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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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犹如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既有相似的复杂精准，也因其虚构性而神秘难解。在那由具象和抽象交织而成的日月星辰下，在用字词标点搭建出来的城邦国度里，阅读者或信马由缰，或跋山涉水，或恣意翩跹，吸引人的除了沿途风光，更在于作者有意无意间隐匿在各处的思想。
作品的思想性，使它们具有神性的光辉，有时如先知先觉的预言，有时又像古老质朴的寓言。“怎么活，生命从哪里开始，又将去向何方”，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对于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来说，“活着”意味着不走寻常路。作为“战后一代最完美的作家”，他对文学倾尽心血，同时也浸淫于名利场不能自拔。卡波特的作品彰显着灼人的才华与不羁的个性，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圣诞忆旧集》和《蒂凡尼的早餐》。
十年前我与卡波特的作品邂逅。那时，南京三江学院只有铁心桥一个校区，五月的下午，校园蔚蓝书店隐藏在深海般的绿藤中，仿佛做着一场春日的梦。《圣诞忆旧集》纸质温润，印刷细致，虽有红色硬封，整书却极轻盈，一个奇幻的世界就此在面前打开。
我坐在球场边的长椅上一口气读完全书，几度战栗。天色渐暗，远处牛首山的轮廓被夜幕消融了大半，林荫道两边的路灯亮起来，篮球场上激荡着青春的身影，一种怅然情绪暮色般四下升起，犹如辽远的乡愁，在爱意呢喃里踏上渐行渐远的路，又如在葳蕤岁月中看到未来无尽的凋蔽，满是莫可奈何的痛楚。橙色灯光照着著名学者陆谷孙代写的译序，标题为“梦回愁对一灯昏”，正是那一刻的心情。
《圣诞忆旧集》是作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由三篇自传体小说组成，内容各自独立，人物表现有递进的关系，故事情节也紧密关联。看似一气呵成，实则写于不同的人生时期。
“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就是从那天开始，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这是首篇《一个圣诞节的回忆》的开头，沉静的语气为全书奠定了基调。
“我”和“我朋友”为了做蛋糕，先去果园拣拾山核桃，然后给核桃去壳、挑核桃肉，“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烧起来。小车空了，碗却装得满满的。”简单几句话，把劳作描绘出诗一般的意境。
他们完成了三十一个蛋糕，把它们送给“那些我们也许只遇见过一次，或者素未谋面的人。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用小车运到了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破产了。”蛋糕的赠送和信件的来往，寄托着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它让我们感觉与厨房外那个风云变幻着的世界相连，虽然我们只能看到它一角停滞的天空。”
写《一个圣诞节的回忆》时，卡波特32岁，正值盛年，身名初起，在周旋于文学圈与社交界的大量事务之余，仍有丰沛的精力进行创作。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带着音乐感，语句流畅，平滑，跳跃，奇妙而贴切的比喻如林间露珠随处可见。
第二篇《一个圣诞节》则发表在12年以后，卡波特44岁，《蒂凡尼的早餐》和《冷血》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名利双收，终日漂浮于纸醉金迷之中。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童年时与父亲共度的唯一一个圣诞节，字里行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怀念。
巴迪自幼父母离异，被寄养在阿拉巴马州乡下的大家庭里，好在有苏柯小姐的悉心陪护，他也不觉凄苦。圣诞节前夕，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消息打破了他们的生活：“我爸爸想要我到那里去和他一起过圣诞。”
巴迪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更惧怕陌生人一般的爸爸。苏柯小姐为了给他增添勇气，善意地编织了“新奥尔良有雪”的童话。父子相处的两天，彼此了解、沟通及磨合，巴迪完成了从不谙世事的男童到体恤人情的大男孩的成长。
“他说：‘你不爱我吗？’
我说，‘不是的。’但事实是，除了苏柯、奎妮、几个表亲，还有床头美丽妈妈的照片之外，我不知道爱意味着什么。”父爱和母爱在巴迪的童年里处于缺失状态，虽然他本能渴望得到，却更害怕失去，也不懂如何表达和接受。
“他握紧我的手腕，嘶哑地低语：‘我不会让你走，我不能让你回到那个古怪老房子里的疯癫家庭里去。看看他们把你教成什么样了。一个六岁的男孩，快七岁了，还在说圣诞老人！’”巴迪的爸爸纵情酒色，过着奢靡凌乱的生活，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是称职的父亲，却没有意志力来改变现状。
“我一上到巴士里，就蜷缩在位子里，闭着眼睛。我感到一种最为莫名的痛楚。紧迫的痛感传遍全身。……我脱了鞋，但那神秘的痛楚没有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未消失；永远也不会。”奥尔良之行搅乱了小男孩的内心，旅途的跋涉、节日的缤纷，以及成人世界的矛盾挣扎给他带来冲击。
在阿拉巴马老家，苏柯小姐用她一贯的善意劝解身心俱疲的巴迪。她教他用宽恕的心，来理解和接纳发生的一切。“世上当然有圣诞老人。只是因为一个人做不了他得做的那么多事情，所以上帝把任务分给了大家。所以每个人都是圣诞老人。我是。你也是。甚至你的表亲比利·鲍伯也是。”她陪巴迪第二天去邮局，为父亲发去明信片。巴迪用童稚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父亲的爱与祝福。
我想，明信片一定极大安慰了那个脆弱的父亲，并成为他内心温暖的源泉。多年后父亲去世，巴迪在保险柜里发现了这张被珍藏的明信片，唤醒了心底与生俱来的对父亲不加任何评判的爱。
最后一篇《感恩节来客》与第二篇《一个圣诞节》之间，隔了漫长的17年时光。卡波特59岁了，在创作的躁进与才华的衰退中饱受折磨。敏感如他，一定对不久后的死亡有所感知，于是频频回望，寻找记忆的原点。
“说到卑鄙，奥德·汉得森是我遇到过的最卑鄙的人。”一开头，主人公巴迪就以愤激的语气进行控诉。奥德是巴迪遭遇的第一“邪恶”之人。“那一家人是懒怠而乖戾的一伙”，成人社会对奥德家进行了定义，这种“成见”也植入小男孩稚嫩的头脑里。奥德衣衫褴缕却骄傲自尊，他好斗凶猛、简单直率，因为看不惯巴迪柔弱的女孩子气，频频对他进行攻击，为此巴迪烦恼不已，苏柯小姐要他设法解决问题。
“但我想看到你高兴，巴迪，看到你坚强，能够走出去面对世界。可是你如果不能学会和奥德·汉得森这样的人打交道，把他们变成朋友的话，你永远也走不出去。”苏柯小姐提出方法，但巴迪不能接受。
不擅社交的苏柯小姐突破自身的羞怯，真诚地邀请了奥德参加感恩节午餐，奥德如约而至。他的强健、自信及好人缘引发了巴迪微妙的妒忌之心，奥德意外的偷盗行为则成了巴迪自认为报复的好时机。而报复的结果呢，则耐人寻味。
“敌意萌发，又顺着餐桌蔓延，就像一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生长的荆棘，可被困在藤蔓里的却不是被告，而是他的原告。我胃里直犯恶心，可那一边奥德却平静得像具尸体。”
“可是我不想再理她和奎妮了。一条朝我凶巴巴叫的狗，一个站到奥德·汉得森那边的朋友。她为挽回他的面子撒谎，背叛了我们的友谊、我的爱，这些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
小男孩愤而退出聚餐，藏进烟房。被苏柯小姐和奎妮找到后，苏柯小姐用香甜的火鸡肉化解他的怒火和悲伤。
“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所有其他都能被原谅。这个永远不会。你理解我吗，巴迪？”苏柯小姐温柔地讲出人生哲理。当时的小男孩只能模糊地理解，而随着过后的人生岁月，他明白她是对的。
他们最后一次相遇，是移植菊花那一次。“那玩意比四十个肥海盗还重，我们徒劳无功地与之搏斗时，奥德·汉得森顺着大路走过来。他在园门外停了一下，然后就打开门，说：‘夫人，让我来帮你吧。’……他轻松地举起大桶，放到了走廓上。”
“‘噢，奥德，’他返身上路后，她冲他喊道，‘小心，它们是狮子，你知道。’但他已经听不见了。我们望着他，直到他过了转角。他对自己携带的危险一无所知，那些菊花，冲着黄昏时低垂的青色天幕燃烧，咆哮，吼叫。”
那个“危险”是什么呢？是晦暗岁月里相依相偎的温暖，是生命中不期而遇的美丽，是不计回报的信任，是被忽略甚至被辜负过的真心。卡波蒂用生花的妙笔，不动声色地描绘出一幅幅让人内心激荡的图画。“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似寻常的场景和对话，却让人不由得热泪潸然。
如果说《圣诞忆旧集》是一片朴实生长的树林，那么《蒂凡尼的早餐》则玲珑华美，钻石般光芒万丈。
《蒂凡尼的早餐》出版于卡波特34岁时，3年后拍成电影。书和电影均创下巨大销量。卡波特塑造出郝莉·戈莱特利这一充满魅力的形象。作为时尚都市小说，它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它独创的文体、精准优美的词句获得批评家的一致赞赏。
“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几乎是夏天了，她身上穿着一件苗条合身的黑色连衣裙，脚上是黑色凉鞋，颈上围着一条珍珠项链。虽然她的体态跟上时髦风气瘦得可怜，她的身上却透着一种几乎像早餐麦片那样的健康气息，一种像肥皂和柠檬那样的清洁，双颊红彤彤的显得十分结实。她的嘴巴很大，鼻尖往上翘。一副墨镜挡往了她的眼睛。这是一张已经过了童年时代的脸，但还不属于成年妇女。我猜想她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三十岁之间；后来弄清楚，她只差两个月就到十九岁生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郝莉时的印象。
“但是有时她也弹些你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歌曲，使你摸不清她这人究竟来自何方。唱得又粗哑又柔和的调子配上令人想起松林或草原的歌词。有一首歌的歌词唱道：‘不想睡，也不想死，只想到天际的草原上去漫游。’这首歌似乎最对她的胃口，因为她常常在头发干了很久以后，在太阳下山以后，在暮霭中万家灯火亮了以后，还继续在唱。”这是“我”对楼下的郝莉的日常观察。
“‘我们都宠她。她不需要动一下手指头，除了吃点心。除了梳头发，除了叫人去给她买许多杂志。我们家大概买了一百元钱的杂志。我认为，祸根就在这里。瞧那些装模作样的照片。读那些白日梦。她就是这样走上那条路的。她一天比一天走得远：开始是走了一里再回家。然后是走两里再回家。终于有一天好就一直走了下去。”他又把手放在眼皮上；他的呼吸里有一种噪音。‘我给她的乌鸦野性发作，飞走了。整个夏天你都可以听到它在哇哇叫，就在院子里，菜园里，树林里。整个夏天那只讨厌的乌鸦不断地在叫：露拉美，露拉美。’”这是戈莱特利大夫向“我”诉说当年郝莉的出走。
“有一次我们一直走到唐人街，吃了一顿炒面，买了几盏纸灯笼，偷了一盒供佛的香，然后漫步走过布鲁克林桥。在桥上，当我们远望驶向海洋的船只从燃烧的天际那悬崖般的摩天大楼之间驶过时，她说：‘以后，许多年许多年以后，这些船中会有一艘把我带回来，我和我的九个巴西孩子。因为他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这些灯光，这条河——我爱纽约，即使纽约不是我的，有的东西必然是那样，一棵树，一条街，一幢房屋，因为我是属于它们的，它们也就属于我了。’这时我说：‘请闭尊口。’因为我很生气，自己给漏掉了——成了干船坞里的一条驳船，而她却是个有着固定目的的神气的航行者，从港口直驶而下，一路拉着汽笛，飘着彩带。”这是郝莉和“我”一次出游中的谈话。
试着用一句话概况全书内容：一个叫郝莉的女孩的都市浮沉记——显然，这种概括俗不可耐。《蒂凡尼的早餐》的光彩不仅在于作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在于其中透出的人性光辉。郝莉具备一种纯洁的放荡，虽堕落于社会的污沼之中，却仍保有童话般的无邪心境，她勇敢又脆弱，虚荣又侠义，当诸多看似矛盾的特质被作者以浑然天成的笔法、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坚实无懈的逻辑融于一体时，人物便有了魔力，一部绝妙的经典就此产生。
村上春树在为《蒂凡尼的早餐》所写的近6000字的序言中，表达了对卡波特的仰慕和对这部小说的眷恋之情。村上春树觉得在故事叙述者“我”的身上，叠加着作者卡波特的身影，我则认为郝莉更像作者——也许一向自恋的卡波特无意中让自己分饰了两角。郝莉烂漫的内心，与作者更为贴合。他跟她一样离经叛道，以自己的方式追逐富足与自由，却不知世事坎坷，不羁的灵魂永远是“大地上的异乡者”。
怎么活，生命从哪里开始，又将去向何方。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以罕见的洞察力，向人们展现爱情的荒谬与孤独的必然。
“马文·马西就是这样挤进爱密利亚小姐家里来的。起先李蒙表哥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为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马文·马西。可是下雪对他身体影响很大；他着了凉，转成了冬季扁桃腺发炎。因此爱密利亚小姐就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他。……可是她仍然没有轰马文·马西出门，因为她怕自己变成一个孤独的人。你和别人一起生活了以后，再独自过日子就会变成一种苦刑了。这是时钟突然停止其滴答声时，生了火的房间里的那种寂静，是空荡荡的屋子里那种让人神经不安的影子——因此，与其面临单独过日子的恐怖，还不如让你的死对头住进来呢。”
跟随文字，我们进入那个有着纺织厂和沼泽地的美国南方小镇，认识了独立要强的爱密利亚小姐、狡黠乖戾的小罗锅、“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马文·马西及其他一些小镇居民。我们知道前三者处于危险的三角关系。可是，等等，为什么总感到有哪儿不对？让我们再来捋捋人物的关系。
高大英俊的小镇青年马文·马西爱上了独立自强、糙汉子一般的爱密利亚小姐，爱密利亚小姐却只对相貌怪异的小罗锅一往情深，小罗锅对马文·马西一见倾心，为此不惜与之联合摧毁爱米利亚小姐。如此回环错位，使故事笼罩在阴郁又魅惑的气氛中。小说的最后，除了提及爱米利亚小姐生命的枯萎，并未说出马文·马西和小罗锅的结局，这种不确定，或许正意味着困境的延续。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这样评价麦卡勒斯：“她的作品是一座没有彼岸的桥。”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麦卡勒斯将“南方哥特流派”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结合黑色浪漫主义、南方幽默和文学自然主义，着重再现南方战败导致的贫困、分裂、文化瓦解、种族冲突等现实问题，暴露人性的同时，对社会体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2015年盛夏，我在南京先锋书店购得卡森·麦卡勒斯作品全集，怀抱它们顶着骄阳赶公交乘班车，一路小心翼翼，惟恐失去这世间至宝。书的封面上，卡森·麦卡勒斯手夹香烟大睁双眼，仿佛望向一片废墟。麦卡勒斯的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婚姻生活也颇为坎坷。她18岁时与爱人相识，过后经历18年的分分合合，直至爱人自杀身亡，为此她承受了强大的舆论指责。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麦卡勒斯不断完成小说创作及出版、电影剧本和话剧、音乐剧的创作、改编、公演等系列事务。孤独、孤立和疏离的主题贯穿她的所有作品和整个人生。
果真是一片废墟吗？并非如此。伤心咖啡馆之歌，之所以成“歌”，因为还在追寻，还在等待，还有希望，哪怕心已破碎，生命苛延残喘，爱却永不终结。或许所处的黑暗有多深，就有多么向往光明，麦卡勒斯的一生辗转于磨难，却仍对人世怀有热烈的情怀。她描绘爱密利亚小姐对父亲的思念，向读者呈现一个看似冷硬别扭的人心底弥漫的柔情；讲述马文·马西为爱密利亚小姐而做的改变，使人相信爱情的神奇与美好；记录小镇居民浑噩的状态，其实在揭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她不光在书写狭义的爱情，更是梳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对峙与联结。与其说《伤心咖啡馆之歌》是一支爱的悲歌，不如说是荒漠时代下个体生命对真善美的呼唤。
怎么活，生命从哪里开始，又将去向何方。作家朱辉以长篇新作《万川归》作出解释。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没有人比朱辉更会写“人”了。30余年创作，朱辉获得过无数奖项，而真正让人瞩目的，是他作品中呈现出的多变风格和无限次的自我突破。
暂缓看向《万川归》。毕竟，了解一条河流，要从它的源头开始。
涉过朱辉无数优秀的长篇、短篇，我们停留在他的《红花地》。这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如一粒沉着的鹅卵石，经过时间的打磨，分外耐看。
“母亲的汤很管用，妻子奶水丰沛。儿子每天都在长，脸渐渐大了，眼睛里也出现了最初的眼神。每一次给他洗澡，都能发现他又长大了不少。天气很好的中午，李钦就把他抱到外面去晒太阳。屋后是一条小河，李钦抱着儿子站在河边，看船来船往，看绿色的河水。一条木船吱呀吱呀摇过来了，摇橹的汉子光着头，摇橹的姿势像在跳舞。船上摆着很多竹匾，里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鸡。那汉子叨着根香烟，李钦想，他给炕房的小伙子敬烟了吗？”
这段文字，具备鲜明的“朱辉”特色：笔法朴素、内敛、隽永、节制；烟火气十足；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事件，带着声音、温度、气味，甚至有身临其境的触感；看不见的触须深入肌理，从容地开拓出平凡生活里的诗意。
《红花地》通篇溢出温润的生机。生命繁衍。乡村在不可避免地老去，也有悄然的焕新。亲情永远是人力量的源泉。也许从《红花地》开始，朱辉就为自己的作品定下了基调：“行走于乡村和都市，紧扣时代脉膊。”这个“扣”，不是隔靴搔痒，也不是生硬的攀附，而是贴心贴肺地投入。
于是有了与《红花地》几乎同期完成的《暗红与枯白》，这不是写红玫瑰白玫瑰的情爱小说，而是讲述迁徙与生根，充满疼痛感的家族史。只要来自农村——往父辈、爷爷辈去追溯，我们中有多少人不是来自农村呢，都能体会到那种疼痛。淳朴简单的背后，仍存在着闭塞、愚昧和争斗，沉积千年的旧习俗尚未完全散去，那些真正的“故乡的原风景”，不可回避，更不容掩饰。
于是有了《七层宝塔》，书写失去农村土地，不得不搬迁进城的农民一段时期内无所适从的生活。作者对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伦理变迁与邻里道德守望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对时代发展必经的疼痛保持理性的观望。
于是有了写农民工进城的《驴皮记》，写城市广场中因狗生缘的算计婚姻《郎情妾意》，写出爱情虚幻与疲惫感的《夜晚的盛装舞步》，写整容成病的《午时三刻》，写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状态的《游刃》《埋伏》《对方》等。
题材宽广，文质兼美。朱辉总能从普通人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而不见的素材中提炼出掷地有声的东西。
有了这些铺垫，或许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万川归》了。
“疼着，也就是活着。活着就会疼。每个人都是伴着剧烈的疼痛坠入人世的，那时是妈妈疼，自己不觉得；慢慢长大，伴着疼痛成长，有时是皮肉疼，有时是筋骨疼，还有的时候是心痛。此时的疼痛如潮水，如火焰，在胸前漫卷激荡。万风和集中精神，仔细辩别着心脏部位。小时候他在里河边的浅水里抓过鱼，两只手不断地把水拨开去，让那鱼露出脊梁。这会儿他使劲排除疼痛，捕捉着心脏的搏动。可疼痛太强大了，片刻也不放过对他的纠缠。那次他没有捉到那条鱼，这次也没有分辩出心脏的跳动。可以明确的是，它在工作，很称职，很尽心。你辩不出心脏，那心脏就是妥妥的。”
这是《万川归》的主人公之一万风和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醒来的想法。心理描写纤毫毕现，使读者产生恍然的代入感。《万川归》有三个主人公，丁恩川比较高大上，归霞市侩而游离，只有万风和扎根在一地鸡毛的现实里。作者显然偏爱万风和，在他身上投注了无比真诚的生命体验，并以他为主轴，推动故事或缓缓流淌，或巨浪翻滚，或浩淼千里、无穷无尽。《万川归》的标题体现了时代的开放与融合，意象辽远。作为前水利专家，作者也为文本设计了极具势能的结构，每一次叙述的回溯，都推动一次情节的高潮，使整体作品饱含张力。多条线索暗中呼应，在大开大阖的写意与精微工笔间自如切换，“点穴”一般写出一代人精神的“痛”点。此外，文中深藏的古典美学也是其特质之一。作者兼顾了长篇小说的复杂性与艺术底蕴，有心的读者可追随其精神潜流，探得人间秘境。
《万川归》首发于2023年《钟山》杂志第1期。作品一经推出，即引发全国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说，《万川归》是一个充满必然意味的标题。“人生只有一次，人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部塑造自己，画出的轨迹与时俱进，不可修改。这可以视为大彻大悟，同时又隐含人生如梦的淡淡悲戚。事实上，一种洞达的气息始终萦绕在作品之中。”当代青年诗人苏笑嫣在中国作家网发表了题为《〈万川归〉：时代叙事与生命叙事的‘叠影’书写》的评论文章。东南大学中文系为《万川归》召开了专题师生研讨会。对作品的理解和呼应跨越了不同年代的多个人群。
我认为，一个作品的成功，除了写作技法，更在于作者对生活的忠诚。如罗曼·罗兰所言，“真正的勇气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却仍然热爱生活。”好的作家，往往对生活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在“明了”状态下，包容人性的千疮百孔，接纳世事的缺憾，保有一份纯净温润的赤子之心。
怎么活，生命从哪里开始，又将去向何方。显然，作家李敬泽也在追索同样的问题。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跑步集》之后，2022年底，李敬泽将一些旧稿与新作合而为一，推出散文集《上河记》。书中最后一篇《我一无所知》，副标题是：“2001年的序，2022年的跋”。一本书，跨越20余年修订再版，可见作者有多么的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黄河。它不光只属于北方。它是整个华夏子孙的母亲河；它不仅仅是条河，更是中华文明的支点。我们血管里流着对它的眷念。对于时刻追寻着精神家园的文人来说，这种眷念犹为深刻。
2000年7月23日，作者从宁夏南部的固原县南行，来到瓦亭关，他在《寻常萧关道》中这样写道：
“但走在瓦亭横贯南北的村街上，你还是会觉得回到了古老的西部。临街的房屋大多依然破败，仔细看，这些房子其实原是铺面，当初卸下门板便开张营业；在瓦亭的驿站时代，冠盖相望、驿马星驰，路上的官吏、武士和商人走到这儿就歇下了。明人杨巍咏瓦亭：‘客心正多感，羌笛暮堪哀。’这是文人情怀，更可能的是，那时这条街的每个黄昏都充满远客的喧闹，他们在低矮的客栈里吃大碗面、喝大碗酒、睡大坑。
在一家门前，我问：‘这房子是啥时盖的？’
一中年女人想了想，说：‘娃的爷像娃这么大就有了，他都八十几了嘛。’”
2000年7月28日，作者来到位于同心县西北角的喊叫水村。他在《同心路上》这样写道：
“但公路两边的山令人心寒。相比之下，西海固的山是好山，是驯顺的，它们被蹂躏、掠夺，人在它们身上制造荒凉；而这里的山倔强孤傲，它们根本拒绝人，它们决意不让人留下任何痕迹。看着铁红的山连绵起伏，你会感到被遗弃于某个死寂的星球，没有水，没有寸草，只有风在鼓荡，风在耐心地雕琢着山。
喊叫水就在这里，我试着喊叫一声，声音一出口就消散了。”
《上河记》的文字便是这样，坚实，利落，一块一块，一把一把，砸得人心惊，把人从昏睡中拍醒。文字的阵列中，有尘土簌簌落下，是寂静得太久的风景在述说过往。烈日灸烤脊梁，皇天在上，厚土在下，人没有倚仗，只能赤祼祼地行走，用最原始也最纯粹的方式感知万物。作者将语言提炼到至纯至简，去掉无谓的装饰，摆脱格律的束缚，散漫、响亮又明了。
《上河记》是本游记，更像是一部实心实意的田野调查。作者游荡在黄河流域，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话，讨论水利、基建、古迹保护、资源开采及保护、经济、教育、养老等问题，这些事全都迫在眉睫，却又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他为呈现破落与衰败之态的村镇担心，为乡村的陈规陋习担心，为求学之路随时可能中断的孩子们担心，为牛羊担心，为日渐模糊的文化印记担心。息息相关的血脉的牵扯，隐秘涌动着的亲情，使他跳出普通文人旁观的视野，与他们融为一体：山河故人，每一寸都是故土，每一人都是乡亲。
2022年的冬天，我读《上河记》，正是感染新冠的第一天，身心俱疲，读出无限伤感。我出生于西北，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是江苏扬州人，如今生活在江苏泰州。无论走到哪里，都被看作是外地人。因为我不会说标准的方言，弄不明白地方习俗，最要命的是不知道把一份乡愁放到何处。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种疼痛。《上河记》的作者肯定是有的。作者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保定、石家庄，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后留京工作至今。远离个体故乡的人们，比普通人更怕失去群体的故乡。我也一直期盼着零距离接近黄河，直面民族文化，探索其起始与兴衰，并参与它当下与未来的建设；我也想跟《上河记》的作者一样，“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而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
从杜鲁门·卡波特，到卡森·麦卡勒斯，从朱辉，到李敬泽，文学世界没有时空隔阂，多样的灵魂与肉身呈现着不同的精彩。福克纳说：“人类不朽，并非万物中唯有他具备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具备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是把这些写出来，振奋人心，使人记住过去曾有过的光荣、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的精神，用这种方式，帮助人类得以延续，这是作家的殊荣。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历史的记录，而应是栋梁和支柱，助人类得以兴旺发展。”因此，文学存在的意义，便是引领人们寻找精神家园，而阅读正是一条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