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

家父辞世凡30年矣！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须臾未曾淡忘，一直深深地烙印在脑海，甚至我的生命里。随着他30周年忌日的临近，老人家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印象愈益清晰，不时地浮上心头，撞击心扉。于是，我挑灯回眸，撷取了老人家的一些片断，努力以某种脉络缀成整体映像，以飨先父，亦慰我心灵。

一

家父姓余，名讳官宗（实有不敬，你儿学识浅薄，无法避讳，只得直呼你老人家名讳了），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和大队人，生于1934年农历六月，卒于1984年11月，享年51岁。

家父很少跟我们提及家世，只是时常充满感情地教导我们要感共产党的恩、毛主席的恩，知道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身在福中要知福。尽管那时候家境依然贫穷。所以，关于家世，我只能从其他长辈那里，断断续续地听过一些。总之是贫苦，除了两亩尚不能糊口的瘠田，甚至连家徒四壁都是奢望，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千脚落地的茅草棚子。虽家境贫寒，因家父是独子，下面只有两个妹妹，靠走村串户贩卖针头线脑为生的祖父还是勒紧裤带，让家父进了回学堂，读了两年私塾，以便识得自己的名字。

贫农出身的家父，对共产党、毛主席真的是忠心耿耿。他完全是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比如，积极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后来又分别担任大队知青队队长、赵西垸农场场长，还在四十岁左右入党。一个没当过兵、没任何专长、只会种地的普通农民，能在四十岁左右入党，这在那个时候，是需要何等的努力呀！这不仅印证了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对入党孜孜以求的坚韧，也诠释了他在农村集体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奋。

家父身材瘦削，并不具备干农活的优势，但他劳动态度极好，坚持每天按时出工，从不偷奸耍滑，从不投机取巧，认真完成队里分配的各种劳动任务。

70年代初，从武钢下放来了十几个知青，大队没像其他地方一样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小队，而是专门为他们建了一排平房，也单独划出一片地，集中食宿，集中劳动，派家父给他们当队长，负责组织和管理。刚开始，知青们连推板车都不会，推着推着就把板车推到沟里去了。拉板车的牛也欺负他们，在机耕路上要么走“S”形，要么怎么催它都不挪步。我还教过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怎么推板车，怎么牵牛。家父把他们当作自家的孩子，一方面从生活上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另一方面手把手地教他们耕整、挑担、栽种、拣棉花、收割稻子等各种农活。譬如他们承担了全大队的杂交水稻育种任务，家父跟技术员一道，严格按照育种流程带他们，很快，他们也都学得象模象样了。最不让人省心的，是那时候一些大队的知青要么打群架，要么偷鸡摸狗，也有人来串联，希望他们加入。但在家父的教育和带领下，他们成天在地田劳动，没一个人去干让他们的家长和大队干部们提心吊胆的事。后来我在武汉上大学，还有知青找到学校，跟我聊些家父感动他们的事。

知青们回城后，大队把各小队远在二十多里外的吊业田集中起来，成立农场，派家父去当场长。那个地方叫赵西垸，靠近县林场，处于陈场公社两个大队的夹缝之中，原本是一片荒芜的沼泽之地，是刚解放时响应政府号召，农民们背着干粮、扛着铁锹、挑着箢箕垦荒垦出来的，有三四百亩地，典型的粮仓。那两个大队便都打这三四百亩地的算盘，希望揽入囊中，也因此滋出一些事来。协调两个大队的关系，维护共和大队一千多人的正当权益，便成了落在家父肩上的千钧重任。为此，家父除组织社员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之外，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两个大队间搞协调，和对方的干部、社员们处好关系，维护必要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家父的努力下，共和大队的粮仓终始牢牢地揣在自己的怀抱，并没有出手相让。

家父是真正的以社为家以集体为家的人。为了看住知青们，使他们不至于跑出去学坏了，便常常住在他们那栋平房里。到赵西垸农场当场长，如果不是大队有公务，他一般不回来，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总是放其他社员回家，自己留在那里守场子。好在母亲精明能干，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把我们五个小家伙调教得走上正路，把左邻右舍的关系处理得融洽和睦，把客情往来安排得恰到好处，也免除了家父的后顾之忧。

家父的出色表现，既获得了组织上的信任，也赢得了社员们的拥护，所以在四十岁左右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二

家父敬老睦邻、照顾同辈、爱护子女的许多做法，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我们兄妹五人。

家父对我的两个姑妈，那是真好。家父本来是四兄妹，但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的黑暗旧社会，他们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祖父母没法保证他们的每个子女都能长大，家父的弟弟在几岁的时候，便夭折了。好在很快翻身解放，剩下的兄妹三人都存活下来。我对祖父母没什么印象，因为还没等我记事他们就先后撒手人寰了。我有印象的，是父母自觉担当起了“长哥长嫂替爷娘”的责任。大姑妈中年不幸，姑父英年早逝，一个人拖扯三个儿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父母总是尽其可能地予以资助，遇到了困难也想办法帮她解决，一直到大姑妈再续姻缘。即使新姑父善良、勤劳，对姑妈和我的几个表兄妹都很好，但处于叛逆期的表兄却不让大人省心，经常离家出走。家父和母亲得到消息，便四处去找他、劝他、教育他，然后步行二十多里地，再亲自把他送回去。小姑妈热热闹闹出嫁，我是亲眼所见的。我是小姑妈带大的，所以便有些依依不舍，一直跟着送亲的队伍送到了姑父家。一路上，我都听送亲的人表扬父母这哥嫂当得到位，羡慕姑妈有福气，碰到了这么好的哥嫂，硬是整了拿得出手的嫁妆。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仔细回想，的确，在我的记忆里，好像父母跟小姑妈狠话都没讲过一句，遇到她不懂不会的事，都是耐心地手把手教。还有，家父本来是老大，但却把“大”的称谓送给了他的大妹妹，我们喊大姑妈叫“大爷”，喊家父“二爷”。

家父跟母亲，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真正的举案齐眉，真正的相敬如宾，真正的相濡以沫。母亲在娘家是老幺，从小就有父母和哥哥姐姐惯她。嫁到余家，一下子变成了大嫂，担当起了操持一家子的重任。好在母亲角色转变很快，迅速找到了新的定位，且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如鱼得水。家里的事情，家父一般依母亲的主意，都是有商有量定的。我没见他们红过脸，更没见他们吵过架、动过手，不像有的夫妻，两句话不对路，就拳脚相加。

祖父有三兄弟，我们分别喊大爹、爹爹和幺爹。爹爹是我的祖父。大爹和爹爹过世后，家父是把幺爹幺老妈（当地土话，母亲喊老妈）当亲爹亲娘来待的。比如家里做了好菜，不忘接他们过来吃，或者吩咐我们送过去一碗，反正两家的房子紧挨着；他们家里的事情，主动帮忙去做；逢年过节，带上我们兄弟上门问候；跟他们讲话，从不大呼小叫，都是恭敬有加。幺爹幺老妈也不拿我父母当外人，大小事情都跟他们商量，甚至幺叔和幺爷（当地对幺姑娘的尊称）的婚事也交给家父操办。父母如果有事外出，也常把我们托付给他们照看。幺爹幺老妈家里做了好吃的，当然也不忘叫我们兄弟过去打牙祭。大爹和幺爹家的叔叔和姑妈们，也跟家父处得很好，都是相互帮助，从未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余家在那一方虽不是大姓，但也有十来户人家。每年春节，家里必请一次春客，把出嫁了的女眷及女婿们都请到家里来，亲亲热热地坐两桌，开开心心地玩一天。

家父与母亲秉持与人为善的信条，跟所有人都和睦相处，连跟地主富农说话都客客气气，更不阴整人，所以他们的人缘极好，很是受人抬举与尊敬。乡亲们有了难处，往往找他们帮忙；有了思想疙瘩，找他们排解；产生了矛盾和纠纷，也常找他们调解，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矛盾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和好如初。

三

对五个子女，家父都极疼爱，基本没打骂过。然而，我却好像是个例外。在我小的时候，一向温文尔雅、敦厚老实的家父，对我的教育往往采取巴掌战略，即使有时候兄弟惹了祸，他首选的怀疑目标仍然是我。而且，家父的打是真打，打在身上是真疼，绝对不是摆摆样子的。以至于我曾经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也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拣来的孩子。

排行老二的我，小时候也确实是太调皮了，且胆子大得出奇，前科累累，劣迹斑斑。家里碰不得的东西要碰，撞不得的东西要撞，无皮的树也要爬三丈高，脸盆大的马蜂窝拿根竹竿便去捅，捉到蛇了爱不释手地玩。刚做的新衣服一转身就弄脏了，甚至挂破了。典型的破坏型人物。举几个例子。一是为了糊八卦（家乡土话，风筝叫八卦），经常把大哥的课本作业本扯了，那时的课本不是随便可以买得到的，而且家里也没钱再给他买，弄得他上学只有跟别人共用课本；同时把袜子抽成线，滚在纱把上去放八卦，害得大家没袜穿。二是为了做陀螺，把好端端的擀面杖锯成几段，母亲和好了面，却擀不成了，全家人只得吃面疙瘩；还有做毽子，把芦花公鸡漂亮的尾巴拔秃了，搞得它蔫头搭脑。三是上学第一天，因为人家笑话我余功凤的名字（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个起的名字，依次为龙凤虎豹），说我是个女伢，我吃牛屎不看堆头地和高年级几个人高马大的同学打了一架。校长放学后留下我批评教育，结果我把教室里的课桌全掀翻了，校长把我的鼻子嘴巴打得鲜血淋漓，我又把校长的拇指咬破了，也血流不止。所以，小时候挨打便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好在家父成天忙得脚不沾地，没时间天天查我的账，而母亲和几个兄弟与妹妹也不是爱打小报告背后捅刀子的人。

直到小学四年级，我终于懂事了，挨打的历史才宣告结束。后来又当小学红小兵大队长、初中学校的团支部副书记兼班长、高中学校的团总支副书记兼班上的支部书记，隔三差五地弄张奖状回来，被家父整整齐齐地贴在墙壁上，一直贴满三分之一个墙壁，就更不会打我了。

结实的巴掌打在屁股上，说不疼那是假话，我却从来不哭，打死不认错，打死不告饶，所以都说我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但父亲从来不打头，都是打屁股，不像别的家长劈头盖脸，或者顺手找根棍子找把扫帚乱打。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老人家也是心疼我的，打屁股打不出啥毛病来，只是恨铁不成钢。而且，在他打我时，我分明看到他的眼里有一些无奈与不忍。

忆起小时候的挨打，并不是记恨家父，只是那段经历特别难忘，以至于影响终生。后来偶尔产生杂念的时候，挨打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浮上脑际，杂念也就戛然而止了。我现在还想享受两下家父的巴掌，可是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子欲讨打，父已不在矣！阴阳两隔啊，呜呼！

四

1980年5月通过预考取得高考资格的，大多是在校学习或者复读的学生，而包括我在内，全公社真正的“社会青年”只有少数几个。鉴于高考竞争之激烈，高中老师便建议我再进学堂，拼搏两个月。我那时已经当民办教师了，除了每天工分照记，每个月还有六元津贴，这对于我那好不容易财经状况才有所好转的家庭，当然是一笔不能忽视的收入，我也当然不想失去。当办“停薪留职”的申请被否决后，我当晚就义无反顾地扯了根篱笆桩，打了两根草葽子，捆了行李书籍挑回家，准备为那缈茫与未知的前途拼死一搏。父母虽然对失去那笔可观的收入也有些不舍，但却尊重我的选择，甚至连我给他们的半年教师津贴三十六元钱，也一分不少地退给我去缴学费。

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的系统补课果真有些效果，我成为通海口中学当年仅有的几个上线考生，被湖北财经学院录取。自此，家父便开始了和我的通信交谈。通信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四年多，是我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的前半年期间。信也不多，总共不到三十封。此前我在家里，老人家有什么话，直接就跟我讲了，不用写信；此后他老人家过世，也没法给我写了。但我坚持在每年的春节、清明、农历七月十五等几个关键节点给他老人家和母亲写伏包、烧纸钱。每次回老家，也到二老的坟头叩头作揖烧纸钱。我知道这没有用，他们收不到，但我却年复一年地坚持，给他们写了三十年，一年都不拉下，寄托我的哀思。

“吾儿立功”、“吾儿功才”、“吾儿桥林”，是家父来信中对我的三种称谓，交替使用。用的最多的，是“吾儿立功”。立功是我上大学直至现在的名字，功才是在家乡使用过的学名（跟同学和校长的那一架打完，第二天上学我便给自己改了名字，从此不再叫余功凤），桥林是小名。接下来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假如是父亲主动写来的，就会先问“近况可好？”再具体问身体、学习、生活、差不差钱等诸多方面，事无巨细，什么都问，然后讲家里的情况，总之是一切都好，报喜不报忧；假如是给我复信，则先说“见字如面”，其后便回答我信中提到的事项，再写家里的情况，也是报喜不报忧。报喜报完了，便对我进行政治教育，教导我要认真学习，要热爱集体，要友好同学，要积极上进，要争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类似的教育，会反复出现在他的信里。在落款处，家父都工工整整地签上他的大名——“父：官宗”（对不起家父，又一次犯忌）——和写信日期。

家父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解放后又习了些字，所以他的信往往文白夹杂、简繁体并用，有时候也不太通顺，但意思我都能懂。家父的每封来信虽然不长，两三页信笺纸，但都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每次收到他的家信，我都一边一个字一个词地仔细拜读，一边揣摩年过四十的老父，戴着老花眼镜，用他那成天扶犁耙耖子的糙手，伏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给我写信的情景，便不由自主地有一股温情涌上心头，有一种激动梗在喉头。

家父来信很有规律。一般开学后差不多一个月，会收到他这学期的第一封信，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月一封，放寒暑假与农忙除外。家父有规律地来信，逼得我也按时给他汇报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思想等各方面情况。如果他没在预期内收到我的信，就会担心我的身体是否出了状况，就会来信问情况，甚至怀疑我隐瞒了什么。所以，第一学期之后，我都按时给他写信。

家父来信必谈钱，询问我在学校够用不够用，要不要寄钱来。我知道家父是真的关心我，担心我委屈了自己，但家里没有钱，那时候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所以每次回信都告诉他够用，不用给我寄。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几年家里诸事不顺，喂猪死猪，喂鸡死鸡，喂鸭死鸭，就是庄稼也没个好收成。甚至不满一岁的姪女，只是一个感冒，在卫生院住了几天，却突然住夭折了；大四寒假过后我刚返校，母亲和几个姑父打牌，一倒下去就再也没起来。有一年放寒假，家里甚至给不了我返回武汉的三块五角钱路费，是家父起了个早床，挑了担棉梗，踩着积雪去街上卖了才凑齐的。何况，他还要供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读书，哪里还拿得出什么钱来供我！好在我拿甲等助学金，一个月二十一块五，每月花在吃饭上的钱，总是控制在十块左右，基本不见荤腥，剩下的用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没其他开销，也确实不需要他额外给我钱，更不希望他因此借贷，搞得债台高筑。

尽管我不要家里寄钱，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家父的慈爱，也深深感谢他老人家的恩情。面临那样的厄运，突遭亲人相继离去的打击，他该用多大的心胸去承受啊！但他把他的困苦和悲痛紧紧地锁在自己的心里，依然为一百多公里外的我操心劳神！

五

依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家父没给我们兄妹五个留下啥遗产，除了他建的那五间简易平房，以及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破旧的家具。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盖过两次房子。一次是在原来的台基上，把草屋掀了，盖了两间砖瓦房。二次是农业学大寨，大队搞新农村建设，实行集中居住，就划到了大哥和三弟现在盖楼房的台基上。因为孩子们都大了，大哥甚至马上要成家了，两间房没法住，干脆一咬牙，盖了五间。拆旧房子不够的砖和瓦，是家父跟几个叔叔自己板，然后箍了个土窑自己烧的。檩子柱子瓦条板子部分是旧房子拆下来的，部分是在东荆河堤修防处买的，都是刚刚成材的柳树杨树。这五间平房虽然简陋，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相当不得了了，是勤扒苦做、节衣缩食的父母花了一生的心血和一辈子的积蓄盖起来的，难道不能算是遗产么？！

其实，父亲还留给了我三样非常珍贵的遗产：一只有些难看的用朱红色油漆漆过一遍的柳树板箱子，亲笔写的近三十封信，以及他小时候读私塾用过的课本。

那只用钉子钉起来的木箱，大约六十公分高、五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做工十分粗糙，板面刨得坑坑洼洼；虽然刷过油漆，可木板的底色清晰可见，甚至许多地方都没刷到；透过板子间的缝隙，便能把里面的物品瞧个一清二楚。箱子分上下两层，下面放衣服和书籍，上面分成了几个方格，可放些小东西，如笔呀本呀证件呀什么的。木箱的底部还有一个用寸条钉成的木架，木架上凿了四个孔，用来穿绳子，方便挑运。那是家父上水利或者外出经常用的，在赵西垸当场长时，就一直摆在家父的房间，我当民办教师后便送给了我。随后，它陪伴我在大队当民办教师，坐长途汽车到武汉上大学，直到我参加工作，被我摆进单位分的第一套房子里。

家父的来信，我一封封原样装好，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再用橡皮筋捆扎在一起，放在家父送我的那只木箱里。

寻找家父上私塾用过的课本，我留心了好长时间。那几本油墨印的繁体线装书，是竖版的，大开本，正文和注释夹杂，正文字体大些，注释字体小些，现在的人读进来会有些困难。内容大多是孔子孟子的语录和四书五经的摘编，也有一些古人的故事，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人懂得礼义廉耻，懂得温良恭俭让，懂得敬老爱幼，也教人爱国爱家。家父如珍宝一样，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保护着。“文革”期间，他生怕被人拿去烧了，藏在一个夹壁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发现，差点糊了八卦，后因纸张太软，不如哥哥的课本厚实，才放弃了。可能是家父发现被人动过转移了，后来我竟再也没有见过。家父去世之后的一天，我上隔楼找东西，在一个角落里意外找到了用粗糙的黄色油纸包着的我梦寐以求的那几本书，便如获至宝地带到武汉，得闲时拿出来，望着封皮上家父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名字发一会儿呆，然后再翻开书页读几行，嗅着幽幽的墨香，想像家父读书的情景。

这三样遗产，我是一起放的，信和课本都锁在箱子里。箱子里还有我的第一张团费证、第一本党费证、高考准考证等等值得珍藏的个人物品。可是我分了新房子之后，家还没搬完，就出差了，等我回来再要去搬剩下的物品——连同那只宝贝箱子——时，却被单位管房子的人当作废品，全部处理了，不知所踪。而且，那房子都开始粉墙了。我虽然气得和人大吵一架，只差动手打人，但却无可奈何，再也找不回家父留给我的三样遗产了！

物资层面的遗产找不回来，精神层面的遗产我却是再也不敢弄丢了。父母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余氏子女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

父母一生节俭无比，总是精打细算，对子女却又疼爱有加。比如，菜里面偶尔有点肉都扒到我们碗里，过生日时面条里煮的鸡蛋都留给了我们，年底分了点红便给我们扯布做衣服，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舍得乱花一分。家乡的男人都抽烟，家父也抽，但他只在后面的菜园里种上烟叶，然后自己卷，连粗叶和茎梗都卷进去，甚至卷了荷叶抽，却极少花钱去买。家父一生连相都没照过一张，摆在大哥堂屋神龛上的那张遗像，是表姐夫依照记忆，用碳素铅笔画的。母亲的遗像，则是依据一张三人合影临摹的。他们的这种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以至于现在大家的日子比那时有天壤之别了，却依然跟他们一样节俭，从不乱花钱。

家父公私分明，从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那几年粮食普遍不够吃，家父却是有条件多多少少解决一些的，可他从未做过。比如，他当知青队队长时，育过种的水稻公本是可以自行处理的，但家父没往家里拿过一粒。有一次放学回家，巧遇几个知青哥哥上街买了化肥返回，我便帮他们推板车。到了知青点，他们邀我吃晚饭，我没有客气。家父第二天得知了，不仅教育我不能白吃公家的，而且从家里秤了半斤米还上。按照当时政策，垦荒垦出来的田是可以减交公粮的，赵西垸农场便成了全大队一千多号人弥补口粮欠缺的救命仓库。家父当场长时，把这个救命仓库管得很好，没让一粒粮食外流，更没流到自家的锅里。有一次去邻村看电影，我跟在几个中青年人后面，他们肆无忌惮地议论家父麻面无情，不让他们私分赵西垸的粮食。听他们讲家父的坏话，我拣起一块砖头就扔过去，砸得一个人嗷嗷大叫，追着我打。

家父寡言少语，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传。家父从不抱怨人生之苦，从不抱怨生活之难，从不抱怨劳动之累，总是默默承受，并用他自己的方式，想办法解决各种困苦。有一年都腊月底了，家里还没一片肉，队里又没猪杀。没肉这年怎么过呀？母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陪家父去小河公社的食品营业部排了两个通宵的队，也没有买到。到了二十八，我们又去排。营业部卖肉是半夜两点开始的，排到差不多凌晨四点，听前面的人说肉又卖光了，弯弯曲曲的队伍顿时就炸了锅，围着卖肉的案板乱糟糟地嚷成一团。家父没参与嚷嚷，当即找熟人借了辆自行车，让我驼着他朝十几里之外的扬场公社赶。扬场公社的猪杀得多些，买肉的人也少些，我们终于买了五斤肉。听说幺爹和爷爷（大爹的儿子我们管他叫爷爷）家也没买到肉，家父当即便分给了幺爹两斤、爷爷一斤。腊月二十九，家父带着我再次直奔扬场，总算是把过年的肉备齐，还意外地买了个猪头。

本文列举的，只是几个极小的事例。其实，在父母身上，还有许多优秀品质，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没办法通过枚举法，一一罗列，穷尽所有。家父和母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不仅过去影响了、现在仍在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也会通过我们代代相传，不让他们的心血白费。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安息吧，敬爱的母亲！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