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一条泥巴路让我老早产生背叛家乡的念头。对我来说,一条泥巴路在当时远比没有吃饱和穿暖更叫人揪心。
没有一条好道 ,人是要吃亏的。小时候,我屡次见乡村们拿着扁担绳索出去,踏着“竖、右弯、竖、左弯、横、竖、再左弯。。。。。。”的乡间小道,步步走离村庄,直到下午或傍晚,才重见他们挑着担从这条道上回来。有时候挑着担出去,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挑着满箩筐稻谷送往八里外的粮站去。一行十几号人,挑着担,两手分抓住前后箩筐的箩索,身子微倾,方向一致地有节律地晃悠。走到“弯”处,他们的背影逐一消失,走到“竖”的小径又陆续乍现。在“横”的那段,我瞧见的是他们鲜活的侧影。我像欣赏舞蹈节目一样,颇有兴致地凝望着他们:摇着肩,扭着胯,晃着担。小径的中间有个田坝,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先迈出一只脚,大步跨过去,担子和后一只脚随后跟着,大幅度一摆。他们“拉丁舞”式的步伐就在那时定格在我童真的眸子内。
天气好,哪时瞅村庄都美。但是,到下雨天就不一样了,乡村的美仿佛一下子“失真”,我的眼内只有一条丑八怪的泥巴道。碰上春雨、清明雨、梅雨轮番到大地上采访,这时候,家乡的那条小道不得清白了,活像一个久治不愈的湿疹患者,满身脓疱疮,溃烂出汁。
又是一个雨天!雨丝像飞动的五线谱,把个村庄抚弄得屋也朦胧,路也朦胧。我撑着伞跟着村里的娃上学去,向前一步忽又退后半步。泥土被雨水调和得分外稠腻,仿佛村民过节打的糍粑。有时小脚拔出来,鞋却牢牢钉进泥里。这时,一只脚站立不稳,另一只脚附烂袜子踩进泥团;或一滑,跌个仰马翻天,弄得手、背、裤脚尽是泥。
14岁那年寒冬的一个早晨,对我有些特别。那天,我饿着肚子走在去荷塘车站的路上,准备到父亲工作的厂矿去,先天的雨种的“祸”——泥巴路依然刺目。大概走到离富田桥还有三百米远的位置,我见泥水深,怕弄脏鞋,更怕沾着一身泥巴上城去,便改道往左边的田埂上绕着行。哪知,没走多远我就从松垮的田埂上掉进下面两米多深的水沟,手臂瞬间跌成骨折。
从那时起,我愈发觉得只要身在农村,就永远跟泥巴路脱不了干系。我不只一次对着泥道发誓:一定要走出去!再也莫走这鬼泥巴路。
2006年的春天,家乡的那条土路摇身变成了一条大气的公路,自从它的出现,家乡的一切如施加了魔力,有万千的车从家乡的马路进进出出,村庄一夜间俨然成了中国第二个牛逼的“华西村”。别致的小洋楼像天女撒在田野里的花种,到处焕出光华。连垃圾也有了归属。村民们想吃点时髦蔬菜或新鲜水果的话,也不必挤中巴跑去三十里开外的千年古镇杨家滩买了,定有人开着装满蔬果的皮卡车在家乡的马路上巡回吆喝。人们挑担的模样我很少再见,当然夜出也用不着打手电筒了,他们晚上也学城里人的样,去散步、K歌和跳舞。
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6岁,她在我六七岁时嫁往国柱村,离娘家六七里。没有公路通往国柱村的时候,姐姐家成了我最不乐意走的亲戚。起先她家“藏”在一堆土坯丛林深处,密密麻麻的土砖屋成半包围结构“保卫”她的家。第一次去姐姐家,我站在她家门口,足有一分钟不敢挪脚,生怕一不小心掉进乌七墨黑的深渊。那时候,姐姐一家人“三月不知肉味”,每次出门喝酒,姐姐总将酒席上吃剩的菜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兜回家去吃,当时连我都替她难为情。姐姐家作饭、烧水、熬猪食烧的是柴火,用水要到一两里的井去挑。亏她一家子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
姐姐家的苦日子直到2009年才长吁一口气,并在离她家老屋约600米处盖了一座新楼房。楼的左右分别是菜园果园,前方是个一百多平米装着大理石栏杆的水泥平台,底下是车库和农具室。姐姐家把自己的小窝安放在那儿,视野开阔。但千好万好却遮蔽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离马路远,不方便!左右两边的马路都隔她家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没有马路就意味着姐姐家若买个重物件回家,还跟过去一样要挑或扛或几人抬。碰上下雨天也同我小时候一样,出门走泥巴道。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姐姐一家人的生活质量。
不过,这几年好了, 姐姐家花了十几万把高铁下的那条马路衔接过来,直抵自家平台,修了附近几个村庄唯一一条只通向一个用户的“专线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