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余继聪的头像

余继聪

鲁迅文学院学员

散文
202112/06
分享

乡村准备

乡村人有强烈的准备观念,做事情都要万分小心谨慎,提前做好准备。我常常为乡村人这种强烈的准备意识震惊。

我和我的学生,在我的乡村亲人眼里,在那些认不得几个字的乡村老农民眼里,是大学生、“太学生”,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应该更懂得一切事情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未雨绸缪”等道理,可是我们的准备意识却远远没有我的农民乡亲强。

学生中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十八岁或者接近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却象小孩子,根本不听课,从早自习课开始就要打瞌睡,根本不做作业,没有目标理想,没有竞争意识,没有良好习惯,整天浑浑噩噩,不知道他们每天到学校来是来干什么。

我生气时,批评他们说“整天睡睡睡,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吃饱了又睡,象个什么?——人除了吃和睡,还应该做点事情,有点思想;而且整天这样睡,不为将来考虑,不为将来有饭吃有衣服穿做好准备,将来有吃有穿吗,将来能这么安生的睡吗?……”“我爱看《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电视节目,觉得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十分激烈,进而想到人类社会,竞争同样激烈,强者好比老虎、狮子、豹子,生活很好,弱者好比被这些凶猛动物猎杀的其他动物,只能成为人家嘴里的肉……”“说真的万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一点,常常被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书生们看不起的农民,都比我们清楚,其实,我们对生活、生命、世界的认识和面对,往往比农民不如。他们是生也要提前认真做好准备,结婚也要提前认真做好准备,栽种庄稼也要提前认真做好准备,甚至死也要提前认真做好准备……”……

我讲得万分激动,感慨很深,可是学生大多无动于衷,或者不以为然,或者不以为意。我感到很悲哀,很为他们悲哀,也很为我自己——他们的老师悲哀。学生中却有人小声道“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无话可说,愤而提笔写下本文。

一、 乡村人出生的准备

一个人的出生是头一件大事情,他自己却无法准备,这也显出了人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可见人生中总有遗憾。但是大人们却可以为他的出生做好周全的准备。

几乎是从他的父母刚结婚,甚至父母才订婚开始,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就会着手为他的出生做准备。当然,结婚就肯定会生孩子,除非不能生或者不愿生,属于后者的,在我们这个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中国,在封建思想残存严重的乡村应该不多。但是,一个孩子出生,特别是男孩,毕竟意味着一家人的香火又在下一代得到了延续,无论是对于活着的祖辈父辈,或者对于作古了的先人来说,都是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是孝顺的,没有叫自己的家族断绝了后代,不仅自己的祖宗不会断了香火,而且自己将来死后,也有人上香和进贡祭品,自己的希望、理想、将来未竟的事业都有了寄托之处,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了依靠和伴儿,给自己的生活中增添了开心,当然也会有辛苦、担心和痛苦。至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出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对自己来说意义就更大,这将直接关系到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这就不能不叫一个家庭对孩子的出生极其重视。

准备的物品,有小孩子的衣服、虎头鞋、虎头帽、长命锁、大量的尿布、奶瓶。

我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时候,母亲、外婆、祖母三个女人是怎样为我准备的,但我知道,在那个几乎样样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贫穷年代,看着母亲的肚子一天天鼓胀起来,我急于出生,愁坏了的外婆和祖母,踮着小脚,一趟趟奔走于村中各家各户,东家借一点布头,西家借一点布脑,好不容易才借够了一堆五颜六色、质地迥异的布,又在煤油灯下熬过了若干夜晚,才给我缝制出了几套花花绿绿的婴儿衣服、稍大一点的小孩衣服、虎头鞋、虎头帽。

外婆给我做的那一顶虎头帽,我记得在我十来岁的时候还在,红黑绿三色的布十分好看,虎头虎眼虎耳和花斑都栩栩如生,我们好奇时偶尔还会翻寻出来罩在头上,换取一片开心。还有一件小披衣、一件小抱被,也十分好看。后来都不知所终。

父亲为我准备的是一个编制得十分精巧的小摇篮,大概有一尺来高,一尺来宽,三尺来长,是用竹篾编制而成,都用青绿柔韧的篾皮,没有用一条脆硬易折的篾心,篾有多种划削法,但是都划削得十分精细。有的划削刮削成圆篾,有的细,有的粗,都刮削得圆滑流畅;有的划削成片状篾,也是有的窄细,有的宽粗,都刮削得圆滑流畅。这样,我躺在里边,手脚碰到哪里,或者大人们摇动摇篮的时候,手感都很好,不会被划伤,更不会有竹篾上的芡刺扎手。为了美观和提高柔韧耐用性,父亲还用香油一遍遍抹过我的摇篮,所以摇篮颜色有淡淡的金黄。

多年以后,我们还会想躺进去试试,特别是在捉迷藏的时候。其实,摇篮对于长大了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个迷,很神秘。躺在里面,我们想些什么呢?看见的天空和父母亲人的脸是怎样的呢?

亲人们在收工回家后,把我放进摇篮中,一边做饭,切猪食,煮猪食,喂鸡猪,做其他家务,一边时不时来摇动几下摇篮,和我说上一句话。我就在摇篮里看云彩飘过天空,鸟飞过视野,高大的梨枝、柿子枝在天空摇曳。有时他们会给我哼唱几句儿歌,譬如“洋宝贝,糯糯睡。妈妈去舂碓……”

二、 乡村人嫁娶的准备

嫁娶的准备更早,但是这主要由嫁娶双方姑娘小伙子自己准备。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包括自己的嫁衣和夫家的满门鞋。小伙子得准备彩礼、花轿和新房。

我媳妇和我都出生于乡村,但是都在城市工作,她眼睛高度近视,上班时用电脑较多,要保护眼睛,所以,结婚以前就连毛衣、手套、围脖都没有为我织过。

但是,我却清楚真正的乡村嫁娶是一定要认真准备的。

彝族的姑娘接近婚育年龄,家里就得在远离家的地方甚至是村外给她盖一间姑娘房,方便她跟小伙子对歌和恋爱。房子不大,简单的一间小楼,用松木搭建而成,松木甚至不用什么精细加工,粗粗砍斫一下就成,顶上或者用麦秸稻草盖顶,讲究点的人家或者用瓦,但是环境绝对要幽静,或者傍近山林,或者靠近小河溪流,窗外可见雨打芭蕉,可见竹林流水,可见月上柳稍。

彝族的姑娘,为了准备嫁妆,常常要花费若干年,可以说,几乎是从十四五岁以后有独立的收入就开始准备了。平时做完农活和家务,她们就会努力盘菜园,精打细算卖菜攒嫁妆钱。我的两个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回家盘田开始,母亲就分给她们各自几块菜地,她们从此就开始费尽心机伺弄这几块菜地,绣花一般在上面努力经营。她们盘菜地所得的收入,都一五一十交给母亲,母亲帮她们积攒着,到出嫁时给她们做嫁妆。但是很多有心机的女孩子,就会在卖菜、卖鸡、卖鸡蛋等的时候偷偷扣下一点,攒起来做私房钱。

一套较好的彝族新娘装,要缀满数百片银饰片,至少要花费六七千元钱。我们村靠近城市,近年来,姑娘自己缝制新娘装的传统已经丧失,很多姑娘都是花钱买大红的衣服做结婚装,丈夫家的满门鞋也是花钱购买。离城较近的其他村庄,也都类似。山区民族风俗仍然保留或者浓厚的村庄,满门鞋大多是自己缝制,姑娘小伙子订婚后,或者关系基本确定以后,姑娘就问清小伙子家人的鞋码,然后就开始着手缝制。到结婚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新娘就亲手把自己缝制的一双双暖和柔软的布鞋,拿出来恭恭敬敬递给夫家近亲。至于新娘装,是早在还没有对象时就开始准备,甚至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我认识一位武定县白露乡的姑娘,才读大姚师范一年级,十六岁,就已经准备好了新娘装,用费六千多元,光是缝制就花了半年多时间。

新房的打扮装饰也颇认真。这得从盖新房子开始。早年乡村人家娶媳妇,先得盖起一院落簇新漂亮的瓦房,现在是盖砖房。然后才让媒人陪同,去跟女孩子和她的父母郑重提出邀请人家来踩门户。女方家同意后,女孩子的母亲回避,但会请一位婶子伯母或者嫂嫂陪同女孩子到小伙子家踩门户,以防女孩子缺乏经验,心不细,看走了眼。其实,所谓“踩门户”,就是去看看小伙子家的家底,有几间怎样的瓦房,有几块肥沃的水田,父母亲勤不勤劳,开不开通,好不好处,兄弟姐妹拖累多不多。

早年贫穷,乡村用不起石灰粉刷墙,但是既然是新婚,也得用观音土白泥巴把新房粉刷一新。好在观音土乡村里挖得到,只是粉刷出来略微没有石灰粉刷的白亮。粉刷一新的新房沁溢出亲切温馨的、淡淡的泥土味道,好在新娘也是乡村姑娘,嗅着泥土味道,感到亲切自然,减少了陌生感和离开娘家的哀愁。然后还得张灯结彩,把早先做好的家具,比如五门柜、梳妆台、床头柜等搬进新房,把簇新的沙发、电视机等搬入客厅。

等到双方都觉得满意,就要吃定酒,就是订婚。吃了定酒,一般就不兴反悔退婚了。不过偶尔还有例外,我姐当年就是跟一个乡村小伙子吃过定酒以后,当时在乡土地管理所的姐夫又托了媒人来提亲,我姐其实已经跟那小伙子领了结婚证,只是还没有办婚宴,乡村里不认结婚证,只认办喜事婚宴,我姐偷偷去姐夫家踩了门户,看见姐夫人材好,家庭条件好,父母亲又和善好处,回来后,马上借故退了先前那小伙子家的彩礼和结婚证。

吃定酒,男方就要给女方家送礼,比如腊肉五挂,新鲜肉两块,新鲜猪头一个,白酒七公斤,香油十斤。如果吃过定酒后男方家主动退婚,女方家不退还订婚的这些礼物。

婚前一个月左右,就要给女方家过彩礼,开通点的女方父母,往往不为难男方,要彩礼钱往往不多,早年是或者一百六十八,或者二百六十八,后来是或者六百八,或者九百八,现在是或者一千六百八,或者一千八百八。

结婚前两天,就要恳请村人相帮,比如上山扦松毛,到远处各村去接亲戚,进城买干菜,去租碗筷和铺盖等。松毛要一二十人扦两天,讲究点的人家更多,宴席都是松毛宴,清新,芳香,客人们席地坐在清香的松毛上交谈,划拳,用餐。松毛一路铺撒到村口。酒香、松毛香和笑声洋溢满村庄,有种很浪漫温馨的感觉。

请柬是主人父子早在一月半月前就恭恭敬敬送到各村亲戚家中了的,为什么要去接客呢?原来早年多数人家没有自行车、摩托,路程遥远的人,就得在主人家过夜,派去接客的人,就要帮客人搬回铺盖被窝,和近亲送主人家一担担的蔬菜。如此,还得派相帮的村人乡亲去租几十套铺盖,在楼上打地铺,以备主人挽留客人住宿。

三、乡村人栽种、收割的准备

乡村人在收割时就开始为栽种准备了。

每年中秋收割稻谷前,父亲就会考虑留明年的稻种的问题。他会关注村里甚至周围村寨谁家的稻谷穗头大,饱满,成熟较早,病虫害少,打听米碾出来后白不白,亮不亮,煮熟成饭好不好吃,香不香,糯不糯。等到仔细观察,反复比较,反复打听之后,才跟人家定下换点种子。

每年南瓜才结的时候,母亲就在考虑为下一年的栽种留下好的种子的问题了。先结的南瓜做种,明年种出的南瓜也就结得早。母亲会挑选几个向阳坡或者地埂上的南瓜留下做种,告诉家里人采摘的时候注意不能采摘。当然,做种的南瓜,还得是一牙牙很好看的柿饼瓜,分牙很多,颜色、质地、样子都很好看的柿饼瓜,容易煮耙煮绵,好吃。这样的柿饼瓜做种,明年的南瓜也就是很好的柿饼瓜。样子圆溜溜,不分牙、或者分牙少、分牙不明显的南瓜,不容易煮耙煮绵,不好吃。

等到深秋,做种子的老南瓜养得金黄,在地埂上就象一个个滚动的太阳,母亲才背上个大篾花篮,小心地把它们采摘回来,小心地切开,把瓜子掏出来晒到阳光下,瓜肉就煮给我们吃。清煮养透的老南瓜,香甜爽口,想起来就觉得齿颊芬芳。

晚秋,挖红薯的时候,母亲也会小心地把光滑、个大、好看的红薯挑出来留下,放进麻蛇皮口袋里,扎严袋口,不让风吹进去。风一吹进去,红薯就在袋子里长芽,变质,甚至腐烂。要等到过了旧历老年,甚至要到旧历二月,才能栽种红薯,栽在菜地里。红薯藤长到两三尺长,才割下来,摘为几寸一截,移栽进山坡地里。

栽种萝卜、青菜,白菜、辣椒也都如此,要早早考虑留种子的问题。看着母亲把好的留下,不准我们采摘回家吃,我们常常觉得可惜,因为我们不会考虑留种和明年栽种要丰收的问题,不过,我们却为父母亲早早准备,万事早早准备好的认真劲头感动。

每年正月初,几乎是刚过完年,甚至是在春节待客的空暇,农民们就要开始为春耕做准备了。男人会把挂在院墙上的犁和钯取下来,小心检查犁头和钯齿有没有磨钝,是否还锋利,能否还能用于春耕。

如果犁头磨钝了,就要放进烈火里烧红,放到石板上,用大锤使劲打磨,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几次,所以往往把男人累得满头大汗。然后突然把红红的犁头放进冷水里淬火,发出滋啦的巨响,水汽弥漫。这样,犁铧能变得锋利锃亮。如果犁铧卷口、缺口,就要补缀,甚至要更换犁铧。如果钯齿磨钝了,同样也要这样打磨,或者更换。

如果犁铧或者钯齿依然锋利,但是已经松动,犁铧在犁辕上已经不稳固,钯齿在耙架上已经松动,甚至已经掉下来,或者快要掉下来,就要嵌入楔子。就得反复观察审视,寻思砍削什么楔子,砍削多大的楔子。楔子用麻栗木比较好,坚硬耐磨。

假如犁架或者耙架松动摇晃,同样需要做加固处理,照样要嵌入楔子。这些为耕种做的准备工作,和犁田耙地一样,真正体现出了男人的价值,女人是根本无法做的。

收割水稻前,也得做准备。首先得把别谷沟的工具——一块特制的琵琶状的木板从墙上取下来(这些工具和犁、耙一样、平时都挂在院墙上),然后在稻田里别出一条条小水沟,把稻田里的水排除掉。水排除几天后,稻田的泥已经被晒得干硬,这样,人进去收割时,才不会陷脚,打谷机也才能拖得进去,也才拖得动。镰刀,当然也得准备好,头天晚上,就要把镰刀从柱子缝里(有些人家平时习惯把镰刀挖进柱子较高处的裂缝里,让小孩子拿不到)或者墙上取下来,放到磨刀石上去和水磨,也要磨得锋利锃亮。

四、 乡村人死的准备

生是一件大事,死也是一件大事。乡村人对死的重视和准备,跟对待生一样。

父亲到了五十岁左右就打算做寿材了,他会时不时地跟村里的老人谈论寿材,什么木料的好,什么木料的存放得长久,什么木料的防虫蛀。

我劝父亲尽量少考虑这些事情,整天想着死的事情,心情不好,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开开心心地活着。但是,父亲说起死后的事情,好象说生日一样,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父亲说,乡村人活到五六十岁,已经很不容易,他的爷爷只活到三十二岁,他的父亲活到了改革开放前,也只是七十岁……意思是人总难免一死,乡村人一生奔波劳累,能活到五十多岁已经不错,能活到六七十岁就是福气。

父亲说,不提前准备好寿材,到临终前或者人不在了之后才买,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难以买到,即使买到了,又往往木料很差,做工粗糙。

从我记得事情开始,在二伯父家的堂屋一侧就一直摆放着祖父母的老寿材。看来祖父母是早就做好了寿材,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我无法猜测,但是当时他们才六十多岁,所以我猜是在五十多岁时就做好了的。我曾经在无意之中听祖母说,是请人到家里来做的,两个大木匠师傅,做了一个多月。

做寿材是大事情,乡村人家对做寿材的师傅的招待往往都很好,往往要杀鸡,煮火腿,好酒好肉招待,因为据说,如果木匠师傅对招待一不满意,一不高兴,就会趁主家人不注意,暗中在寿材上做手脚,那么,或者寿材埋进土里后容易漏水,或者容易腐烂,或者葬者的子孙就不发、不昌盛。

我父亲的三个哥哥,都曾经当过兵,出过国。大伯父当兵当到了管着上千兵的官,后来到省城又做到副地师级干部,他的专车回到老家这个州来,车子比州长都显得高级,但是文革中却由于乱说反动的话,又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被整回老家来,而且文革结束,工作和待遇都没有得到恢复,永远成了一个农民,后来又在六十岁就去世;我的二伯父,当时正在罗茨工业学校(今昆明工业大学分校),是由在昆明工作的大伯父给他生活费,供他读书,后来大伯父被扣上生活作风问题赶回家来,二伯父只好辍学,之后又进了南华的师范学校,未毕业,南华师范学校撤并入楚雄师范学校,二伯父只好辍学回家,后来当兵,出过老挝、缅甸、越南等国;三伯父也当过兵,出过老挝、缅甸、越南等国。三个伯父都好象要成器的样子,又中途前途夭折,而我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村里人说,这就是因为我爷爷的祖父的寿材做得不好,本来应该对做寿材的木匠好一些,因为我爷爷家办过私塾,爷爷自己和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曾经做过塾师;坟地端公也踏勘选择得不好,风水本来就不好,后来坟墓又被蛇鼠打通了一个洞,进一步破坏了风水地气。我去看过,坟冢的一侧,果真有一个碗口粗的洞,一直通向坟墓里。我觉得父亲们几兄弟应该修补一下,很为他们对祖坟不加修垒难受,但是我不相信这一切是因为得罪了木匠,木匠在寿材上做了手脚,端公又看走了眼,为我爷爷的祖父选的坟地风水不好,后来坟墓又被蛇鼠打通了洞,风水被破坏,气数散尽。其实父亲兄弟几人都没有能逃离村庄,都是因为祖母爱子心切,不愿意让子女远离自己,这是祖母曾经悄悄告诉我的,我想父亲他们也肯定明白。

但是村里人却很相信风水、地气,在选阳宅和阴宅时都十分认真,相信端公和他的罗盘。

我读到中学,知道了端公用的罗盘,无非就是类似指南针的一个东西,只能起到测定南北方向的作用。我想,在明朝洪武年间,被充军或者组织军屯,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来到云南楚雄的我的祖宗的坟墓,无非就是要向着北方,向着东方。那么端公的罗盘倒确实很有用,但是用处也就只有这定方向一点,至于地气要旺,风水要好,无非草木生长要旺盛,阳光要充足。古铜色的罗盘,在端公家族里代代相传,已经班驳陆离,在村人眼里增加了神秘感,以为端公晃动罗盘,就可以为他们家族选定一块风水宝地,从此人丁兴旺,家族发达,子孙成大器。

村里人就这样重视做寿材和选坟地。

因为担心吓着我们小孩子和年轻的我母亲等儿媳妇,所以祖父在寿材上面和四周一直盖着麻包、麻袋、蓑衣、旧衣服、草簟等东西。寿材的四周漆的是黑色,寿材头尾漆成血红色,红与黑形成强烈对比,反差巨大,让我们小孩子想到鲜血和死亡。有时谁去翻寻东西,或者大人叫我们去翻寻东西,一不小心,翻出血红的寿材头尾,往往会吓一跳。有时大人翻寻蓑衣或者麻袋,匆忙之中,来不及盖严寿材,也会把我们吓一跳。我们既不敢走近去把它盖严,又来来去去会无意中看见,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从寿材里爬出一个死人或者鬼魅,或者伸出一只毛茸茸的鬼爪来攫取我们。

我们不知道老人们看见红与黑色反差巨大的寿材感受是否和我们一样,如果一样,那么为什么不把寿材油漆成柔和点的颜色。童年少年甚至青年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村里人做寿材都用土漆,土漆漆出来的东西不仅光亮,漆皮不容易斑驳脱落,而且可以防虫蛀。五六十岁就做好了寿材,往往要放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当然得考虑防虫蛀和霉烂的问题。

如果寿材的主人还没有过世的迹象,村里或者临近村庄有谁还没做好寿材就猝死,来借或者买寿材,主人可能会把寿材借或者卖给人家先用,因为谁都难以预料这种事情,而且寿材放久了也不好,过后再做个新的更好。

土漆果真防虫蛀和水蚀腐烂。我家里有一张镂花贡桌、一张镂花八仙桌和两张镂花春凳,都是在我祖父小的时候家里做的,时间当在清末民初。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家里贫穷,没有为我准备书桌,就是把八仙桌当书桌,但是太高,难以找到与它相和的椅子。作业做到一半,有时要到菜地摘菜,有时要到水井挑水,有时要上灶做饭,有时要凑柴加火,我的书籍作业本,就那么随意铺在八仙桌上。有时一抹阳光会透过镂花的窗眼,照到八仙桌上和我的书上。有时小鸟会飞进堂屋,落到八仙桌下或者桌上。平时,暖水壶倒满开水,就放上八仙桌,要倒开水用时,或者要在上面做作业时,才把暖水壶从八仙桌上提下来。

春凳,来了较多客人,找不到椅子凳子,都是将就着坐在春凳上。春凳太高,只好正襟危坐。这可能是它与八仙桌、供桌搭配,用于祭祀祖宗,召开宗族会议,用于婚丧嫁娶典礼的主要原因。平时,农家杂物较多,放置不下,比如锅盖、甑子、蓑衣,晒得半干、准备切细腌的青菜等等,都顺手放在春凳上。

供桌太高,靠近厅壁,只能放置花瓶香炉等。平时从路边或者山上采回山茶花、马缨花等野花,都是插在供桌上的花瓶里,就要浇水,有时水就漫溢到供桌甚至八仙桌上,匆忙之中,我们也懒得抹掉。逢年过节祭祖,或者平时给先祖上香,香灰也落满供桌。

如此,到现在它们都没有被虫蛀或者腐朽,仍然摆放在我老家,照样日日摆放杂物。

我理解村里的老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早早做好寿材,为什么一定要买土漆来漆寿材,匆忙之中难以买到土漆,而且往往要漆很多遍,漆好后,过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感觉颜色淡了,又得漆一遍。

除了提前准备好寿材,乡村人还要提前准备好寿衣,墓碑石,甚至早早给自己选好坟地阴宅。

我的外婆外公、祖父祖母都是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寿衣,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哪一年准备好那些寿衣的,但是我知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好了寿衣。

我不知道寿衣要准备多少套,但是我估计是棉絮的,或者是他们平时爱穿常穿的蓝黑色衣服,肯定很厚实,他们平时评论衣服好坏的标准就是厚实、经穿、暖和三个。

我猜想,他们一定反复考虑过寿衣的料子,颜色,厚薄,为此反复向老伙伴们请教,哪一家寿衣店的料子好,哪一家的厚实暖和,哪一家的棉絮好,就象买平日里穿的衣服一样反复思量,也难怪,要在那边常穿的嘛。

外公到城里来看我的时候,喜欢跟我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寿材和寿衣,寿材后来又在什么年份漆过一次,后来又在什么年份漆过一次;哪一件寿衣后来他觉得不太好,所以又从新换了,现在都装在寿材里,他经常会拿出来看看是否被虫蛀,有时候他甚至很高兴、很满意地跟村里的老伙伴谈起他的寿衣,引来老伙伴到家里,穿起来给他们看看,叫他们评说合不合身,好不好。外公说,他什么都准备好了,以后过世闭了眼,舅舅什么也不用操心。他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坦然,甚至有些轻松、高兴,好象是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说起这些叫人心惊胆战、感到窒息的事情,就象说要到亲戚家去几天、过几天还要回来一样。

我害怕听这些事情,外公却喜欢跟我说这些,我只好装做在听,或者借故扯起其他的话题,引开他的思路。

我的岳父,自从文革结束,恢复了工作,估计再也不会被当成牛鬼蛇神赶回老家当农民了,就卖掉了好不容易才盖起来的、老家的一院落大瓦房,把他的父母亲都接进了县城里工作,可是不久也就请木匠为两位老人做好了寿材,寿材都是上好的杉松木料做的,还打好了墓碑石。当时两位老人家才将近六十岁。大量的墓碑石和两副寿材,就放在新房子的刚进大门处的柴房里,还好,刚搬进县城不久,家里就又在县城东山坡上盖了一院落新瓦房,院子很宽敞,种满石榴、柿子、梨树和李子树。下院坝里还有几块菜地,经常种植着香葱、茄子、辣椒、韭菜、白菜、青菜、苞谷、洋瓜等蔬菜。平日里,岳父和岳母、他父母忙碌在菜地里,看着菜地里的蔬菜,茁壮成长,蜂飞蝶舞,嗅着蔬菜、阳光和泥土的味道,感觉离他们熟悉的乡村不太遥远,感觉生命的美好,不会常常想到柴房里放着的墓碑石。偶尔想到,也是很坦然很欣慰的样子。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着急的呢?而我们有时到柴房里找个什么东西,譬如儿子懒得再玩的玩具,就放在柴房里,大多数他不会再想起要玩,但是偶尔还会想起一两样,他就让我们帮他去找出来,或者自己去找,我们只得陪他去,因为寿材和墓碑石在柴房里,我们特别是岳母、妻子和儿子都常常害怕。后来,儿子和两个侄女出生,岳父干脆请人刻好了碑文,三个小孩子的小名都赫然刻在了大理石的碑上。寿材和碑石的旁边一箱一篮放着木柴、栗炭、儿子的玩具等,墙上挂着蓑衣、镰刀、锄头和竹篾帽斗笠。大多数玩具、蓑衣、镰刀、锄头和竹篾帽斗笠,都基本上用不着了,最终必将象老人们一样彻底被淘汰,彻底消失,但是,岳父为他父母备下的寿材和碑石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只是都希望用上它们的日子来得晚些。二十多年后,岳父的父母才用到了寿材和墓碑石。

几年前,我媳妇的大姐夫拗不过岳父的意思,给岳母和岳父买好了做寿材的木料,一堆上好的杉松木。

此外,就是选定坟地。坟地又称阴宅,与阳宅——就是我们住的房子相反的房子,从这个说法可见乡村人对坟地的重视。

与外公上山放牛的时候,他常常要带我去看一看他早就为自己选定的坟地。远远地,他就常常会很高兴地顺手一指,或者用放牛的棍子一指,告诉我那一个山坡上、那一棵松树旁就是他将来住的地方,完全象说他将来的家一样,还好他不可能说出欢迎我将来到他家去玩这样的话。

有时候,他会带着我走到他说的那一块地方,我吓得不敢靠近,不敢落脚,他好象还想躺下去试试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曾经请李阴阳、孔端公老看过,他们用罗盘踏勘过,都佩服外公的眼水,说这确实是一个风水很好、地气很旺的地方。

五、 来生的准备

我的祖母,六十多岁起,一直到八十四岁临去世前,都在为来生做准备。

六七十岁时,每年冬天,她都要亲自爬上村后的高山上去,砍挖一种寺庙里做香柱用的香疙瘩,一种小灌木。这种香疙瘩,在我家乡山上比较多,容易燃烧,而且烟子味道很香。

祖母用砍刀砍枝干,再用板锄,或者条锄,或者镐斧刨挖疙瘩。用粗糙的牛皮条和棕背绳把香疙瘩背回家,我不敢想祖母有多累,一个六七十岁的乡村老太婆,在骄阳下,踮着小脚,颤巍巍地从遥远的高山上,从陡峭、坎坷、弯曲、狭窄、盘旋的山间小道上,一捆捆往家里背扎硌脊背的香疙瘩。我好像总能看见她脸上的淋漓汗水,和一脸的幸福,一脸的希望。

背回家后,祖母就艰难地把香疙瘩一捆捆抱到楼月台上甚至是瓦房顶上去铺着晾晒。曾经问过祖母,为什么不晒在院子里的地上。祖母说,那样会被我们踩着,或者会被鸡狗踩着,那样再拿去捐给寺庙,做成香柱,给佛爷爷烧,是对佛爷爷的大不敬,佛爷爷不保佑,来生投胎托生就不好,晒在月台上,我们小孩子有时爬上去摘屋檐边的柿子和梨,或者采摘瓦松花,会踩脏香疙瘩。

我又曾经问过祖母,她有那么多儿子和媳妇,为什么不让我父母他们帮着砍挖。祖母说,要自己去砍来,捐给寺庙里,才能表明自己对佛的诚心。

祖母到了八十岁左右,还是亲自背晒干的香疙瘩到楚雄城西边的西山兴隆寺去捐,她已经相当老迈,又缠着小脚,行动相当不便。我想让父母帮她背,她却不让,固执着自己亲自背去,捐给寺庙和佛,才虔诚的信念。

我想,寺庙把祖母等虔诚的佛教徒捐去的香疙瘩拿去,做成了香柱,卖给香客,还是要收香客钱的,这会不会白费了祖母对神佛的一片虔诚之心呢?但是,我想不明白。

我的祖母,那么多年一直虔心向佛,是不是已经投胎托生到了好人家,有了幸福的来生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却深深被祖母这种为将来几十年虔心准备的精神打动了。我们做事情,如果都有这种精神,什么事情会不成功呢?

原载于昆明市文联《滇池》2007年第7期,获得“滇池文学奖入围奖”

 

我也说几句0条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登录] [我要成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