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折柳，又一年

“行人折柳寄相思，又见春风唤旧枝。”清明来兮，我在四处寻找我的父亲。从发黄的相册，从印有他大名的荣誉证书，从他教我的歌谣，从老家的神龛。。。。。。直到他出现在我的梦中。

遥想父亲走过的路，处处布满荆棘。1977年的春天，我的母亲病故，几天后，父亲领着八岁的我和十二岁的二哥上路了，去他的工厂。

那一天，父亲走在前，我和哥紧跟后。父亲两手不空，左手提着盛满东西的沉重铁皮桶，右手拎着一个捆得严实的布包，在他的脑后，还有一床大破褥子压在他颈背上。天上翻起一片云，散了，马上又生出新的一泼。我不去想天外的事，快活得像只小鸟，在前去的路上蹦跳着，一见到我原来村庄里没有的公路、红砖屋和吉普车，就如同打了鸡血，兴奋地嚷嚷，问这问那。可惜这样的兴奋劲并没有维持多久，我就变成一个闷葫芦。父亲有意提起工厂里一些趣事，以此转移我们途行中的疲惫。累了，他叫我们休息一下；渴了，领我们去井边掬水喝。后来，我见脚下的路没完没了，就干脆赖在地上不走了。哥哥在一旁威胁，再不走，把你一个人扔在这。父亲没有恐吓，指着前方说，那儿有河，快走，过了河就到了。我们跟着父亲走，结果看起来不远的河，我们整整走了半个时辰。等过了那河，父亲又开口道，看，前处有座山，过了那座山就到了。明知父亲说的是谎言，却感觉他的话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叫希望的东西在召唤着我前进。那天，8岁的我就在这种召唤声中完成了我的50里长征。

我们住进了父亲单位临时为我们腾出来的小油库，父亲长期用清汤寡水为我们的骨架打底。有一天晚餐，我的哥哥竟然“抗议”，逃跑了。在孤寂的夜里，没有星星月亮。我跟着父亲，看他呼吸急促，步履踉跄，游走于各个路口，眼神在一点一点暗淡下去，我的心怦怦直跳。最后，算哥哥有点良心，自己回家了。

衣服破了，父亲替我们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穿针不稳，到穿线不过，到飞针走线，父亲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父亲穿针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得，他人站在灯泡下，左手举针，右手拿线，距离自己一尺把远，然后将拿线的右手慢慢对着针眼移去。手微微发颤，线当然也在抖着向前。有趣的是，线在针外头，父亲以为穿过了针眼，急着用手去拔，结果，失败了。我这个该死的，那时极不懂事，不但不去帮父亲的忙，反而在一旁看把戏，吃吃地笑。父亲也不恼，咧嘴笑过之后，从头来。每年的冬季，我整个小学唯一的一件棉衣都会留下父亲新的手迹，短一截他就补一截，他戴着黑边框眼镜，在暗暗的灯光下，密密地缝，将一个大老爷们的耐心极限一一缝了进去。

我有湿疹，父亲知道那些激素软膏涂了不好，便带我去看中医。煎药时，父亲把抓回来的药倒一剂到沙锅内，没有盖子，他用包药的土黄草纸代替，再压一个碗，一天两次，雷打不动。药煎好了，我不想吃苦药，有次趁父亲不注意，钻入床底。父亲在小油库见不到人，就跑到外面去找，听他的脚步声愈来愈远，并焦急地呼着我的小名，我这才心虚地从床底下出来，回应他。

上班了，父亲脚蹬解放鞋，将一个白帆布的工作袋单背在他的右肩上，昂首阔步走在他上班的路上。父亲是名仓库保管员，另兼管着十几个民工的账目。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不发达，煤、矿石、水泥、沙子等生产资料，仍免不了民工卖苦力用板车拖运。父亲给民工结账往往在家里——小油库进行，所以我有机会在一旁窥看。父亲总是把一个黑算盘拨得玻琅玻浪响，几个民工围着他眼巴巴地瞧着，嘴里则在一个劲地碎念：“李师傅啊，你别这么认真，钱反正是公家的，你多写一点有何妨！我们卖苦力的不容易，我看你拖儿带女的也不易，不如我们互相关照一下，两全其美！”人家的话明白如水，连我这个小屁孩都听出来了，可我的父亲硬是不进油盐，任他们在一旁口水讲干，他拨弄出来的数目跟实数不差分毫。于是，在民工走出我们那间小油库的时候，我又一次听到那些民工在低声骂我的父亲“是个木卵！”

我和哥哥的户口问题按当时的政策本来是不必费多少口舌就可以解决。可是报告交上去几年杳无音信。最后，我们的户口问题以别样的方式解决，那是我的二哥顶父亲的职，两年后因公伤亡。而我，阴差阳错捡起了二哥用命换来的铁饭碗。

父亲老了，日子的利斧将他拉成一张弓，50多岁的人没了记性，刚放下的东西不知放哪，曾经能日行百里的腿，到后来走一两里都困难。哮喘比以前更严重，隔不了片刻爆发一次，几乎将他所有的器官和毛孔都撼动，令我见之毛骨悚然。这样的生活本来就够难为父亲了，谁知从乡下又传来我大哥蹲监狱的消息。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父亲这块坚韧的磐石轰然坍塌，没有挽救的余地。

父亲走得干脆，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不给人添一丝的麻烦。多少个夜晚，任自责的滚滚洪涛淹没我，醒来，父亲仍是不见。