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了。一年到头忙生产队里的活计,终于有时间干自家的事情了。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起了个早,也吆喝一家人从早就冰凉了的被窝里爬出来,和弟媳刘五妹一起,把家里的床单扯了,被套拆了,再加上一家人的一大堆衣服,踏着积雪,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河边的埠头上。我们用棒槌把小河的冰打碎,把粗布制品在冰冷的河水里浸湿,摆在早已磨得精光的杨树跳板上,再一边抹棉油皂,一边可着劲地在跳板上揉、搓、槌,接着在冰冷的河水里浣洗,然后分别抓住床单或者被套的两头,使劲地把它们绞干。最后,一件件码进大脚盆里。
手刚浸到水里时,有透彻心肺的寒意,我甚至明显地察觉出了五妹的哆嗦。但过不一会儿,寒意就消失了,甚至生了冻疮的手变得暖和,心里面也长出一些快活来。
我们洗得差不多了,才陆陆续续有大娘大嫂们端着大盆小盆过来。跟她们打过招呼,我们就用冻僵了的双手,抬起大脚盆,趔趔趄趄地回家。我们没走多远,夹杂在棒槌拍打声里的叽叽喳喳声,便随寒风迅速灌入耳中:
“唉,真是可惜呀,这么好一个姑娘!”
“谁说不是呀!一副好身板,还有那灵巧的双手。”
“又识文又明白事理!”
“你们看她那屁股。我敢保证,出嫁不出一年准生个胖小子。唉!”
“那个老六也真是!伢们两相情愿,又都老大不小了,再说人家马上要摘帽了,何必死犟呢?”
“哎!跟你们说,冬林昨晚又去小梅家了。”
“哪里止昨晚呢?从省城回来就天天去,白天也去,也不怕人嚼舌根。”
……
埠头那边的议论,我充耳不闻。有关我的闲言碎语,我早就听烦腻了,自古红颜多薄命式的自怨自艾,于我这个年龄早就过去了,我已心如止水了。虽然我不再自怨自艾,但大娘大嫂们却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我叹惜,为我劳心费神,背后议论,当面点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她们觉得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都有责任劝我别再死撑了,要我认命吧。
我瞅一眼五妹,她的脸色却倏地变得难堪起来,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些。搞不懂她这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
都说我是绝对的美人。照过镜子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是。我有一张晒不黑的白里透红瓜子脸,尽管我常常不戴斗笠,希望毒辣的日头把它晒得跟其他姐妹一样黑,然而却无济于事。好看的瓜子脸上,生着一双弯月眉、杏仁眼。在高高的鼻梁下面,长着一张樱桃小嘴。隔壁二婶玩笑说,你这个樱桃小嘴真是逗人喜欢,是个男人都想嘬一口。假如我是个男人,肯定嘬你一口。说得我面红耳赤。
光长得俊还不算个么事,更令大娘大嫂们着急的,是说我白白糟蹋了自己的屁股,骂我简直暴殄天物!她们说那两坨滚圆而质感的肌肉是生男伢的典型特征,吹自己见多识广,一看一个准,甚至能预测到哪只母鸡今天下蛋,它决不会把蛋夹到明天。虽然不清楚她们是否真的看得准,也没试验过,但于一个女伢,被人这么肆无忌惮地议论,还是羞得我无地自容,害得我即使三伏夏天也不敢穿薄一点的裤子,只得成天用厚厚的长裤把那两坨肉兜住,防止它们颤巍巍乱抖,让人们很容易就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真想一抬腿就生个女伢给她们瞧瞧,堵住她们恶毒的舌头,甚至亲眼见到她们嚼舌头时连舌根一起嚼掉。
其实我不是嫁不出去,只要我答应,嫁一百回都有了。也不关红颜什么事。我没嫁的根由,是我不愿将就人生。我宁可当个老闺女,侍候爹娘一辈子,给他们养老送终,也不想随便找个什么人了却余生。
不愿将就,是由我的叛逆性格造成的。跟很多人不同,我的叛逆,不针对爹娘,更不针对社会,主要针对我自己。性格决定命运。我的叛逆性格,就决定了我至今未嫁这么一个命运。关于性格与命运的逻辑关系,是我最近看的一本禁书中讲到的,我把自己的情况摆进去,果真得到印证。
这个性格,可能与我的出身不好有关。
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准确地说是“破产地主”。听人讲我祖上的确很有钱,好几百亩田地,家里的连廊房子一长排,长工请了一大堆。可是,都在我祖辈手上败得所剩无几了,被祖父三兄弟抽鸦片抽得差不多了。解放后划成份时,虽说家里的财产已经比中农多不了多少,但凭了前些年的大片土地,还是让工作队长给定了个“破产地主”的性。这样,打我一出生,就背上了“破产地主”这个家庭出身的烙印。
人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我却没得选择。年幼的时候还不觉得,及至该谈婚论嫁了,这种感受才日益强烈起来。
我是出身不好,但也不乏追求者。用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一大群男孩,都像蚂蝗一样想往我身上趴,可一方面我对他们没太多感觉,另一方面也确实受了家庭出身的影响,好像真的是两个阵营的人。其中,大队书记的儿子是最卖力的,大队长的儿子也穷追不舍。我知道自己的出身,明白和他们不会有结果,所以一直态度冷淡,拒其千里之外。他们背地里叫我“冷美人”,我背地里对他们冷笑。尽管这样,书记的老婆还是骂上门来,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我死了进她家门的那条心。不久,书记就送他儿子进城,当工农兵学员去了。大队长没书记本事大,但也送儿子去了部队。
我的婚姻大事,一直令爹娘揪心不已。乡里的习俗,孩子们成家,跟生他们是一样的,按顺序往下排,大的不成家,小的只有等。否则就是很没面子的事。但爹除了挨斗有份,也没啥地位,也不需要啥面子,只得暂且放过我这棵大麦,先把小麦割了。所以,当弟弟娶了媳妇,幺妹也嫁人了,我却还在爹娘身边,待字闺中。娘老是眼里噙着泪水,念叨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劝我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来生投胎投个好人家去。
对爹娘,我没啥好怨的,因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最怕大队开大会,一开大会,爹就得上主席台。他上主席台不是啥光荣的事,不是去讲话,不是戴大红花,而是挂黑牌子,挨斗。刚开始见爹在主席台低头挨斗时,我羞得无脸见人。到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不再觉得丢人了。反正家庭出身是祖传的,他们没办法改成份,不是他们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丑事。要怨也只怨祖上积那么多田干嘛?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还给后人惹一堆麻烦。
但我仍然想不通,既然自己的日子都过不来,爹娘再生我们兄妹六人干嘛?陪他们受罪吗?而且给我们取的名字,一听就晦气。大哥、二哥和小弟依次叫大狗、二狗、三狗,大姐、我和小妹分别叫大梅、小梅、三梅。三个儿子都叫狗,肯定是贱,这个没得说。三个女伢叫梅,也好不到哪里去。梅不就是“霉”的谐音吗?而且倒一次霉还不够,还要倒二次霉,还要再倒霉,这个霉可不就是要一直倒下去呀?
但我不想爹娘一直倒霉下去,也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倒霉到底。我试图改变。改变的办法,就是做什么我都试图做出花来,做到最好,给人挑不出毛病。我也确实做到了。比如读书,小学、初中我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几个之一,以至于公社高中破天荒地收了我这个破产地主的女伢。再比如,栽秧割谷、移棉摘花这类技术加体力的活,全大队的姑娘媳妇没几个能比。
我最得意最拿手的,还是做女红,绣花、纳鞋、做鞋垫、织毛衣、钩衣领样样精通,说是十里挑一那一点都不夸张。比如,我喜欢在女伢的鞋面绣各式各样的花朵,女人男人的鞋垫上也是,绣的花朵跟真的一般。比如枕头上绣一对鸳鸯,犹如活物,只要枕在头下,就由不得那对新人不浮想联翩,不激情荡漾。我钩的衣领被许多男孩别在外套的领子上,作为炫耀的资本。我纳的鞋底,由男人们踩在薄薄的尘土上,印出一串串煞是好看的花朵。与一些会做的姑娘媳妇不同,我是有求必应,不找借口推诿,所以村里许多姑娘出嫁前都央我帮忙,弄得我一到农闲,就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帮人赶嫁妆。
我也早为自己准备好了全套的嫁妆。
然而,已经二十五六的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同龄女伴相继嫁为人妻,继而笑靥如花地升为人母。唯独我自己,准备好了的嫁妆却只能压在箱底,没人的时候翻出来自我欣赏,同时暗自落泪。现在,我是连这个心情也没有了,从箱子里翻也懒得翻了。
我有自己心仪的男人,那就是老六叔的儿子陈冬林。尽管恢复高考后陈冬林到省城上大学去了,可我心里却依然只有他,再装不下别的什么男人。
我和陈冬林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鬼使神差地坐一张桌子,都成绩好得出奇,班上的前两名总是在我们间轮换。尽管好成绩并不值一分钱,但我们总受老师青睐,是老师心目中的金童玉女,甚至大人和同伴也拿这个取笑,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长期坐一张桌子,便把两人坐得心心相印了,坐得情投意合了,都在心里默认对方了。所以,面对别人的取笑,我们并不奋起反击,顶多是脸红到脖根。
陈冬林在学校当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不久就入了党,过了两年又当了大队民兵连长。我还算清醒,担心影响他前途,便开始有意疏远。陈冬林当然晓得缘由,所以并不气馁,他海誓山盟,说这辈子非我不娶,连书记主动作媒,要把侄女嫁给他的好意都一口回绝了。
我的担忧,果不其然得到印证。大队党支部专门开会,帮助陈冬林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坚决与破产地主的女儿划清界限。陈冬林一下就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三天三夜人事不醒。其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出工不像过去卖力了,天天晚上抓的民兵训练也不搞了。
大前年把早秧栽完,“五一”这天大队在小学操场上放电影。陈冬林从人堆里拽出我,要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我当时差点就答应了,但我咬着嘴唇,手指绞弄衣裳角好长时间之后,还是没答应。陈冬林急得没办法,最后丢下了一句话:“如果娶不到你,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们的这次幽会,不幸被人检举了。大队书记一怒之下,免了他的民兵连长,罚他到小学当民办老师。书记还放出话来,如若陈冬林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接受思想改造,将开除其党籍,并取消民办老师资格,放回生产队劳动去。
书记的话,不仅让我彻底死了心,也把老六叔气了个半死。贫协组长陈老六天天盼着我赶快找个男人嫁了算了,别再祸害他儿子了。所以无论冬林如何哀求,他就是不松口。
就这样,我们两人像跟谁赌气似的,一个不娶,一个不嫁,硬是把年龄拖到二十五六了,拖到陈冬林去省城上大学了,拖到方圆一二十里再没跟我年龄般配的未婚男孩了。
陈冬林去省城前,全大队的人都去他家喝喜酒,但我们家只随了情,没去人。不曾想陈冬林却大大方方地找上门来。尽管我老是躲着他,他却经常主动来找。他说现在大队书记和他爹都管不着他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作主了。任凭他说得舌干口燥,说得撕心裂肺,我却始终只摇头不点头。
从内心讲,我又何尝不想点头呢?但我不能。陈冬林是商品粮了,读完四年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了,我们之间便更没可能性了。我不要别人的施舍,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更不能影响了陈冬林的政治前途!
陈冬林是带着遗憾和牵挂去的省城。到了省城,他隔半个月就会打一封厚厚的信来,比给老六叔的还厚还勤。但我从未回过信,尽管每到那几天,心中有些许期盼。
受陈冬林的影响,劳动之余我开始温习起数理化来。陈冬林临走之前把复习资料都给了我,在省城碰到了什么好的复习资料也随时买了寄来。
我知道陈冬林是个死心眼,但真的没想到会这么死心眼。这次放寒假回来,天天往我家里跑,也不怕人闲话,逼我复习,帮我讲解疑难问题。
我当然是希望参加高考的。倘若能到高考的考场上走一遭,即使考不上,也表明我的身份真正改变了,可以和贫下中农的子女平起平坐了,不再遭人另眼看待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哪里有呢?
我和五妹抬着大脚盆,心乱如麻地到了家门口。一抬头,就瞅见了坐在堂屋里跟幺弟三狗闲话的陈冬林。
“这么早啊,冬林哥!”五妹跟陈冬林打过招呼,就悄声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衣服我来晾,你去陪冬林哥坐会。我赌气地说又不是我请他来的,要陪你去陪。姐这说的是哪里话?人家又不是找我的。再说了,我去陪,三狗还不要打翻醋坛子呀?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我知道自己这话讲造次了,脸一红,把手里的衣服搭在竹杆上,进了堂屋。
“不是教你不再来的吗?怎么又来了?”我开口就不客气。
“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爹同意了!”陈冬林语气中透出兴奋。
“唉,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摘帽地主也是地主,跟破产地主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换了一种叫法而已。”我的回答充满了揶揄。
“我昨晚跟爹谈了一宵,他同意我们相处了。”陈冬林霎时脸色通红,因为我讲的是他爹陈老六的原话。
“你们聊。我帮五妹晾衣服去。”三狗借故离开了。
“你还是在城里找个中意的姑娘吧,冬林哥,我们真的是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是成家了的,其中不乏另一半也在农村的。大不了毕业了我回县里来。你看人家张县长不也是半边户吗?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不一样的,冬林哥!世上比我好的姑娘千千万,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早就说过,我这辈子只娶你。否则,宁愿打一辈子光棍。”稍停,陈冬林又说,“既然地主富农要摘帽了,我想允许你们参加高考也不远了。你成绩那么好,这几天我检查了一下,复习得也不错,肯定能考上。”
两个人坐在方桌旁,我劝他抓紧在城里找一个,他说非我不娶,直到娘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端上来,把筷子递到他手里,催他趁热吃。
“谢谢大娘!”陈冬林把筷子放在桌上,说爹同意我们相处了,希望趁这次寒假,把关系定下来。
娘是打心眼里喜欢陈冬林的,是希望他成为王家女婿的,当然没意见,但我的事她作不了主,便怜惜地望着我,没接茬。站了一会儿,又借口怕锅里的面条煮糊了,转身离去。
我分明看到,娘一边进厨房,一边抹眼泪,我的心就又软了,差点答应下来。然而我还是坚定地摇头。我不担心他当陈世美,他当不了陈世美。问题是他现在前程似锦,前途光明,我不能影响他的前途,拖了他的后腿。越是喜欢一个人,越要为他着想,千万不能因狭隘的喜欢而害了他。我可以当他的祝英台,却不愿他为我当梁山伯。
见实在说服不了我,陈冬林只得悻悻地告辞。望着那碗一动未动的荷包蛋,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淌。
正月初三,是农村年假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社员们就得上水利工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挑土的箢箕,陈冬林陪着高中时的班主任赵老师,踏着积雪,突然到了我家,搞了我们一家人一个措手不及。家里条件不好,请了一次春客,就把准备的年货消灭得所剩无几了,只得简单地炒了几个素菜请恩师。
赵老师原本是省城一所大学的物理讲师,因同情学生对改善生活的要求,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我们公社。公社倒没为难他,让他到中学教书,促成了他和我们的一段师生情缘。赵老师今天来,既是辞行的,因为他要重返大学讲台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令我激动不已的消息——据他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学透露,今年高考将放宽政审条件,摘帽的子女均可参加。赵老师没提我和冬林的事,而是劝我复读去,说校长已经同意,且免收学费。赵老师满腔热忱地鼓励我报考他那所学校,他教的物理专业,继续成为他的学生。
赵老师的话,听得我们一家人目瞪口呆。打我记事起,免收学费就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专利,我们这些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想都不敢想。读书别的都好办,但每年小学一块五、初中两块五、高中三块五的学费,却没少为难爹娘。我也不知爹娘是咋想的,兄妹六个,只有我高中毕业,其他人都只读到了初中。好多人打破都无济于事,硬是硬着头皮让我读了个够。要知道,女伢读到高中的真是屈指可数,何况我们又是那样一个家庭。
学校的学业太简单了,大部分时间是务农。但赵老师却常常把我们几个留在学校,给我们系统讲文革前高中的物理和化学,还自己刻印作业给我们做。所以,我看过七七、七八级高考的数理化试卷,心里面还是有几成把握的。
冬林和一家人都劝我听赵老师的劝,去复读。我也很想。但转念一想,一个二十好几的大姑娘,混在一群小弟弟小妹妹中间,肯定很别扭,何况爹娘身体不好,陡然少了一个壮劳力,他们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
赵老师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撑破天也就小半年时间,没啥好担心的。弟兄姐妹们也劝我尽可以去,爹娘这边有我们哩!二老更是欢天喜地,娘一边抹眼泪,一边教我不要辜负了赵老师的希望。
正说着,书记路过我们家门口,一看见赵老师,他连忙进屋打招呼。得知原委之后,当即表态支持,说我们公社还没出个女大学生,你要为大队争口气,拔了全公社的这面红旗。
重新坐到教室的课桌上没几天,我立即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帮小弟弟小妹妹太厉害了,课本也比我们那时候的复杂多了,模拟试卷更比七七、七八级的正式试卷难多了。我有点后悔来复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何况我来复读的消息已经弄得家喻户晓、沸沸扬扬了,如果在教室只待几天就退学,或者读了半年仍然回家种地,我将何以面对江东父老?自古华山一条道,它就是一座刀山我也要上了,是一个火海我也要闯了!我暗暗下定决心。
好在各科老师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很关照我,加上赵老师跟陈冬林不时来信鼓励我,也搞些试题来给我做,我的预考和正考都很顺利。在学校填完志愿,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脱了形一般。走在回家的路上,人直打晃。我回到村口时,正在早稻田里除稗草的社员们刚巧躲在树荫下歇息,顿时都惊讶地围上来,说哪里还寻得出一点美女的踪迹呀!
俗语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叛逆果真没有白搭,它帮我渡过了人生的艰难,助我站到了人生新的起点。我的婚礼是和状元喜酒一起办的。双喜临门的酒席,虽然简单但充满喜庆。随后便和陈冬林一起,马不停蹄地赶赴省城,他先送我去赵老师——他现在是系主任了——所在的滨江大学物理系报到,然后我又送他回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