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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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母亲离开我们，足足30年矣！
可对母亲的思念和依恋，却并不曾因时间的推移、年轮的增厚和岁月的风蚀而有丝毫的减退，反而是与日俱增，愈益强烈。及至在她老人家早已仙游了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之后的今天，这种情感尤为猛烈，撕人心肺！
我根深蒂固地觉得，她老人家依旧和我们朝夕相处，陪伴我们一路走来，感受我们的喜怒哀乐，分享我们的成功喜悦，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须臾不曾离去。因为，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谆谆教诲，她的举手投足……她的一切的一切，不仅常在梦中出现，带给我温馨；就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乃至我生命的每个细胞和成长的每个细节里，也处处可见可闻可以感受。甚至觉得清晨是她帮我们开的门，晚上是她帮我们熄的灯！
这种强烈的感情冲撞，迫使并不敢扰九泉之下老人家清静的我，急切地想对她说点什么，或者，为她说点什么……
一
母亲姓邓，湖北省沔阳县柳李村人，生于1935年那个桂花飘香的季节，德字辈。虽家境贫寒，喜得幼女的外祖父母仍视为掌上明珠，在给她乳名“幺姑”的同时，还起了个颇具寓意且只有大户人家的孩子才配有的大名——德桂。
然而，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并没因这“得贵”的谐音而过得衣食无忧、天真烂漫。和所有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在那动乱不堪和战火频仍的苦难岁月，年幼的她注定要饱经风霜，要面临生离死别的考验。
刚刚学会走路，她就蹒跚地跟在父母和哥哥姐姐身后，挖野菜、拾地皮，满地里找生活。
当日本畜生的铁蹄在这片破碎的积弱积贫的山河之上野蛮而肆意地践踏时，她的童年就更加辛酸不堪了，常常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及至天灾猝然而降的1942-1943年，在树皮草根都不再可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母亲不得不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起，随我外祖父母一路北行，踏上了逃荒要饭的艰难征程，过起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天当被子地做床的流浪生涯。
可是，当她们乞至河南时，却发现满世界都是灾民，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人，想填饱全家6口人的肚皮谈何容易！
望着遍地饿殍、新坟以及被饿狗撕咬得随处可见的森森白骨，为了一家人不至于都饿毙荒野、客死他乡，无奈之下的外祖父母只得强忍泪水，作出了卖亲骨肉的唯一抉择。但卖谁呢？他们愁眉不展，举棋不定。眼前的4个孩子，哪个不是娘的心头肉？割下哪一刀，都不是戳在为娘的心尖上？！冥思苦想之后，外祖父痛下狠心，使劲地擂了自己一拳，这才把一双凄苦的目光瞄在了亲生的不满10岁的小儿子身上，就像要把他装进眼睛里去似的。其实，所谓的“小儿子”，于外祖父而言，就是长子，也是独子！因为排在他前面的一儿一女，并非己出。
母亲告诉我，我的二舅父就这样一步三回头、哭天抢地地被一个烧窑的山东汉子拽走了，再也没有见过！解放以后，在公安局工作的大舅父通过组织、也亲下河南去找过弟弟。可是，经过了全国大迁徙的动乱和长达数年的战乱，又隔了差不多10年时间，他哪里能寻得到呢？
然后，外祖父母用小儿子换来的两个银元，沿路乞讨，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总算是拖着3个儿女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虽然贫瘠却朝思暮想的沔阳故里。
母亲说，当她走累了坐进外祖父挑着的那个破箩筐里，发现父亲扁担另一头的破箩筐只剩砖头石块而不见二哥时，她的心就直淌血！
二
打我记事起，就一直觉得母亲真是了不起，是全天底下最能干的母亲，并以此生能成为她的儿子而骄傲而自豪。
母亲非常勤劳，也非常能干。勤劳能干得让人嫉妒，也令人心服口服，谈起来赞不绝口。生产队里的农活，除犁、耙、耖这类男人干的重体力活之外，她不仅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就是后来年纪大了，年轻姑娘和媳妇们也不敢轻言超越她。
母亲干活从不偷懒，不恤体力，不投机取巧。她每天早早出工、很晚收工，从不迟到早退，极少请假。下到地里，便拼了命地干，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好像累和疲倦不敢沾她边似的。比如割谷，她从不直腰，有节奏地不住挥镰，一口气把一厢稻谷割完。栽秧也是，左手均匀地分秧，并恰到好处地递给右手，右手则鸡啄米似的把秧苗准确地插进泥里，从界头一直栽到界尾。生产队有两片离地——当地叫“吊业田”，加起来有几百亩，是解放后从茅草丛生的沼泽中开荒开出来的。一片在30多华里之外的赵西垸；另一片稍近些，在星红后面的毛范垸，但也远离村庄好几里路，且还隔着一条通洲河。在经济极度匮乏的那个年代，这两片离地是土地严重短缺的生产队的重要粮食基地，是全村人不至于挨饿的希望所在。但要把那里的粮食及其他农作物收回来，却是谈何容易！赵西垸的就不谈了。仅毛范垸两三百亩地的物产，因运输工具严重不足且路况极差，只得肩挑背驮。身材并不高大的母亲硬是把自己当男人，总是拣大捆的挑，任由冲担在两个肩膀上来回调换，任由稻谷在冲担两头忽闪，从毛范垸直至队里的禾场，几华里路一口气走完。卸下担子，喝一口水，揩一把汗，转身又去跑下一趟……即便后来年过四十了，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么干！
母亲常说，苦和累都是欺软怕硬的主，你越怕它，它就越是欺负你；你若真把它不当回事，它也拿你没辙，只得灰溜溜地逃走！她还说，力气去了有来的，干活累不死人！但我知道，她其实是累的，收工了回到家里也是腰都直不起来的，只不过有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她，有一份养家糊口的责任感驱使着她，使她强忍着硬撑着罢了。
母亲干活从不敷衍，讲究质量。她做出来的活里面，都蕴涵着质的美感，像艺术品，既可以当教科书，也可以进展览馆。那时候栽秧是要拿皮尺量的，一米至少11蔸，达不到标准就返工，毫无商量的余地。母亲栽的秧横就是横，直就是直，株距行距规规整整，跟墨线弹过的一样，从未返过工。母亲割下的稻子，整整齐齐地横躺在自己的身后；剩下的稻茬都是一般的高，像迎接检阅的列兵一样精神抖擞。母亲薅草时，不仅把杂草薅得
干干净净，而且把禾苗培土的活也顺便做了。母亲摘过棉花的桃撮里，不留一点眼子、绊子，包袱里的棉花不带一片护叶一点杂物，倒在晒田里雪白雪白，耀得人目眩……
母亲很有大局意识和团队精神。正因如此，但凡需要几人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粮食脱粒归仓、植棉移苗、秋种冬播，以及每年岁修和农闲时节的清沟挖淤、筑堤修路等等，大家都抢着和她做一组。但她从不挑别人，只要人家找到她，她一概应允，不论对方能干还是笨拙，卖力还是偷懒。而且是能多做尽量多做，从不和人计较干多干少。
因为勤劳和能干，加上劳动态度好，又与社员们相处融洽，所以母亲每年挣的工分都是同龄人中最高的。“双抢”结束和年末评先进，还能赢得一纸奖状，以及脸盆、蔑壳开水瓶或者搪瓷杯、毛巾之类的奖品。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为余家生的，是为子女活的，也是为我们而死的。她是累死的，操心死的。
余、邓两家都是贫农，从这个角度讲，是“门当户对”的联姻。但从两家的条件看，母亲到余家，却是“下嫁”的。毕竟我大舅伯参加了革命，在公安局工作，还当了股长，而母亲是幺女，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那时余家虽然也解放了，却依然一贫如洗，甚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都是过分的，都是奢侈的。因为余家住的是茅草屋，连“四壁”都没有。然而，母亲还是无怨无悔地跨进了余家的大门。
父亲是独子，有两个妹妹，父母健在。
母亲从“邓家幺姑”变成“余家大嫂”之后，很快适应角色的转变，迅速担负起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她谨言慎行，勤俭持家，克己待人。在母亲的悉心操持下，家庭状况逐渐好转，也盖了新房。
由于旧社会生活的艰辛和长年劳累奔波，祖父母积劳成疾、体弱多病。贤淑的母亲从未嫌弃，一直给予细心的照顾。可是，两位老人还是在哥哥和我尚幼之时，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相继辞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把他们的丧事办得恰如其分，让二老走得体体面面。
小姑妈出嫁时我已记事，还跟着送亲的队伍去到了柳李的姑父家。虽然那时祖父母早已过世，虽然家里仍然贫穷，但姑妈的婚礼却办得热热闹闹，姑妈嫁得风风光光，赢得了多少赞誉之词与羡慕眼球啊！那就是母亲一手操办的，她这个嫂娘当得非常称职！
我们兄妹5 人相继来到人世，是母亲一直引以为骄傲的事。特别在她34岁时诞下妹妹这个老幺之后，她的眉宇间更是荡漾着自豪而满足的笑意。因为，她在生了4个淘气包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心肝宝贝女儿！为了圆她的女儿梦，甚至给我起名余功凤，希望借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一个妹妹。
然而，我们兄妹5人在带给父母欢笑的同时，也像一群吸血虫似的牢牢地吸附在他们身上，像催命鬼一样不住地驱赶着他们，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沉重负担——虽然他们自己不觉得，也不这么认为。为了养家糊口，父母必须一刻不间断地拼命劳动，拼命挣工分。就是身体有病，只要不是沉疴不起，都须臾不敢怠慢，都是硬挺着出工，透支身体，慢慢熬尽那盏灯里的油！
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尽管父母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生产队的劳动上，尽管他们勤扒苦做挣了最高的工分，但他们的付出却并不值钱！因为，生产队每年收成就那么多，就是个镍币大的小粑粑，把个小粑粑再一平分，每个工分能值多少呢？当然少得可怜！这样，一年披星戴月、不辞辛苦，风里来雨里去，顶酷热战严冬，从正月初一干到腊月三十，等到分红的时候还是没钱——如果年成不好甚至出现负数，或者只是账面上有钱，兑不了现的。
另一方面，母亲与生俱来的干副业的本领却被严重束缚，无法施展。因为，搞副业是有风险的，甚至是危险的。那个时候，农民本来就贫穷不堪，却还要遭受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反复折腾，搞得更加苦不堪言。比如，养鸡养鸭养猪都有数量限制，多了就给“割
掉”；自留地种的菜自家人都不够吃；自家鸡生的蛋不准拿到街上去卖，等等。
从生产队里分不到钱，自己能弄钱却又捆住手脚不让弄，能不穷吗？所以那时候普遍穷。穷是绝对的，不穷是相对的。
虽然穷得叮当响，虽然“家大口阔、人口众多”，特别是父亲长年在知青队、赵西垸当队长，基本顾不了家，却也不知母亲哪儿来的那么大本事，她居然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饭穿暖，想方设法让我们每年春节都有一身新衣裳一双新布鞋，想方设法让我们到了年龄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想方设法让我们活得有尊严，想方设法让我们过得算是体面！
那时候粮食普遍不够吃，但如狼似虎的我们却从未饿过肚皮。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冬春粮食蔬菜淡季，当许多人家每天只就一点腌菜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的时候，母亲总能熬一大锅掺杂了许多胡萝卜、白菜或者红薯的并不算太稀的稀饭，然后在柴灶里煨一罐香喷喷的干饭，管我们饱。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她把屋后那一片小小的自留地侍弄得很好，夏秋天吃不了的腌起来或者酱起来，放到冬春淡季再吃。还养了猪和鸡。但她自己从来都不舍得吃一个鸡蛋，都是卖了换油盐。我们兄弟几个是捕鱼抓龟摸蚌壳的好手，特别是大哥，只要下了河，就是清水缸里也能捉出鱼来。母亲把它们用盐腌了，放在晒田上晒干，全年都有鱼吃。
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上级要求“两麻一黑”，即天麻麻亮出工、麻麻黑收工、吃完晚饭再开夜会。不论农闲农忙，天天如此。忙完生产队里的活，已经是腰酸背痛、疲劳之极了，可母亲却依然不能停歇，她还必须强打精神操持家务。
让我最难忘却的，是她一年四季为我们做鞋。说实话，一家十几只脚板，加上又是些不懂得爱惜的小子，确实是压在母亲肩上的一副深重负担。何况，她还要给外祖父母纳鞋，帮舅妈、姨妈、姑妈给我的表兄弟姐妹们纳鞋，为其他有需求的亲戚邻居纳鞋。夏天，母亲把我们穿得不能再穿了的破衣服拆开，浆洗干净，再用糨糊糊成一张张平平整整的鞋壳张贴在门板上晒干。稍有一点空隙时间，她就把鞋壳剪裁成一双双鞋底模样，然后拼在一起纳。鞋壳很硬，几层叠在一起也很厚——特别是冬天穿的棉鞋，所以很需要一点力气。母亲连锥子、钳子之类的辅助工具都舍不得买，艰辛地用顶针顶，用两根指头夹住针往外拉，有时要拉几次或者用牙齿帮忙才能把针头拉出来。冬天，我们从暖暖的被窝里醒来，揉着惺忪的双眼，经常发现母亲披一件破棉袄，依偎在昏暗的煤油灯旁专心致志地纳着鞋。在赶活最紧张的时候，母亲一纳就是一个通宵。
我现在珍藏的一双棉鞋，灯芯绒鞋面，鞋口滚了一圈绒，鞋底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索子（棉线），鞋底和鞋帮铺了厚厚的棉花，还是簇新簇新的。那是母亲给我做的最后一双鞋。那双鞋只穿了一个春节。因为春节刚刚过完，年的喜庆尚未褪尽，母亲就溘然与世长辞、依依不舍地离我们远去了。
每每思念母亲了，或者需要拿到阳光下晒晒，我便小心翼翼地取出鞋来。凝视并抚摸那式样已不如过去美观、针线排列不再整齐缜密的遗产，我就仿佛感受到了母亲的体温，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细细品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那份牵挂与思念……
四
母亲虽没进过学堂，没受过什么专门教育，但却懂得怎样教育子女。
母亲的教育没有说教，她也没功夫说教。她的教育主要是身体力行，以身示范。
父母的勤劳、朴实、节俭，以及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和睦乡邻，都是活的教材，让我们耳濡目染，令我们终生受用，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从他们那里，我们学会了怎样做人待人，怎样做事成事。
在父母的以身作则和鼓励之下，兄妹5个都是心甘情愿地很小就下地干活，尽其所能地做些家务，从不叫苦叫累。记得我第一次去除秧草，是拄着一根竹竿在泥泞的稻田里挣扎着完成了。那天虽然只记了一分半工，还被蚂蟥吸了5次血，却把我高兴得不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自食其力。有一天，三弟大着胆子做晚饭。当时他连灶台都够不着，是垫了砖头才做成的。尽管剩饭炒煳了，青菜没放盐，我记得还是得到了母亲的鼓励，并教他如何煮饭炒菜。从小学到完成学业，哥几个寒暑假一天都没拉下，能挣一个工分是一个工分。母亲甚至争取到了给我一头牛犊去放的固定“工作”，每天记三分工，一放就是三年。
母亲的口头禅是“油多盐多没有日子多”、“饱汉当知饿汉饥”、“丰年不忘歉收”等，所以她凡事节俭。比如，虽然我们每年都有新衣穿，但她的身上老是补丁摞补丁。所以，我们自幼也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从来不在吃的穿的用的方面和人攀比。就是这么些年来，兄妹5家的条件比她那个时候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但丝毫也没有大手大脚的坏毛病。
给我们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的爱是大爱，大爱无疆！她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的忠实践行者——虽然她并不曾说过类似的话，也不知道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在她的一生中，她不独爱我们，爱这个家庭，爱这个家族，爱她所熟悉的人，还爱所有的人，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无私帮助，且绝对发自内心、言行一致。比如对长辈、平辈，或者辈分虽低但年龄长于自己者，母亲一律谦卑地以“您郎”相称；家里有了好吃的，不忘让我们给爷爷辈和叔叔家送一份过去；来了乞讨者，定不会让人空手而过，有一年腊月三十，她甚至将一位乞讨的老人请上了团年的餐桌；她像疼爱我们一样，疼爱所有亲戚家的孩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余姓虽非大姓，但同村的也有十来户人家。母亲对族亲非常友善，经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每年春节，就是再困难，日子再难过，父母也要把余姓出嫁了的姑娘及其姑爷们接到家里，正正规规、热热闹闹地请一次春客，不分长少，不论辈分。许多姑爷到了湾子，第一个进的便是我家的门；出嫁了的姑娘，回到娘家也都愿意和母亲唠嗑。
母亲疼爱表兄弟姐妹们的事，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印象十分深刻。不妨列举几例以资佐证。
一例是对大姨表兄的。那天大姨表兄的婚礼正热闹时，我突然发现母亲不在现场，便挤出人群去找。结果发现她这个媒人坐在灶门口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暗自落泪。我吃了一惊，母亲很刚强，是极少落泪的，这却是为什么？不明就里的我以为她触景生情，思念在部队当兵的哥哥了，也想起娶儿媳妇的事了，便安慰说再过两年哥哥就从部队回来，她也可以当婆婆了。不曾想母亲放下火钳，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大大（我们管母亲叫“大大”）不是为这个。原来，她是叹息姨妈家生活如此困难，心疼表兄结婚还穿着破袜子，说做新人怎么着也得穿身新衣裳啊！并责怪自己发现晚了，不然就去给他买一双呀！
一例是心疼姑表兄的。大姑妈中年不幸，姑夫去世。我那姑表兄不谙世事，经常一个人离家出走。他这一走不打紧，害得母亲只要得到消息，即使深更半夜也立马去寻，除了他可能去的亲戚家，连荒郊野外都寻个遍，生怕他出了什么意外。那来来回回十好几里路，完全是凭两只脚板踩出来的，何况她白天还要下地干活哩！
一例是疼爱小姑妈和她孩子的。小姑妈头几年老是怀不上，或者流产了。这成了母亲的一个心病，比自己怀不上还着急，到处讨偏方。那天母亲正在割稻子，听人说有个妇女生了个女孩，想寻个好人家送人。母亲二话没说，丢下镰刀，拔腿就去了三、四里之外的卫生院，抱了再给姑妈送去。此后，母亲对这个表妹视同己出，百般呵护，从未当作抱养的孩子看待。
母亲为人厚道，从不惹是生非，从不在背后说三道四，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未和人发生过争吵，哪怕是红脸，即便是那些好斗的人。有的人吵遍了整个
追忆母亲(4) 村庄，甚至拿个砧板菜刀站在村头能边剁边骂半天街的人，也没见她们和母亲吵过一次。每次碰到母亲，她们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没有一点泼妇形象。
最令她儿媳妇、我妻子玉华感佩得五体投地的是，母亲一生中居然做了那么多的媒！我屈指算了一下，大概有二、三十对，甚至更多！她做一对成一对，且都和睦恩爱，没有一对闹离婚的，也没有一个埋怨她撮合错了的。
五
听老人们讲，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脑膜炎，浑身烧得滚烫滚烫，只有出气没进气。面对面条一样瘫软、奄奄一息的我，连医生都放弃了，劝父母也算了。可母亲不相信她儿子刚刚睁开的眼睛会这么快就闭上，硬是不听劝告，形影不离地整整守了我三天三夜，一刻也没合眼。可能是她的诚意感动了上苍，让我这个不肖之子缓过了这口气，拣回了一条命。
可她万万料不到，捡回来的这条命，会令她如此头疼，会让她操碎了心。
有人说老二最淘气，我不知道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在我们家里，这个判断绝对准确！作为老二的我，确实是最调皮的，是最令父母操心伤神的，是最惹父母生气发火的，也是家里“挨家伙”的专业户。
父母打我，绝对是我的错，绝对是该打，并不是见我不顺眼，拿我当“出气筒”，没把打我当饭吃。有时，也许没时间打，或者并非真的想打。因为总是在他们将要抓住我时，我就像泥鳅一样地逃之夭夭了。所以，也不是老打，只是相对哥哥弟弟而言，打我多一点而已。如果我今天坦白自己到底做过哪些错事，犯过多少错误，可能挨的打会更多。
小时候的我，的确是胆子大得出奇，也淘气得不行。特别是与另外几个老实本分、只需父母管肚子饱的子女太让他们省心一比，这太另类的老二也确实不争气。比如，无皮的树也要爬三丈高；和人打架“吃牛屎不看堆头”，连五大三粗的男人也敢碰，而且是打赖皮架，打不赢咬也要咬一口（典型的例子是上小学第一天，因同学们讥笑“余功凤”是个女孩的名字，便和三、四个人高马大的同学打了一架，后来又因此咬伤了批评教育我的校长的手）；再大的马蜂窝也敢拿个竹竿去捅，碰到了蛇敢赤手空拳去捉。捣雀窝、掏鸟蛋更是家常便饭，看见树桠上、屋檐下的鸟窝心里就痒痒，就想把里面的东西弄到手。所以常常把自己弄得皮青脸肿，把好好的衣服弄得破烂不堪。
这些倒还在其次，还有更损的。比如，哥哥正在用的课本和作业本，被我撕去糊八卦、折瓢伢子（都属“风筝”类）了；好好的袜子，被我拆开抽成放风筝的线了；打糍粑用的杵棒，被我锯成几段削了陀螺；芦花公鸡引以为骄傲的漂亮尾羽，被我拔下做了毽子……类似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不过，跟其他小伙伴比，我的风筝总是飞得更高，我的陀螺转的时间更长，我的毽子踢起来更飘逸。这也是我虽老是挨打，却总不吸取教训，乐此不疲地“再犯”的原因。）
母亲打我打得最狠的一次，是边哭诉边用扫把抽的屁股。那一次，我是心甘情愿送给她打的。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大带小。我和三弟是小姑妈带大的，四弟是幺爹家的幺姑妈带大的，小我9岁多的妹妹则由我带，我上学后三弟接着带。但我也是个孩子，且特贪玩。那天把妹妹哄得在摇窝里睡着了，我便和一帮小朋友们玩去了。原本也只想玩一会儿就回家的，可玩着玩着就忘记了。不曾想妹妹中途醒了，不仅声音哭哑了，而且把摇窝翻了个底朝天，把自己捂在了摇窝下面。母亲田间休息回来给妹妹喂奶时，心疼得不得了，也气得不得了。猛听一小朋友告诉我他巧遇的情况后，我顿时就傻了眼，但还是乖乖地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回来，顺手操了扫帚就开打。我默默忍受，任她打了个够。
一直到11岁上小学，开始懂事听话，能够体谅父母的艰辛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分忧了，才慢慢结束挨打的生涯。特别是当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听我帮人念远方来信，或者见我主动帮助村里的老人时，便常常看到她露出欣慰的笑。
父母虽然生我的气，打我、骂我，却从未嫌弃我、憎恶我，而是如对其他子女一样地疼我、爱我，让我们享受一样的待遇和尊
严。比如新衣、新鞋每人都有份，吃的用的一视同仁。有一次被母亲纠耳朵，虽然纠得耳朵生疼，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她的母爱。
那是在我七、八岁的一个夏天，大人们都在后面的洲河里游泳消暑，一群妇女在树荫下闲聊，我们小孩子则在河边嬉戏。兴致颇高的父亲在河里叫我，说要教我游泳。其实我早就会了，是绞猪草时一个人趴在绞棍上偷偷学会的。听到父亲的叫唤，瘦得像猴子一样的我，立马扒下短裤，一丝不挂地扑下河，又是狗爬又是仰泳，一口气游到了对岸，把一群大人吓得目瞪口呆。上岸之后，在母亲的逼问之下，我骄傲地道出实情，没想到母亲一把就揪住了耳朵，带着哭声说你个浑账东西！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淹死了你教我怎么办哪？被水淹死还不如给老娘打死！并声色俱厉地警告我再也不准做那样的傻事了。
类似疼我爱我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无法一一赘述。
母亲留给我的遗产，除了那双棉鞋，还有三张与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有人劝我在母亲的坟头烧了，我没理，一直珍藏至今。可惜没有单独的，不然我就放大了挂在家里，天天瞻仰，也好好地宽慰宽慰她老人家：托她荫庇，那曾经淘气得令她操碎了心的二儿子，终于小有出息，不仅给她娶了如她一样娴雅稳重、勤劳聪慧的儿媳妇，还生了一个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学业有成的漂亮孙女。与此同时，她另外几个子女的情况也和老二差不多，都衣食无忧、身心愉快、和谐和睦地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与家庭。而且，她现在已经有了8个孙辈嫡亲血肉，一个重孙也有一岁了。我想，老人家如果九泉有知，应该是含笑以对、欣喜异常的！
父亲也给我留过一份遗产，是他老人家托人用柳树（其实是杨树）板钉起来的木箱。从木箱透露出的信息，也表明父亲是心疼我爱护我的，甚至寄托了他的希望。
那只木箱还是费了一点心思的。木箱里面有个夹层，夹层下面放衣物或书，上面分成了大小不等的格子，放笔、证件及其他小件物品。类似过去秀才们常用的那种。箱面刷了薄薄的红漆。箱子虽然做工粗糙，如从板缝间可以窥见里面的物品，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了，因为大多数同学连箱子的梦都不敢做哩，更遑论做箱子了。从1976年上高中起，那只箱子陪伴了我整整20年，从乡村陪到了省城。1995年搬家时，因急于出差，便把木箱和尚未搬完的其他物品暂存原屋。不曾想再去取时，却被房产部门的人当作废弃物给处理掉了！他的不肖子除了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伤心欲绝地和人大吵一架，也别无他法。
六
1983年3月3日（农历癸亥年正月十九），是个撕心裂肺的日子。那天的情形也一一在目，刻骨铭心。
那天上午10点多钟，大三的我带着节日的余庆，正在教室听课，系总支书记突然来到我身边，小声说出来一下。我是系团总支副书记、班团支书，以为是工作上的事，就跟她出去了。哪知她告诉我母亲病危，让我马上回家！
这个消息，令我有如五雷轰顶。我在家时母亲还好好的，这返校还不到一周，怎么就突然病危了呢？望着与母亲年龄相仿的书记，当儿子的直觉告诉我，情况可能更严重！但我不敢继续往下想。我没回教室取自己的教材和笔，心急如焚地跑到寝室收拾简单的换洗衣服。
我读大学拿甲等助学金，21块5角。除了吃饭，学习用具、生活用品都从里面开支。由于刚返校，助学金还没发，所以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而我返校的路费，还是老父亲挑了一担棉梗去街上卖的5元钱。这5元钱，我花3元4角买了到武汉的车票，花1角买了从车站到学校的车票，剩下的1元5角买了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再不剩一分了。
几位同学从书记嘴里得到消息，也“逃课”来到我的寝室，很快就帮我凑齐了路费，一位同学还陪我到汉阳车站，买好车票，送我上车。
晚上7点多，当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时，眼前的一幕立即让我惊呆了！只见往日见了我总爱没完没了地唠叨个不停的母亲，一周前还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到村口的母亲，21点以前从未见她上床休息过的母亲，此刻却紧闭着嘴巴和眼睛，安详地躺在堂屋里，任凭我嘶声哑气地呼唤，任凭我恸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始终一动不动，再也不理我……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那么结实那么坚毅那么刚强，她才虚48岁呀！她80多岁的老母还健在哩，想谁走也没想到她会走啊！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现在细细想来，还是我们做儿子的疏忽，还是我们的大意，还是我们的不孝！总之一句话，母亲的过早离世，我们做儿子的是有责任的！
母亲的衰老，我记得是从给姨妈输血开始的。姨妈那次大出血，直接危及到生命。为此，公社连夜动员了几十个民兵到卫生院，但只有一个血型匹配。而这个血型匹配的民兵抽了400cc之后，医生说不能再抽了，还得再找新的血源。而且，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这400cc也是白输的。眼望着急救台上奄奄一息的姐姐，心如刀绞的母亲卷起自己的袖子，哀求护士抽血化验。不曾想，虽同母异父，这血型却正好匹配！于是，母亲的400cc血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姨妈的体内，替姨妈挽回了生命。
400cc！对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一个长年劳累、营养不良，且年过40的中年妇女！
给姨妈输血之后，母亲没补什么。因为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补品。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喝了几天红糖水，一斤左右，连鸡汤都没舍得喝一次，鸡蛋也没吃几个，远不如血气方刚的我在大学献血后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营养品、做的营养餐。特别是母亲只躺了一天就下地干活，且一如既往地干重体力活！
由于输了那么多的血，营养又没跟上，再加上拖着虚弱的身子强撑着下地劳动，所以，母亲的体质直线下降。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笔直的背开始有些弯曲，额上的皱纹明显增多加深，特别是老感到头晕目眩，腰酸背疼，精力不济。一到冬天更是浑身冰凉，经常拎着一只火钵子在腰间烤……
每每听她的诉说，看她痛苦的样子，我就想早点工作了接她去城里享福，帮她去治病。而且，她也是这么盼的。可是，她等不及了，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了！
后来回想起来，我往往愧疚难当！虽然大学4年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急急忙忙回家干农活的，但毕竟做得太少了。如果我们能给母亲多一些照顾，帮她做更多的事情，或者为她作些调理，她不可能走那么早。48岁不到哩！而她家里是有长寿基因的：我外祖父70多岁走的，外祖母差不多90岁才走，姨妈也是80多岁走的；快90岁的舅舅如今依然身板硬朗，还骑个自行车在农村到处跑，照这个样子活100岁也不成问题。
唯一给我们捂着鼻子哄眼睛似的稍可自慰的，是母亲走得不痛苦；或者，我们没有看到她痛苦。母亲是从牌桌上走的。那天，她和我堂兄陪两个姑爷玩撮牌时突感不适，便说我有点困，先趴一下，你们继续玩。没想到，母亲这一趴，竟再也没有起来！大哥见势不对，急忙用拖拉机送她去公社卫生院。但行至半途，母亲就永远地阖上了双眼……
“我有点困，先趴一下”，是母亲与亲人的最后诀别，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牢牢地定格在脑海里！
“我有点困”，也是母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然而，她何止是“有点”困哪？她简直是困到了极点！小时候为了活命，她颠沛流离，到处觅生活，困；嫁到余家，为了支撑这个家庭，她废寝忘食，拼命劳作，困；及至我们兄妹5个相继出世并逐日长大，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为了我们过得像个人样，她节衣缩食，操碎了心，更困。然而，母亲的困，何止是因为这些！
我那一生操劳、一生节俭、一生为子女为他人默默奉献却从不为自己的伟大母亲，既然困了，您就好好安歇吧，而不仅仅是“趴一下”！
呜呼哀哉，尚飨！
（201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