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上行

贞丰县挽澜镇窑上村出产的陶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曾经流行于北盘江流域，远销云南、广西等地。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其工艺和产品都逐渐淡出行业和市场，而且渐行渐远，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探访挑坛路

笔者为寻找创作灵感和感受挑坛人过手扒岩的艰辛，特意让侄子余学志作陪，专程到挑坛路上去走了一趟。    

挑坛路距离我老家后龙不到两公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据寨老说，挑坛路是官方出资修建的，修建时间、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至今未见到相关记载。但从“挑坛路”路名，可想而知这是当时的县政府为窑上制陶业修建的一条发展之路。

同一时期修建的挑坛路共有“上路”和“下路”两条。我老家这条是“上路”，主要通往龙场、兴仁、兴义，乃至云南。“下路”主要通往贞丰县城、白层、册亨、望谟，乃至广西。

窑上村位于龙头大山山脉中下段，一代代窑上人凭借灵巧的双手，制造出无数质朴大方，价廉适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窑上土陶”而声名远扬。

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在距今15000年左右。中国南方则在9000年前就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制造。贞丰北盘江畔沙坝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烧制的陶片，说明至少在先秦时代贞丰就有了成熟的制陶工艺。但窑上的制陶是否是那个时期的制陶工艺的传承，无从考察。目前可以确定的窑上制陶鼻祖是一位名为樊荷叶的汉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窑上很多制陶人家的神龛上都列有“樊公荷叶之位”，把樊荷叶与自家的祖宗一起供奉。据说樊荷叶是明朝初年随明军而来，当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讨云南梁王巴扎剌瓦尔密，平定了梁王后，朱为稳定西南边陲，命令30万大军屯兵贵州，而后又下令将他们的家属全部送到来，樊荷叶即在其中。30万明军多来自中原和长江流域，其时，那些地区的制陶业已经相当发达。樊荷叶是兵士还是随军亲属，不得而知。他来黔后，找了一个窑上村的姑娘为妻，并定居窑上以制陶为生，天长日久，他的制陶手艺就在窑上传播开来。窑上的制陶人为感恩樊氏，便把他供奉在神龛上。

清乾隆初年，四川制陶艺人郭思贤也来到窑上传艺，在泥坯制作上采用车刀，在烧制工艺上采用石灰与谷糠混合焙烧上釉，使窑上的陶产品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再后来，又有江西制陶艺人来窑上传授缸、坛、罐、钵等制作技术，让窑上的陶制品种增加了不少，标志窑上制陶产业的成熟。 

1912年，贞丰人吴华生、黄季腾、徐淑尤三人到江西景德镇学习陶瓷生产技艺。回来后，投资10000大洋，在窑上建成南丰陶瓷公司，工厂区占地350亩，拥有工匠200多人，日产陶器2500公斤。把贞丰的陶瓷发展推上了巅峰，陶器远销省内外，为政府带来了不菲的税收。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政府投资修建了这两条“挑坛路”。

今天的挑坛路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景象已经不再。由于多年无人行走，七八十厘米宽的道路上已是荒草丛生，荆棘过人。我们只能忽而躬腰，忽而挺身，在荆棘草丛中钻进钻出，耳畔断断续续传来山雀悲戚的鸣叫声。

我们从纳东海子丫口往下走，花了40多分钟才到达大岩洞对面的手扒岩。

手扒岩这一路段不过七八米长，但坡大路陡，极不好走，途中有一块卧牛状的巨大岩石挡在中间，过路人必须用一只手紧抓岩石，方能通过，十分艰险，因此被称为“手扒岩”。岩石的石缝间生长着葱绿的肾蕨草，四周被荚蒾树和阎王刺遮掩得密不透风，给人一种压抑感。

准备过手扒岩时，侄子叮嘱我小心。我毕竟是军人，通过时用手抓紧岩石的小凹槽，没费多少力气就过去了。但当我回过头再看那块岩石时，不觉心生恐惧，继而扪心自问：如果今天我肩挑重担，也能这么轻松地经过手扒岩么？

笔者的父亲生前曾多次说起他挑担子过手扒岩的经验，他说：从下往上走，必须用左肩挑担，左手紧握扁担，右手紧抓岩石，屏住呼吸，小心翼翼通过，稍不谨慎，所担的窑货就会毁于一旦。

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个具体实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邻村20多岁的布依青年阿匠从窑上挑着4个半截缸经过手扒岩时，由于是第一次挑窑货，他神经极度紧张，前后不能兼顾。当他回头照看后面的窑货时，前面的坛子触碰到岩石的一个尖角，“咣当”一声，破碎了；后面的两个半截缸由于前后失衡，也掉在地上成了碎片。幸好阿匠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岩石不放，人才没有跌下3米多高的岩坎，否则不残也是重伤，因为地上不但有石头，还有那满地的碎陶片，锋利如刀。

那些年月，农村多数人家很穷，栽秧上坎后，男壮劳力都要到窑上去买担窑货，挑到远处的村寨去兑换粮食。阿匠这一担窑货的损失足以使他全家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这都是手扒岩惹的祸。

窑上坡拾遗

为了赶时间，六点钟我准时从金都小区开车到凯瑞斯宾馆去接好友柴邦州来引路。柴邦州是窑上人，加之他车技娴熟，我便把车辆的“方向盘”交给他。

大约半小时，我们就到了挽澜镇街上。

由于天刚大亮，挽澜小镇的大部分小吃店还未开门，我们找到一家牛肉馆，匆匆吃碗米粉，就直奔窑上。

为了体验爬窑上坡的辛苦，到了窑上，柴邦州找他的侄子郭丫丫送我们到窑上坡脚。

窑上坡是挑坛人的必经之路，坡不仅陡，而且长。大约七点，我们穿过小河洗煤厂，就开始攀爬窑上坡。

尽管有柴邦州当向导，但因窑上坡的老路已经多年无人行走，部分老路段还被茶农挖来种茶树了，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路口很难。半个小时后我们才爬到“杉树林”路段，找到了上窑上坡的老路。

所谓杉树林，其实已无林。但柴邦州说，以前这段路的杉树很多，因此这路段才叫作“杉树林”。这我信，因为眼前尚存的几株十多米高的杉树和那些半死不活的杉树老桩，就是见证。现在除了有茶林，还有一行行两米多高的杨梅树。

老路多由就地取材的石英沙石铺砌而成，铺路石光滑但缺少铮亮感。少数老路段为风化石加黄泥。以前有经验的挑窑人经过这样的路段，如果遇上正在下雨，或雨歇不久，他们会先找到可以安全平放窑货担子的地方，再坐下来在鞋底的中间系上防滑的草脚马，然后才挑起窑货谨慎行走。谨慎的程度不亚于过“手扒岩”，一旦失足，窑货的粉身碎骨亦不可避免。

老路两旁和茶树下的空地，不时可以看到水冲刷的痕迹，其间生长着不少野生植物，诸如公鸡草、母鸡草、马齿苋、一包针、苦凉菜之类。较高的茶树下还长出五颜六色的有毒野生菌；斜坡上绿色茶树下的野草丛裸露出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黑褐色石英沙石，给人一种高于自然的艺术之美。

柴邦州说，他在窑上念完小学后，就到挽澜中学读初中。刚开始，他一天往返窑上坡四个来回，后来觉得太辛苦，就带米到学校食堂蒸饭，既解决了午餐，又减少路途的艰辛。

我们边走边聊边看，大约在路上爬涉了40分钟，突然下起雨来。好在雨不大，洒在身上凉悠悠的，爬坡反倒轻松了。进入“大石头”路段，雨才停。

“大石头”是窑上赶场天行人休息的地方。窑上因为有制陶业，来赶场的人特别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窑上赶场的人都是奔窑上人的钱而来，窑上的制陶业不仅养活了制陶人，也无意间养活了一些业外人，例如那些赶场人。他们或者挑来谷糠、土子、石灰，卖给窑上人做陶釉的；或者挑来柴草，卖给窑上人做烧陶燃料；或者挑来米面、蔬菜、鸡鸭肉蛋、日杂百货，都是为满足窑上人的日常生活所需。窑上的赶场与别的地方赶场不同，别的地方都是商品的交流或交换，你买我，我买你的。而窑上赶场的目的，基本上都去赚窑上人的钱。所以，别的地方都是6天赶一场，唯有窑上是3天一场，而且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足见当时窑上制陶业的繁荣兴旺。

赶场的人们走累了，就在此歇脚。如今那块供人歇息的大石头上已经布满了青苔，已经很久没有人光顾了。

离开“大石头”就走进了“尖石头”路段。

“尖石头”路段的路面未遭破坏，但草深，苔湿，路滑，不好走，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尖石头”路段的标志是从斜坡上“生”出来的一块并不高大的尖石头。在这里，可以俯瞰蜿蜒曲折的坝木河和坝木河岸的纳汉寨、挽澜乡场、坝木村。

10点钟左右，岿然屹立如刀屑斧劈的观音岩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观音岩上的观音庙围墙遗址已依稀可见，山岩下是一块块螺旋式山地，无人耕作，草木葳蕤。

当我们上到观音岩下附近时，最博人眼球的是镌刻在石壁上，高约2.5米，宽约1.4米的摩崖“云梯直上”，字体为楷书，既彰显力透纸背的遒劲之美，又不乏俊逸洒脱的婉柔韵味。光绪三十年（1904）贞丰知州徐德修所题。徐德修，湖北举人，字梅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政贞丰。

“云梯直上”左边五六米处有一口水井，名谓“猪槽井”，泉水从石缝间涌流而出，一只红蜻蜓玉立在井边的草叶上，很有画意。在条路上，负重而行的挑坛人绝不会有我这样闲情逸致，他们期待的是水。有一首山歌这样唱道：“好个水井出岩脚，六月天气晒不着；六月天气晒不到，救了许多挑坛哥。”

我用双手捧饮，清凉甘甜。

猪槽井上方的岩石上刻有“别有天，忙甚么”六个字，落款是“中杰柴氏”。这位“中杰柴氏”似乎在告诉路人，附近还有很多值得观赏的景致。果然，过了“云梯直上”，我们就进入了观音庙遗址所在地活龙口。

观音庙遗址草木丛生，其间存有棕红色琉璃瓦凉亭、朱砂红庙门、沿绝壁开凿的过道、依山而砌的石墙、藏在草丛中的石狮、被乱石半掩的无头神像雕塑等遗迹。观音庙的尊容已无缘再见，但建庙的传说依然留存在民间。

相传很久以前，窑上有两户制陶人家，陶业都做得很大，还是亲戚，但为争一块阴地而动了心机。

甲家有位八旬老人，身体虽然硬朗，但为防不测，去请阴阳先生择阴地，选了一年，才选定这个叫活龙口的地方。乙家的老人是甲老人的姐姐，也看中了活龙口。于是两家协商：哪家老人先逝就埋在活龙口。半月后，弟弟突患重病。姐姐家人判断，对方老人可能先死，为不让对方占据活龙口这块风水宝地，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把在龙头大山上的石观音菩萨雕像悄悄搬到了活龙口。当甲家提前把老人的墓碑抬到活龙口，看到了观音菩萨的雕像，非但不敢与观音菩萨争地，还出钱在活龙口修建了一座观音庙，于是就有了这座观音庙。观音庙建好后，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来上香祈福，顶礼膜拜。

“几年前的一天，活龙口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坠落下来，损坏了观音庙的一角，村民们看到后，担心香客和庙宇的安全，便把观音庙迁移到山顶，重建了一座观音庙。”柴邦州如是说。

离观音庙遗址不远，就是“老鹰嘴”。老鹰嘴因岩石的天然造型像老鹰的喙，故而得名。从下往上看，鹰喙高高扬起，傲视苍穹，气势若虹。

告别老鹰嘴，向前几步即是“德政碑”。

德政碑虽不显眼，但它在路旁，引人注目。

德政碑大小与“云梯直上”差不多，是光绪三十年（1904）为贞丰知州徐德修而立，德政碑其实无碑，而是在岩壁上用錾子錾平后直接书写和镌刻在岩壁上。

德政碑为曾宪孔撰文并书写。“德政”二字取孔老夫子“为政以德”之意。碑文是中规中矩的楷书，中间大字是“贤刺史徐大老爷梅生德政”，右侧第一行小字为“光绪三十年三月吉旦”，右侧第二、三行小字为“贤宰徐公，甫仕贞丰；清亷勤慎，慈惠精忠；振兴武备，培植文风；枪炮制造，城垣修葺。”左侧第一、二行小字为“亲临僻壤，爱惜贫氓；劝民息讼，督民勤工；功同召杜，德并黄龚；民之父母，颂我徐公。”左侧第三行小字为“花碗窑绅民人等公立。”左侧第四行小字为“珉州曾宪孔谨撰並书。”

曾宪孔，窑上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贞丰官立高等小学堂教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别在知州江若梁创办速成师范学堂，知州徐德修开办官立初等小学堂和官立高初两等女子学堂任教，是一个地道的教书先生。

关于“花碗窑”，是指四川人郭思贤来窑上传授制陶技术，制造出来的高脚彩釉碗，这是一个既美观又便于重叠装窑的陶瓷产品。“花碗窑绅民人等”即制造这个产品的窑人。也就说，是一些制造高脚彩釉碗的窑人和一个教书先生，共同建立的这块“德政碑”，以表彰当年贞丰知州徐德修的政绩。民众为政府官员树碑立传，无论何时都弥足珍贵，所以笔者才不惜笔墨抄录了碑文。

我们抵达山顶的新观音庙时，已是正午，盛夏的太阳把我的面庞烤得火辣辣的疼。新观音庙是一座仿古建筑，棕色琉璃瓦屋顶的双龙抢宝雕塑在蓝天白云下特别抢眼，大门上金底红字“观音庙”三个大字尤为显著，大门两侧红底黑字“虔备香烛许善愿，祈求神灵保平安”的对联，诠释着庙宇虚幻的效应。

观音庙的院坝上，不少老人正在打扫卫生，摆放桌凳。通过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二、六、九”观音会。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观音会一年三次，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和九月十九日。

遵得主事同意，我们不但可以在观音庙参观、拍照，还可在这里进午餐。观音庙外面的左侧供奉的是白龙神和社神，庙面正中供奉的是一尊很大的镀金观音菩萨塑像，左侧是九子娘娘，右侧是财神。

观音菩萨虽然在中国民间广受崇拜，但财神爷才是窑上家家供奉的神灵。窑上人自从以制陶为生之后，商品意识就越来越浓厚，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会有“生意兴隆通四海”“门迎晓日财源广”“财源更比流水长”之类的商业文化符号。

寻找窑上原址

为赶时间，我们在观音庙吃过午饭就直奔窑上旧址。与我同行的除了柴邦州、刘洪，还有窑上的制陶手艺人潘龙、窑上制陶文化的学者郭宏道，共五个人，刚好一车满座。

我们离开新观音庙不到两公里，就进入了龙头大山水源林州级自然保护区。路边搭有简易帐篷作为值班室，值班室前有一块蓝底白字的提示牌：“外来人员和车辆禁止入内。”

柴邦州说，值班员是窑上人，他认识。于是他下去交涉。但无论怎么说，值班员就是不放行，没有办法，柴邦州只好给相关部门打电话，取得同意后，值班员才很不情愿把横在道路中间的花杆锁打开。

窑上旧址位于龙头大山山脉中段的野猪坪。上野猪坪只有一条黄泥砂小路，由于路况不好，驾车的活依旧交给了柴邦州。一路上的自然风光不错，但陡峭、弯曲、凹凸不平的道路把人颠来簸去，让人实在无心观赏。还有不少路段因长期被雨水冲刷而无法通行，我们不得不下车捡石头铺垫后，才能缓缓前行。十二三公里的路程，我们行驶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当车辆驶入龙头大山腹地，车窗外展现出起伏不大的绿色山地，俨然一片无边的草原。此时，我一路上的紧张，一路上的艰辛都烟消云散，特别是下车后，看到“草原”上一丛丛盛开的紫色尿罐花，心情便随之愉悦起来。

窑上旧址在野猪坪一个较为平缓的斜坡上，与安龙县的地界相距不远，四周除了生长野草，还有尿罐花、野草莓、灯草、金丝梅等低矮的植物。这里，到处都是陶土。窑址大多已不明显，隐约看见的只有爬坡窑窑址，窑址的周围还堆积着各种各样陶器残片。81岁高龄的郭宏道先生说，为了研究窑上的制陶文化，他曾多次步行来到这里。

《贵州省志》载:贵州陶瓷烧成设备有爬坡窑、倒焰窑与燧道窑等。爬坡窑是贵州最古老而又使用广泛的柴烧窑，依山坡倾斜建造，每条窑有四至七间窑室，每个窑室有供装、出窑的窑门，加柴的火膛，窑室间有过火孔。这种窑结构简单，可烧制缸、坛等大件，产品迭装，明焰裸烧，热利用较好，其缺点是窑室内温度不够高，温度分布不均匀，且对森林资源毁坏较大。1939年新生陶瓷厂在爬坡窑上加高烟囱提高窑温，改明焰裸烧为匣钵隔焰烧成，制出粗瓷制品。50年代末，贵阳中曹红陶厂、贞丰窑上村陶瓷厂改用烟煤代柴烧爬坡窑成功，后逐步推广到全省。烧煤爬坡窑于是成为省内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乡镇陶瓷厂的主要烧成设备。

别看郭宏道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说话声音宏亮。他站在爬坡窑窑址拾起几块陶器残片，一边给我们分析其制作手艺的高低，一边讲解陶土的优劣。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人十分敬佩。

郭宏道先生是一位土专家型的学者。尽管他只念过初中，但他著的《山颠陶话》（待出版）涉及窑上制陶方方面面的相关知识，十分珍贵。

郭宏道先生说，窑上的制陶始于龙头大山的野猪坪旧址，后迁往大沟、许妹窑和窑上。窑上不仅陶土充裕，而且面积宽大；后来大沟、许妹窑的制陶人都往窑上迁移。

郭先生给我们分析窑址迁移的原因有四：其一、当时的匪患很严重；其二、野猪坪海拔较高，秋末就开始出现冰凌，对制陶极为不利；其三、周边的木材遭到大量砍伐，附近已无木柴可以烧陶；其四、距离密集的村寨较远，销路不好。

53岁的潘龙作为窑上古陶制作的非遗传承人之一，离开窑上旧址的时候，他捡了10多片陶器残片装进塑料袋里，带回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窑上村的辉煌与衰败

从野猪坪返回窑上，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把车停在潘龙家附近，先去看看目前整个窑上村唯一保存完好的彭家窑。

彭家窑是窑上最为典型的爬坡窑，是窑上古法制陶省级非遗传承人彭子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自己的责任田上出资修建的。

我眼前的彭家窑已经很多年没有冒烟了，唯有6个窑洞的拱砖依然完好无损，迄今已近30年了。尽管现在窑上还有彭子齐的女婿潘龙和潘龙的姐夫还在坚守制陶业（主要是生产蒸气钵），但由于需求量不高，他们已经改用了规模不大的气化窑，其实就是气化炉，与窑相去甚远。

刚建窑时，窑上制陶业还很兴旺，彭家生意也很火爆。

我5年前就参观过彭家窑。那时我是县美协主席，是带领美协会员来彭家窑写生的，彭家窑沸腾的生产场面，给了画家们不少灵感。

可是，眼前的彭家窑竟像一头不能再耕耘的老牛，正有疲惫虚弱躺在地上反刍。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隐痛。在告别彭家窑时，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心想，彭家窑也许不会再有生火的那一天了。

离开彭家窑后，我提议先到窑上的场坝去看一看。

走进场坝，我也十分失望。场坝已经变成了篮球场和停车场，再也找不到我当年写春联的地方了。附近的村民告诉我，场坝已经有很多年不赶场了，自从制陶业走下坡路后，窑上人的购买力日渐下降，再后来就没人到这里做生意了。

我当兵前的三年，每年的春节前几天，都带着四弟都到窑上场坝写春联卖。那是父亲的主意。父亲认为窑上人有钱，还热爱传统文化，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写香火、贴春联，而我书法基础较好，还能提悬笔，一定会有所收获。刚开始我也没有底气，只想去试一试，毕竟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如果真有人肯买，也可聊补家用，何乐而不为？

果然如父亲所料，那天，我开笔十多分钟后，书写摊前就围满了人，争先恐后地买我写的春联，散场时我纯收入90多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哦！

离开场坝，我们来到下窑河边，希望在稠密的民房中找到一些有特色的建筑。窑上的民居建筑与其它地方没有多大区别，唯有部分老墙别具一格。这些老墙都是用烧废的坛坛罐罐加泥土砌成的，彰显了窑上特色，也是窑上人家独有的风景。而且，用这些报废的陶器垒墙，既是废物利用，又是环境保护。如果把这些破烂的坛坛罐罐随意乱扔，那将是何等令人揪心的场景啊！

我们在窑上的最后一站，是去参观柴家大瓦房。

柴家大瓦房属于欧式建筑，位于窑上村的西面，是柴邦州的祖父在解放前用5年时间修建而成。

柴家解放前靠制陶和经营陶业成为窑上两大富户之一。“土改”后，柴家划为地主，大瓦房被没收，改做挽澜供销社的一个分店，1975年改成窑上民办小学，有一至五年级。1982年，柴邦州的父亲柴安民先生以18000元购回了大瓦房。

当时的18000元，并非一个小数目。那时的柴家不但经营制陶业，还开办煤厂，而且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我们在柴邦州的引导下进入柴家大瓦房。

大瓦房的主要建材是木材，外观用青砖砌成，围墙是当地的石英沙石。围墙门是朝门，由两扇木门合拢，晚上用木杠穿过门两边的石门栓，防匪患于未然。

房屋和庭院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庭院用石块平铺。

柴邦州说，庭院前原本有一栋五柱四瓜的大瓦房，上世纪六十年代撤了。现在屋基上是邻居种的苞谷、南瓜、小葱和佛手瓜。老屋基的右侧有一株比房高的金盖梨树和两棵尚小的桂花树，两面高高的石墙爬满绿油油的何首乌藤。大瓦房后面是一片树林，树林里不时传来啁啾鸟语声，使原本幽静的环境显得更加静谧。

大瓦房的大门和两个耳门都是圆弧型大拱门，二楼窗户都是圆弧型大拱窗。从庭院进大门有五级石英沙石条砌成的台阶。

堂屋没有陈设什么东西。但走进左房，我的第一感觉像进入一座陶器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在窗台前可装五百斤酒的大酒坛。据《贞丰县志》记载，这类大酒坛是1985年才在窑上研制成功的。室内仿博古架上摆放窑上自制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陶制花盆、米缸、油罐、香炉、礼坛、煤油灯、双巴盐罐、带盖茶杯、酒壶、茶罐、折二缸钵、小盖钵、酸菜坛等；墙边堆放一排排重叠的半截缸和几个大龙坛；右室摆放一张八仙桌和两个小方桌，桌边放有一个很有年份的木磨架和几个制陶坯车盘。香火背后放有一对石磨和32个制陶坯红稗石车盘。车盘是主人出钱向村民收购的。

参观完一楼，我们踏着木梯登上二楼。楼上没有什么陈设，但可以看得出当年办学校时的格局。二楼的中室只有一个拱形窗，窗的两边有两个不大圆孔，是发生匪情时用于防守的射击枪孔。拱型窗可以瞭望全村及莽莽龙山的远景。二楼的卫生间颇令人惊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木楼里建卫生间极为罕见，而且这个卫生间的排水管道都是窑上的土陶水管，这在当时绝对超前。

再上三楼，也没见到特别之处。柴邦州说，三楼当时是小学高年级的教室。

走出柴家大瓦房，天色已近黄昏，采访行程宣告结束。

随着时代的发展，窑上制陶业已经萎缩衰败，土陶制品已经被廉价而耐用的塑料、不锈钢制品代替。这种替代是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如没有革命性的转型和创新，具有600多年制陶史的窑上制陶业就不会再有复苏的希望，曾经令人羡慕的“天干不饿窑上人，太阳不晒雨不淋，双脚踏在车盘上，一日能进半两金”的窑上人生活场景也将一去不复返，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