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

如果说我的童年是一杯苦茶，那父亲教我识字就是这杯苦茶中的几片叶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教我识字的次数并不算多。在屈指可数的十多次中，他教“攀”字的画面让我终生难忘。

某个夏日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后，我和二哥在堂屋的小方桌做作业。我坐在右边的长条木凳上，二哥坐在左边的圆形木凳上。

那一年，我和二哥都在纳山大队民办小学读二年级（每个班级只有一个班）。

放在小方桌中间照明的煤油四方灯，闪烁着幽幽的光芒。灯光虽然不是很强，但能把我和二哥花野猫似的面庞照得清清楚楚，也能隐隐约约照见坐在大门一侧抽烟的父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晚上做作业是我们乡下读书孩子约定俗成的规矩。白天放学后，要么上山放牛，要么下地割猪草，不可能有时间来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由于天气较热，睡觉前的大门是敞开着。父亲翘起二郎腿，有滋有味地吸着十分呛人的旱烟。

父亲抽烟用的烟杆不是他平时随身携带的不到十厘米长的短烟斗，而是细长的玉烟杆。

说是玉烟杆，其实只有烟杆嘴是玉石。玉烟杆长约七十厘米，主体是半棵竹节和竹篼相连的天然老紫竹。烟杆头做工十分讲究，除了剔去竹篼根系，反复打磨，还用两毫米厚的黄铜片镶嵌（半包裹），形成一个既实用又精致的工艺品；烟杆嘴是温润的白玉石做的，有手指头粗细，像倒置的小梅瓶，线条柔和流畅；为了便于悬挂，紫竹节靠烟杆嘴的三分之一处用一根细牛筋线拴着。

父亲今晚动用玉烟杆，说明他的心情很好。除了逢年过节，或亲朋好友到来，父亲平时是很少把玉烟杆拿出来示人。母亲曾多次告诉我，玉烟杆是当摩公的爷爷传下来的，父亲一直视它为镇宅之宝，就是在粮食最为紧张的年月，有人私下出十石稻谷交换，他都未曾心动。

玉烟杆不用时，父亲就把它收在厢房楼上的柜子里，并多次警告我们兄弟，任何时候都不得触碰，否则就要挨荷蔴草“侍候”。其实，私下里我和二哥不止一次触碰过，还学父亲用纸裹荚蒾叶子吞云吐雾过。

父亲抽完一支旱烟，将玉烟杆在他的黑塑料汽车外胎割成的飞机鞋上敲了几下，抖出烟灰，再到庭院的稻草垛拖出一根稻草芯，反复折叠拧成一束筷头大小的草绳，在烟杆头的烟孔内来回转动，清理出沾在里面的烟屎。

父亲把玉烟杆收好后，走到八仙桌前笑着对我们说：“来，我教你们一个笔画很多的字，愿不愿意学？”

“愿——意——”我和二哥异口同声。我们都知道，父亲平时很难有这般好心情。

父亲叫我从书包抽出一张牛皮草稿纸给他。父亲把他刚才坐的椅子移过来，很有仪式感地坐下，然后用我的自制竹笔一笔一画地在草稿纸的左上角写了一个“攀”字。

父亲写完，抬头看二哥两眼，又看我两眼。我有些不知所措。从父亲那和善而肯定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的字十分满意。稍作停顿，父亲用充满磁性的语调读了两遍，紧接着又在“攀”字的下面写“攀登”“攀爬”“攀援”“攀谈”四个词语，还对其进行一一解释。

自制笔长什么样子，现在的学生没有见过，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那年月物质匮乏，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一切都得精打细算，一切都得从节约出发。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由于上过几年私塾，知道文化的重要，因此，无论日子过得多么的不容易，他都坚持让我们上学，不断用鼓励和引导的方式教育我们要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就是我们平时写字用的圆珠笔，大多只买主件。父亲从县城百货大楼花一角一分钱买回笔芯，我们就到附近竹林里去找大小、厚薄适中的干竹节，对比好圆珠笔芯长短，用镰刀小心翼翼地裁切；竹节切好后，用笔芯插进去，自制竹笔就可以用了；为了保护笔尖，我们还会找大一些的干竹节做成笔套。我们学习用的草稿纸，是生产队施肥时，父亲利用他当生产队会计这一“近水楼台”将牛皮纸做的磷肥袋子捡回家，抖掉沾在纸上的磷肥，用烂布什么的进行彻底清理干净后，裁成作业本大小，就交给我们。实在挤不出钱买作业本时，父亲会选择较为完好和平整的牛皮纸草稿纸装订成册，用尺子一丝不苟地画成横格或方格，当成我们的作业本。

“看清楚没有？”过了一会儿，父亲用左手实指指着草稿纸上的“攀”字说：“这个字一共十九画，写起来很复杂，不好记，但我有一个口诀，只要背下来，这个字你们就会写了。”

说完，父亲就一句一句的教我们“攀”字的口诀：

两边木坨坨，

中间鸦雀窝。

大人叉大脚，

小人用手摸。

父亲抑扬顿挫诵读三遍口诀我就背下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坨坨”两字我们本地人的读音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读第二声（tuó），第二个读第一声（tuō）。为了加深印象，父亲让我和二哥分别一边念口诀一边照着他示范的字临写。

父亲让二哥先来，我在一边盯视。轮到我临写时，为了得到父亲的表扬，我得想办法超过二哥，因此，我特别注意笔画的先后顺序和间架结构的整体美。当蚕豆大小的“攀”字工工整整地在褐色的牛皮纸上呈现时，我感觉自己比二哥写得漂亮，内心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不出所料，我放下自制竹笔后，即刻得到父亲的大加赞赏，他在我写的“攀”右边打了一个大大的“√”，并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父亲用背口诀的方法教我们识字，比学校老师的填鸭式有趣，容易在脑海里“定格”下来，尤其是笔画较多的字。

时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攀”字口诀我依然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说明我记忆力还行的同时，也间接性地说明当年父亲教我们识字的方法十分管用。

写到这里，我的心隐隐作痛——父亲已于二十七年前驾鹤西去，否则我会把这篇小短文请他老人家过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