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之梦

     人都说正常的人生，是在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比如六七岁上学，而立之前成家。然而不怕你笑语，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却突然做起了“文学青年”之梦，痴迷上了文学创作。

     悖正常的人生轨迹行事，我敢跟你打赌，决非本意！

     我是在个不大不小的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先是自己写的东西给别人改，现在是别人写的东西给我改，然后就变成机关文件，印发给上上下下的机关或者个人；或者变成领导讲话，透过领导的口在各种场合讲出来；再不就是变成各种理论文章，署上机关或者领导的大名，刊登在各种报纸杂志上。

     在机关干这个活，确实很苦，每天都不能按点下班，常常是七八点到家，吃罢晚饭还要熬到三更半夜，真正的“五加二”、“白加黑”。这还只是肉体的苦，何况早年在农村放过牛、栽过秧、犁过地、割过稻、挑过担、抗过洪，早把自己锤炼成了各种农活好把式的我，从未把肉体的苦放在眼里。更苦的是精神，接到一个起草或者修改的任务，满脑子都是稿子的事，吃饭想，拉屎想，走路想，开会想，做梦也在想。而领导的口味不同，讲话风格和语言习惯迥异，在不同的领导那里，同一个稿子往往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评语。

     然而我好像跟文字有缘似的，乐此不疲，乐在其中，以至于老婆常常以不满的口吻，嘲笑我把魂留在了办公室，把自己卖给了机关。但她也就是说笑而已，家里的大小事情依然全包，不让我分一点心，且把我的生活照顾得非常的好。经过浩如烟海的各类公文打磨，我成了机关的理论大师和文稿权威。有些工作领导愿意找我商量，我提的建议也往往能为领导所重视。所以在机关待了三十年，我虽然活得辛苦，却颇有些成就感和自豪感。

     然而最近新来了位办公室主任，却把我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碾压得支离破碎。

     办公室主任的最大特点，是怀疑一切，且强势无比。不管是局长下达的指令，还是党组或者局长会议作出的决定，尽管他参与了决策过程，且表态支持，但总觉得不正确，总能拖着不执行。

     这让我无所适从。因为我是分管秘书科和综合科的办公室副主任，倘若执行决策不力，挨鞭子首当其冲。可我却无法执行，无法跟领导交差。

     找他沟通了几回，不成想却挨了他几回骂。沟通一回骂一回，他也不说明不执行的理由。这也是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讲话做事情，从不跟你明说，老是要人揣摩他的意图。而我又是个不善于揣摩的人。再后来，他什么事都不找我了，即使我分管的工作，也直接布置给两个科长，再由他们转达给我，或者交给班子其他成员。发展到最后，他看我时的眼神都不对了，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不说不做也是错，总能不分场合地挨一顿呵斥。

     长期受人推崇的我，这心里落差当然可想而知——彷徨至极，无助至极！我却又不知错了哪里，只得事事当心，谨小慎微，甚至萌生了提前退休的想法——反正我三十年工龄也有了，可以办理提前退休了。

     这天，局长找霉头霉脑的我谈完一个稿子，突然话锋一转，关心我有何业余爱好。我不知何意，仔细搜索了一番，却猛然发现自己除了写公文改公文，还是写公文改公文，实在寻不出还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业余爱好”。刚参加工作那会，我其实是有许多业余爱好的，比如书法，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给人写信回信惯用小楷；比如中国象棋，在机关没几个敌手，比赛能拿亚军；比如钓鱼，更是在湖区长大的我从小练就的本领，能纹丝不动地在湖边沟边一蹲就是大半天；还有乒乓球、羽毛球、足球、跑步等体育运动，常常在运动场上能觅到我的身影。可是几十年过去，这些都生疏了，早被文字取代了。

     搜索一遍之后，我只得迷惑地摇了摇头。局长关切地劝我在工作之余，还是培养些业余爱好。他说人不能当工作狂，既要会工作，也要会生活。有了业余爱好，你的生活就丰富了，而且工作上遇到了烦心的事，也就有了排解的渠道。临分手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过半百，也该培养些业余爱好，享受享受生活了。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我一直琢磨不透局长到底啥意思。晚上陪老婆散步时，便讲了我的困惑。老婆想了再想，说局长其实是在暗示你，工作上的事别太较真了。你想，地球离了谁会不转呢？你是好心，建议这提醒那，生怕单位的工作做差了。可单位又不是你的，你只是个幕僚而已……唉！你也确实该换一种活法了！老婆最后心疼地瞅了我一眼。

     仔细回味老婆的话，好像还真是这么个理。局长对他布置的工作没按计划去推进、去落实，从不检查督促，顶多轻描淡写地问句把，心胸宽广无比。

     那么，我想，我就找点业余爱好吧！可干什么好呢？剧烈的体育活动，好像不适合我这个年龄了；下象棋吧，早没了这个氛围；钓鱼去吧，城里还真不好找沟啊湖的……重拾书法，当然是一个选项。那么，在练书法之外，还能不能增加些选项呢？

     老婆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提醒我搞文学创作。她说你不是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吗？还嘲笑我初中高中的作文每篇都被老师重点点评，然后在班上当范本宣读。我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是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呢？我不仅读书的时候作文是你们的范文，而且年轻那会也发过一些可笑的豆腐块。

     我的文学热情，霎时就被老婆重新燃起了。我生怕刚刚唤起的文学之梦再被砸碎，刚刚燃起的创作之火再次湮灭，便迅速行动起来。

     为保险起见，我决定以自身经历的事件为主线，素材熟悉，组织成文字也比较顺手。而且，表达对机关正面风气的向往，弘扬主旋律，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必须做的事情。我想。

     经过几天的构思，我便自信满满地动笔了。工作之余，我十指不停地在键盘上游走，与作品中的各式人物进行心灵沟通，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果真忘却了一切烦恼。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问题来了——我竟然还要再过语言这一关！原以为伏案几十年，语言、逻辑都是过关的，但却忽略了公文、论文与文学在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前二者是政论文，讲道理为主，后者是记叙文，讲故事为主。当然，讲故事也是教人做人的道理，但文体仍然迥异于政论文。也就是说，是根本不同的语言编排方式。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完全的政论文语言，组织出一篇受众喜爱的文学作品。

     反观我那些文字，但见人物呆滞、场景呆板，语法和结构过于严谨、过于“干净”，挤得一点“水份”不剩，以至于自己都如同嚼蜡，没有耐心卒读。这样的东西，出版社怎肯出版呢？又何以打动读者呢？我陷入惶恐，看来这是条行不通的死胡同，便想着放弃了算了。

     放了一段时间，我那不服输的臭脾气又上来了，我想我不能半途而废，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而且，对办公室主任的不待见又耿耿于怀了，我担心这种耿耿于怀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更主要的，是半成品中的那些朋友，像招魂幽灵一般，老是揪着我的心，要招我回去，完成对他们的塑造。

     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把他们刻画得栩栩如生，把故事情节描述得曲折生动，不辜负挑剔的读者呢？

     冥思苦想之后，我决定尝试着走一条捷径。我打开搬家时没曾开封的纸箱，把年轻时候买的、尘封了许多年的世界名著、中国名著都倒腾出来，轻轻掸掉封面上的尘埃，一部接一部地仔细阅读起那些发霉发黄、被虫蛀了许多小洞的纸张来。顿时，我又回到了年轻时代，沉浸于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往事之中。

     毕竟年过半百，脑子早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看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想记的锦句硬是记不住。记得当学生那会，语文课读过几遍就能背诵，甚至一些艰涩难懂的古文，现在也还能朗朗上口地背出来。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对这些作品，跟年轻时候的理解又不同了。那时多追求故事情节，很少琢磨其他。现在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都强，可以揣摩写作技巧，可以品味用字之妙。总之是收获多多。

     我一边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名著，一边又尝试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灵对接。虽然办公室主任不找我，我也很少主动找他，尽管我们两个的办公室门挨门，但机关的工作任务仍然很重，上班时间没有闲暇给我搞创作。于是我便每天六点起床，在家里的电脑上敲一个半小时然后再去单位。晚上回到家里，也熬到十二点过后。雷打不动，充实得很。

     经过一番恶补，我的写作果然顺畅起来，词汇丰富了许多，语言表达生动了许多，文字技巧也有了初步的提升。这给了我信心。但我只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还不敢把它们发出去，担心达不到发表的标准，惹人耻笑。

     直到大半年之后的一个夏天，一位来访的朋友从办公桌上抓起一份打印稿，浏览之后建议我试试，我才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发给了一家专登青涩作品的杂志。

     投稿出去一个多月，就在我差不多已经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没曾想在服务员送来的报纸杂志中，居然就有那家杂志社的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的心瞬间便狂跳不已，比我在全国核心理论刊物发表了论文还兴奋和紧张！迟疑片刻，我便迫不及待地撕开牛皮纸信封的封口，青涩的杂志封面顿时便醒目地呈现于我的眼前。我快速翻到了目录那一页，又快速寻到了那熟悉的标题，以及我的名字。

     我终于成功了！我终于找到业余爱好啦！我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持，差点落下泪来。

     处女作的发表，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增强了创作自信。自此，我这个终于找到了业余爱好的“知天命”之人，吃力地跻身于“文学青年”的行列，蹒跚行走在文学创作的坎坷之路上，沉湎于无休止的构思与写作之中，他们哭时哭、笑时笑，悲时悲、喜时喜。而且我也想明白了，新的作品能不能发表，于我已不再重要。诚如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全置身于现实的一切烦恼与不快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