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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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老屋是1986年建成并入住的，算来有三十六年。而三十六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壮年，断然与老搭不到架的。
十年前，它更“年轻”。弟弟建新房，它开始被唤作“老屋”。2012年，弟弟一家乔迁新居后，老屋里只有父母居住。它似乎更有了称着“老屋”的条件和资格。父母没有搬走，不是弟弟不孝，而是老人不肯搬。母亲说，房子没有人住会容易坏的。实际不止这个原因。
老屋，像父母的另一个孩子，倾注了他们半辈子的心力。为了建房，父母早早谋划，像房梁上那两只衔泥筑窝的燕子。利用生产队农闲的时候，早出晚归，一砖一瓦，一根木料，一块椽皮，往家里搬。
后来，父母带着我和大妹一起去进坑背木头。那时候我在读师范，大妹辍学在家。我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帮帮父母。大妹却吃了很多的苦。
凌晨三四点，我们出发，走三四十里路到达遂川丹谭。丹谭是一个临时木材交易集散地。每天交易的时间不长，在约半天的时间，到了中午基本全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去。越早，越有挑选的余地。
父亲负责挑选合适的木材，包括木头、木板、门框料。耐着性子与人讨价还价。
返回时，先要爬上一座高高的山顶。那个叫阿弥陀佛的山顶，使我望而生畏，两脚发软。又充满着诱惑。那儿有一块较宽阔的平地，可供多人休息。一棵大松树下，几块板子搭成的小店，为过往行人供应点心茶水。
到达山顶，出发前吃的这点食物早消化殆尽，肚子“咕咕”地抗议。买两个饼，三五两口，肚子安份下来。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吧。饼，只不过是普能的烧饼。因为它出现在非常地点非常时间，所以倍受路人青睐。它容易填饱肚子，一毛钱一个。实惠！如果上山晚点了，什么也买不到。父母就会拿出备好的干粮充饥。
在山顶不会作太久停留。因为回家，还有漫长的山路要走。每一次，我们紧赶慢赶也要在撑灯时分才能到家。我从小体弱多病，没什么力气，扛的木头没有妹妹的大，但还是要落后他们好多。父母就会轮着转身帮我接肩。路上，我耽误了不少时间。
材料准备齐了，就要着手建房。八十年代，在农村，如果听谁说XXX家在建房，隔着老远，你都感觉那羡慕神情。对于建房者来说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建房，带给父母一辈子的荣誉。因为那个时候村里建新房，我家是第一户。何况我家要建的是金包银（外墙是青砖，内墙一米高以上垒土砖），而一般是土砖房。
择好黄道吉日，父亲请来当地有名的几位大师傅，当然少不了“拐的”师傅，他是主刀（泥刀），父亲的至交。小工都是邻居、亲戚，不用请，自己来，也不用付工钱，但得管吃。
建房历经半个月，可把母亲忙坏了。本来是不用那久的，一个星期即可，但是我家备的砖瓦木料放在原来的住处，而新屋基开在国道边，两地相距几里路。所以运料颇费人工和时间。加上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热心，就算不要这么多人手，他们还是会来，至少帮上一两天的。帮忙的人，除了本村的，邻村也有人来。可见父母的为人。
母亲回忆说，她一个人包煮饭，请两个人专门切菜，开始这一个星期每天十一二桌。当然撑勺的大厨非父亲莫属，他是村里的名厨，（那时叫大队），在全公社（现在叫乡镇）也小有名气的。
母亲辛苦不仅是煮饭这个工作，作为女主，她还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的所有食材。每一餐每一桌要六个菜。大师傅每天还要加两餐点心。半上午一次，半下午一次。虽然只有一桌或两桌，但点心是变着花样。米果、鸡蛋、米糕、烫皮、花生，煎红薯片等。这些都得母亲调配，算计，颇费脑汁。父亲则还要负责工地的监工，材料调运。两个人分工明确。每天像陀罗转个不停，睡不到几个小时，但脸上总有掩不住的笑容。
最开心算小弟弟和两个小妹妹吧。他们可不像大人高兴也得藏着点。低调！“我家在做房子！”“我家马上就有新房歇啦”，他们逢人便说，生怕人家不知道。
建房其间，父母倾其所有，真诚地招待大工小工，笑脸相迎每一人。生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和疏忽，让别人在建房时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脚。
按风俗，在搬进新屋的前一个晚上，父母请来道士做了一场法事，锣鼓宣天（俗话叫开厅），说是可催赶不干净的东西，迎来神明的护佑和好运气。
如愿以偿，我家搬进新房后，确实很太平。不比在原来的住处，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老屋在山脚下，四室两厅，冬暖夏凉。
四个女儿在老屋出嫁，儿子在老屋结婚生子。老屋的过去，那么热闹，喜庆。每一寸墙，每一个物件不但浸透了父母的汗水，还储存了他们幸福的记忆。
老屋随着年岁的增大，渐渐沉寂、颓废、衰败。特别是靠山脚的两个房间墙壁发霉，地面长青苔。妈妈是个勤快的人，不管如何打理，也阻止不了它老去。
父母也老了。他们的住处，桌上、抽屉、枕头下到处是瓶瓶罐罐，各种药品。老屋的人气越来越淡，药味倒越来越浓。
去的十月份，八十一岁的父亲在老屋走了。
父亲走的时候最后拿着母亲的手，一再叮嘱母亲说，他走了，不要一个人留在老屋，一定要去弟弟家住。这是父亲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话，是他最后的牵挂，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牵挂。
一直来，我认为父亲对母亲没有爱，亏欠母亲太多。
母亲依照父亲的遗愿搬出了老屋。
在老屋办完父亲的白喜事，弟弟停了水电、网络。
红漆剥落的大木门，“吱……哑……”地缓缓掩合，像极了一位老人长长的叹息，如释重负般。老屋，完成了它作为居所的使命。一把大锁落在木门上。老屋沉入时光的长河。
又到了一树枇杷一树金的时节。母亲陪着我去看望了生病的舅舅。
从舅舅家出来，天空哗哗地下着雨。母亲走在我的前面，很慢。肩上扛着雨伞，向后斜着。她吸一双暗红的旧拖鞋。不知是伞太大还是母亲太小，一把雨伞遮住了大半截身子。
雨中，母亲停下了脚步，望向坎上。坎上是一排果树，李树、桂树、枇杷树。老屋掩映在果树后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栽的枇杷今年结得特别多。又说：老屋没人住了，不用多久肯定会漏水的。
我知道，老屋神台上供奉着父亲的遗像，还有祖宗的牌位。
目光越过树顶，我看见老屋的屋顶，黛色旧瓦和一点白墙（新农村建设村里刷的），烟雨笼罩，一片朦胧。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泛滥……
我家的老屋是1986年建成并入住的，算来有三十六年。而三十六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壮年，断然与老搭不到架的。
十年前，它更“年轻”。弟弟建新房，它开始被唤作“老屋”。2012年，弟弟一家乔迁新居后，老屋里只有父母居住。它似乎更有了称着“老屋”的条件和资格。父母没有搬走，不是弟弟不孝，而是老人不肯搬。母亲说，房子没有人住会容易坏的。实际不止这个原因。
老屋，像父母的另一个孩子，倾注了他们半辈子的心力。为了建房，父母早早谋划，像房梁上那两只衔泥筑窝的燕子。利用生产队农闲的时候，早出晚归，一砖一瓦，一根木料，一块椽皮，往家里搬。
后来，父母带着我和大妹一起去进坑背木头。那时候我在读师范，大妹辍学在家。我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帮帮父母。大妹却吃了很多的苦。
凌晨三四点，我们出发，走三四十里路到达遂川丹谭。丹谭是一个临时木材交易集散地。每天交易的时间不长，在约半天的时间，到了中午基本全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去。越早，越有挑选的余地。
父亲负责挑选合适的木材，包括木头、木板、门框料。耐着性子与人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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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山顶，出发前吃的这点食物早消化殆尽，肚子“咕咕”地抗议。买两个饼，三五两口，肚子安份下来。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吧。饼，只不过是普能的烧饼。因为它出现在非常地点非常时间，所以倍受路人青睐。它容易填饱肚子，一毛钱一个。实惠！如果上山晚点了，什么也买不到。父母就会拿出备好的干粮充饥。
在山顶不会作太久停留。因为回家，还有漫长的山路要走。每一次，我们紧赶慢赶也要在撑灯时分才能到家。我从小体弱多病，没什么力气，扛的木头没有妹妹的大，但还是要落后他们好多。父母就会轮着转身帮我接肩。路上，我耽误了不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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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好黄道吉日，父亲请来当地有名的几位大师傅，当然少不了“拐的”师傅，他是主刀（泥刀），父亲的至交。小工都是邻居、亲戚，不用请，自己来，也不用付工钱，但得管吃。
建房历经半个月，可把母亲忙坏了。本来是不用那久的，一个星期即可，但是我家备的砖瓦木料放在原来的住处，而新屋基开在国道边，两地相距几里路。所以运料颇费人工和时间。加上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热心，就算不要这么多人手，他们还是会来，至少帮上一两天的。帮忙的人，除了本村的，邻村也有人来。可见父母的为人。
母亲回忆说，她一个人包煮饭，请两个人专门切菜，开始这一个星期每天十一二桌。当然撑勺的大厨非父亲莫属，他是村里的名厨，（那时叫大队），在全公社（现在叫乡镇）也小有名气的。
母亲辛苦不仅是煮饭这个工作，作为女主，她还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的所有食材。每一餐每一桌要六个菜。大师傅每天还要加两餐点心。半上午一次，半下午一次。虽然只有一桌或两桌，但点心是变着花样。米果、鸡蛋、米糕、烫皮、花生，煎红薯片等。这些都得母亲调配，算计，颇费脑汁。父亲则还要负责工地的监工，材料调运。两个人分工明确。每天像陀罗转个不停，睡不到几个小时，但脸上总有掩不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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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其间，父母倾其所有，真诚地招待大工小工，笑脸相迎每一人。生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和疏忽，让别人在建房时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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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在山脚下，四室两厅，冬暖夏凉。
四个女儿在老屋出嫁，儿子在老屋结婚生子。老屋的过去，那么热闹，喜庆。每一寸墙，每一个物件不但浸透了父母的汗水，还储存了他们幸福的记忆。
老屋随着年岁的增大，渐渐沉寂、颓废、衰败。特别是靠山脚的两个房间墙壁发霉，地面长青苔。妈妈是个勤快的人，不管如何打理，也阻止不了它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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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来，我认为父亲对母亲没有爱，亏欠母亲太多。
母亲依照父亲的遗愿搬出了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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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母亲停下了脚步，望向坎上。坎上是一排果树，李树、桂树、枇杷树。老屋掩映在果树后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栽的枇杷今年结得特别多。又说：老屋没人住了，不用多久肯定会漏水的。
我知道，老屋神台上供奉着父亲的遗像，还有祖宗的牌位。
目光越过树顶，我看见老屋的屋顶，黛色旧瓦和一点白墙（新农村建设村里刷的），烟雨笼罩，一片朦胧。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泛滥……
我家的老屋是1986年建成并入住的，算来有三十六年。而三十六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壮年，断然与老搭不到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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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像父母的另一个孩子，倾注了他们半辈子的心力。为了建房，父母早早谋划，像房梁上那两只衔泥筑窝的燕子。利用生产队农闲的时候，早出晚归，一砖一瓦，一根木料，一块椽皮，往家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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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时，先要爬上一座高高的山顶。那个叫阿弥陀佛的山顶，使我望而生畏，两脚发软。又充满着诱惑。那儿有一块较宽阔的平地，可供多人休息。一棵大松树下，几块板子搭成的小店，为过往行人供应点心茶水。
到达山顶，出发前吃的这点食物早消化殆尽，肚子“咕咕”地抗议。买两个饼，三五两口，肚子安份下来。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吧。饼，只不过是普能的烧饼。因为它出现在非常地点非常时间，所以倍受路人青睐。它容易填饱肚子，一毛钱一个。实惠！如果上山晚点了，什么也买不到。父母就会拿出备好的干粮充饥。
在山顶不会作太久停留。因为回家，还有漫长的山路要走。每一次，我们紧赶慢赶也要在撑灯时分才能到家。我从小体弱多病，没什么力气，扛的木头没有妹妹的大，但还是要落后他们好多。父母就会轮着转身帮我接肩。路上，我耽误了不少时间。
材料准备齐了，就要着手建房。八十年代，在农村，如果听谁说XXX家在建房，隔着老远，你都感觉那羡慕神情。对于建房者来说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建房，带给父母一辈子的荣誉。因为那个时候村里建新房，我家是第一户。何况我家要建的是金包银（外墙是青砖，内墙一米高以上垒土砖），而一般是土砖房。
择好黄道吉日，父亲请来当地有名的几位大师傅，当然少不了“拐的”师傅，他是主刀（泥刀），父亲的至交。小工都是邻居、亲戚，不用请，自己来，也不用付工钱，但得管吃。
建房历经半个月，可把母亲忙坏了。本来是不用那久的，一个星期即可，但是我家备的砖瓦木料放在原来的住处，而新屋基开在国道边，两地相距几里路。所以运料颇费人工和时间。加上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热心，就算不要这么多人手，他们还是会来，至少帮上一两天的。帮忙的人，除了本村的，邻村也有人来。可见父母的为人。
母亲回忆说，她一个人包煮饭，请两个人专门切菜，开始这一个星期每天十一二桌。当然撑勺的大厨非父亲莫属，他是村里的名厨，（那时叫大队），在全公社（现在叫乡镇）也小有名气的。
母亲辛苦不仅是煮饭这个工作，作为女主，她还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的所有食材。每一餐每一桌要六个菜。大师傅每天还要加两餐点心。半上午一次，半下午一次。虽然只有一桌或两桌，但点心是变着花样。米果、鸡蛋、米糕、烫皮、花生，煎红薯片等。这些都得母亲调配，算计，颇费脑汁。父亲则还要负责工地的监工，材料调运。两个人分工明确。每天像陀罗转个不停，睡不到几个小时，但脸上总有掩不住的笑容。
最开心算小弟弟和两个小妹妹吧。他们可不像大人高兴也得藏着点。低调！“我家在做房子！”“我家马上就有新房歇啦”，他们逢人便说，生怕人家不知道。
建房其间，父母倾其所有，真诚地招待大工小工，笑脸相迎每一人。生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和疏忽，让别人在建房时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脚。
按风俗，在搬进新屋的前一个晚上，父母请来道士做了一场法事，锣鼓宣天（俗话叫开厅），说是可催赶不干净的东西，迎来神明的护佑和好运气。
如愿以偿，我家搬进新房后，确实很太平。不比在原来的住处，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老屋在山脚下，四室两厅，冬暖夏凉。
四个女儿在老屋出嫁，儿子在老屋结婚生子。老屋的过去，那么热闹，喜庆。每一寸墙，每一个物件不但浸透了父母的汗水，还储存了他们幸福的记忆。
老屋随着年岁的增大，渐渐沉寂、颓废、衰败。特别是靠山脚的两个房间墙壁发霉，地面长青苔。妈妈是个勤快的人，不管如何打理，也阻止不了它老去。
父母也老了。他们的住处，桌上、抽屉、枕头下到处是瓶瓶罐罐，各种药品。老屋的人气越来越淡，药味倒越来越浓。
去的十月份，八十一岁的父亲在老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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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来，我认为父亲对母亲没有爱，亏欠母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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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树枇杷一树金的时节。母亲陪着我去看望了生病的舅舅。
从舅舅家出来，天空哗哗地下着雨。母亲走在我的前面，很慢。肩上扛着雨伞，向后斜着。她吸一双暗红的旧拖鞋。不知是伞太大还是母亲太小，一把雨伞遮住了大半截身子。
雨中，母亲停下了脚步，望向坎上。坎上是一排果树，李树、桂树、枇杷树。老屋掩映在果树后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栽的枇杷今年结得特别多。又说：老屋没人住了，不用多久肯定会漏水的。
我知道，老屋神台上供奉着父亲的遗像，还有祖宗的牌位。
目光越过树顶，我看见老屋的屋顶，黛色旧瓦和一点白墙（新农村建设村里刷的），烟雨笼罩，一片朦胧。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泛滥……
我家的老屋是1986年建成并入住的，算来有三十六年。而三十六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壮年，断然与老搭不到架的。
十年前，它更“年轻”。弟弟建新房，它开始被唤作“老屋”。2012年，弟弟一家乔迁新居后，老屋里只有父母居住。它似乎更有了称着“老屋”的条件和资格。父母没有搬走，不是弟弟不孝，而是老人不肯搬。母亲说，房子没有人住会容易坏的。实际不止这个原因。
老屋，像父母的另一个孩子，倾注了他们半辈子的心力。为了建房，父母早早谋划，像房梁上那两只衔泥筑窝的燕子。利用生产队农闲的时候，早出晚归，一砖一瓦，一根木料，一块椽皮，往家里搬。
后来，父母带着我和大妹一起去进坑背木头。那时候我在读师范，大妹辍学在家。我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帮帮父母。大妹却吃了很多的苦。
凌晨三四点，我们出发，走三四十里路到达遂川丹谭。丹谭是一个临时木材交易集散地。每天交易的时间不长，在约半天的时间，到了中午基本全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去。越早，越有挑选的余地。
父亲负责挑选合适的木材，包括木头、木板、门框料。耐着性子与人讨价还价。
返回时，先要爬上一座高高的山顶。那个叫阿弥陀佛的山顶，使我望而生畏，两脚发软。又充满着诱惑。那儿有一块较宽阔的平地，可供多人休息。一棵大松树下，几块板子搭成的小店，为过往行人供应点心茶水。
到达山顶，出发前吃的这点食物早消化殆尽，肚子“咕咕”地抗议。买两个饼，三五两口，肚子安份下来。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吧。饼，只不过是普能的烧饼。因为它出现在非常地点非常时间，所以倍受路人青睐。它容易填饱肚子，一毛钱一个。实惠！如果上山晚点了，什么也买不到。父母就会拿出备好的干粮充饥。
在山顶不会作太久停留。因为回家，还有漫长的山路要走。每一次，我们紧赶慢赶也要在撑灯时分才能到家。我从小体弱多病，没什么力气，扛的木头没有妹妹的大，但还是要落后他们好多。父母就会轮着转身帮我接肩。路上，我耽误了不少时间。
材料准备齐了，就要着手建房。八十年代，在农村，如果听谁说XXX家在建房，隔着老远，你都感觉那羡慕神情。对于建房者来说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建房，带给父母一辈子的荣誉。因为那个时候村里建新房，我家是第一户。何况我家要建的是金包银（外墙是青砖，内墙一米高以上垒土砖），而一般是土砖房。
择好黄道吉日，父亲请来当地有名的几位大师傅，当然少不了“拐的”师傅，他是主刀（泥刀），父亲的至交。小工都是邻居、亲戚，不用请，自己来，也不用付工钱，但得管吃。
建房历经半个月，可把母亲忙坏了。本来是不用那久的，一个星期即可，但是我家备的砖瓦木料放在原来的住处，而新屋基开在国道边，两地相距几里路。所以运料颇费人工和时间。加上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热心，就算不要这么多人手，他们还是会来，至少帮上一两天的。帮忙的人，除了本村的，邻村也有人来。可见父母的为人。
母亲回忆说，她一个人包煮饭，请两个人专门切菜，开始这一个星期每天十一二桌。当然撑勺的大厨非父亲莫属，他是村里的名厨，（那时叫大队），在全公社（现在叫乡镇）也小有名气的。
母亲辛苦不仅是煮饭这个工作，作为女主，她还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的所有食材。每一餐每一桌要六个菜。大师傅每天还要加两餐点心。半上午一次，半下午一次。虽然只有一桌或两桌，但点心是变着花样。米果、鸡蛋、米糕、烫皮、花生，煎红薯片等。这些都得母亲调配，算计，颇费脑汁。父亲则还要负责工地的监工，材料调运。两个人分工明确。每天像陀罗转个不停，睡不到几个小时，但脸上总有掩不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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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其间，父母倾其所有，真诚地招待大工小工，笑脸相迎每一人。生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和疏忽，让别人在建房时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脚。
按风俗，在搬进新屋的前一个晚上，父母请来道士做了一场法事，锣鼓宣天（俗话叫开厅），说是可催赶不干净的东西，迎来神明的护佑和好运气。
如愿以偿，我家搬进新房后，确实很太平。不比在原来的住处，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老屋在山脚下，四室两厅，冬暖夏凉。
四个女儿在老屋出嫁，儿子在老屋结婚生子。老屋的过去，那么热闹，喜庆。每一寸墙，每一个物件不但浸透了父母的汗水，还储存了他们幸福的记忆。
老屋随着年岁的增大，渐渐沉寂、颓废、衰败。特别是靠山脚的两个房间墙壁发霉，地面长青苔。妈妈是个勤快的人，不管如何打理，也阻止不了它老去。
父母也老了。他们的住处，桌上、抽屉、枕头下到处是瓶瓶罐罐，各种药品。老屋的人气越来越淡，药味倒越来越浓。
去的十月份，八十一岁的父亲在老屋走了。
父亲走的时候最后拿着母亲的手，一再叮嘱母亲说，他走了，不要一个人留在老屋，一定要去弟弟家住。这是父亲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话，是他最后的牵挂，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牵挂。
一直来，我认为父亲对母亲没有爱，亏欠母亲太多。
母亲依照父亲的遗愿搬出了老屋。
在老屋办完父亲的白喜事，弟弟停了水电、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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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树枇杷一树金的时节。母亲陪着我去看望了生病的舅舅。
从舅舅家出来，天空哗哗地下着雨。母亲走在我的前面，很慢。肩上扛着雨伞，向后斜着。她吸一双暗红的旧拖鞋。不知是伞太大还是母亲太小，一把雨伞遮住了大半截身子。
雨中，母亲停下了脚步，望向坎上。坎上是一排果树，李树、桂树、枇杷树。老屋掩映在果树后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栽的枇杷今年结得特别多。又说：老屋没人住了，不用多久肯定会漏水的。
我知道，老屋神台上供奉着父亲的遗像，还有祖宗的牌位。
目光越过树顶，我看见老屋的屋顶，黛色旧瓦和一点白墙（新农村建设村里刷的），烟雨笼罩，一片朦胧。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泛滥……
我家的老屋是1986年建成并入住的，算来有三十六年。而三十六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壮年，断然与老搭不到架的。
十年前，它更“年轻”。弟弟建新房，它开始被唤作“老屋”。2012年，弟弟一家乔迁新居后，老屋里只有父母居住。它似乎更有了称着“老屋”的条件和资格。父母没有搬走，不是弟弟不孝，而是老人不肯搬。母亲说，房子没有人住会容易坏的。实际不止这个原因。
老屋，像父母的另一个孩子，倾注了他们半辈子的心力。为了建房，父母早早谋划，像房梁上那两只衔泥筑窝的燕子。利用生产队农闲的时候，早出晚归，一砖一瓦，一根木料，一块椽皮，往家里搬。
后来，父母带着我和大妹一起去进坑背木头。那时候我在读师范，大妹辍学在家。我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帮帮父母。大妹却吃了很多的苦。
凌晨三四点，我们出发，走三四十里路到达遂川丹谭。丹谭是一个临时木材交易集散地。每天交易的时间不长，在约半天的时间，到了中午基本全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去。越早，越有挑选的余地。
父亲负责挑选合适的木材，包括木头、木板、门框料。耐着性子与人讨价还价。
返回时，先要爬上一座高高的山顶。那个叫阿弥陀佛的山顶，使我望而生畏，两脚发软。又充满着诱惑。那儿有一块较宽阔的平地，可供多人休息。一棵大松树下，几块板子搭成的小店，为过往行人供应点心茶水。
到达山顶，出发前吃的这点食物早消化殆尽，肚子“咕咕”地抗议。买两个饼，三五两口，肚子安份下来。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吧。饼，只不过是普能的烧饼。因为它出现在非常地点非常时间，所以倍受路人青睐。它容易填饱肚子，一毛钱一个。实惠！如果上山晚点了，什么也买不到。父母就会拿出备好的干粮充饥。
在山顶不会作太久停留。因为回家，还有漫长的山路要走。每一次，我们紧赶慢赶也要在撑灯时分才能到家。我从小体弱多病，没什么力气，扛的木头没有妹妹的大，但还是要落后他们好多。父母就会轮着转身帮我接肩。路上，我耽误了不少时间。
材料准备齐了，就要着手建房。八十年代，在农村，如果听谁说XXX家在建房，隔着老远，你都感觉那羡慕神情。对于建房者来说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建房，带给父母一辈子的荣誉。因为那个时候村里建新房，我家是第一户。何况我家要建的是金包银（外墙是青砖，内墙一米高以上垒土砖），而一般是土砖房。
择好黄道吉日，父亲请来当地有名的几位大师傅，当然少不了“拐的”师傅，他是主刀（泥刀），父亲的至交。小工都是邻居、亲戚，不用请，自己来，也不用付工钱，但得管吃。
建房历经半个月，可把母亲忙坏了。本来是不用那久的，一个星期即可，但是我家备的砖瓦木料放在原来的住处，而新屋基开在国道边，两地相距几里路。所以运料颇费人工和时间。加上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热心，就算不要这么多人手，他们还是会来，至少帮上一两天的。帮忙的人，除了本村的，邻村也有人来。可见父母的为人。
母亲回忆说，她一个人包煮饭，请两个人专门切菜，开始这一个星期每天十一二桌。当然撑勺的大厨非父亲莫属，他是村里的名厨，（那时叫大队），在全公社（现在叫乡镇）也小有名气的。
母亲辛苦不仅是煮饭这个工作，作为女主，她还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的所有食材。每一餐每一桌要六个菜。大师傅每天还要加两餐点心。半上午一次，半下午一次。虽然只有一桌或两桌，但点心是变着花样。米果、鸡蛋、米糕、烫皮、花生，煎红薯片等。这些都得母亲调配，算计，颇费脑汁。父亲则还要负责工地的监工，材料调运。两个人分工明确。每天像陀罗转个不停，睡不到几个小时，但脸上总有掩不住的笑容。
最开心算小弟弟和两个小妹妹吧。他们可不像大人高兴也得藏着点。低调！“我家在做房子！”“我家马上就有新房歇啦”，他们逢人便说，生怕人家不知道。
建房其间，父母倾其所有，真诚地招待大工小工，笑脸相迎每一人。生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和疏忽，让别人在建房时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脚。
按风俗，在搬进新屋的前一个晚上，父母请来道士做了一场法事，锣鼓宣天（俗话叫开厅），说是可催赶不干净的东西，迎来神明的护佑和好运气。
如愿以偿，我家搬进新房后，确实很太平。不比在原来的住处，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老屋在山脚下，四室两厅，冬暖夏凉。
四个女儿在老屋出嫁，儿子在老屋结婚生子。老屋的过去，那么热闹，喜庆。每一寸墙，每一个物件不但浸透了父母的汗水，还储存了他们幸福的记忆。
老屋随着年岁的增大，渐渐沉寂、颓废、衰败。特别是靠山脚的两个房间墙壁发霉，地面长青苔。妈妈是个勤快的人，不管如何打理，也阻止不了它老去。
父母也老了。他们的住处，桌上、抽屉、枕头下到处是瓶瓶罐罐，各种药品。老屋的人气越来越淡，药味倒越来越浓。
去的十月份，八十一岁的父亲在老屋走了。
父亲走的时候最后拿着母亲的手，一再叮嘱母亲说，他走了，不要一个人留在老屋，一定要去弟弟家住。这是父亲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话，是他最后的牵挂，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牵挂。
一直来，我认为父亲对母亲没有爱，亏欠母亲太多。
母亲依照父亲的遗愿搬出了老屋。
在老屋办完父亲的白喜事，弟弟停了水电、网络。
红漆剥落的大木门，“吱……哑……”地缓缓掩合，像极了一位老人长长的叹息，如释重负般。老屋，完成了它作为居所的使命。一把大锁落在木门上。老屋沉入时光的长河。
又到了一树枇杷一树金的时节。母亲陪着我去看望了生病的舅舅。
从舅舅家出来，天空哗哗地下着雨。母亲走在我的前面，很慢。肩上扛着雨伞，向后斜着。她吸一双暗红的旧拖鞋。不知是伞太大还是母亲太小，一把雨伞遮住了大半截身子。
雨中，母亲停下了脚步，望向坎上。坎上是一排果树，李树、桂树、枇杷树。老屋掩映在果树后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栽的枇杷今年结得特别多。又说：老屋没人住了，不用多久肯定会漏水的。
我知道，老屋神台上供奉着父亲的遗像，还有祖宗的牌位。
目光越过树顶，我看见老屋的屋顶，黛色旧瓦和一点白墙（新农村建设村里刷的），烟雨笼罩，一片朦胧。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