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姐后,我一直想为她写点什么。然而,不知是文学素养过于浅薄,或是别的什么缘故,满脑子的离言别语却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每次提笔,手似乎在不听使唤地颤抖,即使平静下来,也因为找不到切入点而“搁浅”。
——题记
1
姐走了。
姐已经走一个多月了。
姐的坟墓在暗冗垭口的小半山上。
姐的坟茔四周的灵房、纸马、花圈什么的依旧静静地存放着,杂乱而又有序,聚集而又分散;虽然下过一两场不大不小的中雨,由于有绿油油的灌木丛和大面积野草的映衬,五颜六色的花幡旗伞依旧十分耀眼。
布摩(摩师)说,姐的阴宅是一块宝地。我不懂堪舆学,从山形来判断,还真有点像一把交椅。
2
姐走得还算年轻。
姐走的时候才五十有七。
五十七,距离一个甲子还有三个春秋,距离花甲之年还有一千零九十五个日夜。
姐为什么就这样走了?
我想对天呼唤: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对待我姐?
我想对地呐喊:阎王爷,你为什么要把我姐的名字列在生死簿上?
我最终还是保持沉默,我知道天不会答应,地不会显灵。
记得在给姐写祭幛时,上款“西逝上寿”四个字我就写了很久。我犹豫,徘徊,一点也找不到平时书法创作时的那股子果断气和霸气。我不停地在砚台边蘸墨——润笔,润笔——蘸墨,先后重复这一动作不下十次。这不是在白棉布上极为难写的原因,而是内心深处潜在着一股说不出的虚气。
姐之千古,虽“寿终正寝”,可毕竟未跨越“上上寿”(对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的死者的称谓)这道坎,距“耄寿”和“耋寿”更是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啊。
3
我与姐没有血缘关系,之所以以“姐”称之,是因为她视我爹娘为她的父母,把我家当作她家。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就是把我家当作她的外家。
姐的娘家是纳盘,离我家不远,也就两三公里。
姐嫁人后,姐的新家和我家是一个村。后来姐自立门户,把家建在梁岗上,与我家遥遥相对,且只有一个田坝之隔,有什么大小事,只要站在大门口叫喊,用不着大声高呼,彼此都听得见。
4
二十六年前,姐生女儿时,因为胎儿斤头过重,不能顺产,姐夫找到当时在白腊卫生院当医生的大哥。大哥二话没说,就到家里接生,顺利地将姐的孩子接到这个世界上。
在那时的农村,到医院生孩子的人家并不多,多数是请当地有经验的接生婆。姐夫找大哥不知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生婆,还是当时卫生院没有女医生,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姐的女儿问世后,姐的公公、婆婆(自然包括姐夫)十分感激大哥这个男接生婆。坐完月子,姐和姐夫就背着女儿,带着厚重的礼物到我家里来认我爹娘作父母。于是我家便成了姐的第二个外家。我母亲没有女儿,只有四个儿子,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从此,我们越走越亲。
一九九六年夏末,父亲患脑溢走时,姐不但下祭,而且比一般亲生父母的礼数还厚重。其它不说,单凭游龙似的那套“钱龙永吊”和那头不下二百斤重的祭猪就成了一段时间十里八村乡亲们常挂在嘴上的话题。
5
姐有子女两个,一女一男。女儿就是大哥接生的,远嫁外省,早为人母;儿子大学毕业有三年多了,现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6
姐干农活是能手,挑一百二三的担子不但步子稳健,跑起来如旋风一般,连空手的人都难追上。
在村里,姐的家境不殷实也不拮据,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种。
儿子考上大学后,姐知道靠盘活家里那一田三分地的收入是绝对不行了。
为了让儿子能顺利上完大学,姐开始学做生意。姐先是种蔬菜。由于种出来的蔬菜没有卖相,得不到好价钱,姐又和姐夫用双肩从挽澜贩米到锑矿山上去卖。矿山的路陡峭、蜿蜒。爬陡坡,下陡坎,一天下来累不说,也就只能赚那么二十多块钱。于是姐和姐夫商量,想到沿海打工。
姐外出打工,姐夫在家也不轻松,除了种田种地,还养了几头黄牛和猪。姐说,儿子大学的学费她包,家里的油盐和礼尚往来的支出就交给姐夫。
7
姐打工干的都是粗活重活。
由于没有文化,姐比任何人都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比如给儿子寄钱,她完不成,只能求人。姐为人诚恳,寄钱这样的小事很多有文化的老乡都愿意帮忙。
姐知道打工之路是艰难的,不知道的是心血和汗水付出之后不能及时得到回报。有几个月,姐的工钱不能月底到手,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能及时寄出。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学业,姐只好向老乡借。好在能理解的老乡多,每次遇到这样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
为节约更多的钱供儿子上大学,姐总是亏待自己的身体,从来不吃价格贵的饭菜,不买价格贵的衣服。
8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还没出大学校门儿子就考取教师岗位。这当然让姐有说不出的高兴。姐常对人说,还是有文化的好,还是上大学有出息,她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9
儿子大学毕业,姐不再外出打工。
姐不是一切向钱看的那种人,但她明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朴素道理。
也许是乐极生悲吧,姐的身体渐渐的有些异常和不适。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肿瘤,到州医院确诊是乳腺癌。
面对这晴天霹雳,全家人急得团团转。
好在儿子已正式步入三尺讲台,工资尽管不高,但毕竟有了稳定的收入,能挤(借)出几万。女儿分期分批从外省汇来几万,姐夫也变卖耕牛凑一部分。东拼西凑,总算把姐的手术做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姐患乳腺癌,就手术费、药费和往返车旅费,前后就花二十多万元。尽管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报了一部分,但十多万是要花的。
十多万,这对于一个无固定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用姐的话说,她把儿子娶媳妇的钱都用光了。
动手术后,姐的身体有所好转。可祸不单行。接着姐又患上肝硬化。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我不是医生,不懂医学,不知道肝硬化是否与乳腺癌有直接联系。
到后来,姐天天都在吃中草药。家里时常有一股药味在弥漫。
为了治好姐的病,姐夫差不多成了半个护士,不仅要煨药,叮嘱姐吃药,还要多方打听民间偏方。一次听人说坝草一个乡医有付好药,姐夫便包车前往。这一趟来回,药价虽只要二百肆拾元,但包车费就花三百元。
姐生命的最后三年,就是与药为伴,以药养命的三年。
10
春节前夕,我去看姐。
姐的病越来越严重。
姐坐在草墩上,说话有气无力。
自去年七月以来,姐没有好好的在床上睡过,几乎都是坐在草墩上。想睡觉时,不是靠在墙上打盹,就是扑在高方凳上迷糊。姐说平躺和侧卧都很难过,隐隐的疼,只有坐着稍好些。
姐的身体十分的糟糕,眼角布满血丝,眼圈发黄,脸色极不正常。姐说她活不了多久了。我对姐说了很多宽慰的话,希望她不要太悲观,要积极配合治疗。
这次我不再像往常那样带上营养补品之类的东西给姐。我想,我更多的是陪姐聊聊天。
临走时我给姐一些钱。我说想吃点什么就让姐夫买吧。姐说什么也不肯要。我再三劝说姐才勉强收下。
我很难过地和姐告别。
没想到这一告别就成了我与姐的永别。
11
姐走了。
姐永远的走了。
姐走的时候,眼睛似乎不肯闭合。我知道,姐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还没有娶上媳妇。
姐就这样带着牵挂,带着未了的心愿依依不舍地走了。
12
我真心希望姐在天堂的那一边过得好,不要再有什么三灾八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