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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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沉沉的天，风裹着雪花，纷纷扬扬，像一个个白色的精灵，在空中舞蹈。推开窗，雪落在手掌心，一丝丝冰凉。掌心里，一颗颗晶莹的小水珠，像清澈的泪珠……
(一)
小时候的冬天，经常下雪。北风呼啸的晚上，大雪纷飞。第二天推开门，白茫茫的一片，天上，地下，树上，房子上，洁白耀眼，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
我想，妈妈是不喜欢下雪天的。一下雪，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又湿又滑，行走艰难。天刚蒙蒙亮，妈妈包上厚厚的头巾，挑着两个叮当作响的水桶，去离家很远的井边挑水。平时半小时的路程，下雪的时候，妈妈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
妈妈把水桶放在门外，掀开厚厚的门帘，冷风呼一下灌进屋。妈妈赶紧把水桶拎进来，倒进门后的大缸里。妈妈的头发和眉毛上结了白白的一层霜，包住脸的头巾上，闪着亮晶晶的小水珠。
我和妹妹并排趴在被窝里，看着妈妈忙手忙脚地把炉子里的火捅旺，坐上半锅水，淘米，切土豆，然后对着我说一声：“看着锅，滚了把锅盖揭开条缝，别溢出来。”放下门帘，关上门，再次挑着空水桶，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冬天，是农闲季节。男人们可以天天坐在南墙根里晒太阳，闲聊天，或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耍牛九（用纸牌赌钱），喝酒，回家还有现成饭吃，是名副其实的老爷们。女人们却依然忙忙碌碌，生火做饭，烧暖炕，喂猪喂鸡，打扫院落，这些琐碎的家务，足以把一个女人的青春岁月慢慢消磨掉。
除了这些必须得做的家务，妈妈在冬天还要给我们做好一年穿的鞋子。八九十年代你若走进农家的院落，总会看到一个女人盘腿坐在炕沿上，右手拿针，左手拿一只厚厚的鞋底，哧溜哧溜地纳，专注的眼神，全落在小小的针眼里。
终于拔出了最后一针线，妈妈用剪子绞断细细的麻绳，把一双黑色的棉布鞋拿在手里，细细端详，硬邦邦的鞋底互相磕一磕，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哥哥披着一身雪花进来，妈妈把鞋递给哥说：“发儿，穿上试试，合脚不？”哥哥兴奋地把脚上的旧鞋甩得老远，新鞋穿在脚上，白底黑帮，又暖和又合脚，哥哥咧着嘴巴笑着，在地下使劲跺几下脚。
“妈妈，我也要！”
“我也要，我也要！”
我和妹妹从被窝里钻出来，一起喊。
“别嚷，谁都有，妈都给你们做好了。”妈妈转身打开炕头上的木头箱子，取出两双崭新的棉鞋。
“这是我的。”妹妹赶紧把红色的鞋子抢到手里。
“给，花儿，你的。”妈妈把紫色条绒布面做成的棉鞋递到我手里。鞋底厚厚的，鞋帮软软的，里面絮着羊毛，鞋口用绒条滚着边，又俊又好看。我摸着那绵绒绒的鞋子，心里暖暖的。妈妈要熬多少个漫漫长夜，才能给我们每个人做好四五双鞋子，足够我们穿一年。
“走，带你们出去打雪仗。”哥哥是男孩，淘得一天上飞下蹿，穿上新鞋子高兴，拉上我和妹妹去雪地里玩。地上的雪下了有四五寸厚，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崭新的鞋底印上，一个个麻线纳成的针脚，细密如花。
我们在雪地里跑着，笑着，闹着，团好一个个雪球砸过来砸过去。妈妈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洁白的雪花，已落满了妈妈的鬓角。
十几岁以后，我已能帮着妈妈做很多家务，并主动接过妈妈肩上的水桶，每天放学回家，就去很远的水井里挑水。两个白铁皮做成的水桶，装满水有几十斤重，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沉重如山。我喘着粗气，每走一小段路，就得停下来歇歇。刚开始挑水时，我保持不了水桶的平衡，装得满满的两桶水，到家就晃成两半桶了。我终于明白，身单力薄的妈妈，用她瘦弱的肩膀，挑着一个家庭的重担，是多么不易。
冬天农村里用水，更加困难，存水的池子冻住了，抽水机也已拆去，我们只能用一只汽车内胎缝成的皮兜，拴上长长的绳子，丢进十几米深的水井里一点一点往外打水，每个水桶，要打四五次才能装满。井台上的冰冻得厚厚的，打水的时候得特别小心，若是掉到十几米深渊的井底，小命肯定没了。
天晴的时候，挑水还不算太难，要是下雪的那几天，用水就变得非常艰难。那条崎岖的小路坑坑洼洼，走在厚厚的积雪上面，脚底下常常打滑。有一次我挑着两桶水，都快走到家门口了，脚底下一滑，两捅水全打翻了。我浑身湿漉漉地挑着空水桶回家，进门就呜呜大哭。妈妈赶紧把我的是棉衣棉裤扒下来烤在炉子上，让我钻到被窝里去，自己又挑着水桶出去了。
后来，农村里条件好了，家家户户都在院里打了小压井，用水的时候抓着铁管做的压杆一下一下压，清凌凌的水就被提上来，顺着水管流进桶子里，一会功夫就能压满一水缸。那些大雪天里挑水的日子，终于成为了一段历史。我对于冬天里的雪，也少了几份憎恶。
其实，雪本美好，只是生活的艰辛，因寒冷的降临而更加沉重。那沉甸甸的雪，也就成为了我们心上的一道阴影，封存在记忆里。
（二）
爸爸走的那年，天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多。春节前后，还是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路上的积雪还没来得及融化，就被另一场大雪覆盖。
那时，爸爸还在城上的包子馆打工，六十岁的人了，骑一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奔波。从我记事起，爸爸就一直在外面漂泊，直到那场大病，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
因爸爸在城里国营饭店打工的缘故，小时候，我们吃的穿的都比别人家宽裕。在集体农业合作社时，爸爸被村里派去收集农家肥，就在那个饭馆兼旅社看厕所。爸爸勤快，不忙的时候就在饭馆帮忙干活，学到做小笼包的手艺。后来农业社解散，爸爸就一直留在那个饭店打工，一干就是十几年。
包子馆是国营饭店，店里的职工就爸爸一个是农村来的临时工。爸爸干活利落，脾气好，做事认真踏实，很得领导和职工们的好感。那些女职工总都把家里孩子穿过的旧衣服装一大包给爸爸捎回来，让我们兄妹穿。在别人家孩子穿着打补丁的破衣烂衫时，我和妹妹总是穿的花枝招展，引来村里女孩羡慕的目光。
每到过年的时候，爸爸都会从饭馆里带回分的猪肉、排骨、带鱼，还有绞肉时剔下来的猪皮，专门用来熬皮冻。爸爸的厨艺是一流的，每年过年时的吃食，都是爸爸来做。爸爸把拌好的肉馅放在手里一挤，就成了一个个圆圆的肉丸，放油锅里炸出来，黄灿灿香喷喷。我们兄妹三个总是不等爸爸把它做成菜肴，就把半盆子肉丸吃光了。
爸爸做的凉皮冻，是村里别人家里吃不到的。一来他们买不到猪皮，爸爸是饭店里分回来的，二来，他们也没爸爸那样的手艺。爸爸把猪皮上的毛用火钳烧红烫洗干净，放进锅里慢慢熬制，撇尽沫子和浮油，等猪皮煮烂熬化，把稠稠的汤汁倒入脸盆里，冷却以后倒出来，就成了亮晶晶滑溜溜红亮亮的猪皮冻。吃饭的时候切上一盘，拌上醋和辣椒油，夹一块放进嘴里，又滑又爽。
爸爸年前回来，忙着为我们做吃的，一直忙到除夕夜，才给我们准备好过年的食物。过年爸爸只放七天假，初五一过就要去值班。爸爸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每年就春节在家里住几天。他喜欢热闹，常约几个村里的弟兄们来家里喝喝酒，有时也去别人家里喝。但那几天，一向精力充沛的爸爸有些懒散了，不出门，连最爱唱的秦腔也不哼了，总是躺在炕上睡觉，一睡就是一天。
妈妈嘴碎，喜欢唠叨：“大过年的不出去转，闷在家里睡大觉。”爸爸只是笑笑：“浑身没劲，乏，不想动弹。”
我们那时候多傻啊，连妈妈也粗心大意，也许是爸妈长期分居，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了心理感应吧。爸爸其实已经病魔缠身，而我们，谁也未曾察觉。
过了初五，爸爸又骑上那辆旧自行车去城里了，这一去，一个月都没回过家。
天气反常得很，都打春了，还是一场接一场下雪。妈妈开始惦记爸爸，打发我和妹妹去城里看他。路上全是厚厚的积雪，我们不敢骑自行车，坐车到城里，然后再步行去爸爸打工的饭店。
看到我和妹妹突然出现在面前，爸爸有些意外，随即就笑了。他让我们先坐下歇息，赶紧去后厨给我们下了两碗馄饨，外加一盘热腾腾的小笼包：“这大冷的天，你们跑来干嘛。快吃吧，吃点饭就不冷了。”
吃完饭了，爸爸带我们去他住的小宿舍。我问爸爸为什么不回家，爸爸说天下雪，路滑，过几天就回去。和爸爸说话的时候，我发现爸爸似乎瘦多了，脸颊凹陷进去，眼睛也没以前有神了。爸爸说，今年老感冒，天天吃药也不管用，最近一阵，小腿也常浮肿。
又过了几天，爸爸回家了，这次回来，就再也没出去过。
爸爸说胃不舒服，不想吃饭，浑身都没劲。我陪爸爸去镇上的医院去看，大夫只是开些感冒或消食的药，吃了也不见效。
在我们邻村，有个开私人诊所的大夫，医术很高明，专治疑难杂症，我们决定去他那里看看。
那大夫问了爸爸哪里不舒服，有什么症状，让爸爸躺在床上，解开衣服扣子这儿敲敲，那儿按按，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
“你们去城里的的大医院查查吧，拍个片子，做个CT，把医生的诊断单拿来我看看再说。”从医生的口气里，我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爸爸的病，一定不轻。
这次城上医院里检查的结果，却像一颗炸雷，把我们全家都炸懵了。——爸爸得的是肝癌，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没必要住院了，回家养着吧。
爸爸，我们心中伟岸的大山，轰然间就倒塌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爸爸已经卧床不起，每天经受着病痛的折磨，整个人都瘦成了皮包骨头。爸爸吃不了成块的东西，只能喝一点面糊或稀粥来维系着生命，头上的白发一根根竖起来，苍老而憔悴。
我隔两天就去给爸爸抓药，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还有一些镇痛片。刚强了一辈子的爸爸，在病魔面前，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只能靠吃大把大把的止痛药，来苦苦熬着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爸，您多喝点粥，喝完了，我给您去抓药。”我趴在炕沿上给爸爸喂饭，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这都春分了，怎么还一直下雪？”我扶爸爸坐起来，爸爸望着窗外的大雪，喃喃自语。
“唉，我这一病，拖累你们了。”爸爸说着，眼里泛起泪花。
“爸，您说什么呢！您把我们辛辛苦苦养活大，我们伺候您不是应该的嘛......”我哽咽着说不下去，转身冲出屋子.风裹着雪花扑在脸上，化为冰凉的泪珠，怎么擦也擦不干。
四月，金灿灿的油菜花开满了田野。我亲爱的爸爸，永远合上了疲惫的双眼。只剩一片一片的雪花，堆积在我心底，终年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