烫伤的事，三姐都会说：“亏得是在她妈看管的时候烫伤的，如果是因我看管不周烫伤的，你说，我这个人咋活呀！”我知道，姐姐不是撇清责任，姐姐是在设想某种可怕的后果。他看孩子，从来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正是胡抓乱拿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吃下什么东西或磕磕碰碰，姐姐带了那么多的孩子，自然知道小心翼翼，万无一失。

孩子烫伤的经过，我听了许多遍，大致过程就是，孩子妈妈在看低头看手机，孩子从童车里站了起来，够着了桌面灌满开水的保温瓶……

这件事，又使姐姐的装修资金更加拮据，不得已，三姐又从大侄女婿那借了三万元。我一直在想，“马太效应”也太偏倚了，为什么越富有的人会更加富有，越穷的人会越来越穷？

那上帝的公平又在哪里呢？我有时候也想，姐姐家的事为什么一件接一件，它究竟是所有贫穷阶层的生活缩影呢，还是一个近乎于杜撰的典型？

三姐啊，你和财富的距离何止是太阳和星星的距离！

六

三姐搬进城里的时候，没有举行庆贺仪式，没有给任何亲戚朋友通知。只是他的两个女婿跑前跑后的忙活了三两天，等一切安排停当，放了一卷10000头的鞭炮，一家人在家里吃了一顿臊子面。从这天起，姐姐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城里人。

有一天晚上，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搬到了县城的新家，叫我有时间的时候，到他们县城的家里去坐坐。我问她，搬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姐姐沮丧地说：“哎，我觉得我们家不顺心的事太多，就干脆悄悄地搬过来。不想再闹心了。”我能理解姐姐的意思。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他家的日子过得最不顺，好像所有花钱的事都叫他们摊上了。悄悄静静也好，不节外生枝就是福气。

过了几天，我刚好要到雍城区有个小范围的文学讲座，就心想着顺道到三姐家去看看。讲座是下午两点半开始，我就早上10点从家里出发，计划先到三姐家。我用高德地图搜到了三姐新家所在的“雍泉小区”。一路上，三姐这一生的坎坷经历就像一幅幅画，不断的闪现。有那么一阵，我甚至看见了冬天挖红萝卜的三姐，手指头冻得比红萝卜还粗，天空飘着雪花，风像刀子一般锋利，姐姐一趟又一趟地提起挖出的红罗卜往一起堆，好集中切掉红萝卜缨。那时候，我已经失学在家，成为村子里年纪最小的农民。挖红萝卜按畦记公分，挖一畦5分工，姐姐那时候有力气，就一下占了4畦。姐姐干活带着我，我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帮手。起红萝卜、白萝卜对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除过不能从地里带走外，每个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红萝卜不光要挖出来，还要切掉萝卜缨，最后再拉到三里开外的生产队场院里堆起来。我边切红萝卜缨边吃红萝卜，直吃到胃胀的都蹲不下去。姐姐责备我贪嘴，叫我站起活动活动，休息一会。其实，我除过吃，真没有干过多少活。姐姐责备我的眼神很使我难受，我怯怯地将削掉皮的半截红萝卜递到姐姐的嘴边，“姐，甜呢！”姐姐咬了一口，边嚼边嘱咐我：“你少吃点，会撑死人的！”往手上哈了一口气，钻进繁密的雪花中。

我是完全地混淆了时间的距离感和空间感，硬是把过去的事情塞进了现实之中。只是，那种往事依然带着温度，使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索性就让泪水留吧，流出我内心对三姐的亏欠，流出我对如三姐一样的女人的感激和感恩。

到姐姐小区门口，我就给姐姐打电话，问她住几栋几单元。姐姐说让我把车开进来找地方把车停好，在一进大门的地方等她就好。不一会，我看见门洞里走出来了三姐，她并没有走石子铺成的花间小道，而是贴着大楼西侧的水泥护坡走过来，再从冬青围栏被踩出的豁口跨过来，老远就扬起手给我打招呼：“家喜，你咋不给我提前打招呼呢？我好准备几个菜来！”三姐的背比过去驼得更厉害了，不过她的笑里多了一些开心，嘴角两道很深的法令纹在笑起来的时候，已经少了过去的愁苦。我觉得姐姐除过笑容比过去生动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和过去有些异样，仔细打量，才发现姐姐新近文了眉，眉毛里淡青的底色又大又粗，很不自然，像横卧在眉骨的两只僵硬二肥大的蚕。我怕三姐觉察出我的反应，我故作真诚地笑一笑：“姐，我刚好下午有事来雍城，正好顺路来看看你。有臊子面就好。”

上到19楼，进了北户的门，发现姐姐家的新房很不错，不光空间大，而且干净整洁。尤其是客厅的装修简洁明快，电视墙是那种国画山水的画面，陪着几行很漂亮的书法题字。客厅靠进门的地方，打了一道80公分左右高，东西横隔的隔断，上面摆放了一溜茂密的绿萝。墙角处装了一个立式空调。电视也是新换的很大的液晶屏。再看看各个房间，都收拾的干净利落，我直夸新房好，姐姐收拾得好。姐姐受到鼓励，话就多起来。三姐说：“进了城才知道了城里好，才知道人家城里的教育质量高。”突然扭过头去对正在小方桌上用橡皮泥做手工的孙女说：“给你舅爷背首唐诗！”三姐的小孙女怯怯的声音很小地背王维的《山中送客》，期间几次偷偷地看三姐的表情。我夸孩子背得好，孩子就有了自信，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还自个奋勇地说。要给我唱一支歌，说完就很稚气地唱了起来：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

我眼里酸酸的，那种被歌声打动的情感，在许多悲苦的现实生活面前，以一种纯粹的、毫无埋怨的情绪，汩汩地流淌着，使我瞬间从渺小的自我中开解出来，感动不已。

三姐接着刚才中断的话题继续说道：“进了城，才知道花钱的地方多的很。什么水电费、电梯费、卫生费、垃圾费、物业管理费，每一项都得拿钱说话。所以，你姐夫还得设法去挣钱，没钱玩不转啊。”姐姐的表情并不自卑，只是笑的有点无奈，“你姐夫还在侄女的工厂上班，每月有他挣来的三几千元，再加上儿子给的生活费，生活还过得去。”他顿了顿，好像要有什么重要的情节需要补充似的，说道，“我们基本上不用买米面油，自家都有，面是自己磨的，咱有的是粮食。油是用油菜籽换的，自己每年都种半亩油菜，换油吃绰绰有余。嗨，对了，菜我们也种了一些，像韭菜芽、菠菜呀、豇豆茄子什么的，都按季节种。老家门前种了一大片呢。每周星期五，你姐夫会骑着摩托车来城里，给我们把菜送过来，第二天，他再回老家侄女的厂里去上班。他一天三顿都在厂里吃。你知道，咱侄女的工厂除过过春节、赶庙会，才肯放几天假，其余时间都上班，工厂里的饭基本是免费的，伙食也好。这样，我们就不用管你姐夫吃饭了。平时啊，就我和两个孩子，只要孩子吃好了，我就凑合着点，咋说都比过去强。”

三姐一口气说出这么多的话，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日子就过得好。但想一想，只要姐姐自己开心，我作为局外人，何必要将人家的生活看得惨兮兮呢？我就转换话题，对三姐说：“姐，我帮你做饭去，咱们就吃臊子面，到哪，我都好这一口。”

下午离开姐姐新家的时候，姐姐说我带了那么多礼物，他却没什么送我，我就对姐姐说，就把厨房你腌的雪里蕻给我装上一些。出了房间门，姐姐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回家吃时，让雪霖给你熟些油泼一下，再放一点葱姜蒜末，那才好吃呢！”我以为姐姐要说什么秘密话里，把声音压得那么低。姐姐看出了我的意思，对我说：“中午，城里人都要午休。”

姐姐一直送我上车，看我离开了她的视线。

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突然冒出一件往事：

1987年，我有了可爱的女儿。5月份，女儿满月那天，大姐二姐三姐一起来渭城市看满月的侄女，记得他们带来了一只老母鸡，几十个鸡蛋，还有一幅花馒头。那时候我很穷，没有钱请他们在外边吃饭，就姊妹几个一起做，也是臊子面，不过我刻意地炒了四个菜，记得是蒜苗炒豆腐干、豆腐粉条白菜、炒青笋，一个荤菜是回锅肉片。还不下午一点，姐姐们急着赶村上的长途车，就急急呼呼的出了门，告别的时候，三姐嗓门最高，喊叫着要我晚上记得给小侄女勤换尿布；要把小侄女的胳膊用绳子绑起来，免得自己吓着自己；给媳妇雪霖做一些骨头汤，好下奶。人都下了一层楼梯，三姐交代的话还没有断。我住的那栋楼是地下三层，地上两层，依地势而建，上下两半各不相通，上边两层用水泥打了一个平台，和外面的马路相接，水泥平台就成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姐姐人已经站在院子里了，高嗓门还在喊，“你多干活，别叫雪霖动凉水，好好歇一歇，月子里落下病，就是一辈子的事！”我十分尴尬，几次要三姐放低嗓门，三姐依然如故。我最后实在觉得忍无可忍，感觉好像楼上朝外的窗户都有人向外看似的，就制止道：“姐，你别叫喊了，这是在城里，不是在咱乡下！”三姐正在说的话，一半已经出口，一半卡在了喉咙里，憋得她脸色通红，泪水汪汪。

那年春节回家，二姐悄悄对我说，因为我的话，回家的路上，三姐哭了好几次。

现在，我已经过了装模作样，虚头吧老的年纪，我才能真正地懂得，一个农村青年踏进城市时，他身上所有刻意掩藏的自卑，是会被城市人一眼看穿的。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所有的伪装，只是为了让城里人不低看自己。

三姐粗重的文眉在我眼前开始晃荡，使得我所有的记忆都模糊起来。

我的思想里冒出一个念头，下午的文学讲座，我就从三姐进城讲起。

                                                                           202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