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味道

现代超市有的是美味卖，硬的软的，固体液体，它们包装巧，逗人爱。味道嘛，甜的酸的辣的麻的香的咸的种种都有。可是奇怪，我每次进去对它们熟视无睹，如同《山药粥》小说里的五品大夫，对终于实现了的愿望没得兴趣。

要知，小时候的我可是馋得要命!早在一两岁，大人们出工去了，我一人在家，饿了就爬到炭灰堆里抓土渣啃，弄得整个脸成了猫胡子，身上能拍得出二两灰来。

等到我走得跑得的时候，小眼睛是一天到晚扫描着田园里的瓜果，摘生豌豆、豆根子、黄瓜嚼。黄瓜刚长到手指头那么大，就被我活活掐下，洗也不洗塞口内，还扒队里的红薯。若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会怀着一百二十个耐烦心，在一些田沟沟、土坡、渠道上穿来巡去。把眼睛瞪得铜铃大，在青草片里找茅针、白茅根、刺苔之类的野味。茅针外表跟小笋子差不多，剥皮，吃里面的白须须，软绵绵的，吃得人贴心又舒爽。白茅根是一种草的根，白白的，有点甜。刺苔哩，一身长着刺，乡下的田埂土坑边较多，去摘的时候得格外小心，否则手非被这小植物钻一针不可。刺苔的茎去掉皮就可以吃，味道甜润，夹杂些许酸涩。

仔细想来，小时候的野味还真不少！比方刺泡子，一种跟草莓一样红艳的野果，却比草莓小点。每到三四月，在农村的山野人们即能轻易发现它。它嚼起来甘甜，丝毫不比超市里的高档水果差。比方油茶树树尖上冒出来的“凉耳朵”，又白又肥嫩，吃起来脆爽爽，凉丝丝。另羊奶子、金樱子、桑葚它们既可以摘来生吃，又可以泡酒做果酱。最难一见的是山里的毛栗子，一旦撞上，那可是把捡柴禾或扯猪草的重要使命给撂下了。我跟村里娃登的登树摘，拿的拿棍打，蹲的蹲地上捡，齐心协力，弄一顿毛栗子席，那得意劲真比得上吃山珍海味。当公家园艺场的厚皮梨半生半熟挂上枝头，我和村里的小屁孩又凑到一块了，打起厚皮梨的主意。往往是留两个放哨，三四个深入“虎穴”，一两个在周边接应。经过周密计划，我们的“贪婪”总能得逞。

其实在我们的家里，也有过一些美食，如蜂糕、法饼、花生、片糖、红薯片、松子糖等，但它们被大人们当珠宝一样秘密藏在自家简陋的楼上一个石灰缸里，平时轻易不舍得拿出来。只待过节，或看电影，或自己的娃儿懂事（勤快或得了奖状），大人们才发欢喜心，三步两步登上自家摇晃的木梯子，钻进那个久违的“黑窟隆”，摸出一些赏给孩子。若是看电影，那大人不管多忙，会炒些豆子，塞满自家娃的口袋。轮到队上烧砖窑的几日，我和队里的娃欢天喜地，因为队里给每个出工的散发四个法饼，那可是除节日之外，我和伙伴们破天荒过的一回糖瘾。

在我小时候，你就是将乡下的野果摘遍，家里所有的东西掏空，最迫切想得到的还是食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去了父亲的工厂。工厂最吊我胃口的是离我邻时的家百来米有个食堂和一家小商店，最恼火的是它们老爷一样坐那儿，不但不解决我嘴馋的问题，反而加重我抵挡外来诱惑的难度。每次去上学，我都要经过那食堂，看见人们站成几排，买包子卷子油条烤饼，还有那透亮透亮沾着蛋黄丝香喷喷的烤面包。可是，这些东西我只能偶尔买一回，探一下洋味。因为购它们需凭粮票，一个包子一两，一个卷子二两。我和哥哥吃的是“黑粮”，一家人就父亲每月27斤粮票，用来购大米都少了，但我的父亲硬是从中扣出两斤，以便我和哥哥隔三岔五“探味”。到晚上十点，即便人坐家里，亦能闻到那包子烤饼的味道，它们诱惑着我前往。嗨呀，食堂真大!足有我们学校十间教室那大。我趴在窗口，贪婪地注视那雪白的包子，似工艺品一样成行成列，被摆放在有门那大的银色盒子内；它们又像妈妈胖嘟嘟的乳房，勾起我无限眷恋。

我也去那商店，攀在那正好至我鼻梁高的柜台边沿，踮着脚，活像一条饥饿的狗，不停地翕动着鼻孔，捕捉里面食物跑出的香气。在那儿，我又见识了苹果香蕉两个新品种水果，但里面最叫我流连忘返的是装在羊铁皮盒内的五颜六色的蛋糕，我做梦都想吃到那彩色的蛋糕，可是，十四岁前我终未能如愿。那是一个实在没什么东西吃的年代，连白糖也成了我最好的解馋品。记得酷暑天，父亲单位分五斤白糖，盛放玻璃缸内，被我天天偷两匙，放信纸上包好，馋了就打开来用舌尖舔一舔，宛如吸毒犯吸白粉一般过瘾。

在我幼年阶段，感觉吃什么都好吃，有时竟忘记廉耻，对一些“偷来物”，大有一种窃来的狂喜。现在，吃货万万千，可我对它们却没有胃口，大有点像艺术大师丰之恺所说：黄金时代度尽，停止了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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